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红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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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根，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旧的宗族制度的挑战。而秦王朝之所以那么快地灭亡，也可能不简单地是大家看到的景象，恐怕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广泛冒犯旧贵族的问题。
　　当然以上是猜测，部分比较有说服力，部分就比较牵强附会了。
　　

《圣经》挪亚与中国女娲　
根据目前暂时掌握的情况判断，中国“夏商周”的起源主要来自中东红海两岸。家谱可以参考我的《向东》一书，与今天中东国家的对应则基本如下：夏朝发源地在沙特阿拉伯，周朝的发源地与红海南段的“萨巴王国”或“所罗门王朝”有关。商朝可能与以上两者都有一定的关联，但我更倾向于它同时是一个与“商业”有着特殊联系的王朝，“商”这个称谓可能并没有其他的高深来源，仅只因为“商业”。①
　　以上区域由于当时在古埃及帝国的边缘，深受古埃及文明影响，从语言文字到政治宗教，皆可参照古埃及的历史进行中国“三代”研究。舍博就约，中华文明假如主要指“夏商周”开创的文明，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明属于“埃及文明板块”。但由于阿拉伯半岛夹在“两河流域”和埃及之间，所以来自红海的中国文明实际上兼具以上两大文明的特点，但埃及文明为多，因为埃及直接面临红海。中国文明整体有明显的红海特点。
　　夏商周应该是一个善水民族，所以确定中国地区的“西来”陆路成立之外，东部的海路也是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商朝来自沿海山东更说明了这一点。
　　从民族构成看，“夏朝”可以描述为希伯来人后代，也属于一般所谓的早期阿拉伯人，具体为夏甲与亚伯拉罕之后。“商朝”与“夏朝”有所不同，其父系依然为亚伯拉罕，但母系可考虑为《圣经》中以撒后代。该王朝与阿拉伯南部地区的“麦因王国”有关，其成分除了以撒后代之外，还有挪亚支系的“盖哈坦”人。以上两朝全部为挪亚之后闪族人，与今天的以色列人共祖但不同族。中国“周朝”主要建立者为3000年前曼德海峡两边的也门人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估计人种上多有黑人。
　　综合看，中华文明为挪亚子孙所建。中国地区的部分神话传说应该来自中东。所谓中国人为“女娲”后代可能为一讹传，“女娲”（Nüwa②）实为“挪亚”（Noah）；换句话说“女娲”不是个女人，是个男性祖先。并且中国这一传说应该是捏合了亚当与挪亚的事迹最后合二为一。其中的“七崇拜”痕迹明显提示了西方《圣经》的根系。　
　　我曾经推论的“远古战争中长期杀男留女的混血结果”使今天的人们更接近于中国“三代”之前的土著，后来中国人无论是什么种族实际上都会很快湮没于最古老的居民之中，因为他们数量最大。我最近还找到一个人类学的支持。台湾学者李光周先生是李济先生的公子，他曾经研究恳丁遗址的网坠与纺锤，结论是，男人打渔专用的网坠变化很大，而女人专用的纺锤却相对稳定没有变。“他推测男人可能是从各地来的，女人是本地生长的”①。并且，在欧洲也有类似的习惯与例证。比如在爱琴海附近的征战中，希罗多德说，“那些先驱者不带女眷，他们杀光了当地的男人，然后娶那里的女人做妻子。他说，这场大屠杀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米利都的部分妇女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②
　　附：中国女娲的传说
　　女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70样东西。
　　《太平御览》：女娲正月初一创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六造马，初七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后来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沾上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洒在地上，就变成了人。
　　《独异志》：女娲与伏羲为兄妹。宇宙初开，天地之间只有兄妹二人，昆仑山下，天下未有其它人民。相议想为夫妻，又自觉羞耻。兄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请您将天上的云都合起来一团，要不就把云散了吧。”以是天上的云立即合起来，他们俩就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他们俩的子孙后代。
　　《淮南子》：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大打出手；　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羞愤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起火，洪水喷涌，龙蛇猛兽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她选用各种各样五色石子，架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石浆将残缺的天窟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寻找“乐土”（1）
“乐土”对于中国人也是一个神话。尽管这个词汇让中国人总是沉痛地想到70年前日本人在中国提出的“王道乐土”。因为日本与中国实际上文明大致同源，“乐土”在中国与日本有同样的美好文化内涵，偶尔一些美好的字眼被用在罪恶的地方，这很遗憾。其实日本最初的古语恰好是“西方乐土”，它向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美丽的乐土在“西方”。我们还有一个更熟悉的佛教常用语：“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东方国家不约而同地颂扬“西方”绝非偶然。西方，不仅是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精神寄托，而且是古代文明世界。一些因为这样或那样原因离开了西方的人们会长久地思念那个地方。“西方”最终成为一种神话。
　　“乐土”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哪里目前还不清楚，但《诗经》里就已提及。日本的“西方乐土”也应当来自中国才合逻辑。所以这个“乐土”的概念应该产生很早。
　　对于中国典籍我所知甚少，但由于《硕鼠》的关系我通读了《诗经》，《山海经》也大致浏览过一遍。并且我了解到，中国先秦的一些文体大多可以在红海两岸找到相同根源。中国的《诗经》无论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还是在古埃及文学都能找到类似作品，在埃及叫“歌谣”，在以色列有“雅歌”。即便是《论语》在古埃及也可以归于一种“教喻体”对话形式，地中海东北部的古希腊也盛行这一文体，都可能为同源。
　　《诗经》中的《硕鼠》很隐晦，是主动的隐晦还是被迫的隐晦不好判断，是被故意误解还是今人的愚钝导致误解也不好说。或许它根本就不隐晦，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而已。当初在中学时学习这首诗歌时，它是以揭露阶级剥削与反剥削的面目出现的。革命时代过去了，我可以自由读解。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
　　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
　　无食我苗。
　　三岁贯女
　　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硕鼠》为《诗经》之《魏风》。“魏”地处于今天山西芮城东北一带，《魏风》创作时间为春秋初期，大约公元前7世纪。
　　《硕鼠》起初引起我的注意在于其中的“三岁”。我在《向东》一书中已经解释过，此“三岁”可能为古代“一番”，就是从红海到中国内地之间的一个来回的航海时间，相对固定，一般不超过“三年”。与其对应的是，《圣经》记载所罗门派大船队出去搜寻珍宝来回一次的时间也是三年一次。后来看陆地行程一个来回也不超过“三年”。清朝锡伯族人从中国东北调遣至新疆伊犁、喀什戍边，单向行程大约使用了一年三个月，人员约4000。从以色列到中国西北地区距离相差并不太远，“三年来回”说法也基本成立。
　　“三岁贯女”就是中东殖民统治者“三年”来收取一次贡纳。此诗尽管埋怨三年一期的被迫贡纳，但这个诗人未必明白三年一次的贡纳是交给谁的，或许他认为那些直接的收集人就是受惠者，所以他的愤怒是直接冲他们的，或许他明白真正的受惠人实际上也不影响埋怨吧。在悲愤之中诗人明确地表达了另外的情绪，实际上许多《诗经》作品都表达了另外一种情绪：思乡。类似的诗歌很多，但以往中国学者都把那些近乎绝望的思乡情绪解释为思念中国的某地。另外，我认为这些诗歌的作者多为贵族，他们思念远在中东的家乡，所以绝望而无奈。　
　　在这里我有一个推测，中国的“三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未必是同族同种，很可能统治者是新贵，而被统治者多为已经本土化的旧人，所以在考古方面会得出一些结论，整体看现在的考古发现此时人种已多为所谓的蒙古人种，而那些欧罗巴人种或者尼格罗人种相对罕见。这个概率上的结果会导致更多的误解，直接导致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大行天下，实际上所谓文明的传播者主要看那些上层的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这从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太平洋岛或者美洲的殖民过程就可以看出。
　　《硕鼠》表达了诗人的愤恨，最重要的是说出了理想：离开你这可恨的地方，我要到那迷人的“乐土”去。导入“西方乐土”，则诗人的理想实际上在“西方”也。所以此诗是一首怀念“西方”的思乡曲。
　　逝将去女，
　　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爰得我直。
　　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我一定会离开你到“乐土”去，“乐土”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幸福的地方”再无话说。请注意三段共同使用了一个“乐”字来形容那个令人神往的地方，那个地方无论怎样形容都离不开“乐”这个美妙的特征。实际上，“乐土”、“乐国”、“乐郊”就是同一个地区的三种不同叫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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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乐土”（2）
那么中国《诗经》中的“乐土”到底在哪里？
　　“乐土”可能就是今天也门国附近的红海地区！
　　也门在古代的别名就叫“幸福之地”，或者也有翻译为“天堂福地”、“阿拉伯的乐园”（Arabia　Felix）、“绿色也门”等。古代的“seba”其中一个含义就是“通往天堂的大门”。　“天堂”应该就是“乐土”，“天堂”就是“伊甸园”，“乐土”就是“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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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土”与“伊甸园”
也门濒临的“亚丁湾”因为古代与中国之间的频繁海上商业联系曾经被称为“中国走廊”等，可见两地曾经有过的紧密联系达到何样一个程度。中国《诗经》的“乐土”所指为“幸福之地”的“也门”决非无稽之谈。中国考古界现在要弄明白的不是两地3000年前是否有海路商业联系，而是这一海上往来起于何年，是3000年前、5000年前、6000年前，还是7000年前？这一点非常关键，它会解开中国东部包括“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的真正起源，它们应该都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
　　由于“亚丁湾”（英文名字）叫“Gulf　of　Aden”，有西方人推测这里就是古代苏美尔语中的“亚底诺”或“天堂”，也就是所谓的“伊甸园”（Eden）。
　　“伊甸园”本意是“人间乐园”、“幸福之地”。故而，我认为2600年前中国《诗经》之《硕鼠》所表达的“乐土”不仅指也门国土，也暗示我们：也门这里的“亚丁湾”就是“伊甸园”的一部分，《圣经》所谓“伊甸园”与也门相距不远。假如我特别大胆一些的话，我甚至可以猜测“也门”就是“伊之门”、“伊甸园之门”。既然也门地区在3000多年前曾经与中国嫌疑使用同一种语言，那么他们一定有一些相通的语音遗留下来，我们直接把“yemen”这个发音转化为我们熟悉的汉语就可以了。这很简单，但需要脑筋急转弯。不过，我们还是运用传统谨慎的思维继续前进吧。
　　乐郊乐郊，
　　谁之永号！
　　是啊，回到“伊甸园”，谁还会有遗恨！
　　通过比较从“Eden”（伊甸园）与“Aden”（也门的亚丁湾）的读音，可以发现它们非常相像，分别只在第一个元音，而这一差别很有可能是当初以拼音文字命名时人为误差造成的。要知道，语言出现可能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拼音文字的出现也不过是在几千年前，“E”与“A”的差别只是个“落实”为文字时出现的问题。想想粤语与普通话的巨大差别，或许就可以“谅解”这一差别了。
　　在古代，阿拉伯半岛或者阿拉伯某些特殊城市一直被中国人意译为“天方”、“天房”，它们也蕴涵着“人间天堂”的含义，与音译的“伊甸园”同义：天堂。“房”者，“堂”也。“天房”即为“天堂”，“乐土”就是“伊甸园”。红海东岸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可能都是“伊甸园”。###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天堂”就在红海东岸这里。或许，正是因袭了这个文化，我们的祖先在《诗经》中正是把“乐土”也定位于红海东岸这同一个地方了？
　　这里我也指出另外一个嫌疑，“迦南”（Canaan）在俗语中也有“所向往之地”、“天国”、“乐土”的含义。假如说同有“乐土”称呼的亚丁湾两岸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分别在红海的两端，另外，他们同属于闪含人聚集的地区。有关“迦南”的分析将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进行讨论，本书集中于红海南端的“乐土”。不过可以预先告知的一个线索是，部分红海南端的人们，比如一些索马里人就认为他们是腓尼基人后裔，而腓尼基人实际上属于迦南人。
　　

关注人类起源（1）
我越来越觉得，假如我要关注文明的起源，似乎也要稍微关注一下人类起源才更全面，尽管两者并不是同一概念，但他们之间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关于人类起源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多地区起源，一种是非洲单一起源。自从DNA技术参与以来，“非洲单一说”占了上风，这使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学者十分难堪，中国人的DNA与世界各地区的DNA从目前的实验室结论看只有非洲老祖母的痕迹，没有其他祖源，并且时间已经推进到十几万年前。起码目前的情况如此。我们可以等待更多的研究结论。其实我个人很怀疑其他地区也零星有些起源的，只是他们人数过于稀少，尚未构成规模，或者说独立文明还没有出现就受到了冲击。但即便其他地区有人类的起源，也不影响我的结论，毕竟我是研究文明起源的，我关注的核心是最近一两万年的文明成因与流向。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接受DNA技术之下的中国人“来自非洲”的结论，但比较奇怪的是他们依然不接受中国文明来自非洲那个方向。有人认为在中国与中东同时发展了文明，甚至早于中东发展出文明。当然这并非没有可能，但是概率不大。仅只从逻辑上讲，假如按照“夏娃理论”（即人类只有一个非洲源头，并且大致起始于十几万年前）从非洲出来的人类一直向四面八方扩散。由于他们没有发达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国家、民族概念，那么这个自由迁徙的态势就应该一直存在。什么时候这个状态才会停止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关键。它将触击文明产生的的源流问题。比如我自己认为人类一直相对自由迁徙，第一次在中国方面的受阻我设定为中国人认为的夏王朝的起源时间，即大约4000年前。但真正的形成严重的致命阻隔应该是在东周时期。所以，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的夏商周应该有浓重的外来色彩，或者说有外来的极大可能。
　　强调中国文明独立说的人通常把现代人迁徙的中断表述为大约2万年前。我认为他们这样推测不符合逻辑，因为假如人类一直在全球自由迁徙的话，他们为什么在2万年前突然改变方向不能得到圆满解释。在这个时间里，全球气候或地理只因为第四次冰期的结束而变得方便，而不是不方便，所以把人类迁徙假设为在2万年前突然停止迁徙就显得没有道理。但是假如不让人类在2万或1万年前停止向中国走来，势必中国的文明起源就不能纯洁。
　　彻底否定DNA的猜测，根本不承认DNA科学，那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也存在这样的观点，只是他们不会说出来。
　　从以上就比较清楚地可以看出来，史前研究实际上是联系文明时期与人类起源的一个中间环节。所以，一味避开人类的起源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使问题更全面一些。
　　多数人认为，全球现代人类主要从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地区的东非大裂谷起源是个不争事实。我的基本看法是，假如“非洲单一说”不完全正确，那么“非洲”起码应该是人类起源的主流。中国几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或者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①”的DNA与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关系，全球包括欧洲与美洲，都只与非洲有关。所以，我们暂时必须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我们的推测，有新的证据之后可以继续探讨。
　　专家考证，非洲大地在大约1200万年前发生了地质巨变，一道巨型伤疤出现在非洲东部，把原本同根的猿人分为东西两群，随后的几百万年中，东部地区的猿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获得了进化，成为猿人，最终成为能人、智人、现代人。现今发现的猿人化石绝大多数出现于东非大裂谷的东部地区以及南非。
　　图为主要化石地点，第一批早期人类化石是从　1924年开始在南非的洞穴中发现的。其后从1959年起，在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开始有许多重要的化石被发现。——引自美国理查德·利基1997年著《人类的起源》
　　现代人起源的两种观点　左边的是“多地区假说”。直立人群体在接近200万年前从非洲向外扩张，定居于整个旧大陆。地区性群体之间的基因交流在整个旧大陆维持着遗传的连续性，从而在有直立人群体的地方和谐地发生了朝向现代智人的进化趋势。右是“出自非洲假说”。现代智人在近期产生于非洲，很快扩张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取代已存在那里的直立人和远古智人。——引自美国理查德·利基1997年著《人类的起源》
　　“东非大裂谷”穿越了埃塞俄比亚，其北段叫“东支”（“Great　Rift　Valley”或　“Eastern　Branch”），并延伸进面积只有23000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国吉布提，红海就在“大裂谷”北段，与其成90度“丁”字。发现“露西”化石的埃塞俄比亚“拉法尔地区”尽管中间隔着厄立特里亚，但该地区与也门也可称得上隔海相望，之间只有15英里水路。
　　化石分布图；显示与现代人起源有关的化石的发现地和年代。尼安德特人局限于暗色区。最早的现代人标本发现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引自美国理查德·利基1997年著《人类的起源》
　　为什么非洲东部的猿人进化为人类而西部的猿人却踏步不前呢？一般的解释是，因为“东非大裂谷”为东部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地理条件。
　　

关注人类起源（2）
埃塞俄比亚地形多样，既有低于海平面120米的盆地，也有海拔4618米的非洲第四高山　…　Ras　Dashan；既有“非洲屋脊”，也有发源于此的30多条大河，并因此而得名“东北非水塔”。这里有适宜各种动植物生存的地理条件。
　　Ras　Dashan是埃塞俄比亚第一高峰，通常被译为“达尚峰”，Ras表示地形，Dashan是它的名字，我踌躇再三不愿意放过这个提醒读者的机会，“Dashan”与中国的“大山”的对应太严整了！另外，中国最古老神圣的山莫过于泰山，从秦始皇开始每个皇帝都要到泰山封禅，而泰山的古称也恰好是接近的“岱山（daishan）”！这很可能是异地命名。另外，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湖泊名叫“Tana”，中国有“塘”（tang）、“汤”（tang）之称，都与湖泊有关；英语中所谓“dam”意思为“坝”，其实依然与“塘”有关，中国的“坝”在古代也有名“塘”者；“Tana（埃塞俄比亚语）”、“tang（汉语）”、“dam（英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它们三者发音的接近，而且同时与“水”有关。不要忘记与甲骨文最接近的“南阿”文字惟一存活的支系就在埃塞俄比亚国内。这些语言上的关联绝非偶然。
　　埃塞俄比亚的古老是全球公认的，人类起源于这里，文明也起源于临近一带，很合乎逻辑。但人类文明的核心似乎离开埃塞俄比亚向北移动，原因是什么呢？促使这个结果出现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是，农业是文明产生的最主要基础，而最适宜农业的地区是具有季节变换的温带而不是赤道附近的热带，所以人类要发展文明就必须走出非洲的热带丛林，进入回归线甚至更北的地区。
　　最初人类文明得到发育的那块神奇土地到底在哪里呢？寻找“伊甸园”不仅仅是个宗教问题。
　　

寻找伊甸园（1）
也门古代一直叫“幸福之地”，也就是“乐土”；它的一个临海城市叫“Aden”，与“伊甸园”谐音的“亚丁湾”就环绕着它。另外，《圣经》中人类之父“亚当”（Adam）的名字意思是“红”，中东地区最大的以“红”命名的地理概念无过于两面环绕也门国土的“红海”。###教文本一般将“亚当”（Adam）翻译为“阿丹”，这个线索很可能透露了中国的“丹”字的“红色”由来！假如深入一下，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红色甚至接近Adam：渥丹。中国《诗风·终南》“颜如渥丹”，何新解释说“渥丹”就是“太阳”，并且“是尧、舜之母氏”①。我进一步解释，“渥丹”就是“红如太阳”之色：红色；而“尧、舜之母氏”的身份则暗示了“渥丹”的“人祖”身份：Adam。红海，就是Adam之海，今天的“红海”取意译，而非音译。而红海的出口处，自然就是Adam湾，但这次音译却由于时间的长久而成为“Aden”，或许在口语里分别不大，但是落实为英语字母时他们看起来有了些微的差别。
　　从以上不难看出，也门的“亚丁”（Aden），“亚当”（Adam）的红色，还有今天的“红海”就出现在人类起源之地附近，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一个线索，很可能这是最初同一个称呼在地名与人名甚至族名的体现。正如“西伯”后来在中国的现象，既指一个人，也指一个国家与地区。
　　假如“伊甸园”是指1万多年前的“人间乐园”，那么全世界再找不出第二个比这一带更有竞争力的地方了：从名称根据以及人类起源之地来看。这一地区的种种嫌疑也从中国的文献中得到侧面证实，比如“乐土”概念，“女娲洪水”传说等。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疑惑也一直没有解开，放在这里求教于社会。中国的“普通话”或者“中国官话”现在被外国人称呼为“Mandarin”，而连接也门与埃塞俄比亚的狭窄水域恰好就叫“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Strait）”。我甚至想如果“曼德海峡”足够著名的话，很多从这里来到中国的人们可能会被早前已在那里的人们称呼为“南边的曼人”，久而久之可能就成为“南蛮”。我对“南蛮”的起源还有另外一个猜测，“麦因人”也可以转换发展为“蛮人”，并且“蛮人”出现于中国南方也对应了“南阿”人到中国的地理条件。至今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还有一个奇怪的阶层或民族，Mana，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匠人群体，擅长金银铜铁以及其他工艺。不知道他们是否是古代的一个遗留宗族，而他们的翻译也应该接近“曼人”或“蛮人”。
　　进一步清理“乐土”或者“伊甸园”，可能会引向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论。以上的种种联系如果还不足以说《圣经》中的“伊甸园”就指这一带，那么也肯定离此不远，论据如下。
　　大约7000年前的挪亚生活的地点一定临近大海，不是地中海就是红海、阿拉伯海附近，不是迦南就是也门一带，两者必居其一。我更偏向后者。中国地区发现的具有神秘内涵的海贝多来自“亚丁湾”附近①，这些海贝似乎具有极其神圣的意义，可能就是与古代的“伊甸园”或者人类的祖先传说有关。中国外来的海贝多有来自非洲以及阿拉伯海和红海如亚丁湾这里的。从距离人类发源地（东非）最近，以及闪、含两族在红海这里交界等判断，我也倾向于“伊甸园”就在今天红海附近。
　　证明红海与“伊甸园”的关联，或者证明伊甸园的地点，对于推断中华文明源可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有可能不仅是挪亚后代，而且我们的部分祖先可能真的来自“伊甸园”。当然这个荣耀和传奇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真相，哪怕来自地狱我们也要承认事实，但万一来自神奇的“伊甸园”毕竟更让人喜悦。
　　从原始社会的发展看，文明最初阶段的积累首先是人类组织的成立、部落的出现。简单讲，人群的数量必须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文明才能被催生出来。从猿类通常的二三十个到人类的二三十人成群结队地采集繁衍，再到人类可以突破这个原始的数量界限，达到50人、100人、甚至是300人的族群，肯定会连带催化组织能力、语言、等级、私有化、政治、宗教、军事和其他文明的出现。量多体大，意味着复杂化，意味着所谓文明的形成发展。从这一规律看，最初的文明应该出现在人类的发源地附近，这是我特别倾向于也门——埃塞俄比亚一带为伊甸园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这个判断也确实来自目前DNA与考古结合得出的结论。哪里是人类的发源地，哪里才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伊甸园”。
　　对于伊甸园的地点我还有一个假设。从《圣经》看，人类是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我认为“伊甸园”有可能指埃塞俄比亚包括索马里附近的人类发源地。索马里与也门分居“亚丁湾”南北两侧。所谓人类被驱逐出去可能是从非洲大地驱除出去的。这就不影响“亚丁湾”的命名合理性。当然也会存在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