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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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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3）
制宪会议代表提议，通过限制国家对出口的权力来缓解这些分歧，但是他们都意识到7月13日以后讨论奴隶制问题时，地方主义会表现得很明显。尽管许多北方制宪会议的代表从道德的角度反对奴隶制，但是几乎全部代表都希望对一直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地区做出重大让步，以此来获取他们对北方航海权的同意。在8月16日至24日著名的制宪会议妥协中，代表们否决了大陆会议在1800年前禁止奴隶进口的权利，以此保证大宗产品生产的蓄奴者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大陆会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影响美国港口运输和货物运输的航海法令，这是对北方商业利益的一个让步。第二天，代表们轻易地通过了一个提议，进一步限制大陆会议在1808年前的奴隶贸易；在8月28日，代表们同意不允许各州征收出口税，但是，在9月13日，他们又制定了一个规则，允许州政府出于检查和安全的需要，对出口商品征收临时关税。实际上，代表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承认南北方分治的书面框架，这种南北分歧从殖民地时期和独立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关于内部改良和制造业生产问题的讨论，负责考虑这些问题的制宪会议委员会从没有向整个代表团汇报过情况，也许出于担心具体的发展提议会危害到区域间的融洽。一些代表私下承认，全国的不同地区从边疆殖民地运输网络的改善中，会有不同的收益。另外一些代表担心鼓励制造业的措施，会导致区域间的冲突。新的联合体也许能够解决这些不同的、有时是冲突利益的观点，对于诉求于更高机构裁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新的联合体有能力避免带有区域性偏见的特殊承诺。同时，甚至当他们阻止各州在将来发行纸币时，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于授予大陆会议发行纸币的特殊权利有所犹豫。关于发行州政府债券的前景和根除纸币贬值的两难问题，只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代表们还明确排除了联邦政府制定禁止挥霍浪费法令的权利，并对专利和版权的垄断权利进行限制。
当国家主义者（1787年后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寻求批准宪法的时候，他们的反对者重整旗鼓。反联邦主义者不相信宪法是一个真正的代表提案或联邦提案，他们反对任何主要条款中经济方面的特殊规定。尤其在考虑西部开发是否有利于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时，他们担心会加深地区的分裂。另外一些反对者对代表们的权力提出挑战，认为他们破坏了各州的主权，而将主权给予了新的联邦政府。在未来，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应该分享征税权，而统一的进口税会导致州政府失去对商业的控制。他们担心联邦主义者将会诉诸于货物税解决税收问题，这种担心于1791年被证实了，而且他们预计联邦政府迟早会征收出口税。最后，反联邦主义者还对宪法条款中规定的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观点表示反对。梅兰克森·史密斯（Melancthon Smith）公开为“值得尊敬的自耕农”或“中产阶级”讲话，认为他们是共和政体中，对“自由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阶级”；通过建立巩固的政权，新的国家政府将减少一个新兴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而这个阶级曾对州政府寄予深切的希望，因此，他们可能会颠覆国家的自由。
反联邦主义者在经济上也不总是唱反调的。他们对自身利益、企业家精神、立法机构一致同意保护和促进新商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地方控制的改进等措施表示欢迎。他们斥责联邦主义者把18世纪80年代的萧条归因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正确地分析出这一创伤更深层的原因。最后，反联邦主义者相信，正是地方经济才保留着对公民双重经济利益最有效的反映，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财产”更是如此。认为国家经济只是一个奇想，一个用来满足部分“商业贵族”利益的诡计，许多宪法的批评者还吸收采纳了这一坦率直言的对统一政治经济体系憎恶的观点。其他人希望在各州模仿新重商主义的政策，这些新兴的企业家和商业农学家希望使收入流到国家控制的商业银行，国内经济的改良仍然保留在州政府的控制之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联邦主义者朝着建立一个全国统一协调的经济体系迈进的过程中，他们代表了领土扩张、内部改良和制度改革的需求，并盗用了这些措施的语言，但是一些最重要的正在出现的经济激进主义，将于未来数十年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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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家主义时期（1）
大多数美国人至少暂时同意了联邦主义者关于扩张、发展以及国际性的观点。当第一届大陆会议着手于建立一个税收体系，以使政府能够运转和偿还部分战争债务时，在1789年的五六月份随着宪法通过之后，美国人对美国政治经济的热情得到了支持。代表们很快批准了在独立战争和邦联时期曾被各州破坏的关税准则。这些在1816年之前一直增加的关税，为联邦政府提供了大约90％的收入，剩余的10％则来自于周期性的公共土地的出售。联邦主义者力图用这种收入作为发行国债的前提条件，公债基金也得益于国际声誉的提高，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
1789年大陆会议的第二个措施是《吨位税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通过对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征税来增加收入，其征税的根据是船只的规模：最高一级的税是一吨50美分，这是对所有外国拥有和制造的船只征的税；次一级的税是针对所有外国拥有的、但是美国制造的船只开征的；而对美国制造和拥有的船只几乎不征税。该法案的双重效应一是赋予了美国航运者相对于外国航运者更为明显的优势，二是几乎把所有的竞争者从沿海贸易和北方渔业中排除出去。事实上，大陆会议代表所作的主张与英国政策制定者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83年他们制定的反对美国商业的《议会法案》得到通过。
《吨位税法案》在大陆会议内引起了少数人的强烈反对，因为其目标基本上是保护美国的航运业。即使是忠诚的“土地均分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同意立法机构要用智慧立法，“通过补偿性条款以最大的可能利用海洋”和“保护在商品运输中出口者的平等权益”，目的是在未来能够与外国进行更为互惠的贸易。 但是，当大多数代表支持将《1789年关税法案》作为一个保护主义的适当尝试和政府收入的一个有价值来源时，反对该法案的声音却在大陆会议外出现了。关税和吨位税措施让当时人更加意识到，“南方和北方总是大陆会议中的两股分裂力量，这种思想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分歧总是自然存在的，并将和联邦一起并存下去”。 不仅仅是部门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一些手工业集团也对某些特殊商品征税不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关税保护的程度太低了，以至于不能有效地阻止外国货物的进口。
直到联邦主义者或称汉密尔顿主义者之前，这些对法案的反对意见并没有变得太重要，也提不出额外的能够激化大陆会议内部和公众争论的议案。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即所有大陆会议的代表以及许多美国人，都在密切地关注着政府是否会容忍：控制政府基金和战时债务偿还事务的那些人，已经掌握了潜在的大量权力。在1790年，有不少事情仍然是不清楚的，比如政府是否偿债了？即使偿还了，是在什么情况下清偿的？是由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偿还的？罗伯特·莫里斯对于大陆会议外部那些显赫的公共债权人的压力非常敏感，于是要求大陆会议的同行们建立一种有政府基金支持的长期国债制度，以部分支付从独立战争以来政府所欠下的债款。他主张发行新债来偿还独立战争时的旧债，并对原持有人和后买进者采取无差别的偿还政策；而且，只以进口关税收入偿还国债的利息部分，本金由受制于大陆会议的中央基金来管理。只有这样的一个基金，才能使联邦政府具有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从而提高了联邦政府在国内外的声誉。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方案。17世纪末期，英格兰银行采取这样的政策方案时，背后也有同样的理由，独立战争初期，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借用了英格兰银行的做法，用以向北美大陆军和供应商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汉密尔顿被要求准备一份报告，要把莫里斯于1790年1月提交给众议院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具体化。他在报告中写道：国债总额已经超出5 400万美元，其中大约1 200万美元是欠外国的债务。他估计州政府的债务总额约为2 500万美元。此外，这些大量的财政债务的债权人是广泛分布的，包括其他国家、复员军人、以前的战时供应商和城市大商人等借贷者。汉密尔顿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建议：将重要的联邦财政收入与长期支付国债利息的基金紧密地联系起来，目的是将独立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和票据变成一种比较固定的联邦政府证券，并对原持有人和后来的债券持有者进行无差别对待；对州政府发行的债务进行偿还，通过了一项对某些“奢侈品”开征消费税以增加税源的条例。在此基础上，汉密尔顿向大陆会议提出了建立美国国家银行的计划。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早期国家主义时期（2）
詹姆斯·麦迪逊是汉密尔顿报告早期最为激烈的反对者。他的观点是：（1）要对以军人和小供应商为主的原债券持有人和在短期内收购了大量债券的投机商作出区别对待；（2）各州战时的欠债由各州自行解决。麦迪逊及大陆会议内一小部分追随者指出，在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尤其是在北部各州，债券投机成风；近来更有学者得出结论，1790年时，向马萨诸塞州居民发行的几乎所有政府债券的80％，都被少数有足够硬通货的投机商收购了。南方低地农村地区的投机分子持有近300万美元面值的国债。
在1790年2月，麦迪逊提议：（1）当时的公债持有人，如果不是原始债券持有人，他们得到的债券价值，不能高于他们在市场上出售债券时所得到的最高市价；（2）公债到期偿还余额，理所当然地由国家政府基金偿还给债券的原始持有人。但是，当大陆会议法官议员审查了这个提案，发现在会计学上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原始债券持有者和中间持有者总共有数千居民，且分散在不断流动和增加的人群中。汉密尔顿的一些支持者指责麦迪逊的提案完全丧失了公平性，因为它毫无疑问体现了对债券交易者契约的侵害，作为财产买卖者，债券交易者有权利这样做。2月22日的大陆会议，以36票比13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麦迪逊的提案。
当大陆会议开始讨论关于州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时，麦迪逊再一次成为大陆会议中反对派的首领。与更多其他的措施一样，州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也包含有地区部门的利益成分。因为北方许多州仍欠着公共债权人巨额债务，而大部分南方各州已偿还了大量的州政府债务，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是最大的例外。此外，北方的投机商购买了大量的南方州政府的债券。47个北方人拥有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总额为3 200万美元的债券，相当于这几个州所有未偿债务的40％，而纽约和新泽西州的13或14个人就持有3 200万美元南方各州政府债券，占所有未偿债务的63％。因此，南方各州的议员和北方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通过联邦政府债务的偿还，来消灭各州的势力。尽管在4月初的表决中，众议院以35票比29票之差否决了州政府债务偿还提案，但在7月底参议院仅以一票之差，驳回了众议院的提案，此次还通过了与之配套的基金议案，并一致同意将首都迁往位于波托马克河（Potomac）沿岸的华盛顿。
直到1790年底，汉密尔顿提案的反对者们只是暗示了他们的阶级和部门利益，而没有直说出来。但是当1791年1月，汉密尔顿正式向大陆会议提交了关于建立银行的报告和开征消费税以增加税源的议案时，制度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棘手问题就摆在了政策制定者的面前了。反对者认为，银行的建立把声名狼藉的利益集团与讲信用的国家政府联系起来，会产生一个膨胀的远离选民监督的机构。甚至还有人说，任何形式的政府银行都会扭曲公民的道德观，因为他们会引起信贷、经济增长和通货的泡沫。
这些反对派还坚信，开征消费税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会过度干预美国国内正常的市场经济关系。阿尔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认为，向国外商人征税是合适的，但是不允许对本国居民在国内的商品运输征税。此外，大量民众支持反对征税计划的呼声，大量地出现在各种报纸和小册子上，以击败国内的征税计划；汉密尔顿对待美国民众的方法，似乎与18世纪60年代英国政策制定者的做法一样，当时英国统治者曾掌有专制的征税权。
尽管遭到反对，汉密尔顿的银行议案还是以绝对优势被大陆会议通过。由民间资本和联邦政府合资的美国银行于1791年开业运营了。美国银行获得了20年的执照经营权，财政部持有其中1/5的股份，其余部分由私人所有。银行总部设在费城，并迅速在波士顿、纽约、查尔斯敦、诺福克、华盛顿、巴尔的摩、萨凡纳（Savannah）和新奥尔良等地设立分行。它完全像一个商业银行那样运作，发行货币、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此外，联邦政府把财政收入也存在美国银行，并可凭政府信用获得贷款。同时，美国银行对各州银行的借贷政策起到保护作用；因为它接受了大量的各州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并作为它们的部分储备，随时要兑换成现金，因此，强迫州银行适当控制它们所发行的银行券。1792年汉密尔顿制订了针对费城造币厂的《造币法案》，这个法案规定美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金银之间的比价为15∶1，并计划铸造可代替纸币的硬币，用于一般商品流通。。 最好的txt下载网
早期国家主义时期（3）
这样的财政和税收体制，塑造了美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汉密尔顿在两年后提交的第一个报告，即1791年12月的《关于制造业报告》，却遭到大陆会议否决而没有通过。从表面上看，这份报告将当时人们关于“商工农各业和谐一致”发展的理论智慧综合起来了；提出要专门设立补助金、保险金和奖励金，以奖励那些对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特别贡献者，并建议提高21种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降低5种原材料的关税。汉密尔顿认为，只有提高生产力，才能刺激收入和消费的快速增长，促进新的技术发明、更多的投资和引进熟练工人；制造业和制造工人可以吸收农业的剩余产品，新的工厂会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但当批评者开始将该报告与汉密尔顿的另一个遭到噩运的计划，即在位于新泽西州的帕特森（Paterson）的“建立有用的制造业协会”相联系起来时，这些范围广阔的目标就变成了人们的一种担心了，也就是担心北方城市的少数证券持有者将成为制造业计划中唯一的受益者。汉密尔顿的报告中对政府奖励的建议，还引发了会为此而竞争的发明家和开拓者的争吵，报告的反对者甚至要设立一个普遍的保护性关税，而这会对国内的小商人和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产生影响。南方地区的商人和以出口为主的农场主认为，汉密尔顿提议的消费税会不成比例地降低他们的大宗出口产品数量，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民的忧虑情绪普遍高涨，并于1792年至1794年发动了威士忌酒业起义。
反对第一届联邦政府计划的呼声在18世纪90年代日益高涨，并于180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民主—共和党获胜，而联邦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民主—共和党势力的增强，不仅源于至今未经证实的联邦主义者为帮助某些利益集团积聚经济能量，以及美国人日益高涨的对变革的迫切要求，而且还源于1790年以后，政府对小企业家和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工人的扶持。尽管美国银行一直在对州银行的货币发行进行监督，但州银行的数量还是不断增加。到1795年，已经成立了20家州立银行，1812年已扩展到90家，这些银行发放贷款和信用证的总金额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银行的放贷额。18世纪90年代，南北各州的立法机构都支持农户兴修水利和收费公路。纽约、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州甚至向诸如陶器场、铁炉厂、制革厂、纱厂等这样的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甚至在资金不足的条件下，政府也要为私营经济的创新努力改善条件。例如，受益于商业法典的帮助，部分生产商开始对他们进行贸易的商品进行专业化的生产。为了能担当经纪人，一些厂商甚至不惜将部分交易商品停产，就像“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和巴尔的摩子孙”的案例那样，当公司从出口小麦和进口纺织品而改做“纸上”谈判合约时，就充当了其他厂商的经纪人。一部分公司的代理商颇为典型地利用外国债券做投机生意，而波士顿和费城的一些商行则利用发行彩票的方式，汇集了大量当地居民的小额储蓄，为州政府支持的教育和制造业方面的工程计划提供资金。
1789年至1819年期间，州政府立法机关共颁布了2 500个针对新兴商业的特许经营权，其中有300多个特许经营权是给予州政府颁发执照的银行的。与这些具有试验性、脆弱性和刚刚开业的银行相比，美国银行规模格外庞大，但它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当1811年美国银行执照期满后，没有获得批准延长执照期限而被迫关闭，从这时至1816年，资金缺口就由新成立的200家州和地方银行来弥补。大多数特许经营将商业特权限制在私人资本的借贷上，以及减免税款和免受通行法案的约束上；同时这些特许经营还给予某些公司公路和铁路的垄断经营权，并规定由私营机构收取费用。但也有许多特许经营公司保留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形式，它们为州政府和私营企业提供收入来源。康涅狄格和马里兰州政府了解到，普通纺织工人一天能生产出5码布，而在政府的资助下，私营纺织作坊可引进10至20台织布机，很容易达到一天100码亚麻布或毛料的生产能力。以税收减免和公开发行“伊利湖公债”的形式，伊利运河工程也接受了州政府的帮助。伊利湖公债还吸引了英国商人的资金投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前，无论商行还是个人都纷纷寻求安全可靠的投资方式，19世纪20年代，他们购买了一半以上的“克林顿壕沟公债”。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早期国家主义时期（4）
联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州政府创新性拓展资金来源的成就，必须要考虑美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大环境。政治家和政论家公认，有两大外部环境塑造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大致轮廓：（1）1792年和1814年间的欧洲国家的战争和饥荒；（2）美国国内主要人口的重新组合，非常巧妙但又是决定性地为美国的地区冲突作了准备，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互相影响和互相依存的一代美国人作了准备。
美国国内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势必受到拿破仑战争期间重大事件的深刻影响，当时欧洲对食品和航运的需求迅速增加，而欧洲人以前在跨大西洋贸易中的地位也被美国运输商人所取代了。得益于美国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国内的农场主、种植园主和制造商人能够向交战国出口和运输产品。大西洋中部和切萨皮克地区的大量农场主纷纷由种植烟草转向谷物生产。随着后来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欧洲的战争冲突为美国人扩大出口提供了空前的大好机会。尽管当时的物价每月都在变化极不稳定，但是诸如谷物、面粉、熟肉、鱼类及木材这类传统商品的价格，却在1792至1818年间稳步上涨，实行禁运的 1807和1808年两年除外。整个18世纪90年代，从纽约、新泽西以及新英格兰部分地区输出的货物价值增加迅速，从北部港口再出口的南方棉花、英属西印度群岛的食糖和染料的商品价值，增加的速度更快。从整体上看，尽管美国出口增长并不均衡，但其出口总额却从1790年的2 000万美元，上升到1807年的亿美元；在同一时期，美国从商品运输所获得的收入也大幅上升。只有1802年末至1803年初，欧洲出现了短暂的局部需求减少的情况。随后，不仅仅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而且还由于法国和东欧的粮食歉收，吸纳了美国可供出口的大量剩余谷物和面粉。为了利用美国商人在跨大西洋口岸运输加勒比海和印度货物的服务作用，英法两国被迫暂时放松了对美国贸易的封锁。美国商人还向英法再出口胡椒粉、盐、茶叶、咖啡和食糖等货物，然而，同类货物在美国北部各州的消费模式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美国在出口和再出口中的收益，使美国得以进口大量制成品而不用增加外债。虽然在18世纪90年代期间，出口价值增长迅速，但是商业货船的航运收益，也说明了美国对进口商品有更高的消费能力。与1792年航运收入的630万美元相比，1793年至180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航运收入已高达2 000万美元。尽管其中有过一段时间的禁运，但是从1803至1812年间，此类收入还是上升到年均3 100万美元，其中包括船舶制造和船舶销售收入。而美国商人拥有的吨位已从1790年的355 000吨，增加到1808年的1 089 000吨。179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美国各港口进出的船只，美国船只占到59％，而到了1807年，这个比率已增长到92％。据有关资料记载，美国运输商还提高了运载货物的规模和对海外客户的运输费用；在战时，他们缩短了运输周期。直到1807年左右，美国对欧洲参战国的船只销售量还一直稳步上升。据不完全统计，沿海贸易尤其是南部产棉各州与东北走廊之间的贸易，对小商人和航运服务业中新兴的富有进取精神的利益集团来说是绝佳的时机。总之，这些大的外部环境，增加了海港城市的经济活力，对当地大量年轻人的重新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各行业的工匠，以及保险商、票据经纪人、仓库和港口服务工作人员、碾磨工以及国内运输工人等，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比较稳定的工作机会。
随着跨大西洋沿岸贸易的繁荣，美国人口的重新分布也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它导致美国西部、东北部和南部地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地域特征。1790年美国的总人口为390万，其中有370万人生活在乡村，只有不到62 000人居住在国内最大的两个城市。自1770年起，白种人人口增长了80％，高出生率致使白种男人的平均年龄在1790年下降了岁。到1820年，美国居民总人数已上升至960万，并以每23年翻一番的增长率，增加美国居民人数，这种情况与独立战争前10年非常相似。。 最好的txt下载网
早期国家主义时期（5）
随着人口的增长，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版图也扩张了，特别是从原西北地区分割出来的最早的三个州表现得更为突出。肯塔基州的人口从1790年的 73 677人，增长到1800年的220 955人，而到1810年时，人口总数已高达 406 511人；田纳西州的人口增长也很迅速，1790年的人口数量为35 691人，1800年为105 602人，1810年则达到261 727人；俄亥俄州的人口增长更快，1800至1810年的10年时间，就从45 365人增长到230 760人。从1770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殖民地版图的西北部至密西西比河的整个地区，1810年已增加了近150万移民；182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50万。1803年购买的密西西比河西部的路易斯安那，不仅为小农场主，而且还为棉花种植者和奴隶制的向西扩张提供了机会。1783年的和平条约，使美国又获得了889 000平方英里的领土，1803年美国政府又仅花1 500万美元就从拿破仑手中购入了大片土地，面积约为 827 000平方英里。
尽管研究早期“交通革命”的学者已经指出，建立贯通全国的长途交通网络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但是直至19世纪20年代，中西部最领先的运输组织依然不够城市化，劳动力也不够专业化，对于大多数新移民来说，市场一体化也仅限于本地区范围。建立独立战争后的第一个边疆地区与南部、大西洋中部和东北部殖民地区之间的真正跨区经济联系网络的任务，还有待于下一代人去完成。
但是，老殖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西进运动的步伐。南方地区的商人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开始从事棉花出口，特别是有关输往英国纺织工厂的棉花出口，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完善稳定的销售市场，占据了一个令其他州羡慕不已的市场位置。在从1793年至1807年期间，南方各州的棉花出口量已经占到全美出口增加额的近一半。虽然1805年之后棉花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埃利·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的轧花机，以及它的迅速推广，却大大提高了加工出口的棉花产量。此外，人们开始培育一种能在干旱环境中生长的且生长期较短的棉花，并在后来的几个州，如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开辟新的种植园，这一切在1815年时都进展顺利。随着棉花经济的拓展，奴隶制也得到了发展。1790年时，全国已有70万奴隶，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种植烟草、稻谷和蓝靛的种植园殖民地各州。在1820年，奴隶的人数已经上升到180万，几乎占美国人口的20％，并大量迁移到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州盛产棉花的地区。1793年棉花产量为300万英镑，到1815年时上升到9 300万英镑。尽管在18世纪80年代，整个美国南方地区几乎都没有出口棉花，但是在1800年，美国棉花的出口量达到了1 800万英镑。
在1790至1815年间，美国东部工业化城市和居民能够接受从西部过来的商品之前，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意义重大的地区间产业重组。独立战争的结束，及战后出现的向其他国家出口的空前商机的刺激，使大西洋沿岸中部和切萨皮克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农场主转向了谷物的生产。东部地区的其他农场主也开始专门生产适合当地市场销售的易腐产品，例如奶酪、牛奶、水果和蔬菜；有些农场主放弃了谷物生产，改为为他们住地附近建立的毛纺厂和纺织厂牧羊，生产羊毛和提供原料；还有一部分人改做牲畜饲养，提供肉类和皮革。一些东部地区的农民在美国独立初期，迁移出他们原来的村庄，但是从事传统农业的人也有一定的数量，他们一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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