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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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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发生的工伤事故也造成了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伤残。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1968年对职业安全和健康立法发出了倡议，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后来签署了这一法案。经济组织虽然同意这一立法的原则，但它们反对许多执行上的规定。但是，劳工组织发起了一场英勇的立法运动，这场运动与公众在健康问题上的意识普遍加强相结合，产生了1970年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但是这一法令中麻烦的组织安排和不实用的规则制定程序都是妥协的结果，也导致了一些错误和挫折。起初，职业安全与健康署（OSHA）不得不采用诸多“国民一致同意的标准”，这些标准在历史上是由同业工会发展起来的。许多标准都是陈旧的，甚至是空洞的。它们主要关心的是标准的设计而不是执行。
OSHA的工作主要放在违规行为、处罚和撤销命令的检查和援引判例这些方面。 OSHA的这些毫无价值或者错误的规则除了遭到多年的嘲笑之外，其管制也遭到了大企业的批评，因为它们的投入巨大，而收益甚微；还遭到小企业的批评，因为它们受到那些繁文缛节的限制，且其成本超过了它们的业务所能保证的收益；同时也遭到劳工组织的批评，因为管制缺乏效率，它们对以卫生为代价来强调安全感到失望。OSHA对事故和伤害的统计研究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紧接着OSHA之后的是1972年通过的《消费品安全法》。联邦政府在产品安全方面的作用从前是限定在制定特定产品的法令方面，现有的机构开始强化了这一作用。新的法案赋予由5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广泛的权限来对成千上万种产品进行管制（除了汽车、烟草、药品、枪支和其他进行个别管制的商品）。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可以颁布强制性标准，禁止生产和强制召回，可以要求对危险进行标示或者通告，可以要求对企业财务进行检查，也可以寻求民事或者刑事处罚。
像OSHA一样，CPSC起初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已经有一定成效的自愿标准。在法案通过后的几年中，它几乎没有颁布什么安全标准，就算是颁布了标准也没有什么价值。虽然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将他的目标描述为控制不必要的危险，而不是控制所有危险，但向控制不必要的危险这一目标的转移还是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这一法案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颁布了婴儿床、暖气设备和危及儿童安全的药瓶盖标准。然而，CPSC的管理让它的多数支持者大失所望，它那复杂耗时的程序也让企业彻底疏远了它。1981年，里根政府在这一法案的最后时期曾试图废止它。这次努力失败后，委员会制定标准的权力被一个要求遵从自愿标准的修正案所削弱，无论什么情况下，自愿标准都被认为是恰当的。
无论是从人员、预算，还是从影响范围来看，环境保护署（EPA）肯定都是新管制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经过一次执行上的重组后，理查德·尼克松于1970年成立了EPA。地球日后的8个月中，在威廉·拉克尔肖斯（William Ruckelshaus）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环境关系示范活动。EPA从15个联邦机构雇佣了5 700名人员负责管制空气和水污染，管理固体废物、杀虫剂、噪音和放射物。甚至在从华盛顿得到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之前，拉克尔肖斯就已经开始推行一个果断的强制策略。他广为宣传许多大公司和市政当局违犯《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的诉讼案。为了避免树敌众多的风险，拉克尔肖斯试图确保环境保护署的预算，与环保团体建立一种诉讼委托关系，让环保问题保持在政治上的焦点位置。经过这些努力，他最终取得了成功。 txt小说上传分享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11）
1970年通过《空气洁净法》后，国会对EPA新增加了一个艰难的管制任务：建立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通过固定的和流动的空气污染源的排放标准来执行。工业团体和环保团体在许多问题上展开了论战，比如卫生标准和空气质量标准之间的安全界限，是否应该允许在空气非常洁净的地区降低空气质量标准。在发布各州的指导线的时候、颁布新污染源（包括汽车和卡车）的排放标准的时候、决定最适用的控制技术的时候、批准各州的许可证和执行时间表的时候以及制定监督政策的时候，在执行的每一个阶段，许多利益集团都在对EPA进行游说。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无节制的经济增长遭到了一些选民团体的批评，环保主义者成功地使EPA的空气污染政策从清除污染转向了抑制增长。许多环保团体的法律专家在法庭的普遍支持下提出了一系列EPA难以（有时候是不可能）要求的规则和法庭指令。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一场持久的立法斗争，并一直持续到1976年的总统选举之后。斗争在1977年的《空气洁净法修正案》这一美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管制立法中达到了顶点。修正案提出了新的规则以阻止未开发地区空气质量的严重恶化，它们通过抑制增长来处罚城市中未达到国家标准的污染制造者。
在1972年的《水污染控制法》中，国会确立了一个激进的目标——到1985年达到污水零排放。根据《空气洁净法》的经验，《水污染控制法》在两个阶段建立了“技术强制”标准。到1977年，要求处理企业和城市污水的管道要采用“最可行的控制技术”。6年后则要求使用“最有效的控制技术”，无论成本有多高。EPA最终发展了一个包括许可、监督、褒奖、处罚的详尽的体系。虽然目标和标准在1977年的修正案中有所放松，这一强制执行的洁净计划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1975年，在联合化学品公司（Allied Chemical）得到了向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河排放十氯酮（一种像TTD一样的杀虫剂）的许可证后，EPA的第三个重要项目（包括对有毒物质的控制）突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论战。随后的调查和调查结果的公开导致了《有毒物质控制法》在1976年得以颁布。国会命令EPA建立一个所有有毒物质的数据库，建立一个在有毒物质上市前对其制造者和使用者进行通告、登记和发放许可证的体系。法案的执行工具包括对标签的要求、标明使用说明、强制检验和禁止使用。
一个控制危险垃圾的法案也于1976年颁布。《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授权EPA列出所有的危险垃圾，对任何危险垃圾的产生、运输、处理或处置制定规则。在连带责任和个人责任得到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单一计价体系保证了这一项目的实施。但是，这一法律仍然存在漏洞，比如大多数（小型的）垃圾制造者就被免于处罚，执行的时候也不尽如人意。即便预算翻了四番，人员也增加了一倍，EPA的组织资源的延伸到现在还是非常不够。
革命性的社会管制还是要和政治相结合。
新政管制体制的崩溃，1968—1983年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局势的变化打破了新政的经济管制体制，而同种类型的局势变化也刺激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管制和60年代的社会管制的产生，这多少有点矛盾。
根本的宏观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构成了管制方面变化的广泛背景。1968年后，实际经济增长突然放慢了（从年均增长下降到）；通货膨胀加速，利率提高了3倍多。1971年的美元贬值和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后，美国经济与1968年之前的30年相比根本地衰弱了。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生产率的低增长，以及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问题同时出现了。
新政的管制体制已经发展了30多年，无论与20世纪30年代还是70年代相比，这一体制经历的30年的发展期间里，宏观经济都更强劲，通货膨胀也很低。它的管制方法和规则是以稳定的或者下降的实际成本和物价、迅速提高的需求为基础的。当这些宏观经济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变化后，受管制企业潜在的问题突然就显现出来了。这些问题包括：过度的资本化、负债经营、过剩的生产能力、高成本以及交叉补贴的定价模式。
由于越南战争的局势越发恶化，由于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显然难以应付，由于国家的能源供给似乎被OPEC所挟持，由于政治上的不法勾当牵涉到了白宫，人民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任。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的、体现在新政中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在知识上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彻底地侵蚀了。
临时组合的政治利益集团很快就开始支持放松管制的改革。对改革的推动始于拉尔夫·纳德这样的激进主义消费者和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这样的自由政治家，他们相信大多数管制机构都已经被受管制的产业所俘获。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政府官僚提出温和批评的人和研究产业组织的经济学家也加入进来，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管制问题，并向福特和卡特总统提出政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利益集团逐渐被反对政府干预的保守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支配，他们更偏向市场运行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控制，他们普遍支持里根政府。
技术革新是导致管制发生变化的第三个因素。通过发展替代技术和打破产品市场的差别以及降低进入成本，技术革新改变了管制据以存在的经济特征。宽体喷气式飞机、自动取款机、微波传送、数字交换机和核能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最终，当管制者不再能够抑制这些技术革新所产生的经济压力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放弃管制了。
管制的失效也要归因于无法实施管制。当压力来自其他方面的发展时，管制机构总是发现难以对管制措施进行调整。比如在电讯业，在维持交叉补贴机制的情况下，它们就不能理解自由进入的问题。在航空业中，管制者有所反应，但它们通过不适当地将传统原则扩展到极端的程度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在面临天然气短缺的情况时，管制者试图提高价格以进行激励，但由于它们自己的裁决和管理程序上的缺陷，这一措施只是成为一种摆设。
政策企业家是变化的第五个源泉。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了解管制失效后果的人，或者至少是看到了变化带来机会的人，都会利用法庭、管制的领域和立法改革来推动变化的过程。MCI公司的主席比尔·麦高恩（Bill McGowen）、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主席艾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以及货币监理署署长托德·康诺弗（Todd Connover）都是很好的例子。
航空（1）
航空运输是第一个废除新政管制体制的产业，也是管制机构本身被解散的唯一产业。航空业放松管制的影响是迅速而又具有戏剧性的，虽然产业结构在10多年之后仍然在调整。
这一产业经常性的服务能力过剩问题在1969年突然恶化了。缓慢的经济增长、费用的增加以及宽体喷气式飞机的出现都是其原因。由于上座率的迅速下降使得劳动成本和债务增加，燃油费用超过了此前已经压缩费用后的生产力所获得的收益。民用航空委员会（CAB）对此采取的措施是允许组织卡特尔对新航线的开发提供延期付款以及提高票价。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乘客数量的增长一直很缓慢，航空业的资产收益率大大低于不受管制的行业的收益率。
1975年，改革的动力产生了。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利用他所掌管的行政执行和程序委员会调查并公布了航空业管制的失效。只有两个团体——某些航空公司和它们的工会——反对管制改革，但它们只是一些小集团，相对缺乏政治影响力。1977年，支持管制改革的吉米·卡特总统任命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卡恩为CAB的领导。卡恩是边际成本定价方法的支持者，他鼓励在许多先前实行许可证制度的领域放开市场准入和价格竞争。在这些成功经验的帮助下，国会被说服了，并于1978年通过了《航空业解除管制法》（the Airline Deregulation Act）。
尽管国会的打算是分五年有序地放松管制，但是竞争的突然冲击还是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第一家公司进入市场后，紧接着就会降低价格，原有的承运人就会放弃某条航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竞争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残酷。低成本、不提供多余服务的新航空公司迅速增加。面对这种破坏性的损失，大公司奋力做出反应。低效率的飞机被停飞或者替换；维护和运营被集中化；人员被削减，工资也降低了，公司与工会重新谈判工作规则。点对点的航线模式被重新组织成由中心向外扩散的体系。这些措施增加了新竞争者进入中心城市的成本，但也通过由更多较小的飞机和机组来执行支线航班而降低了单位成本。计算机预订机票这一系统使销售和分销更加现代化，细分市场的增加使得大公司可以把定价当做一种竞争武器来使用。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航空安全改善了，成本和价格（实际值）则降低了，飞机更加现代化。以消费者满意程度来度量的服务质量则恶化了。大公司对地区性公司的收购与大量公司的破产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更为集中化的产业结构（见图）。平均利润很令人失望。 公路货运和铁路运输
美国铁路的衰落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则面临更严重的危机。产业增长的衰落以及市场份额不断向公路货运流失，使许多铁路产业面临破产的威胁。过时的工厂和设备、无法控制的劳动成本使铁路管理似乎毫无希望了。因此，州际商业委员会和国会反复努力推行补贴、国有化等方面的局部改革。
以航空业放松管制的成功模式为基础，许多消费者、运输公司、经济学家以及一部分铁路和公路货运公司都在鼓吹说他们相信唯一的出路就是放松管制。1980年，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了两个议案：1980年的《斯塔格斯铁路法》（Staggers Rail Act）和《汽车运输法》（the Motor Carrier Act）。《斯塔格斯铁路法》中规定，无论是否存在竞争，铁路公司都可以在不受ICC干预的情况下自行确定费率。甚至在铁路运输占支配地位的市场中，ICC也只能确定一个灵活的费率区间。此后，协议定价、放弃运输线路以及联合运输兼并都成为允许的行为。《汽车运输法》在放松公路货运业的管制方面走得更远。准入限制最终被彻底取消了。对货运路线和货运类别的限制也被取消了。运输公司被赋予灵活定价的权利，对协议运输的限制也放松了。对多家公司集体定价的限制最终也取消了。
放松管制对公路货运业的影响是显著的；对铁路来说，则不太明显。所有公路货运业务中的价格都急剧下降。随着进入市场的人为限制的取消，大量“打了就跑”类型的公司进入市场，为实现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完全可竞争”创造了条件。接着，这个产业出现了轻微的衰退，迫使一些中等规模的公司采用了一种产业结构：将大型的、高效的运输车辆和小型的、便捷的车辆分开经营。放松管制对铁路的影响则没有那么快地显现出来，因为铁路公司有大量的沉没资产，劳动成本相对也更为固定。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平行路线的合并、无用工厂的关闭、路线的清理、劳动的买断以及公司兼并以扩大规模等措施开始恢复这个垂死体系的经济效率。。 最好的txt下载网
航空（2）
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对天然气价格和石油生产（向各州分配指标）和进口（由内务部进行控制）的管制性控制执行了30年之后，在1969年出现了失效的迹象。据美国天然气协会报告，国内天然气储备量的净变化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所增长，然后就开始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月后就开始出现不足。美国石油研究所的报告也表明，48个州的石油储备都下降了。几个月后，利比亚政府向一家美国石油公司要求将石油价格提高20％，这家公司接受了这一要求。
美国政府对这一变化的反应是不成功的。在天然气方面，联邦动力委员会没能将价格提高到足以刺激供给或者抑制需求的水平。甚至在面临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国会在立法上也没能达成任何一致（直到近10年后的1978年才做到这一点）。在石油部门方面，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开始对价格进行控制（这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然后在1974年放开石油进口限制时扩大了价格控制的范围。经过OPEC 1973年的打击之后，国会成立了联邦能源管理局（Federal Energy Administration）对价格控制进行管理以及在炼油厂之间分配原油。1975年，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和保护法》，建立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价格控制体系，这一体系大大地抑制了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刺激了需求，也导致了销售集团之间在分配上严重的不平等。这一法案将美国国内的石油价格定在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建立了一个受到低效率的炼油厂欢迎的详细的供给“资格”体系。
经过了8个月的争论后，在1978年，国会通过了最初由卡特政府提出的《天然气政策法》（NGPA）。 NGPA首先将管制范围扩大到州内销售，但取消了对许多成本高昂的新气源的控制，并且拟订了一个逐步取消对其他资源的控制的时间表。对天然气源头价格的放松管制是由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mission）（经过重组后的联邦动力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并紧接着又扩大了州际天然气管道的销售和运输功能。
1979年，在伊朗革命和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之际，卡特总统决定停止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其实，如果他不选择进行控制的话，1975年的《保护法》就已经提出在8个月的时间内临时性地取消控制。但是为了让取消控制在政治上可行，卡特经国会批准提出了一个新的征税方案，即对国内石油价格提高而获得的“意外之财”征税。
1985年后，由于国内产量和OPEC产量的扩大，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迅速下降。这一产业也经历了一次兼并、收购、降低成本和重组的浪潮。到20世纪80年代末，天然气生产仍然过剩，其实际价格降到了1973年的水平之下。尽管美国国内石油生产仍然没有恢复，但石油价格还是回到了1973年的实际水平之下。
电力行业
这一阶段虽然未对电力公用事业放松管制，但这个行业也得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定价和经营上空前的灵活性。这个行业中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
20世纪60年代末，电力生产的范围经济效应减弱了，而且有可能下降了。这种技术革新的滞后与第一次石油危机大致是一致的，同时环保主义者反对毫无节制地用高硫煤来发电，核能发电在此时也开始商业化。因此，在建设越来越大的工厂、降低成本和刺激需求之后10年，美国的电力公用事业第一次面临着成本的上升。当20世纪70年代需求消退后，电力行业的管理人员没能迅速地调整生产能力计划。结果是他们建设了过多的新工厂。尤其是在核能发电出现后，由于长期许可证的延迟，由于安全标准持续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电力行业出现了巨额的资本成本。在许多情况下，新工厂并不是急需的。
现在，州管制者面临着每年都要对新工厂的增长速度进行审批的任务，这些新工厂则是环保主义者、核能反对者和某些消费者团体所不希望设立的。这些团体普遍都支持管制程序，它们迫使管制者放弃与公用事业历史上订立的契约，即从对速度控制的风险收益中弥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管制者调整了他们对工厂的“轻率的”投资，而且不允许工厂扩张的速度超过既定的标准（这就意味着降低了公用事业股东的收益，而且有时对公司本身来说还意味着净损失）。州委员会也开始推动公用事业的边际成本定价，从而使需求能够更好地反映成本，而且能够作为新建工厂的一种替代方案来促进能源保护。
航空（3）
1978年的《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PURPA）使竞争或多或少在不经意间产生了，其部分原因也在于卡特政府的国家能源计划。PURPA鼓励独立的能源生产者利用风力、地热、尤其是伴生的能源（工业蒸汽和电力的结合生产）发电，按照公用事业的边际成本向它们销售电力。由于鼓励了独立的电力生产者，这一法案也鼓励了许多大的使用者放弃公用体系并转而购买独立生产者的电力。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现象逐渐增加后，就威胁到了大型州际公用事业，因为对它们生产的电力的需求减少了。这些公用事业通过削减成本并发展自己的伴生能源来应对这一局面。
电讯产业
AT&T对电话业务的垄断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被打破。由于通信和交换（相互呼叫设备）方面出现的新技术，FCC和AT&T越来越难以维持现行的市场准入限制，或者难以维持大客户对便于通用服务的市话业务的交叉补贴这一体制。1968年，FCC第一次允许非贝尔公司生产的设备进入电讯网络，并于1969年首次允许其他长途微波通讯公司进入市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国内外的制造商已经开始向AT&T的消费者销售电话、电话应答机和私人交换分机（用于商务公司提供特殊服务的分机交换机）。20世纪70年代末， MCI（微波通讯公司）将它的私人线路和长途电话网络转向公共服务，与AT&T形成了直接的竞争。虽然FCC事后反对这种竞争范围的扩大，但法庭对此并不予以支持。1980年，FCC放松了对所有终端设备的管制，但将其管制范围在电讯（数据交换）业务和计算机（数据处理）业务之间进行了划分。
这时，司法部对AT&T提起了一次大型的反托拉斯诉讼，断言AT&T利用其纵向一体化结构妨碍竞争，阻止竞争者得到向市话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权利，并且使用了歧视性定价。FCC事后通过允许竞争者进入市场而支持了这一诉讼，但同时又要求AT&T继续为市话公共服务提供交叉补贴。1982年，受信奉极端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深刻影响的司法部与AT&T签署了一个双边同意的判决。总公司同意撤销它的22个市话业务公司，将其迅速重组为7个区域性的大公司，每个公司都有大约60 000名员工及80亿美元到90亿美元的资产。AT&T将保留长途电话业务、设备制造（西部电子公司）和贝尔实验室，并允许重新进入在1956年的双边判决中被排除在外的计算机业务。这7个区域性的贝尔公司被禁止经营长途电话业务和设备制造，禁止提供比如语音邮件或者电子黄页之类的增值信息服务。
这些管制上和结构上的变化以各种途径影响了电讯市场。自从与其他长途电话公司展开竞争的贝尔公司不向市话业务提供高比率的交叉补贴后，长途电话价格就大大降低了。新的语音和数据服务，尤其是对大客户提供的这些服务受到了这种竞争以及交换和电信技术迅速革新的刺激。但是，市话价格则大大提高了，反映了网络接入和使用的真实成本。设备制造者之间的竞争也降低了设备的价格，并产生了样式、功能、质量各异的设备，比如无线电话、电话应答机等。只有信息服务业务方面的进步不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这一业务还保留着严格的管制性限制。 金融服务 在美国经济众多的金融服务部门中，在企业家和管制失效的推动下，放松管制在曲折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始于1968—1969年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引发了管制方面的变化。联邦政府借款和信贷的收缩使银行可以按高于联邦储备银行管制条款规定的上限利率向储户支付利息。这种情况在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间再度出现，每次出现都导致了金融脱媒（指储户将他们的存款从受到管制的银行转向管制较少的投资工具，比如股票和债券、对企业的直接贷款、可转让存单以及货币市场的共同基金）。为了应对这种损失，银行被迫按照市场利率购买基金，为它们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筹集资金。这种资产和债务的“失谐”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所有种类的非银行金融企业仍然在寻找每一个银行部门可利用的有利可图的机会。它们采用组织化的措施和产品创新以绕开管制性壁垒。在银行部门中，它们以相反的方向使用同样的措施——避开条文规定的管制性限制，为逃避管制而只提供管制较小的服务。管制者对这些规避管制的措施不加干预，这种现象日积月累，直到1980年引发了金融危机之后才被迫采取立法上的行动。
航空（4）
1980年，国会通过了《储蓄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这一立法决定分阶段地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允许商业银行开立有利息的NOW（negotiable orders of withdrawal，能签发可转让支付命令的活期存款）账户；取消了对联邦特许的储蓄账户在经营上和地理上的限制；储蓄保险的上限从40 000美元提高到了100 000美元。1981年当经济陷入衰退后，一场破产浪潮席卷了储蓄和贷款行业。国会于1982年迅速通过了《加恩圣杰曼银行法》（Garn St。 Germain Banking Act），不仅让储蓄账户中的资金能更容易地购买基金和转为储蓄存款（通过将储蓄保险的保险金额提高150％），而且在向商业不动产和建筑业发放贷款、购买低级别的（“垃圾”）债券方面都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此时，里根政府减少了监督行为，希望以此来释放“私人企业”精神。
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储蓄和贷款大危机的产生——这场金融灾难需要3 000亿美元的资金来为束手无策的储户提供担保。在全美国，尤其是在西南部的普遍现象是，银行支付高利率以吸引存款，然后向高风险企业贷款，这常常缺乏最起码的信用分析，最终违背了公众利益。管制者要求国会议员对这些行为提出批评。当这些贷款和投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显现出来后，导致数百家储蓄和贷款机构倒闭（见图对银行破产的详细说明）。1989年，即将上任的布什政府认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并且成功地发起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制实施法》。这一法案提议向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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