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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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坐在小凳上打瞌睡，或躲在角落里闲谈。周末大操场也常放电影，如《太阳刚刚出来》、《红色的种子》、《雾都孤儿》、《鬼魂西行》、《鲨鱼的牙齿》等，优秀影片似乎也丧失了磁性。一次放映影片《五更寒》，描写白色恐怖下农村的艰难，观众们被凤凰山的夜风吹得瑟瑟发抖，牙齿互相碰撞，身上的虱子纷纷落到地面，迄今仍留下深刻的记忆。

　　在车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报废的35匹马力煤气机如僵死的骷髅，由农村退回废品库。当年日日夜夜加班奋战的产物成为一堆堆破铜烂铁，我不禁想起一部苏联影片中全副武装在战鼓声中挺胸前进的纳粹士兵，一个蒙太奇的镜头转换，竞成为荒野中一排排十字架。在亲属们的家信中写到农村生活，社员一年分到原粮只有百十斤，城乡居民每年发布票只有一尺五寸。在荆竹坝。养猪场被称为动物园，猪总是长不大，肉食可望而不可及。一次食堂打牙祭，不知从哪里弄到鸡肉罐头，干部每人一筒，职工两人一筒，劳教四人一筒，犯人八人一筒，打开时香气扑鼻，放到嘴里便化为一无所有了。这样困窘的局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总得有个说法呀11961年底，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各报均刊头条：我国连续两年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据说是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

　　作为一个报人，我经常编发这类报道。编辑为了论证某个观点，从各方面搜集典型事例，有数字和百分比。有一个专区或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家庭的事实，如此这般以观点引路，给读者以全方位、多侧面反映现实的印象。列宁说过，像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度，要搜集若干个别事例来论证某一观点，那是最容易的事。中国也一样，我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各种地形和气候带，每年发生局部的天灾非常正常，说全国各地普遍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那就未免是海外奇谈了。我记得《人民日报》1959年还载文痛驳西方报刊关于我国遭灾的说法，说那是帝国主义者可笑的梦呓。我还记得1948年《华中日报》曾发表《全区人民团结起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的报道，当即受到内部通报批评，说这是缺乏党性的客观主义报道，不加分析地罗列各种灾情，只能使广大群众惊慌失措，对战胜灾害不利。如今新华社和各级报纸为何一反常态大肆渲染所谓百年不遇的天灾呢？

　　我在板报组的小木房里反复审视这类报道，浮想联翩，思考大跃进以来农业方面的种种失误。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分明是弄虚作假，上面对粮食总产量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报载毛主席问过徐水县委书记：粮食太多吃不完，你们怎么办？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所对，主席说可以酿造佳酿，可以一天吃四顿，吃五顿。中央甚至认为我国可耕地太多了，用不了那么多地种粮，可以种棉花、油料，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土地休耕，或大种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公社化以来，动辄大兵团作战，大刮一平二调共产风，废除小锅小灶，一律到公共食堂吃饭，破坏了千百年来的家庭生活方式。难怪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都觉得不可思议，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认为中国的公社是军事公社，像个大兵营，与*主张的自由公社毫无共同之点。将报纸上的只言片语和听到的传闻联系起来，就能展开一幅农村灾难的图画，把它归之于天灾，岂不是最大的谎言吗？中央在1962年初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称这几年的严重局面，来自于“三分天灾，七分入祸。”可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身在底层的人们虽不完全了解刘的讲话内容，但仅凭自己的良知和推测，还是与刘作出了相近的判断。

　　自然灾害这个说法虽不能令人信服，却是当时以及以后若干年的权威说法，“自然灾害是个筐，一切问题往里装。”从此，动力厂的干部在各种场合大谈“百年不遇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作为掩盖问题的*布。

　　27围炉御饥饿

　　星期六晚上不学习，难得有片刻的宽松。成品库张干事桌边的一盆炉火还燃着。张干事下了班，杂务组几位知己便到成品库围炉取暖，聊御饥寒。官举俊坐在桌边清理帐目，一边打算盘，一边把晚餐时打的干饭和菜装在小锅里，添了许多水，饭菜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鸣响着，好像在唱一支怀乡曲。罗次岷、李伦和我早已餐毕，便到这儿打精神牙祭。不一会儿，干饭煮成稀饭，容积大为增加，算得上美食了。罗次岷打趣说：“老官的期限快满了，该到饭馆打牙祭了。”老官一边舀饭，一边暇想：“什么时候能炖上一锅肉，炖得J肥戈巴的，进口就化，那才是享受。”官举俊出身望族，吃过满汉全席、烧烤盛宴，如今的向往却如此卑微渺小！

　　老罗讲起自己的事情，前两天，突然接到周干事通知，说他年逾花甲的老父正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病，想见儿子一面，管教办同意了，于是得到父子重逢的机会。

　　罗次岷的老父亲系省政协委员，在成都开会用餐，饥肠辘辘的老人比平时多吃了一个肉包子，竞发生肠梗阻，送川医诊断，需要开刀，亟待亲属签字。老罗的兄弟从宜宾匆匆赶来护理。老罗见到了阔别许久的亲人，又受到兄弟款待，在病房饱餐一顿，真是意外的幸事。老罗感慨说，老父平日进餐十分谨慎，从不多吃一口，如果不是饿慌了，饿枯了，断然不会多吃那个肉包子．也不会有这场大祸。我不由想起川大周菊吾老师讲杜甫生平，说杜甫晚年由蜀北上，漂泊于洞庭湖中，饥寒交迫，船停泊于一座小城，巧遇当县令的一位老友设牛肉宴款待，杜老先生不慎多吃了～点就胀死了。其实胀死是现象，长期饥饿才是本质，我不便接触这个话题，涉嫌借古讽今。

　　材料库保管员李伦插言说，罗师兄有口福，接着讲成都有好几位同名同姓的李伦，有军人、作家、教师和医生。一次，几位李伦聚会，吃了一餐沙锅鱼头、红烧海参、清炖鱼翅……大家争着付钞，结果还是他请的客。

　　老官忽然想起锄坝河农场的见闻：“解放初，捕获一批匪首，七人被判死刑。公审大会正在开，要提七名死刑犯上法场，审判员翻阅档案，只有六张判决书，一位姓张的死刑判决书找不到了，只好把那六人带走，立即执行，人头落地，那个姓张的继续被关押。原来是审判员忙于审理别的案子，把他忘记了。两年后忽想起此事，这时政策有所松动，判死刑要省里批准，经重新审理，只判了二十年，后来他表现好又被减刑，此人我见过，你们说怪不怪？”

　　大家都说此人运气好，保住一条命纯系偶然。我却觉得它反映了我国法制不健全。照理说，一个人犯了死罪，不论何时都该判死刑，如不该处死。何时都不可姑宽，审批权也不可因时而异，变来变去。当时，大家都当做奇闻轶事，好像很正常。

　　老官又谈起农场草创时漫天风雪，超负荷的劳动难以承受，一度想一了百了，后来慢慢适应了环境，也就活过来了。农场也有农场的好处，和老乡接触较多，有的老乡在黑咕隆冬的黎明冒充犯人，排在犯人队伍里舀饭吃，有时还能从老乡处买到一只羊腿或一只全羊，在工棚里煮上一锅羊肉，在动力厂难得有如此奇遇了。

　　我插话说，“l952年我当记者时曾到泸州龙马潭劳改队采访，那是四面环水的一个小岛，被称小台湾，我住了四天，参加过犯人的学习和斗争会，火药味浓得很，也找过犯人个别谈话，他们直挺挺地立着，进门就喊报告，只讲政府对他们怎样宽大，我感觉很隔膜。看来，站在干部的立场是很难了解犯人的。如今自己当了几年犯人，才懂得犯人想些什么。劳改队是个特殊的社会，生活那么丰富，总有那么多弯弯拐拐的事。”

　　罗次岷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牙祭打不起，打一点精神牙祭还是可以的。”官举俊说：“什么是精神牙祭，理解也不同，有人说是烟，纸烟买不到就吸叶子烟，反正是烟，饱吃槟榔饿吃烟。”我说：“真的，从不吸烟的人也在学吃烟，觉得放弃定量供应的纸烟吃了亏。”李伦笑问：“王记者，你为啥不学吸烟？”我说：“我是胆小鬼，害怕尼古丁，我觉得读书才是精神牙祭，目前好书也难找，上星期我还托职工进城买了几本苏联小说，虽不是名著，却可以和他人交换。”

　　那一阵，《成都晚报》连载马识途的《清江壮歌》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我都读了，还有《王若飞在狱中》《不屈的人们》，都是写监狱生活的，背景虽不同，也有共同点：监狱里都是食物不足，常感饥饿；调换买卖、以物易物盛行；而思想者都把底层作为磨炼意志的场所，不为恶劣的环境所屈服，也不随波逐流而沉沦。这些书报可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28瑞典母亲和中国儿子

　　1962年春，管教办决定办一次改造成果展览，通过典型人物事例的连环画展示党的改造政策的成果。我管编采，接触的第一份材料是瑞典女教师杨玛丽（MaryYang）给毛主席的信。杨的儿子杨更生因犯流氓罪判刑20年，在动力厂劳改，杨以母亲的身份请求对她的儿子给予宽恕。信只有500多字，措词委婉得体，信前有中央办公厅给公安部和公安部给四川省公安厅的函，要求查明情况处理。

　　我立即到杨更生所在的饲养场找干部采访，接着到保管室见到杨更生，写了个初稿：《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信》。

　　波罗的海的海风轻抚着金色的海岸，洁白的海鸥在空中飞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套街道住宅里，年逾五十的杨玛丽老师打开窗帘，她正用汉字给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写一封信。

　　三十多年前，杨玛丽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豆蔻少女，从瑞典到巴黎习画，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塞纳河畔结识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姓杨，身材修长，一副聪明颖悟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眼睛，待人落落大方，热情而有礼貌。他是攻建筑艺术的，谈起艺术大师达&；#8226；芬奇、凡&；#8226；高和毕加索都兴致勃勃，基于对艺术的共同兴趣，他们互相吸引，由热恋而结婚。l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熊熊燃烧，杨玛丽随丈夫来到中国。

　　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杨工程师在一个大机关任职员，终日无所事事。日寇的野蛮轰炸，国民党政府的*，使他所学无从施展。抗日胜利后连年内战，他的抱负和生命之火在长期压抑中熄灭了，终于在贫病交加中辞世。新中国诞生后，杨玛丽被批准回瑞典，她只带走两个年幼的子女，杨更生正在川医就学，恐怕耽误学业，便留在成都住校。

　　杨更生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在四川医学院读书期间，生活*不羁，常参加没落贵族的地下舞会，1954年在打击流氓团伙犯罪活动中成为打击对象，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这对远隔重洋的母亲如晴天霹雳，忧心如焚，不幸的儿子将怎样度过漫长的铁窗岁月呢？

　　她常去瑞典中国大使馆，翻看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和《人民画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大使馆的官员告诉她：新中国的监狱也与从前不同，不把犯人关在阴暗的牢房里，而是组织他们生产劳动，享有充分的空气、阳光，还能吃饱穿暖，学到一定的生产技能，重在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他们得到革命人道主义待遇，有着光明前途。杨玛丽和大使馆官员建立了友谊，她还参加了瑞典中国友好协会。

　　中国连续几年发生大饥荒，杨玛丽为此寝食不安。杨更生却经常来信，说监狱里的生活一如既往，每月供应三十多斤大米，有足够的蔬菜和肉食，通过体力劳动，他的身体比以前好，体重增加，精神也不错。

　　母亲是最相信儿子的，既然在监狱中的儿子都生活得很好，西方报刊对新中国的诬蔑性报道岂不是不攻自破吗？

　　她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新中国的一切都是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是我丈夫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为这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焕发青春而感到骄傲，并以母亲的名义感激您。深信在您的思想照耀下，我的儿子一定能改造得好，重新回到人民行列，我们母子重聚的日子会早日到来……”写着，写着，杨玛丽的双眸噙满了晶莹的泪水。

　　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照耀着波罗的海海滨的这座美丽城市，杨玛丽对中瑞友好活动更加热心，最近她当选为瑞典中国友协理事。

　　一年后，杨更生仅劳改八年，便被提前释放，刑期尚未服满一半。瑞典母亲寄来体面的西装和许多食品，向他祝贺。而杨更生仍穿着旧衣埋头劳动，夹着尾巴做人，一派顺民风度，真是韬晦有方，终于回到瑞典。改革开放届，他多次回成都寻梦，可惜我再没有见到过他。

　　29种菜&；#8226；守菜&；#8226；偷菜

　　从厂部大门到三车间有一片空地，拨给三车间种植蔬菜，增加副食供应。蓝天、白云、绿树，整齐的菜畦，潺潺的水声，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组长秦朝富是一位无帽职工，宽头大脸，一双大眼熠熠生辉，精干而不无狡黠，与劳教犯人打得火热。副组长郑慎面色黧黑，满脸皱纹，像一位憨厚的老农。见我是个知识分子，吃的是每月27斤低定量，二人对我都很关照。第一天郑慎安排我捡黄叶子，送到蔬菜站当饲料喂猪。我脱下胶鞋，挽起裤脚，飞快地忙活着。l958年我在川大就种过菜，挑粪、挖土、除草都不外行，郑慎认为我干活还行。厂里还规定，每天到厕所掏一挑干粪到蔬菜组，奖菜票两张。我响应号召，目的当然是为了多吃两份“无缝钢管”（蕹菜）。

　　蔬菜组活儿重，阳光下甩开膀子赤膊上阵，只穿一条短裤，终日热汗淋漓。我无草帽，便在头上包一张白毛巾。秦朝富总是在联系种子呀，采购农具呀，去领农药呀，寻找种种借口出差。副组长郑慎勤劳宽厚，处处带头，干累了就招呼大家多歇息。他慢吞吞地裹着叶子烟，点上火，说：“我们是拼体力，大家晓得的，只要把菜种好，多耍一会儿没来头。”

　　土地不哄人，按时中耕、施肥、除虫，把活路做到家，笋瓜、南瓜、茄子、四季豆、冬瓜、西红柿、莴笋、天星苋都长得很好。每星期六为收获期，下午到蔬菜站交菜开票，便回到工棚里神聊。郑慎可做主处理少量副产品，如分几个半青半红的西红柿，煮几个癞子脑壳玉米包，让全组人皆大欢喜。

　　中午休息，命我守菜，不敢怠慢，整天在烈日下曝晒，或坐或立或绕菜园巡行，吸收了丰富的紫外线，成了非洲人种。当瓜类长成、西红柿和茄子结实，看守就成了大问题。防盗的重点不在大墙之内，劳教、犯人慑于纪律，一般不敢来犯。问题出在大墙之外的社员老乡，先是两三个青勾子娃娃过河来偷，还可好言相劝或轰走，后来成群结队如入无入之境，我们就防不胜防了。对此，警卫人员并不干预。这样，我与老乡对峙时，只能单纯防御，万不可主动出击，如我越过河沟（即警戒线），则成为非法，警卫甚至可以开枪，将我作逃犯对待。老乡对警卫却有恃无恐，常围过来嘻哈打笑，嘲弄他一天站在那里拿根烧火棍，像个木桩桩……，于是，偷菜者、守菜者、警卫者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守菜由一人增至四五人，与社员打游击，或舌战，或驱逐，仍难守住防线，形成拉锯战的奇特景观。

　　星期天，守菜人多，偷菜的更多，在舌战中，我们远非社员的对手。

　　“菜是我们种的，你们这是不劳而获！”

　　“有饭大家吃，有菜大家收嘛！”

　　有人挖苦说：“光天化日之下拿别人的东西，不要脸！”

　　对方反唇相讥：“我们又没有劳改，怎么不要脸？”

　　“中午吃饭了，你们回去吧！”

　　“劳改大哥还没有休息，我们也不怕辛苦啦！”

　　“你们是公民，怎么和我们一般见识？”

　　“什么公民不公民，都有一张嘴，都要吃饭呵！”

　　我们把管教办的干事请来，他们也束手无策，决定每人送一个南瓜议和，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殊不知这批人刚走，第二批又来了，也要各取走一个南瓜，管教办的干事再也不露面了。那是全民饥饿、饥不择食的年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种菜的人要吃，守菜的人也要屹。西红柿还是青疙瘩就摘来吃了，明知屙肚子而无法自制。饥肠辘辘莫可名状时，喉咙管里像伸出两只手。世上一切东西皆可食，生茄子清香可口，生笋瓜有异味不削皮也能吃，生玉米清甜而经饿，作牛马骡驴的饲料都可以，人同为动物，为何不可食？在饥饿面前，现代人可以变为原始人或类人猿，管他妈的什么微生物、寄生虫、细菌、粗菌，求生是人的本能。

　　当我第一次偷摘西红柿，仿佛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总觉得有人看见，双手不断发抖。哦，这是怎么了？为了活下去，必须战胜自尊和怯懦，否则只有死亡。再次偷摘茄子时，就没有那么多顾虑，逐渐变得顺理成章，得心应手了！人怎样在无奈时成为窃贼，实在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那个年代，农民不得不把颤抖的手伸向尚未成熟的庄稼，伸向地里残留的苕根或菜根，生产队长或保管员则以稍微体面的方式，在社员熟睡的夜半三更借口开会而扮演另一种窃贼，显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说：“顺手牵羊不为偷”，孔乙己为偷书付出了代价，我为偷菜也付出了代价，常常弄得鼻青脸肿，一脸菜色，满腹寄生虫，偶遇一车间的熟人，说我简直脱了相。

　　30“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个人在处境困难心情抑郁时，往往需要志同道合同气相求的朋友，车间里就有这样的朋友。

　　范忠洲与我同龄，为人正直，酷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常读《世界知识》、《世界文学》、约翰&；#8226；根宝著《非洲内幕》及《古巴的叛逆》等，并把他读过的书借给我看，讨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和中苏分歧的是非。他是个亲苏派，认为苏联的新路线比较符合人民的愿望，苏联清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很必要；此外解决古巴之类的局部问题，既需要人民坚持斗争，也需要大国的斡旋。我们的看法总能达到一致。他有时很激烈，说：“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6月22日是他的生曰，我写了封短信，祝他三十而立，他理解我的情意，同时告诫我今后不要再写这类东西，白纸黑字，会惹麻烦。”

　　职工胡学江面目忠厚，多才多艺，特别喜爱音乐，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曾向音乐家郎毓秀教授请教，郎对他很欣赏，作了许多指点。胡很欣赏我写的小诗，曾拿去谱曲，他谱的曲节奏明快，感情真挚，充满对光明的追求和生活的信心，常利用空隙独自演奏。管劳教的李干事有次翻看一本歌曲集，问道：“这些歌是谁入作词谁人谱曲？”他机智作答：“是德国名诗人海涅作词、作曲家贝多芬谱曲，在欧洲诗人中，海涅的诗是谱曲最多的，有两百多首。”一次，我和小胡谈起南斯拉夫，他兴致勃勃地说：“报上揭露南斯拉夫失业工人生活痛苦，说他们早上九点钟才慢慢起床，到街头去拣啤酒瓶，换取面包牛奶，读来令人哑然失笑，和我们的生活对比一下，我们6时就喊起床，到哪里去拣啤酒瓶换牛奶面包呀，难怪人们感慨地说，南斯拉夫失业者是多么幸福！

　　劳教李祖泉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因买不起书而到书店去偷被送劳教。我和他关系甚好，他解教后可以外出寄信，我委托他用笔名替我给成都晚报副刊寄诗，他答应试试看。晚报编者寄信给动力厂调查作者身份时，周干事理抹了这件事。李说诗是他所写委托我修改的，又找我追问，说法相同。周干事未再深究，却留下我“不规矩”和“胆大妄为”的印象。

　　操作牛头刨的劳教程玉龙也热爱读书写作，曾把《新生代》和《叶尔绍夫兄弟》借给我看，并交换了读后感，以后又把他写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说是请我指教，我提了些意见。他说自己是富顺县人。我说部队进川时我曾在富顺县城最大的一家百货店宿营，他说那正是他的家。以后我们接触更多些，也议论过时事，都感到目前的社会危机严重，苏联老大哥对中国的批评很中肯，我们却不肯接受。

　　车间新来一位技术员曾庆钊，气宇轩昂，谈吐不俗，听说我曾在川报工作，问我可认识曾淑萱和周夏群，我说都很熟，周还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他说，淑萱是他姐，周是姐夫。我记起l952年秋曾到他家作客，其父因历史问题被*，其母神情忧郁，但对客人仍极友善。曾告诉我，周夏群已调离报社，现在拉拉铜矿任采购员，刚来成都出差。我不便托他带信，只请他把一本《诗刊》交给周并向他问好。几天后，他告诉我，周收到了《诗刊》，对我们往日的交往十分怀念，对我目前的处境深感惋惜，知我自学外文努力上进，感到欣慰，同时又劝我在目前形势下学外文不如学一门技术更有用，我笑了笑，表示理解。

　　职工范芳泉也好学上进，但不知目前这样的生活何时才能终了而心情压抑。我常鼓励他形势比人强，让时间作结论吧，美好的日子必将来临，并朗诵海涅和普希金的诗给他听。小范给我写了一封信，称我是“亲近的导师。”

　　由于我的案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国际共运一有风吹草动，上面便怀疑我有什么不合时宜的想法和行动；加之我坚持学外语，接触的又多是思想活跃的青年，更怀疑我与党“争夺青年”，于是，我的处境日益困难起来。1962年底总评时，梁干事指示对我要“重点帮助”，说我是“现代主义修正者”（应为现代修正主义者，他对新名词常说错）。我付之一笑，感谢梁管教赐我一顶闻所未闻的新鲜头衔！

　　我意识到当时正是敏感时期，*中央于6月4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苏共发表了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此我没有写过什么，我写的文字都可以示人，但有一本美术日记，抄录了我历年所作的百多首诗，还有长诗《在贝加尔湖边》，一旦被搜走很可惜，便利用工作之便，把前者交给五车间收发刘职工，把后者送给六车间收发钟职工。这两人对我都很有好感，平时却极少交往不会引起上面的怀疑。

　　果然，不出两天，梁干事奉命对我的书籍、报刊以及放在板报组的所有笔记本进行突击检查，把十多本外文书和《真理报》全部搜走，却遗漏了我藏在枕头里的诗集《从扬子江到多瑙河》和一本南斯拉夫旅游地图。

　　从此，我成了车间里的一个危险人物，一个炽热的炭元，似乎放在哪里都会燃烧，必须严格限制我的活动范围。

　　31理性的力量

　　在动力厂担任警戒任务的是解放军某部一个连，连部后面修了一个神秘的小院。小院的大门紧锁着，小门间或有两三位干部出入，一排房屋与连部平行，中间是个较大的屋子，可供训话、开会或学习。靠东是较小的空房和办公室。靠西为漆黑的禁闭室，一间比一间低矮、阴暗，最里面的一间，入只能像狗一样钻进去，只能蜷伏于此交待问题，专门用来对付那些重新犯罪特别顽固的案犯。这里没有挂牌，被称为集训队，是监狱中的监狱。

　　11月5日，天气阴沉，队部通知我不出工，把铺盖捆好，其余东西留下。10时许，被送进这狱中狱。集训队的管理真够严格，纪律制度之繁琐超过看守所：不得与队外人接触，队里人也不准交谈，处于全封闭状态。行李经过全面检查，书籍和笔记本被没收。每日生活的全过程有干部监督，还要求互相监督，有事随时报告。这是个令人窒息的小环境，却说是“改造人的场所，集训三个月，胜读十年书，从这里出去，如换了一个人。”

　　我的心绪逐步稳定下来，人贵有自知之明，自己最了解自己。我仍然关心四海风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我国内政、外交、经济、政治、文化等，我都有些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符合马列的，与毛泽东从前的言论也是一致的。因此我无须隐讳自己的观点，正好以此为契机把它们系统整理出来，以战士的姿态勇敢地冲锋陷阵，展示自己的道义和人格力量。

　　在这半个月里，我一直写得很专注，很亢奋，压抑了很久的思想，控制了多年的话语和情感，如决堤之水奔涌而来，浩浩荡荡，波涛滚滚，一发而不可收。每天下午写l5页，6000字，一直写到晚饭前。

　　第一天写《认罪服法问题》，我写道：“这些年来，人们都认为我是认罪服法的，其实我是服法而不认罪。我从未认过犯了投敌叛国罪，因为我投的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准备去南斯拉夫，也不是搞叛国活动，而是留学深造，寻求知识、真理和友谊，罪名是强加给我的，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如果说，在1958年社会主义大家庭还异口同声批评南斯拉夫，如今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党都已和铁托和解，在重大国际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道义一致，观点相通，因此，判决书上强加给我的罪名更不能成立了。”

　　第二天写的是《斯大林与个人迷信问题》。有篇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批评苏共全面否定斯大林，其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未全面否定斯大林，他在开头就肯定了斯大林在领导国家建设和卫国战争中的伟大功绩，当然，也尖锐地揭露了他提倡个人迷信导致大规模*和苏维埃社会的停滞，几百万人的死难和几千万人的流放迁徒，他成了伊万雷帝式的暴君。斯大林的错误给共产党人的形象和国际共运带来极大伤害，它成了法西斯的同义词，因此遭到正直人们的唾弃。如果肯定斯大林，实质是肯定个人迷信和专制制度，拒绝*化进程。*绝不仅是手段，而是人民的根本要求和现代社会的准则，对*的践踏决非无足轻重的小事。

　　第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和*进程》，我认为该文混淆了判断问题的客观标准。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应主要看它的经济基础和领导力量。南斯拉夫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属于全民，没有地主和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