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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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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岣吲┮凳杖氲呐Π蠢硭凳浅晒Φ模耘┳魑锏钠苹怠⒍灾种裁婊南拗埔约袄嬷Ц兜确矫娴奈侍獾贾略嚼丛蕉嗟恼闻馈�1936年，最高法院宣布《农业调整法》违宪。1938年，国会通过了合宪的第二个法案，在支付和种植面积与市场条件相匹配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
在《国家工业复兴法》中，国会批准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罗斯福说，这个体系“对于阻止不公平的竞争以及灾难性的生产过剩”是非常必要的。每一个产业都被强制性地要求采用两类规范；一类涉及产出和价格，另一类涉及工资、工作时间和集体谈判条件。由休·约翰逊（Hugh Johnson）将军领导的国家复兴局（NRA）负责组织这些规范的强制执行，规范的组织需要听取各产业的意见，而且通常要更多地考虑工会领袖的意见。对规范的发展和强制的“自愿服从”方面的监督是比较松散的。
对这一项目的批评是把它与德国的卡特尔体系——说好听点是社团主义，说难听点就是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消费者和小业主抱怨他们受到了不公平和歧视性对待，其中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劳动力供应问题。法案的第七条第一款写明要保障劳动者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但雇主以及后来NRA都将这一条款解释为允许成立公司工会或像美国劳工联合会这样的独立工会组织。而且那些认为竞争已不再发挥作用的公众一般都支持“蓝鹰”计划（给顺从者佩发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合作被视为摆脱大萧条的一种直观的途径。但是，在执行了不到两年后，NRA被宣布违宪。它所制定的条款影响了法院的判决，并被认为被赋予了过多的立法权。
与此同时，为阻止银行体系的彻底崩溃，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就宣布全国银行放假三天。国家的金融资产已几乎荡然无存，成千上万的银行、经纪商、信托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纷纷破产。尽管学者们后来将这些机构的破产归因于资产萎缩、不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及“存款人恐慌的蔓延”，但来自国会的意见则强调破产原因在于那些动摇了“国家的道德观”的银行业务。当时的公众将银行倒闭归因于投机和彻底的欺诈、提款和证券发行的综合后果以及“银行链条”（比如分支银行）。
银行的倒闭，加上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证券业丑闻，为补救立法风潮打下了政治基础。这些法律包括：1932年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1933年的《银行法》、1933年的《证券法》、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1934年的《联邦信用合作社法》、1935年的《银行法》和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每一个法案本身都是各种银行和券商利益、新政改革者、官僚、立法上的派别之间紧张的政治争论和讨价还价的结果。这些法案通过划分类型和区域、固定价格以及提供应对风险的保障共同重建了金融体系和资产负债市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 想看书来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5）
这些法案的核心是1933年的《银行法》。这个被称为《格拉斯斯蒂高尔法》的银行法强化了对分支银行的约束，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设定了存款利率上限，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改变准备金要求，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开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和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H·帕克·威利斯（）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领导和推动银行改革。格拉斯和威利斯最初试图对商业银行的投资业务进行管制，但来自1933年国会关于证券和银行业的听证会上的否定意见使他们转向寻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结构上的分离。类似地，格拉斯领导的委员会相信解决流动性危机（存款的流通性）的办法在于提高准备金要求以及放宽对银行设置分行的限制。但在这里，仍然是政治上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地方银行家的压力——使得存款保险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政策。
《银行法》把联邦管制机构分为三个机构。货币监理署继续对国家银行进行监督。新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不仅（通过会员机构）对存款提供保险，还对那些没有加入联邦储备体系的州特许银行进行管制。联邦储备银行对银行控股公司和州授权的会员银行进行管制。这一结构弥补了管制上的罅隙，解决了行政上的无效率以及代理机构的权限冲突问题。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体系使每一类银行服务于特定的市场，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向不同的消费者集团提供稍有差异的产品。这一体系保留了一定的竞争，但不是价格上的竞争，而是服务上的竞争。每一类银行在政治领域都追求不同的目标，都在维护自己的细分市场，同时也试图向其他市场扩展。图描述了管制如何划分了每一类机构所服务的产业和市场结构。
当格拉斯和他的同事们为银行立法而努力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罗斯福的顾问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也带领三个青年学生帮助起草一个联邦证券法，其基本观念是新发行证券的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在证券业的勉强支持下，国会通过了1933年的《证券法》。这一法律要求发行新证券的公司登记所有股票，并公布一份招股说明书。承销证券的投资银行家对招股说明书的准确性要承担法律责任。为了限制投机，这一法律也要求在发行登记和证券销售之间要有一个为期20天的“冷却阶段”。1934年，国会通过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而对这一法律进行了补充，委员会被授权以一贯的基本理念对证券市场进行管制。宽泛的权限和灵活的规则确保了这个委员会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取得了相对的成功。
罗斯福政府在缓解了广大制造业、农业和金融部门的危机之后，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通讯、交通和公用事业的问题了。
对于贝尔电话系统来说，大萧条只是一次挫折而不是一场灾难。在20世纪20年代，AT&T迅速地成长，它购买了成百个地方电话公司的股份，将它们整合到由它垄断的全国长途电话网中，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它需要的所有设备都在自己的辅助机构西部电子公司制造，贝尔实验室也领导着全国电子领域的研究。在1929年到1933年间，AT&T的订单和用户分别下降了25％和36％，裁减了150 000名员工。
1934年春天，国会批准一个特别调查组对控股公司在通讯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出版了研究报告。调查组的结论是“电话业务是一种垄断业务……应该进行管制”。但是，“管制，尤其是联邦政府进行的管制有名无实”。调查组建议开展一次重点检查，包括对电话、电报和广播方面的联邦立法进行检查。它建议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罗斯福政府的支持下，1934年的《通讯法》（the munication Act）毫无争议地很快得以通过，因为贝尔系统没有积极反对这一法案。
《通讯法》成立了一个由7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由总统任命，被授予特殊的权力。在电话部门，委员会将对利润率、设备、公司合并、设备采购、研究以及会计标准进行监督。在广播领域，它将根据区域、功率水平和内容类别向广播公司分配频率、发放许可证。用法案中的话来说，委员会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建立一个可利用的、高速有效、在全国范围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设备并且费用合理的无线电通讯服务网络”。电话业中的垄断被隐含地接受了，无线电和广播行业中也没有太多的竞争。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6）
在天然气和电力产业，财务危机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只是加重了早已由州际传输、纵向一体化和控股公司的发展而产生的管制权限问题。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主持的一场始于1928年、到1935年才结束的大型调查披露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以及它们杠杆融资的全部范围和结构。比如城市服务公司、电力债券和股份公司、中西部公用事业公司等几个最大的集团在30个州设有90家分公司。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研究表明，15家天然气公司控制着73％的生产能力和85％的销售额。电力部门的集中程度也大致相同。
1935年通过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the Public Utilities Holding pany Act）。它的第1部分就包含了著名的“死刑”，准许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拆分州际控股公司。委员会考察了2 000多家所有种类的控股公司。在天然气和电力部门，SEC最终剥夺了417家公司的经营权。法案的第2部分重新组织了联邦动力委员会（FPC），赋予它管制州际电力输送的权限。1938年，国会通过了《天然气法》（the Natural Gas Act），扩大了FPC管理州际天然气输送的权限。国会虽然没有指定每一个产业的管制形式，但它对法律用语的选择——与“实际的合法的财产成本”相联系的“公平的、合理的”费率——使委员会选择了州公用事业中运用的服务成本、基本费率、收益率等管制模式。不幸的是，当这种方法运用到联邦一级的水平上时就带来了更多的抱怨，有效性也降低了。
在交通部门，技术革新和萧条相结合，削弱了铁路的生存能力。不仅总运输量下降了（大约50％），而且大量的货运和客运向其他替代性运输工具转移。客运逐渐转向了汽车、客车甚至城际航空运输。重要的铁路运输货物，比如石油和化学品，转移到了低成本的管道运输，而高价值的短程货运则转向城际货车运输。上百条国家铁路陷入破产的境地，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对此却没能做出有效的反应。
国会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应付这一形势。1933年的《紧急运输法》改变了ICC自1920年以来就开始使用的基本费率公式，用盯住费率替代了资产价值和固定路线的城际运输收益，新法案鼓励委员会在考虑到对运输活动和联合运输的影响的前提下，制定一套实用的费率。1935年，国会通过了《汽车运输法》（Motor Carrier Act），将州际货车运输纳入联邦控制之下。对这些管制措施的支持不仅来自铁路和ICC，而且来自那些无法控制州际运输的各州的管制者，也来自希望避免降价、防止游击式的小运输公司进入市场的那些大运输公司。在这一法案之下，委员会对每一条运输路线、每一种产品都设定了最低费率，发放便利证书（一种营业许可证）。在1940年的《运输法》中，国会责令州际商业委员会“负责对所有形式的运输进行公正、公平的管制”：铁路、水运、货车和管道。表面上建立了一个保护铁路的“协同的”联合运输体系。
在航空业这个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开始活跃起来的新兴产业，从一开始竞争就非常激烈。在飞机机身和发动机的发展还不足以提供客运服务之前，邮包是航空运输主要的业务。但是联邦补助这种糟糕的安排鼓励在航线上少算运费以及采用低于成本的定价。胡佛政府的邮政总长沃尔特·布朗（Walter Brown）寻求通过立法授予他更大的自主性以批准航线、规定费率。布朗希望在没有竞争性的出价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稳定的航线体系，为运输公司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持客运服务的发展。1930年的《麦克纳里沃特雷斯法》（the McNary Watres Act）采纳了布朗的多数提议。
布朗迅速组织了一个卡特尔，将重要的航线分配给了比较大的航空公司（美洲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和环球航空公司），剩下的航线则在6家公司中进行分配。许多发展势头很好的小公司被排除在外。此后几年，这一体制迅速地成长，3家大公司成为了纵向一体化的控股公司。但在1934年，国会的一项调查披露了布朗的卡特尔体制，揭露了这一丑闻。在国会重修法律时，罗斯福总统命令陆军航空部队（Army Air Corps）接管了航空邮件业务。在1934年的《布莱克麦凯勒法》（the Black McKellar Act）中，国会剥夺了邮政部长的权力，恢复了竞争性出价，赋予州际商业委员会完全的控制权。先前订立合同的公司被禁止投标航空邮件合同，纵向一体化行为也被禁止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7）
此后四年中激烈的竞争（“同归于尽的不负责任的运动”）再度影响了航空业务。国会任命的联邦航空委员会促成了一种新形式的管制下的竞争，禁止“卡脖子竞争”行为和过度的竞争，但鼓励在“竞争精神”下产生的服务和技术上的竞争。航空产业本身则通过举出破产威胁的实际例子频繁地对经济管制进行游说。罗斯福政府虽然在成立另一个管制委员会方面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在1938年的《民用航空法》（the Civil Aeronautics Act）得以通过后签署了这一法令。民用航空委员会的5名成员由总统任命，他们在批准公共交通证书、批准或者修改运费、制定邮费标准、控制兼并和收购、控制竞争途径以及收集和发布商业和金融信息方面拥有广泛的权力。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是过去布朗体系中的执行者，原来的卡特尔事实上复活了。
罗斯福政府也支持能源部门的重大改革，这些部门的经济浪费非常严重。早在1927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开始下降之前，物质浪费和生产过剩就已成为很棘手的问题。美国的分散产权控股意味着多重的所有者或者承租人常常从公共的地下油层中开采石油。在普通法中，“获取规则”（rule of capture）对每一个所有者尽可能多地开采石油提供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激励。但这样做就会由于减少了自然压力而损害油层。如果每个人都尽可能快地生产的话，石油价格将一直下降。
在20世纪20年代，联邦石油保护委员会（the Federal Oil Conservation Board）就已开始组织人员研究这一问题。1926年，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对物质浪费的管理与对经济浪费的管理是不可分离的——这就意味着要把生产控制和市场需求相结合。但可能是由于放弃了反托拉斯法的缘故，联邦控制与得克萨斯州的石油生产者格格不入，也为柯立芝和胡佛的共和党政府的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即使是在1929年和1930年石油已大量充斥市场、价格下降到每桶25美分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反对对企业进行控制。最后，在1932年11月，由于戒严令的颁布而关闭了油田，得克萨斯州的立法机构才通过了《市场需求法》（the Market Demand Act）。其他州也纷纷仿效这一法律，根据对市场需求的预测来分配产量。
但是，由于各州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或者是非法的州际运输未得到制止，在市场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石油生产的增长仍然非常快。石油公司首先采用了NIRA的公平竞争标准，但当这一法案在1935年被宣布为违宪后，浪费和生产过剩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国会急忙通过了《康纳利紧急石油法》（Connally Hot Oil Act），禁止未经许可的州际石油运输。国会随后授权州际石油契约委员会（the Interstate Oil pact mission）协调各州的石油分配。这样，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多少保持了稳定，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石油进口才打破了这种平衡。
零售分销部门的竞争问题因大萧条而恶化了。20世纪20年代迅速扩大的连锁商店对百货、药品和一般商品的单一业主商店和地方所有的商店形成了威胁。由于拥有比供应商更大的优势以及更低的单位成本，连锁店可以将商品价格降低到地方零售店的价格之下。于是整个国家的各个社区受害者都在哭诉“垄断”之害。而对大量购买给予价格折扣的供应商则被指控为价格歧视。
一场情绪化的###开始了。连锁店被视为一种腐蚀地方社区生命的、异类的、不道德的机构。由于得克萨斯州的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议员的一项提案没有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大量的批发商开始反击，列举了政府干预的危险。但作为《克莱顿法》第2部分的修正案，《罗宾逊帕特曼法》（the Robinson Patman Act）还是在1936年得以通过。限制竞争或者侵害他人利益的差别定价被视为非法。尽管在缓和其影响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妥协，但这一法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反托拉斯的目标转向了保护产业结构中的小企业以及保持“公平的”定价结构。
综上所述，新政在管制方面的首创性产生了大量稳定微观经济的公共政策。直接的价格控制和限制竞争的进入壁垒这些管制方法已经在大多数被认为“对公共利益有影响”的产业中减少或者消除了。新的联邦机构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以约束竞争、控制垄断，并可以直接干预管理决策制定的细节行为。相对于华盛顿来说，州的权限缩小了。平等、公平或者发展这些社会目标替代了配置效率和消费者主权这些政策目标。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8）
在后来大约30年的时间里，这些管制体系所涉及的市场的增长和发展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38年到1968年这一时期是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利率（3个月的国库券的平均利率为）、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实际GNP每年平均增长）的繁荣时期。按通行方法来衡量，管制在这种环境中运行良好。金融系统的资产增加了4倍。超过40 000家金融机构共同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服务。破产几乎绝迹了。天然气管道、航线、电讯都建成了全国一体化的网络，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价格都低，服务标准则更高。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非常丰富，价格也很稳定。电力行业同样如此。
这些管制体系似乎可以灵活地将多数部门维持在过度竞争和垄断泛滥之间的一种可接受的平衡状态之中。限制进入与根据生产和地理因素来分割市场两种措施并举。当技术或者供给的变化影响到了受管制产业的界限，就根据具体情况扩大管制。价格一般来说都与历史平均成本相联系；低成本、大数量的服务与数量少、成本高的消费者之间进行了交叉补贴。当竞争发生在服务而不是价格上时，销售、营销和分销就维持相对简单的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产业模式或多或少地保持了稳定。
不再实行经济管制的领域就实施反托拉斯法。遵循1937年美国铝业公司案的法庭判决，即便不能证明企业的垄断地位是非法行为的结果，司法部也可以依据《谢尔曼法》的第2部分对垄断提起诉讼。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试图阻止反竞争的兼并，但是通过资产（而不是股份）收购进行的兼并则在《克莱顿法》的第7部分中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但是通过1950年的《塞勒基福弗修正案》（Cellar Kefauver Amendment），国会排除了这个问题，而且大大加强了政府防止兼并的能力。
除了防止垄断之外，反托拉斯法的执行逐渐成为政府行为的重心。限定价格和其他横向共谋的情况、掠夺性定价以及其他不公平的行为在两个反托拉斯机构的记录中占了相当的比重。1938年之后，司法部每年新增案子的数量从9起提高到了38起；这些案子中约1/3都是结构性的案子，包括垄断或者反竞争的兼并。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方面，新案子的数量（不包括《罗宾逊帕特曼法》下的1 200多件诉讼）有所下降，每年新增案子从24起下降到16起；这些案子中，大约6/7属于行为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两个机构的专业人员和预算的增长与GNP增长保持同步，大的、通常又是失败的案子所占用的资源常常是不合比例的。尽管败诉公司需要缴纳来自间接民事诉讼的罚款和三倍的赔偿金，但很少诉诸罪行处罚，结构性剥夺也很少被采用。
控制工业主义的社会成本，1964—1977年
20世纪60年代，用于保护消费者、工人和环境的政府规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欧洲、再到英国的习惯法中，一直都有一些最起码的标准用于反对欺诈、剥削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在美国，始于进步时代的改革就已经预示了现代的社会管制，当时制定的法案包括：1899年的《垃圾法》（Refuse Act）、童工法、城市建筑、灯光和通风标准、1906年的《食品和药物法》以及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第5部分等。新政的立法扩大和补充了某些保护措施，比如反对食物和化妆品掺假、欺骗性的广告和标签、土壤侵蚀以及浪费水资源。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些控制体系通常都限定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在强制性方面比较松散，司法解释也比较有限。政府管制机构很少得到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有广泛基础的政治支持，从而从社会管制中获益。
在1964—1977年间，国会颁布了大约36个与环境、卫生和安全事务有关的重大管制法律。表列举了最重要的一些法律。这些年间成立的新管制机构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职业安全与健康署（OSHA）、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以及环境保护署（EPA）。按1970年美元价格计算，用于管制的联邦预算在1977年达到26亿美元，是1964年的8亿美元的3倍多。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9）
管制行为的剧增是由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就像20世纪30年代初一样，基本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发生了迅速的变化。1968年后，经济增长放慢，通货膨胀则加速了。公众对大型组织的权力的不满，尤其是对大型企业和联邦政府的不满削弱了接受并认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这一流行的意识形态。市民和消费者对他们明显缺乏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感到灰心丧气。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加深了空气、水和有毒排放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然而新技术也带来了缓解这些问题的希望。现有的通常附属于政府执行分支部门的小型管制机构已经难以应付这些挑战。国会、媒体和私人集团中的政治企业家去动员对改革政治支持的契机到来了。
但新的社会管制在许多方面都与新政的经济管制有差别。这些社会管制并不是对突然的结构变化的反映，而是代表着对工业化问题的长期持续的调整。它们的目标是经济活动对个人生活的健康、安全和就业机会的影响。它们不是简单地对信息失灵和外部性的补救，实质上是建立了关于个人“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确定的标准，包括卫生的工作场所、清洁的环境、安全的产品以及同等的就业机会。一些分析家把这种发展归因于收入水平和期望值的提高。但是，伴随这些改革的政治争议也表明，道德和公平这些基本价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考虑到利益的扩散时更是如此。
这一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使得那些在要求参与立法和司法程序上取得成功的公众利益集团浮现出来。这一发展有助于消除“管制俘虏”。1977年，自1960年以来成立的83个公共利益集团中的2/3在华盛顿设立了办事处。其中包括大多数消费者集团和大多数主要的环保集团（除了三个最大的集团，它们的成员在1970年到1971年间猛增了1/3）。单是在1967年到1971年间，就新成立了5个像拉尔夫·纳德法律援助中心（Ralph Nader's Center for Responsive Law）、公共理想（mon Cause）、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那样的重要环保集团。这些组织不仅进行游说，而且发展了空前的专业人员和研究能力。环境保护基金会中能干的年轻人和“纳德突击队”的调查人员都来自大量对人权状况不满以及受反战运动刺激的学生。与国家野生动植物联盟和消费者联盟这样的先驱不同，这些集团采取了对抗的方法对华盛顿的经济权力发起了挑战。
在这一阶段，激进分子们影响新政策制定的能力得益于司法“起诉权”（standing）的扩大。过去如果要从行政立法中寻求司法豁免的话，将受到直接约束行政决策的党派的限制。实际上，为了提高政府管制的有效性，新政改革者们确实曾经希望强化这种限制。但是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ct）为“遭到法律伤害”或者“受到不利影响或有冤屈”的任何人打开了司法起诉的大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法庭逐渐允许包括公共利益集团在内的受管制影响的部门对管制法的执行提出异议。在这个过程中，激进主义的法庭扩大了管制应用的范围，也扩大了可以推翻管制方面的决策的基础。
尽管商业集团仍然认为它们代表着自愿行动信念和贸易协会的普遍接受的标准，但新的激进集团还是说服了国会和公众，认为需要一个更有效、更合法的政府管理结构。国会授予了激进的新机构极大的权力，虽然这些权力要由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法律专家组和国会勘察机构来负责解释。这些新机构在改革的热情和自它们产生以来就相伴随的媒体的支持下，普遍采取了迅速、果断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采取了一些戏剧性的行动，通常在随意的花言巧语中表达其主张，这导致商业社会对它们始终有一种憎恶之情。
行政机构的形式也相继发生了改变。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在组织形式上还保留着委员会的形式，但在结构上则完全避免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单独受一个由总统任命但向交通部报告的行政长官的领导。在职业安全与健康署（OSHA）中，国会将执行、研究和评价的职责分给三个相互分离的、隶属于两个执行部门的组织。其他通常的形式是环境保护署选择的那种形式——单独受一个由总统任命、向总统报告的行政长官的领导。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10）
在每年50 000人因交通事故而丧生这一惨状面前，以及受到拉尔夫·纳德1965年出版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的启示，国会于1966年通过了《机动车安全法》和《公路安全法》。这些法令授权NHTSA订立机动车行车安全必需的标准。在4年中，管理局颁布了29个特殊标准，覆盖了从疲劳驾驶到禁止儿童驾车的每一个细节。它还制定了直接检测计划和现场监督计划。标准的执行最重要的是依靠厂商的产品“召回”制度。这种制度成本高昂，一次召回就要涉及超过600万个产品单位。在1966—1980年间，由于2 942起不同的安全缺陷，有8 370万辆汽车被召回。 NHTSA的规定，比如1977年发布的对系安全带的消极限制以及它制定的更为昂贵的召回制度，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成本是否超过了收益——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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