先站住,再站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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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2月12日，我向沃尔芬森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重新设定秘书局的职能，并对现有的处室功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
　　我充分考虑到了世行文化的某些制约性，你不可能通过扩容或大量裁员的方式来进行改革，改革的货币成本必须与改革成效呈反比。我的改革方案围绕这个前提展开，一是对秘书局的功能进行重新的设定，减少文件传达和记录整理等事务性人力，重点加强调研、决策建议等方面的功能；二是不对现有处室的数目进行增减，不要求增加预算。
　　我希望行长在2月16日前给我一个答复。两天后，行长的批复发下来了，全力支持，《备忘录》他则一字未改，显然，我的改革思路得到了他的认可。
　　不过，在时间表上，可以给我的时间并不多。沃尔芬森提醒我，秘书局的改革必须在7月底前完成，因为8月份是世行的惯例…夏季长假期，而到9月份，就要全力筹备当年度的世行年会，这是世行一年一度的最重要工作。
　　“你觉得自己可以吗？”沃尔芬森略带担心地问我。
　　我苦笑了一下。难道我还有别的什么选择吗？
　　在我的方案中，最惹人瞩目的人事改革举措，就是撤掉一个全职副秘书长的岗位。
　　因为在原来的岗位设置中，由一个全职副秘书长负责管理各个处室，处在秘书长与各部门之间，实际上是多出的一个管理层次。出于机构优化和精简的需要，我决定去掉这个岗位，而转由发展委员会（属于理事会的顾问机构，日常挂在秘书局，授权由我管理。）的执行秘书兼任。我想给全银行的员工做一个榜样出来，要改革就从自己这里改起，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减少管理层面，来增强自己对秘书局的掌控力。
　　毫无疑问，我捅到了一个马蜂窝。
　　被我撤除职位的全职副秘书长是一位黎巴嫩人，他之前是那个国家的###副部长，他已经在世行秘书局服务了十一年，用中国人的话说，是“老资格”了。首当其冲的他理所当然地跳了起来，他已经55岁了，我的决定无异于让他从此退休。他拼命反对，到处游说。多次找我谈话，一再地说明保留他的这个岗位是多么的必要，有他在，可以为我分担多少责任和事务。
　　既然我考虑好了，那就必须下决心执行，为了减少阻力，我同意给他一年的缓冲期，他离职后，世行将继续支付他一年的工资。最终他同意退休离开世行。
　　在职能被重新设定之后，我随即召开了秘书局的全体会议，要求处长们在一个月内根据新的职责拿出自己的改革计划来，对于一个已经十一年没有任何改变的机构来说，这是让人振奋的，我从每个人的脸上都看得到渴望变化的神色。我知道，要让秘书局真正重振，必须在服务方向上进行改革，大力削减机械式的事务性工作，把人力从文字处理、文件传递等工作中解放出来，最大程度的增强政策咨询和调研的功能，作为秘书长，我则要全力打通渠道，让秘书局递交的政策建议能够在管理层引起回应，这些措施象是发酵剂，当各种效应开始发酵起来的时候，大家的劲头也变得逐渐大起来了。
　　　。。

部门改革：先清理自己的辖区（2）
“秘书局不应该只是会传递文件的二传手，它应该是行长的顾问、管理当局的左右臂膀。”我利用各种场合把这个概念一点一点地传递出去，银行内部的专业人士开始对秘书局刮目相看了，接着我又开始了与人事部门的合作，期望游说更多的经济学家、分析师来秘书局工作，很显然，“到行长身边工作”是一个不错的诱惑。
　　当活力被注入之后，改革变得容易起来。我开始逐层清理秘书局，解决了副秘书长的问题，下面要动的就是5个处长，经过审查，决定换人，至少换掉4人，于是，我采取了不同方式，能够或愿意退休的尽量退休，其他的重新安排合适的工作，然后通过公开竞争申请的方式，面向全银行系统聘纳贤才。此时的秘书局是所有部门中第一个进行改革的机构，人才象过江之鲫一样涌了过来。为了让我领导的这个机构彻底脱胎换骨，我甚至做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把秘书局的名称也改掉了。
　　秘书局原来的名称是Secretary　　Department，我把它改成了Corporate　　Secretariat（中文的准确意思）。在字面意义上，这个机构的服务面更广了，从服务行长扩充为服务整个银行，而在内容上则更多地偏重于政策和实务。
　　秘书局更名，在世行50年历史上是第一次。
　　新名称被一直沿用至今。
　　我终于没有让沃尔芬森失望。我在不增加预算、不铺新摊子、不造成职员重大变，不给银行带来动荡的前提下，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秘书局的大部分改革事项。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是过程透明、民主，第二是充分信赖团队，第三是原则不变、方向不变，但要尽量照顾每个人在待遇上的要求和安排。
　　进入9月，换血后的秘书局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了年会的筹备工作中。年底，世行进行了例行的职员问卷调查。以前的调查对秘书局的满意度总是最低的，而这一年竟一改常态成为最高。执董们对秘书局的工作也十分满意，美国执董琵尔丝（Jan　Piercy）在圣诞节前特意写了一封信给我。在信中她写道，“我一般不写信，但我要告诉你，你出任秘书长是秘书局的转折点，不仅可以感受到员工士气明显高涨，而且人员素质是一流的，这些如果离开你所采取的改革是不可想象的。”
　　沃尔芬森也对秘书局的变化十分满意。在年终的高级管理人员评定中，他给我的工资增加得最多，评分也是最高的。
　　对秘书局的成功改造，让我在世界银行这个人才荟萃、以傲慢著称的国际组织里引起了更多人的瞩目。它让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世行的组织文化和人员心态，通过对局部机构的变革，我不但积累了经验，也为我日后在这个机构里的发展奠定了信誉基础，赢得了说话的资本。在此后的九年里，世行先后更换了三位秘书长，他们基本上都沿用了我当年的组织架构和做法。
　　1997年底，我升任高级副行长，秘书局同仁画了一个京剧脸谱，集体送给我作为礼物。我被打扮成一个全身金甲、手舞双剑、背插四面小旗的京剧人物，背影则是一个圆圆的光环。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锐意变革、却圆润通达的东方人。【配图·人物漫画】
　　

香港年会：为朱镕基主持演讲（1）
我提出，应该竭力争取到那些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倍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来参加年会，并为他们举办专场的研讨会。我们为此写下了这些名字：马哈蒂尔、###、索罗斯、丘拜斯······
　　秘书长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是组织一年一度的世行年会。
　　世行是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有“经济联合国”之称。每年度的世行年会，由它与另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是当年度金融界最重要的盛会，也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商业巨子的聚会。到90年代中期，年会的平均参会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人士：一是会员国的政府代表团；二是国际金融界的巨头；三是传媒界；四是非官方组织。按惯例，年会一般三年一轮，其中两年在世行总部所在地华盛顿举办，另外一年定在世界的某个重要城市举办。
　　1997年的世行年会被确定在中国香港举办，这一年的参会人数达到了1·3万人，加上工作人员，总人数达到了万人，创下了世行年会史上参会人数的最高记录。
　　年会选址香港，是一个恰逢其时的选择。1997年的香港，是全世界的焦点。
　　1997年7月1日，是香港摆脱英国百年统治，正式回归中国的日子。香港回归成为当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香港的回归一方面预示着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城市的重生，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国力量的崛起。
　　97世行年会在香港举办，是三年前就确定下来的。香港当局希望通过这次盛会证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地位不可动摇。而世行也期望借此会议扩大亚洲各国对世行的了解和加大世行对亚洲地区的关注。而对我这个中国人来说，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三年前，当世行在选择97年年会地址时，我作为中国执董奉国家之命，曾为使香港入选而游说各国执董。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年会举办前夕，亚洲金融风暴突然爆发。
　　1997年年中，索罗斯…这个美国量子基金的掌门人，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泰国首当其冲。同时，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一时间全球金融圈风雨如晦，东亚各国经济风声鹤唳，世行年会在这一敏感时刻的举办，无疑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
　　作为世行年会的组织者，我早在半年前就进入了准备状态。
　　香港当局对此次会议自然也是非常重视，他们的组织能力很强，设施也是世界一流的，加上还有中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了这些保障，世行是尽可以放心的。不过，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全面负责世行的海外会议，更何况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盛会，我不免还是有一点紧张。
　　年会的筹备组在4月就设立并开始运作了，此后每月我都要与负责会务的班子开会，审查进展，会前三个月，世行有关官员已经进驻香港，与香港和北京进行各种协调。到8月，金融风暴的硝烟四起，已经蔓延到遭遇对冲基金狙击的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这些东亚国家是世界银行重要的借款国，这些国家的金融局势乃至政局动荡，世行都高度关注，时时跟踪。年会原先预定的主题是非常宽泛的“亚洲与世界：资本的竞争性与联合”，此时，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讨论话题了。
　　在行里的协调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的例行会议上，我提出，应该竭力争取到那些在此次金融风暴中倍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来参加年会，并为他们举办专场的研讨会。在1996年的年会上，我们尝试着推出了专题研讨会系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次去香港可以继续采用这种形式。沃尔芬森对这个建议十分认同，我们确定了下面这些名字：马哈蒂尔、###、索罗斯、丘拜斯······
　　邀请工作随即展开。三周后，工作人员逐一向我报告，所有受邀请的人都已回复，他们对参与此次年会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均表示非常乐意接受邀请。我预感到，今年的世行年会将成为一场举世注目的风云大会。
　　我被卷进了繁杂的会务筹备中，旅馆、交通、通讯、会务等等诸多的环节都得要一一落实。。。。。。年会的正式会期为两天，加上辅助会期三天，前后共五天，这5天，世界知名的会员国的政府代表；国际金融界的巨头；传媒界；非官方组织的负责人等都将齐聚香港，这些重量级人物将使香港这个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小岛显得更加拥挤，1万3千多个代表，近6000人的工作组，我要做到的是必须保证任何细节都不出问题，这既是对世行整体配合的考验，更是对我的考验，我必须竭尽全力去迎接这个挑战。
　　1997年的香港，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房间共有2万多间，而我们至少需要1万多间客房，另外各种会议室、餐厅等的需求也非常大，香港所有象样点的场所几乎都被我们预定了。按照会议的安排，开幕式当天仅由秘书处安排的工作午餐就多达100场以上！香港机场更是紧张不已，因为差不多有50架以上的私人飞机将在同一天飞抵香港。
　　繁琐的会议准备的同时，我还要时刻关注金融风暴的动向，到9月份，种种迹象表明，金融风暴的风向似乎开始调头指向亚洲头号金融重镇…香港。此前的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将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泰铢大幅贬值，从8月底开始，金融危机如飓风般席卷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这些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累计跌幅均超过30％以上，跌幅最大的印尼盾达到50％。港币即将遭遇袭击的传闻也日渐声隆。9月19日，我提前从华盛顿飞往香港。在飞机上，我读着当日的报道：“全世界的商业巨头和财经记者现在都在预定去香港的机票，一周后的世行年会将成为未来一年世界经济走向的风向标”。
　　

香港年会：为朱镕基主持演讲（2）
我在这样的文字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9月？日，作为东道主，我陪同沃尔芬森分别会见了此次金融风暴中的主角…量子基金的掌门人…索罗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俄罗斯的…丘拜斯。。。。。。历史正在以戏剧性的方式每天变幻它的面具，而所有旋涡中的人们都在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们知道，一世英名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中注定或崩塌。而世行年会无疑是一个镁光灯最为亮丽的舞台。
　　站在舞台上的索罗斯显然是此次金融风暴中主角的主角。几乎所有的镁光灯都追逐着他，他显的那样的傲慢。在我眼中，他却是一个和蔼的人，我们单独交谈的时候，他表现得很亲切，言谈中，无不透露出其对金融的高度理解和对金融市场娴熟的操作，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极端分子。他是一个坚信市场体制的信徒，他看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毛病，尽管在此次金融风暴中他饱受攻击，但他在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确有自己的观点。
　　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总理看上去象是一头从南亚丛林里跑出来的老虎，他这次到香港，似乎是赶来参加一场控诉会。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人，尽管他已经年过70，但非常健壮，看上去只有50多岁。他显然是一个经常在国际舞台上出面发言的人物，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和立场，整个人充满了自信和愤怒。果然，在他的专场研讨会上，他对投机资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炮击，他声称东亚国家是这些“强盗”的受害者······
　　相比较，俄罗斯的丘拜斯则表现得冷静得多。尽管俄罗斯也遭到了对冲基金的攻击，损失惨重，但是他对此则有与马哈蒂尔不太相同的看法。索罗斯在俄罗斯一役中，表现得最为急躁和迫切，最终却是玉石俱焚损失了十多亿美元。相反，在金融进攻中，俄罗斯的自由派却获得机会松绑卢布，推动了该国的金融革命。
　　新上任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作为香港年会的东道主，自然也是我们要会见的主要政府官员，他与沃尔芬森是以前就认识的，所以交谈起来非常轻松，我则是第一次与他见面，他看上去是一个忠厚、务实、诚恳的人。
　　在香港年会上，中国的态度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让世行也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中国总理###和副总理###欣然接受世行的邀请，一起前来参加本次年会，###总理致开幕式词，###副总理举办专场演讲会。
　　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颇受非议，很多金融机构认为，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投资商，中国应该象泰国一样松动汇率，避免遭遇硬伤，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建议，中国要顶住压力，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人们都十分关心，中国到底将如何应对，年会上###的演讲无疑是了解中国态度最好的一个场合。
　　###的演讲被安排在22日下午三点开始，我有幸代表世行主持了这场演讲。当时会场安排了200个席位，早早的就座无虚席了。
　　我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早在会前就进行了专门的准备。我在开场白中说：“中国这几年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成为新的亮点和推动力量。中国经济有什么新的特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如何展现自己的力量，这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今天，我们荣幸地请来了领导这场改革的###副总理······”
　　当朱副总理走上台来，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摄影记者们更是频频按动快门，一时间讲台变成了光的海洋。朱融基副总理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他表达了中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担忧，同时宣称，“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的国际场合，向全世界表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态度。事后证明，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决策是正确的，它保证了中国金融体制在暴风雨中的稳定性，躲过了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资本灾难，同时也为亚洲金融秩序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副总理的演讲刚结束，就看见很多记者已经飞快地跑去发新闻稿了。他重申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无疑将是明天全球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原来的安排是，先由听众递条子，再由朱副总理回答的方式。由于现场场面实在太热烈，只好改成举手提问。第一个提问的是中国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毅夫，他可能是教授当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又解释了好长一段，朱熔基副总理幽默地回答他：“你不是提问，你已经把自己的问题给回答了。”言毕，引得全堂大笑。
　　国内外电视全程转播了###的这场演讲，作为主持人的我也第一次代表世行、代表中国人从幕后站在了前台。我在上海的母亲和在加拿大的老师们都通过电视新闻看到了我。母亲在电话里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还是站的蛮直的。”
　　争吵、控诉、抗辨、表白。
　　1997年的香港年会便在这样的热闹和喧嚣中开了五天。
　　年会结束的当晚，我专门召开了一个香槟酒会，将筹备会议的世行工作人员聚集在港岛展览中心，感谢他们半年来的辛苦工作，同时也为我们会议的成功而庆祝。
　　1997年的年会，让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也给了我…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
　　

香港年会：为朱镕基主持演讲（3）
回过头来看，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最有影响的一次世行年会，它适时地在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召开，展现出世界银行敏锐的战略视野和强大的影响能力。
　　背静资料：　没有预料到是，针对香港的金融狙击，就在世行年会不久降临，或许是那些金融投机商想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一下他们令人恐惧的能量。10月20日，美国华尔街股市上演了“黑色星期一”的惨剧的。同一天，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下跌了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曾落至点，跌幅高达1871点，恒生指数闭市时报点，退低点，下跌了％，有人甚至认为这一天的跌幅可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在23日一天就损失了4335亿港元，同8月份市值高峰期的43354亿港元比较，减少了15420亿港元，跌幅达35％。与此同时，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超过2100亿港元。恒生指数持续暴泻，跌势之猛、损失之巨，震惊世界。
　　

引子　往事回首仍昂然（1）
“你是怎么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怎么在那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站稳了的？”
　　这些年，我常常被问及这些问题，他们中有年轻的学生、有政府官员、也有商界精英，无论相熟与不熟，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才会引起这般的好奇。
　　其实，从我1981年留学回国分配到财政部世行处，我和世行的缘分就开始了，从81年…95年的14年间，我从一个跑腿的小科员开始干起，经历了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国副执董、中国执董的成长过程，1995年，我正式进入世行管理层，从副行长兼秘书长、高级副行长、常务副行长　到05年底离开【注1】，又有足足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我参与并经历了世界银行所有重大改革的酝酿、策划、决策和实施，并目睹它从徘徊的低谷中走出，重新焕发出金融巨人的活力。
　　十年中，我很少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记忆中的两次正式采访还是在毫无心里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是我刚刚当上副行长时，一位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等在我办公室门口很久，总算堵到了我；第二位是北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编导，尽管我再三推拖，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他的理由是：“你有责任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人”。这个节目播出后，编导复制了一盒播出带送给了我，遗憾的是由于制式不同，我至今还没看过。最近几年，我受邀在国内外参加一些国际性会议，偶尔也会在国内外报纸上看到和我有关的报道，但大多不是直接采访。
　　当我决定离开世界银行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建议我，应该把在世行的这段经历写下来，他们说“你的经验，应该给所有想去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提供借鉴。”
　　朋友们的建议让我开始考虑，是的，当今的中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在各个领域拼搏，无论在学术界、科技界还是在商界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形成了一股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力量，令全世界瞩目，但是，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这样的国际知名组织中，中国人还非常少，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经过反反复复的认真考虑，我决定接受朋友们的建议，把我的经历写出来，给更多的，有志于加入到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在离开世行到新的岗位赴任前，我放弃了度假休整的时间，在国内知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的协助下，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稿的写作，感谢朋友们的建议，也感谢吴先生的帮助，让我有机会停下脚步回头去看来时的路，让我有机会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让我认真审视我的成功与失败，让我为曾经的成功画上一个还算完满的句号，也让我清醒的意识到，一切才重新开始。
　　我相信，许多人知道，但并一定不了解世界银行，更不知道它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世界银行（IBRD）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它与国际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列为全球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世界银行是一个拥有1万多名员工、管理着3500亿美元资本的非赢利性金融机构，在150多个国家执行着1100个贷款项目，除此之外，世行每年还在100个国家中新增350个项目。自1945年组建成立以来，它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它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其项目有教育卫生、农业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它向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扶贫工程”，同时还向受贷国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援助、政策制订能力、最新信息技术的学习、机构和人力优势提高等服务。在全球范围内，世行能够做不少双边不易做的事情，实现单一国家很难实现的目标。不仅如此，世行还是全球发展理念、观点和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它每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全球发展金融统计》等，对各国政府的决策走向有相当的影响，被公认为视国际学术界最权威的数据来源和引用依据。
　　在这样的机构中，我被任命为第一个华人常务副行长，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二号人物”。我的经历，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天时，当然是国家的不断强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度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借款国之一，与世行一直保持着高度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崛起，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机遇。
　　地利，得益于行长沃尔芬森对我的信任。【注二】在1995年，刚刚到任的沃尔芬森因种种因缘际会，邀请当时担任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的我转入银行管理层，出任副行长兼秘书长。随后，我由秘书长、副行长、高级副行长，到常务副行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世行生涯。这其间，沃尔芬森在世行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把这个已现疲态的庞然大物彻底激活，重新担负起一个发展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不但参与了全过程，更有幸成为沃尔芬森最重要的工作伙伴。
　　人和，尊重所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仁，小到清洁工。世行一万多名工作人员从世界不同的国家汇聚到一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在人事问题上我采用公开、公平的竞争原则，给每一个职员应有的尊重，让每一块钻石放射的光芒都有机会被发现，高兴的是我找到了，并把他们有机的组合在一起，让光彩更加夺目。
　　

引子　往事回首仍昂然（2）
十年中，我能够在精英如云的世行站住、站高，靠的就是务实、勤勉和努力。在世行的十年间，我每天工作15…16小时，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假日，十年间跑遍了165个国家，主持及参与实施了世行内部所有的重大改革。尤其是2001年后，我开始全面主管世行。在业务和人事方面，都经历了最严厉的考验，可以说是尝遍了甜酸苦辣。
　　蓦然回首，十年光阴如潮水般汹涌而过。世行让我遇到很多，学到很多，看了很多，做了很多，也感悟很多。
　　我是怎么站住的？然后又是怎么站高的？――把这些事实尽量客观而又详尽地写下来――或许对当今的年轻读者有一定的帮助。他们有着比我当年更好的条件、更高的起点、更多的机遇，日后一定会比我站得更高。
　　在开始讲述之前，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一些人，他们即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中的伯乐。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他们的提携，我不可能走到今天。他们是――
　　费立志先生：当年的财政部外事财务处处长，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成为一个称职公务员的专业技能，从文件起草到分析能力；
　　葛复村先生：当年的外事财务司司长，我去了世界银行才知道是他推荐我到世行中国执董处工作的，没有这第一个机会，也可能没有后来的一切；
　　迟海滨先生：财政部当年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如何识大局，顾大体，不极端，讲合作，求均衡；
　　许乃炯先生：他曾任中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董，我是他的技术助理。从他身上，我学习了作为中国人怎样在国际组织中很好的发展、怎样取得成功；
　　在外国人士中，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合作的同事，也有我的部下，我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是不可分割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