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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红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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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所谓人类被驱逐出去可能是从非洲大地驱除出去的。这就不影响“亚丁湾”的命名合理性。当然也会存在异地取名的可能。无论如何，红海距离“伊甸园”肯定很近，比地中海更有条件成为伊甸园。
另外一个假设是“伊甸园”在阿拉伯半岛，或者就在“乐土”之“也门”，这里距离人类发源地也很近。也许是当时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化过程被拟人化为“上天生气”的驱逐，人们开始四散逃亡了，所以被传说为驱逐出“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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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伊甸园（2）
我的最后一个推测是，广义的“伊甸园”位置就在今天中东的核心地带，其北部边界为底格里斯河流域，西至小亚细亚地区，南至尼罗河。“伊甸园”的“四条大河”中缺少的那条是正待确定的从红海北部“卡巴湾”延伸至叙里亚的一条古河。这一区域内不仅有世界上最著名的两大文明：两河流域与古埃及文明，而且距离非洲的人类发源地很近，如前所述其中的某些地名本身就接近“伊甸园”；还有，挪亚也恰好把自己的第三子分配在这个区域之内，最重要的儿子“闪”被分配在其中核心的阿拉伯半岛。这个地区的核心地带位于北纬10～35度之内，最适宜生存与农业生产。
炎热的赤道地区不会是文明的发源地，一旦有宏观地理意识，文明人就会知道他们应该去寻找气候舒适的环境。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索尔（）是研究人类农业起源的专家，他提出过六个适合农业发展的条件，其中之一是“农业起源地的地貌和气候应是富于变化的，植物和动物品种多且繁茂”。毫无疑问四季炎热不变的热带肯定不利于农业发展，温带或亚热带地区则很符合农业起源的条件。经过各种衡量，文明人挑选了回归线发展——这也是“北回归线现象”的合理解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都是文明的象征。
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人类主要起源于非洲，假如要发展农业他们就必须离开非洲，向回归线一带迁徙。中东是人类脱离发源地的必经之地，这里也有广阔的天地，所以他们在这里几乎盘桓了近万年才开始向四面八方远征。我相信“伊甸园”只能在中东这个区域内。考古学的研究基本也支持了这个假设，因为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地区就在中东一带，中国大约晚于中东千年左右，从大约9000年前开始，这一顺序合乎一系列逻辑。
结合《圣经》我们猜测，发展到大约7000年（也有人说是大约5000年前），挪亚支系成为中东最大的部落，他的3个孩子雅弗、含与闪被安排在跨越亚非欧的中东地区。“雅弗”大约在土耳其地区，很容易得出他们是欧洲白人祖先的结论；“含”被安排在埃及等北非地带，DNA测试证明，古埃及王国最早的领袖就是黑人——科学给这个古老的分配做出了有力的支持，说明《圣经》的许多记载是可靠的，通常认为含族是黑人。闪族人被安排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
从地图上看，含族的势力非常庞大，尽管我们今天看到闪族侵入了北非，但是含族同样进入了阿拉伯半岛地区。含、闪在红海两岸的交流从来没停止过，而这个交流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人种，我认为所谓蒙古人种很可能主要来自红海地区的混血结果，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是，今天中国人的面貌十分接近于大约3000年前的古埃及人，而当时的古埃及人正是含、闪两族混血的产物。所谓蒙古人的铲型门齿或者婴儿臀部的“蒙古斑”都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只是概率大小而已，所以这不能作为中国人特殊化的证据，更何况DNA也证明了中国人的起源来自于非洲。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最初来到中国的人群早已经形成了所谓的“蒙古人种”，但是后来给东亚带去文明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种，都被同化为人数最多的“蒙古人种”。创造最先进文明的，或者带去最先进文明的人，未必是最大的人群。
《圣经》的人名顺序有一定规律，通常最后出现者为“上帝拣选”的人，用世俗的话说，他们可能是王位或者类似家族权力的继承人。在《圣经》中“闪”总是在三兄弟中最后出现，这意味者“闪族”的崇高地位。他们被分配在阿拉伯半岛的事实也连带说明了一个问题：被“闪”所分配的阿拉伯半岛是最重要的地区，是上帝所钟爱的地区，是神圣地区，是“伊甸园”的所在地区。所谓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时间应该在文明起源的最初阶段，可以假设为大约一万年前左右。既然我们今天已不能准确地判断7000年前的挪亚生活在什么地区，那么从亚当时代经历了几千年后的挪亚时代也许同样不知道具体的“伊甸园”所在。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大约的方位，起码应该比我们今天知道得多，否则我们就不会在《圣经》里看到那些线索，而驱逐出“伊甸园”的禁忌就更被淡忘了。所以“伊甸园”在挪亚时期肯定已经可以住人，并且那里依然被称作“人间乐园”，依然叫“伊甸”。或许他们是为了避讳而故意改为稍有差异的“亚丁”？
红海沿岸及附近区域保留了许多神秘与神圣，现在我们只知道其然，而不完全知道其所以然，一些传说或者奇怪的事情也一直都只在闪、含两族之间地区发生。还有红海东岸的“麦加”，至少有4000年的神圣历史。距离红海北端几百公里的耶路撒冷更是几个文明的源头所在，看似###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争端，实际上可能是含族与闪族的一些古老争端的延伸。
仔细想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红海沿岸更加引人注目。从红海沿岸向陆地延伸500公里包含了中东的所有神圣地区，这里比任何地方更容易引起争端。主要因为这里有最为古老的文明源头，它因为过分神圣而异常敏感，它的历史源头决定了它的今天与未来。还好，中国与这里保持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我不奇怪7000年前就有人从中东远航而抵中国，证据就在《圣经》里，挪亚方舟的传说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事实说明在那样久远的时代人们就有了舟船。有人怀疑《圣经》的可靠性。可是从现有的某些说唱文盲可以念诵长达几十万字节的史诗来看，一个民族只要有语言，不需要有文字都可以把历史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据专家称，人类语言大致应该有万年的历史①。所以对《圣经》的怀疑起码不能从文字产生的时间长短而论。在中国，具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就发掘出过巨大的独木舟痕迹，说明人类使用船的历史无论在哪里都很 久远。由于随时可以上岸，一个善水而喜欢探险的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家族从红海一直划着独木舟到达中国的河姆渡甚至东北的红山文化区域。当然，这个“一直”其实不是在几年内完成，人们可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一代一代接力赛。
寻找伊甸园（3）
从挪亚家族曾经乘大船避难看，这个民族从大约7000年前就十分善水。“挪亚方舟”的尺寸换算为今天是：长138米，宽23米，高14米。这应该比较夸张，当然，也有可能是完全准确的。
从这个传说看，大约7000年前他们的居住地发生过大灾难，或地震或水灾，或者是其他自然灾害，导致该地区面貌与挪亚之前的可能会有部分改变，甚至出现“大河”变为“红海”，大城陷于深海。所以今天按照“伊甸园”特征全部按图索骥匹配是很困难的。这场灾难也可能是是场罕见的海啸。猝不及防中，许多临海文明被淹没了，而正在海上的挪亚一家人却获救了。2004年尾发生在印度洋的海啸有一个案例就是这样。
文明传播与“南岛”文化
我不擅长人类学，主要是因为没积累。“擅长”都是后天积累而来的，所以我从来没把“专业”当回事。真理的描述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核。导演陆川的话放在这里最合适：你可以流利地讲出一个谎言，你也可以结结巴巴地说出一个真理。我延伸一下：你可以很专业地犯一些初级错误，你也可以很不专业地说出一些正确推论。
人类的发源地主要集中在东非大裂谷以及南非。这里有几个现象联结在一起构成了非常重大的有关新石器时期的假设。
第一，人类发源地集中在东非大裂谷的东面以及南非。
第二，文明的成长是以人口数量聚集到一定的程度为始的，所以最初的人类文明不能离开人类发源地非洲太远。
第三，今天的所谓“南岛”族群包括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群岛，但一般认为是从东南亚或者台湾附近传播过来的文明。我认为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群岛”可能也是南岛起源的一支，也就是说，“南岛文化”并非单一的文化起源，这一猜想部分得到DNA技术的支持①。
第四，假如要从非洲走出来，第一站就是中东地区。
从我的体系看，地球赤道以南地区（从非洲东岸到美洲西岸）几乎都归属“南岛”范畴。赤道至“北回归线”地区属于“南岛”与挪亚后代的混杂区——包括闪、含两族。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多属于挪亚后代掌控，从亚洲到美洲很少例外。
以上这三个“大致”区域反映了文明从非洲的向外传播是横向的，并且基本有序。我觉得这个“有序”本身就值得研究。它是一种人类早期的家族或者部落约定，还是人类最初借助自然风力航海的结果？是约定俗成的结局，还是一种南北的自然方便（如按照星座指引下的横向迁徙结果）？
上面的三个板块只是大致划分，实际上从阿拉伯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只要是临海地区似乎都有“南岛人”的痕迹。南岛人，犹如浪花一般飞上每一处海岸。他们是一个善水民族，他们比挪亚的后代更善水，他们甚至能在极其原始的无动力条件下访遍澳大利亚与太平洋中的岛群。其实我怀疑闻名于世的腓尼基人中就夹杂有南岛人的成分。
尽管从地图上看“南岛”区域比其他两个地区占地更广大一些，但实际上挪亚的子孙却占了实地的便宜，因为地球的陆地多在北半球，“南岛”区域在大洋的小岛之间。中国的版图多在挪亚的影响区，但沿海也受“南岛”文化的影响，日本也一样。所以在北半球所有区域几乎都能听到类似于挪亚方舟的故事版本，中国、美洲都一样。关于挪亚洪水故事的深入调查研究可能成为“南岛”与“挪亚”之间关系的关键问题。假如“南岛”地区同样有“洪水”传说，则他们两个族类同源的可能性极大；假如相反，则可以说明，在挪亚时期他们就已经泾渭分明。至今全球发现有洪水传说的民族大概有200多个，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更为详细的专门研究“南岛人”与“洪水”故事传说的分析，暂且存疑。这应该是人类学关心的一个领域。
以挪亚时代为文明规模化的起始点，人类文明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大约4000年前左右达到稳定的高度。在北半球，这个传播过程大约在2500前左右受到阻碍。因此文明生成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大约7000年前的极其原始期，7000～4000年前的相对活跃期，4000～2500年前的极其活跃期，随后突然进入“停滞期”。而南半球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有所不同，可能在又2000年后随着欧洲的探险者才进入另外一个时段，原始文明传播期在这时才宣告彻底停顿。有关南岛文化可能在下本书中有较多的涉及。
回想数千年前人类在极其原始的条件下波澜壮阔的探险壮举，让人不禁感慨万千。当然其中有碰撞有流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只有人类才有那种无所畏惧探知未知世界的浪漫与勇气。我常常想，这些勇敢的祖先中有多少人是在完全预知有去无回的冒险之下对大自然进行义无返顾的挑战的？我对这样的勇士充满了敬意与好奇，也因此，如何把古人的伟大浪漫还原给世人几乎成了我终生的宏愿，这个愿望之强烈让我自己开始变得无畏而疯狂。偶尔，我觉得我已经与这些古人合二为一，我能够感知他们，理解他们。我只是在“顺应”他们，所以我才发现了他们的奇迹。
让今天的“文明世界”反思祖先、反思生命的意义、体味生命具有的原始张力、考察文明的痕迹与未来发展，成为我自做多情的一份责任。越研究远古的人类生活，越对今天的所谓“文明”感到沮丧，我甚至怀疑今天的文明到底是在走向下滑的无力、还是在走向希望的巅峰？而我与读者之间的隔膜到底多少是知识本身的缺乏，多少是因为昨天太瑰伟以至于今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想像从而不敢相信？对此我真的没有答案。但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神秘的示巴女王
一般认为示巴女王对所罗门那次著名的神秘访问发生在公元前950年，有人推测说那是一次带有重大政治目的的国际访问。《圣经》中的示巴女王更像是作为埃及女王出现的，最有可能是“上埃及”女王，即统治尼罗河上游地区的女王。萨巴王国当时是跨海大国，她的身份一会儿是红海东岸的女王，一会儿是红海西岸的女王，当然也涉嫌就是上埃及女王。一般认为萨巴王国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不过他们当然不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支政治势力，这个家族一直以某种方式存在着。
《圣经·列王纪》 10：1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她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她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或作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诧异得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
10：10 于是示巴女王将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她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
10：11 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或作乌木，下同）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作栏杆，又为歌唱的人作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
10：13 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厚意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
这个著名的故事被中东的各种文本一再唱诵，几乎家喻户晓，《圣经》、《古兰经》都予以记录。我认为10：11句记录的时间依然与示巴女王有关，否则此句不应该出现在《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章节中，而其中的“俄斐”有推测就在下列地区，并且可见这个区域当在示巴女王的治下：阿拉伯半岛南部、非洲东北海岸、印度等。
“俄斐”就是示巴女王的出生地，在埃塞俄比亚地区。萨巴王国的领土包括今天也门以及红海对面的埃塞俄比亚地区。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却说：“从所罗门三年一次的商船航线（10：22）看来，它该是在比阿拉伯海岸更远的地方”。但或许三年一次这个商船航线在远航的同时，也顺路到较近的顺路地区，而“俄斐”正是中间的一个顺路也是可能的。
郑和到阿拉伯地区的时间来回是2～3年，所以我的推测是所罗门的船队目的地是东亚，而中国（“西伯”人所建立的“周”）或许就在示巴女王的统治之下。有人说，示巴女王到以色列国去是寻求政治支持的，一个以商业起家的国家需要在广大的地区获得世界超级大国的安全承诺（先不考虑这个国家是以色列还是埃及，总之在《圣经》描述中那是世界最大的帝国）。他们达成了协议，所罗门不仅馈赠给示巴女王犹太人的后代，还有另外的“厚意馈送她”，其他的政治外交肯定也获得了顺利解决。
关于这段历史迷雾重重，所罗门的身份也是个谜。犹太后裔的英国人拉尔夫正在力图劝说我们相信：所罗门其实是古代“下埃及”的一位法老。假如真相如此，那么这两位国王发生在2950年前的交往难道是古代上、下埃及的联姻和亲？很明显当时的“下埃及”势力大过“上埃及”。但是有人说示巴并非主动来献身的，是所罗门用他那独特的智慧诱惑了尚是处女的示巴。
从种种神话或宗教文本里可以看到当时的所罗门王国是第一强国。有人说示巴女王治下的王国是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国。很遗憾这些传说在今天都还无法得到真伪的验证。
示巴女王与“周”
“周”可能来自“Jew”。
“周朝”到底是属于所罗门的王国还是属于萨巴王国，这也是个问题。或者“周朝”谁也不属于，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密切的政治关系？
示巴女王由于拜访所罗门而生下一个儿子。结局等于两国联姻，其后的萨巴国民中出现了所罗门的后代，许多萨巴贵族从此具有犹太人血统。今天在埃塞俄比亚地区都有这些犹太后裔存在。假如示巴女王的儿子登基接替了母亲的职位，则中国的周朝统治者的人种以及文化背景就比较清楚了。
示巴女王 在阿拉伯世界人们称呼这位传奇女人为“碧勒姬斯”或“别尔基斯”。（Bilqis），并且示巴女王没有去拜见所罗门，而是相反所罗门主动南下拜访了示巴女王。在他们这里故事发生了改变。拉尔夫认为这个古埃及贵族妇女就是传说中的示巴女王。
从强大的萨巴王国与所罗门的以色列国看，当时他们想联合控制一些远方的殖民地还是很容易做到的，一方有政治实力，一方有交通便利与经济实力。但到了公元前8世纪，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国被亚述征服，萨巴王国与其他三国在也门地区展开激战，持续多年，死伤与俘虏动辄以千计或数万计。中国人在同一时期的公元前8世纪发出“上天变乱”的哀叹。
萨巴王国使一切平定下来获得初步的统一是在公元前540年。有人会推论说，萨巴王国假如真是周王朝的殖民统治者应该在这个时期到中国收回辖权。但我的看法是，经过中国的“春秋”战乱，中国的各诸侯已经羽毛丰满，不可能再重新回到“旧社会”，连近在眼前的周王朝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了，中东的故旧能算老几？另外，既然已经“礼崩乐坏”，“道德时代”终结，按照祖制办事当然不再可能了。作为加倍的反动，中国地区的贵族诸侯不仅不会继续听命于老东家，而且会故意堵塞一切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在这一点上他们应该意见一致：合力对外，反抗中东统治者，甚至故意毁坏以往的历史证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本土文明应该从东周算起，只有从这时起中国人才真正开始独立。
晚周至秦国时期，中国进入了外部闭塞、内部分化与发展的时代，西北的陆路通道可能断绝了，东南沿海的一切港口可能也被锁闭了。人类自由浪漫迁徙时代彻底结束。
中国的再度开放是在汉代。经过几百年的封闭，在文字信息本来就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忘记了以往的历史，只留下了模糊的传说。汉代由于文字发达，所以我们能详细了解汉与西域的联系，陆路与海路在汉代同时打开。
中国与中东之间的隔绝关系经过几个世纪的断裂之后又成为了白纸一张，一切都是崭新的描绘，瓜葛不再。“萨巴王国”已不能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个神奇的“香料王国”在公元前2世纪正在迎接它末日的余辉，也门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中国的新文明已经开始。
公元前115年，在经过多年的争斗之后，希木叶尔王国终于取代了萨巴王国。
与中国的秦朝政治与文化大革命形成对应的是，阿拉伯半岛在公元7世纪由于###运动把以往的历史也全部灭绝。这样就在两头彻底抹去了曾经有过的历史痕迹，两次的“大革命”发生的时间不同，但是结果却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失忆了。
但历史并非扫荡了一切遗留痕迹。比如“中国”这一词汇“Sina”，我推测“Sina”一词的基础是在“夏商周”时期奠定的，并且与那段复杂的历史有关。中国“夏商周”使用的语言都可以说与一种叫做Proto…Sinaitic的语言有密切联系，它是腓尼基文字以及“南阿文字”的上线。中国被称为“Sina”合情合理，很可能意味着中国早期与地中海东岸地区或腓尼基人或希伯来人有着神秘联系。它也可能是“Sinai”（西奈半岛）的异体，也就是说中国的一些祖先来自西奈半岛这里。那么，假如“秦”一词源自“Sinai”，则可说秦始皇与以色列或者中东可能有直接关系，“西奈”是以色列人的圣山，以其而立很有意义。“秦”（qin）的最初来源可能为“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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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与“周穆王”（1）
中国周朝时期有一件事与两个人一直引起史学的争论。这就是“周穆王”西巡拜访“西王母”的事件。这个“西王母”会是声名显赫的示巴女王吗？
“周穆王”之所以称为“穆”很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我还是想提请读者注意，从阿拉伯地区到中国转化的汉人除了许多人转姓“蒲”（取Abu）、“苏”、“李”、“安”等等，姓“穆”会更容易理解，因为在阿拉伯地区以“穆”打头的名字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在也门某些古代国家首领就是“穆卡拉布”。“穆王”这一称呼就有双重的理由推论来自也门附近的“穆王”。
周穆王生活在西周时期，此时为太平盛世、礼仪社会，距离“礼崩乐坏”还有相当长的时间。首先是国内的稳定给他的出访造成了合适的条件。然后是外部国际条件。当时所罗门王国（无论在埃及也好在迦南也罢）以及萨巴王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大国，它的所属国首领到外面去做国际访问，安全应该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还会在沿途得到很好的招待。当今哪个小国愿意没事招惹美国呢？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列子·周穆王》（段二）“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贻后世。”
《穆天子传》（卷二）“天子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国隆之葬，以诏后世。”
关于周穆王西游昆仑，有人说此“昆仑”为中国新疆“昆仑”，那里在古代是有一些发达的古城，但是足够远到周穆王见西王母的“十九万（周）里”吗？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从南部阿拉伯半岛出发有一条文明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河北上进入中国昆仑山的。或许这个地方有过很重要的中转，昆仑是萨巴王国的一个必须中转站。按照中国的说法，西王母就位于中国新疆的昆仑山附近。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不足以有个级别高到让中原穆王亲自探望女王的可能，因为这里距离人类的整个文明核心地区太远，穆王应该从这里沿印度河继续前进。我推测，故事中的“赤水”应该为“红海”，而“赤水之阳”恰好就是红海之东的也门。而“昆仑”也有可能是阿拉伯半岛某地。实际上“昆仑”在中国古代就代指过“阿拉伯”。比如“昆仑奴”就是指来自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或许正是有太多的阿拉伯海附近的黑奴沿上述路线而到达中国的昆仑山一带，所以中国才有“昆仑山”这个名称也未必。
周穆王翻越的“流沙”很可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可能是“阿拉伯大沙漠”。他赶往探望的人很有可能是当时全球共知的示巴女王。也可能正是由于示巴女王的名气太大，才导致东亚的一国之君动身拜望。
“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意思为：登上高丘仰望红海对岸的黄帝宫殿所在。不过这个确实是没有多少根据的猜测。
我以前推测过“黄帝”可能是“雅各”或“约瑟”，“颛顼”可能为“约瑟”或“约书亚”的音译。这几个被我推测的人物都因与埃及“牧羊王朝”的关系而曾经生活在古埃及。这提示我们，当时尽管海路畅通，但大多数人可能自西北陆路而进入中国内地，蒙古人一直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也是一个证据。从DNA测试看，今天的蒙古人与新疆居民（例如维吾尔人）的血缘关系很近，是不是连带说明了一些问题呢？这个基础是新疆的部分居民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他们早期又生活于埃及的“牧羊王朝”，与蒙古人其实同为“炎黄”后裔。
以上似乎太为曲折，从另外一个中国境内的曲折故事可以比较看看，并且这个故事与其既有关联也很有趣。
我认为内蒙古赤峰一带的“夏家店文化”与亚伯拉罕的后人有一定的联系①，不是因为“夏家店”与亚伯拉罕之妻子“夏甲”同音，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据考虑，主要是因为3000年前那里恰好还生活着一个叫“燕亳”（Yanbo）的民族，我认为它很可能与“亚伯拉罕”（汉语拼音Yabolahan，英语Abraham）直接有关，“燕亳”就是“亚伯”。在大约3000年前，黄帝的后代据说被周人安排在今天的“燕地”，也就是天津附近，他们之间相距大约300多公里，不算很远，我的意思是，很可能“黄帝的后代”与“燕亳”或许是同一群人。围绕这个话题还有更多的疑云或证据。历史上的“吐谷浑”既是人名也是国名，“吐谷浑”也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我认为“鲜卑”或许是“希伯（来）”人，只是另外一个叫法而已。在这同一个地区，有双重的理由怀疑他们是同一个根源，一个是来自“亚伯拉罕”的“燕亳”人名，另外一个是来自“希伯来人”的“鲜卑”族名；前者来自人名，后者来自族名，但后来都演变为族名了。难道这仅只是巧合吗？对应得如此工整？还有这个地带更北的一个“西伯里亚”没有提及呢。东北亚方向可以总结为一个“西伯文化圈”，怎么去解释他们的关系与现象，我认为结合起来看才是好办法。
这一文化区中的族群属于什么人种呢？苏轼题唐画诗《书韩干二马》曰：“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赭白紫骝俱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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