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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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友谊。

　　20刘福祥出事

　　10月3日，国庆后头一天出工，粮食开始定量，人人感到紧张。队伍中有人传言：刘福祥出事了！

　　怪了！刘福祥是全厂知名的先进生产者，铣车组组长，半年大评中荣获一等奖。这位三十出头的中年人五官端正，一表人才，满面笑容，技术过硬，工作负责，在他获奖的那天晚上，到东门大桥跳水投河，幸有船工抢救，送回厂来。

　　刘福祥是个传奇人物。他生在重庆綦江，父亲刘子如系社会名流，曾创办重庆孤儿院，收养战时流落他乡的孤儿，献身慈善事业；还曾组织慰问团到抗日前线劳军。他收养培育的儿童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的子女，后来参加革命，业绩昭著。刘福祥从小受进步思想影响，在中正中学就读时，响应“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毅然投笔从戎。1943年，美国政府资助我国抗战，赠送一批军舰充实中国海军，当时的国民政府选送一批有志男儿赴美接舰，刘名列其中。那天，山城鞭炮齐鸣，无数父老乡亲夹道欢送。刘福祥乘飞机越驼峰到印度，漂洋过海到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深造，系统学习军舰内燃机构造维修与航海作战等知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不满国民党当局克扣制装费和旅费，留学期间曾参加*绝食斗争。学成后抗日胜利结束，便与伙伴们一起驾舰回归。他们横渡太平洋经过许多国家与重要港口，曾登上美国旗舰密苏里参观学习。当一路风光回国后，时值内战爆发，他便离开海军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德语，并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的学生运动。后为营救被捕的*党员被列入黑名单，被迫潜回綦江老家。解放初，他却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管制，后被诬为美蒋特务判刑4年，不足二十的妻子陈德先自缢身亡，一位街坊赠给他10双草鞋上路。

　　劳改期间，刘福祥一直表现突出，修建成阿公路，鹧鸪山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冬住帐棚，有的伙伴深夜窒息冻僵，黎明时死去，而他年轻力壮，竟坚持下来了。当地土匪*，刘福祥单人匹马到匪穴中夺回被抢去的战马。转到龙日农场，在沼泽地修路，刘福祥排除积水，用巨石填方，克服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任务，多次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刑满后任管委会副主任，主持过几千人的逮捕大会，l957年辗转调来成都机械制造厂，一直是生产标兵、技术骨干，这样的人怎么会酗酒自杀呢？

　　原来刘福祥心灵上有沉重的创伤。以他那样的经历，本不该判刑劳改，妻子去世，儿子由姨妹抚养，每月要寄一半工资作抚养费。姨妹长大成人，要嫁他为妻，而他22元工资，根本养活不起三口入。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连起码的生存底线都不能维持，前途茫茫，不如一了百了，遂出此下策。

　　刘福祥自杀无疑造成不良影响．使人怀疑所谓“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21“特赦”更兼饥饿

　　1959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颁布特赦令：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对战争罪犯刑期服满十年、反革命罪犯刑期服满三分之二、刑事罪犯刑期服满二分之一以上确已改恶从善者予以特赦。在成都机械制造厂，服刑达到这一期限者不在少数，特别是从锄坝河农场调来的老犯人历经磨练，吃尽苦头．自以为早已改恶从善，特赦有望，光明在前，与家人团聚的日子指日可待了。这无异于运动员服了兴奋剂，兴奋的了不得，纷纷奔走相告，或窃窃私语，买喜烟请客（当时的小卖部无更多的东西可卖）。对当时趋于沸点的大战*月似火上添油，生产情绪十分高涨，天天创造新纪录，操作者的手柄摇得更欢，《跃进报》上捷报频传，一天出四五版。

　　人们期待已久的特赦终于落实，却令人大失所望，在大家心中笼罩起浓重阴影。

　　厂部于10月份分两批公布特赦普通罪犯的名单，共二三十名，多数是余刑很短的，如三车间的车工袁奉超、检验工覃文均系转业军人，差几个月就满刑了，平时较受干部信任。这就和许多犯人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那些刑期已满三分之二的反革命犯和刑期已满二分之一的刑事犯本以为将得到特赦，如今大失所望，情绪由沸腾降到冰点，如淬火的铁块上浇了一桶冷水，立刻发出轰然巨响。《沈醉狱中趣闻》一书中描绘被押解在北京功德林的战犯，读到特赦令时欣喜若狂，而特赦却姗姗来迟，l2月4日才特赦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等l0名，于是“绝大部分倒在大通铺上一言不发，有的在用力摔东西，这一下子一切全变了……思想波动，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怪话连篇。”通惠门的反应极为相似，他们如泄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噤若寒蝉，或长吁短叹，相视苦笑。唉，事情怎么会是如此？有的觉得受了愚弄，有的自嘲说：“自己认为早已改恶从善了，干部却另有看法，还是干部决定一切呀！”

　　《佛经》中说：“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个鸟笼，在捕捉生命中的鸟，其实每个人只是一只鸟，在寻找自己的鸟笼。失的误以为是得，被猎的还以为是猎人，耗尽一生追求一切，其实是被一切所埋葬。人生所追求的难道只是～重重的牢狱？”几十天前幻想的新生之鸟已远远飞去了，现实是继续坐牢，时间还早呢！即使侥幸获得特赦也不准回家，和刘福祥一样满月（不缺勤）拿22元工资。弱者因不满而采取的反抗形式大抵是沉默、装病、怠工、偷盗、伪装顺从、装疯卖傻、忽视质量，拖混时间……车间情绪低落，工效下降。我生活在犯人群体中，自然感同身受。

　　由粮荒引起的不安和混乱日趋严重，原来混吃双份菜的人如今设法混吃双份饭，刚吃一份忙去洗碗又排第二次队，于是实行发木牌的办法．但竹制木制饭牌易于伪造，便改饭牌为饭票，加公章，于是盗窃饭票成风。大米不足，改吃红苕，十人一盆，有的人趁发饭人不注意去领第二盆，每人只分到平平的一碗。红苕不耐饿，不久肚子咕咕叫，一些人便去盗窃厂内各种物品以换取食物。劳教、犯人中稍值钱的东西常遭偷窃，我存在保管室的毛线衣也不翼而飞，连打饭用的土巴碗也不见了，弄得人心惶惶，成天无精打采。

　　这时，厂里邀请一位区委书记讲农村形势。刚反过“右倾”，他只有重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社粮食吃不完，社员端的金饭碗”等应时文章，大家默默倾听着，谁也不敢质疑。厂里的干部们供应也很紧张，无人能对此作出解释。

　　企盼特赦所带来的绝望也难以回避，期望值越大，失望也越大，特赦不但未促进生产，反而加剧了大家的愤懑，劳教们还说，“劳改有期，劳教无期，不知饿肚子的生活何日能终结？”

　　我在通惠门生活了七个多月，目睹厂里的生产由高峰降到谷底。1959年后，这里变为省劳改局直属的磨床厂和消防机械厂。l988年我回到成都，见厂门改观，三车间的轮廓依稀仿佛，当年熟悉的师傅一个也不见了。如今消防厂已转让给一家外资企业，通惠门成为一个公交车站。抚今思昔，谁还记得四十多年前一家劳改企业的变迁，谁还怀念那酸甜苦涩的往事？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7）第三章　通惠门纪事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8）第四章　荆竹坝苦斗
第四章　荆竹坝苦斗

　　22从严冬到早春

　　1960年1月7日，冒着清早的寒风，我们乘坐第一辆搬家的卡车开往荆竹坝——成都动力机械厂。

　　这天正是小寒，天气阴沉，呼啸的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路上行人稀少，当时的北门外是一片旷野，麦苗刚出土，我忽然想起南斯拉夫的短篇小说《搬家》，人的一生总要经历多次搬迁，从一个熟悉的地点迁往陌生的所在，我说不出自己的心态，兴奋、激动、渺茫、悲凉，因为无法预测未来的命运。

　　我们把行李搬入临时宿舍通铺上，感觉阴湿狭窄，北门外寒风凛冽，厂区空旷，每个人僵手僵脚，通夜未睡好。

　　这时，我觉得新的生活在开始，精神相当亢奋。孟子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严峻的环境对我正是一个考验。高尔基根据个人在底层的体验写成了《我的大学》，这里将成为我的大学，我可以挤出时间读书，自学一两种外语，与各种人交往，磨练身体和意志。反正我的刑期还长，只要一息尚存，总可以从生活中吸取力量，一个真正的战士，不会被饥饿、屈辱和灾难击倒，他将勇敢地迎接一切考验。

　　为了建设这座万人大厂，一车又一车黄牌劳教来到荆竹坝。其中大部分由沙湾农场调来，也有从筑路支队调来，也有人是自己背行李来报到的。其中有众多右派分子，如重庆市民盟宣传部长舒军、李康，成都报界名人王家鼐、老八路庞杰，还有大学讲师、助教、工程师、技术员和技工。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不满，或对领导有意见，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古脑儿成了动力城的生力军。工厂的扩大固然令人振奋，越来越多的公民成了劳教，则是社会危机的标志。

　　板报组还新来两位劳教，一位是戴眼镜的原《重庆工商》编辑吴仕金，较年长，语言谨慎，工作努力；另一位是中国人大研究生、重庆大学经济系助教，也勤奋好学，为人正派，因议论当前形势受处分。这样板报组6人中就有5人是右派，彼此心照不宣，都在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互相配合得很好。被特赦的职工袁奉超和我是老乡，与我关系不错，他在外文书店帮我买了不少外文书报，如英文版《章西女皇》、《仙女座星云》、《小黑马的故事》、《苏联文学》，俄文版的《马尔夏克诗选》、《新时代》和《真理报》。我手上有英汉与俄华辞典，我每天都起得很早，通过翻译来复习外语。李朝文也在阅读俄文版《政治经济学》，却从不交流。大家都不想蹉跎岁月，严肃的工作态度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有时，我三四点钟就来到车间，技术室亮着灯却空无一人，我便在桌上读书、翻译作品，感觉充实而愉快，五一前就译完了十余万字的《小黑马的故事》。

　　1959年冬季阴冷而漫长，1960年春季同样阴冷而漫长．“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上面采取了种种举措，生产还是举步维艰。周末放映《五朵金花》那样喜气洋洋的新片，也激不起热情，似乎离生活现实太远。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段期间，我试译了俄文版的《马尔夏克诗选》。翻看我在川大时读过的中国文学史参考文选，其中选了《汉书》的《苏武传》，对身陷异邦牧羊北海（贝加尔湖）边的汉使节苏武的精神深为

　　感动，便动手写了一部一千二百多行的长篇叙事诗《在贝加尔湖边》，抄在何顿川送给我的练习本上。我在诗中细致描绘了苏武和李陵的友谊与不同选择以及苏武丰富的内心世界，我把这首长诗给好几个人读过，都给予肯定，官举俊对其中的情节还作了一些修正。这时，吴家国也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文字较粗糙，我用不少精力为他润色加工，他很满意。周庆洪干事对我翻译作品和写诗肯定有所闻，但他一直表示理解，从未予以批评和干预，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23枪声的威慑力

　　暮春时节，荆竹坝召开首次公判大会。“砰！”“砰！”“砰”几声枪响，陈绍尧、王继威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枪声带来极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

　　在处决这两个人同时，宣判一些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劳教分子逮捕。市法院代表宣读了判决书。厂长讲话指出：在劳教和犯人中有一股反改造逆流，在刑满就业的职工中也有少数人没有改造好，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对粮食政策不满，成天叫嚷吃不饱饭，煽动他人消极怠工，蓄意破坏生产。对陈、王两人的处决，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对所有反改造分子是迎头痛击，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在九干人的大会上，与会者低着头，鸦雀无声，只有扩音器的嗡嗡声和厂长的讲话声响彻田野。

　　陈绍尧是厂部库房的化验员、就业多年的老职工，和刘福祥一样，是一位先进生产者，在历次生产突击活动中榜上有名。这次因在铸造巴氏合金时配方有误，造成了经济损失，被处以极刑。王继威是三车间土搪床的操作者，因土车床精度不够，操作时发生剧烈抖动，造成机身搪孔失圆，达不到技术要求，报废了一百多台机身。他来自锄坝河农场，技术水平低，缺少操作经验，加上对粮食定量怀有抵触情绪，被组长汇报上去，车间便认为他不仅破坏生产还是闹粮的典型。

　　宣判大会后，各车间职工、劳教和犯人立刻分组讨论，会上发言者并不多。积极分子们说，这次公判大会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说明反改造的路走不得，破坏生产的事干不得，消极怠工要不得。只有努力接受改造，积极劳动生产，才是我们唯一的光明前途。但在个别交谈中，却听到另外两种反映：一种说，政府是借王、陈两人的头来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如《三国演义》中曹操借杨修之头转移视线，维系军心。再说巴氏合金采用什么配方，并不是陈绍尧所能决定，而是干部批准的，陈、王之死有些冤枉。另一种说，在农场改造比较保险，劳动苦一点，出不了大问题，在工厂改造太凶险，弄不好要丢脑壳，生产中还是小心翼翼，保住本钱要紧。杀一儆百能使人恐惧，却未必能推动生产，这次公判所引起的消极情绪，恐怕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

　　那年我27岁，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夜里忙到l2点，睡上几小时就恢复过来了。我从去年大战*月开始就全脱产搞宣传鼓动，车间里的操作人员都尊称我为“记者”、“板报师傅”，见面颔首微笑，干部和外车间人员对我的态度也较友善，使我的心情十分舒畅。除了工作，我还读了《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青春之歌》、《苦菜花》等主流作品，在《绿芽》上发表了不少歌颂大好形势和荆竹坝风光的诗作，私下还写了好几本小诗，我甚至觉得荆竹坝比川大校园对我更温煦，便给赵明贤同学写了一封信，汇报我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没几天便收到回信：

　　地山：

　　接读来信。甚慰。你在另一种环境中能刻苦学习，干劲很大，不断奋进，深信你仍坚持人的信念，不会虚度时光，知识就是力量，愿你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将来必能重回人民怀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你大概忘了我们是5年学制．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分配工作，经过几年的政治运动，现已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一面学习，一面治病强身，敬祝近好！明贤信写得不长，语言委婉，并无“加速思想改造，痛改前非”之类的告诫，说明他对我仍以友人相待。“治病强身”一语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似乎传达了川大同学健康不佳，正在治疗水肿病的信息。他当然知道给我的信要经过审查，不宜写得太直露。我有幸能收到挚友飞鸿，更庆幸自己虽身在劳改还较健康，大墙内外并未隔绝。

　　24参观城市人民公社

　　1960年初，到处都在兴办城市人民公社。在成都，以宁夏街人民公社最为有名气，《四川日报》作过大量报道。动力厂专门请该社党委书记给大家作报告。那天晚上，大礼堂里人头攒动，我们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耳恭听。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个星期日早晨，干部指定一些人集合，说是要参观宁夏街人民公社。吃过早饭就出发，公路静悄悄，只有我们这长长的队伍鱼贯而行。我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宁夏街对我并不陌生，那是省妇联所在地，成都市监狱的高墙围着难以知晓的神秘，如今的宁夏街人民公社的范围似不限于那条窄小的街道了。

　　西大街在几年前还相当热闹，如今行人稀疏，店里空空如也，饭馆不见营生，食品店点心铺全未开张。地面倒还干净，全无烟蒂、纸屑、花生壳、瓜子皮的痕迹。

　　在向导指引下，周干事领我们走进一家木器社。在简陋的居民房中，几位女性正用简易工具划木器的榫口，另有几位女性在钉木箱，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于耳，女工们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我想，她们事先会得到通知，今天将有劳教和犯人来参观的，她们对此并不感觉惊异或兴趣，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我们也不能提任何问题，成了不会说话的动物。接着我们又走进铁器社、小五金社、缝纫社、布壳社……劳动者多为职工家属。这些中年妇女有的在台式车床上加工小零件，有的在老虎钳上扳螺丝。走过的十几个单位大同小异，给我的印象是家家无闲人。记得1958年政府曾号召城市居民下乡，大专院校也曾动员教职工下乡劳动．剩下的干部、职工家属如今又进入各种各样的手工组和机器社。在那个年月，只有体力劳动才算劳动，否则就是吃闲饭。

　　中午，我们在公共食堂里休息，正赶上社员开午饭，每人一小碗米饭，一小瓢缺油少盐的蕹菜，俗称无缝钢管。她们小口小口地默默地吃着，饭菜的质量还不如我们带来的馒头和酱菜。

　　食堂墙壁上贴着小小的墙报，写的是“赛诗台”，刊登了几首写得异常粗劣的跃进诗，内容是干篇一律的快板或顺口溜。我环顾左右，同行者均表情木然，周干事也表情木然。

　　我的目光审视街头，不见中小学生放学或背书包上课的欢快身影，一切是不可思议的冷清与宁静。我忽然想到今天是星期日，那么，这些木器社、铁器社、小五金厂的职工们为何却在上班呢？莫非是为了我们参观而加班做做样子吗？我以一双记者的眼睛看到的市场萧条，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危机已难以掩饰。

　　刚回厂，周干事就嘱我赶写一份传达稿，“越详尽越好”。这无疑是个难题。既要弘扬时代主旋律，符合劳改八股，又不能太失真，使同行者感觉虚假，只有把看到的景象作亮色处理，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大跃进运动中的伟大创举，在党的领导下，众多干部职工的家属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他们的艰苦奋斗与奉献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的生活待遇不应高于城乡劳动者的标准。因此，我们更应珍惜自己的改造环境，加速思想改造……”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20多页，经管教办审核，认为可用，并要我连夜复写十几份，各车间和基建中队传达时一律以此稿为准。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我内心里常抱怨这几年的报刊宣传和干部说教枯燥刻板毫无感染力，我执笔的传达稿同样是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这样的货色才能通行无阻。所幸本车间未指定我去传达，而由划线组钳工唐瑞图去念稿，难为他念了一个多小时，声音洪亮，慷慨激昂，我在台下暗暗叹服：有本事，真有本事！

　　25重逢林武玉

　　一天下午，我从宿舍走向车间，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口音呼唤我的名字，停下一看，原来是川大中文系同年级老同学林武玉。他也是调干生，曾在朝鲜打过仗，英武，健壮，比我年长，l957年出了事，现在比三年前瘦多了，面容有些憔悴，双目仍熠熠生辉。我俩紧紧握手，为这意外的重逢而激动。他从沙湾农场调来不久，属基建队中的右派队。我们都意识到这里不是深谈的地方，就相约在本星期日三车间板报组见面。

　　那个星期日是阴天，车间机床卫生刚检查完，我正在板报组整理材料，他悄悄进来，说已在车间里转了一圈，看到设备齐全，还浏览了几版板报，觉得办得像模像样，想不到你的笔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我觉得在这里长谈也不合适，便一起走出车间。荆竹坝范围很宽，星期日干部和职工进了城，在空旷的通道上散步谈心的人比比皆是，不致惹人注意。

　　他说：“你离开学校后形势更严酷，整天不上课，大炼钢铁，篮球场种水稻，放卫星，到处乱糟糟，不像个大学的样子。同年级一百零二名同学就有二十来个出了事，胡训政、杨吉甫、黄豹松、史大伟都进了班房，许多人弄去劳教，赵明贤和右派一起劳动。”他还说自己在劳教中几次出事，几乎被机件砸死，又患了水肿病，住进医院，吃过小球藻、康复散，九死一生才侥幸活到今天。我摇头叹息。他接着说：“你关在这里，不了解社会情况。这几年全国闹饥荒，不知饿死了多少人，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百姓普遍活不下去了。劳改队的日子还好些，粮食定量供应，农民到哪里去找饭吃呢，公共食堂只有一瓢清汤汤。老弟，你还在这里耍笔杆，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呀！”

　　我们边走边谈，遇到车间里的熟人，互相颔首微笑，继续慢慢转悠。

　　“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他问。

　　“在1957年后，国家就不断向左转，指导方针偏离了正确方向，大跃进得不偿失，农村虚报浮夸，瞎指挥，高征购，才弄到今天民穷财尽的地步。据说彭德怀在庐山为民请命，指出了问题，在那以后继续反右倾，国民经济更加无法收拾，还应了铁托那句话，当年播种微风，而今收获了暴风。”

　　他点头称是：“目前还有国际方面的问题，你听说了吗？中苏失和，苏联老大哥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已经撕破了脸，撤销了几百个经济援建合同，撤走了专家，还逼我国还债。”

　　“我从《真理报》上看到苏联同情铁托，只有阿尔巴尼亚站在我国一边，我国在国际共运中相当孤立，但我认为国内矛盾还是主要的。马列告诉我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他笑了一下：“你还相信马列吗？”

　　“当然。”我立即回答：“我相信的是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列，不是僵化的教条。你呢？”

　　“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主义我都拥护，让百姓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主义我都不拥护。”他的回答失之笼统。

　　“这场劫难是空前的，过去谁也不会料到，如今仍看不出有何转机，多少入死去了，我们要坚持活下去，做这个时代的证人，这也许是我们的责任。”

　　他问我车间的情况，我说：“生产陷于困境，但我人缘还好。”

　　他感慨地说：“右派队里很复杂，同是受难者却不能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槽中无食猪拱猪，不少小人靠出卖别人来保全自己，你也不要大意。”

　　分手时，他送了我一些现金和粮票，叮嘱说：“如有人问起我们的相遇，只说谈了离开川大后的经历，其余不要涉及。”

　　患难见知己，异境遇故知，能和林兄交换内心深处的想法，觉得非常满足。

　　林兄喜帮助弱者。后来得知，与他同车间有个搞美术的、来自郫县文化馆的姓胥的右派，力气不大，许多锤才能砸断一条钢板，样子极为狼狈；林武玉默默走过去，接过胥手中的大锤，喈喈嘴几十锤，一锤砸断一条钢板，砸完后笑笑离去。以后胥逢人便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林大汉！”若干年后林兄改行当了律师，处境大佳，好人自有好报。

　　26“自然灾害是个筐”

　　又一个冬天来临了！动力厂实行粮食定量已经一年，钳工每月37斤，车工33斤，收发、检验和宣传员只有27斤，干部定量21斤。每月还要节约两斤，实际19斤，个个饿得精瘦。原来犯人打4两米饭有平平3碗，如今只有平平两碗，稀饭更是清汤寡水，能照进入影。有人一边用调羹舀稀饭，一边唱着：“洪湖水呀浪哟浪打浪呀……”引起广泛共鸣，夜里熬到12点喝2两加班稀饭，上床不久就解溲，半夜起床数次，饥饿已成为头等大事。

　　这些半饥半饱的人如弃儿，哪有心思劳动？工地上又无干部管理．于是，阴一锄，阳一锄，干一阵，歇一阵，到处乱糟糟的。长期的饥饿产生深刻的饥饿意识，饥饿的滋味如万箭穿心，深入骨髓。饥火如焚，老是觉得肚子饿，咕叽咕叽叫个不停，随时想着吃。于是，谈吃成为永恒的主题。工地离干部食堂不远，那里炒菜的油香传人鼻孔，便猜到是烧豆腐、炒青菜、烧茄子。那时的干部厨房也无丰盛的菜肴，劳教们便联想到自己吃过的鱼香肉丝、红烧排骨、麻辣鸡丁等家常菜。但那些菜肴离现实太远，便谈街头的担担面、烤红薯的浓香和川北凉粉的美味。以往在农村青黄不接的时节，吃煮豌豆煮葫豆、菜稀饭也能填饱肚皮呀！田成义说，敌伪时期日本占领东三省，也实行粮食配给制，大人每月30斤，中人20斤，小人l0斤，但从黑市仍可买到粮食，财主家打发乞丐，残羹羹剩饭还要让人吃饱呢！我想到东德拍过一部影片《每日的粮食》，描写二战后东德的饥馑，为了一块面包，儿子对父亲动手抢劫。我们的光景比东德更为严峻！吃饭不仅是生理需要．而且是心理需要，越饿越想吃，越谈吃越觉得饥饿。本来吃饭是为了活着，如今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宁当胀死鬼，不当饿死鬼”，“能吃饱一顿饭，死了也值得！”饥饿腐蚀人的意志，吞噬人的尊严，饥饿更反映了经济灾难、社会危机与政策失误。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怎会弄到这个样子？

　　田成义原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译电员，对彭德怀十分敬重，常常谈起抗美援朝的往事。如毛岸英带来一箱子书，战事紧张的夜晚，仍手不释卷，睡得很晚，黎明时起不来，人们也不便喊他。毛岸英牺牲后，朝鲜为他修了一座“毛泽东之子墓”。听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万言书，他认定彭说的是实话，报纸讲的大好形势则是愚民政策。田成义后来竟成了*。

　　由于长期的饥饿，生命力消耗殆尽，人人奄奄一息，都设法节省体力。武装管理员和干部也都放弃了体育锻炼，篮球架和单双杠生了铁锈，操场荒草丛生，休息天上床便睡，衣服也懒得洗，数不清的虱子寄生在衣缝里，无力蠕动，当人喝了开水或烤火时才感到奇痒。少数几个人在宿舍门口打纸牌或下棋，却听不到吆五喝六的呐喊声，读书者也极少，饥肠辘辘时，连精彩的情节和优美的文字也引不起阅读的兴趣。文娱组的川剧演出当属一流，也很难吸引铁杆戏迷，人们或坐在小凳上打瞌睡，或躲在角落里闲谈。周末大操场也常放电影，如《太阳刚刚出来》、《红色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