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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大师如是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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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挖掘黄金本身对于全世界几乎总是一桩白费劳动的买卖——正像一国政府发行通货过度以致使它贬值一样，是危害人民的坏事。
经典理论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既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立者之一，同时也是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
1835年，杰文斯出生在利物浦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后，因为父亲的产业破产，他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在18岁的时候，杰文斯曾经短期辍学去澳大利亚，在色德勒造币厂当一名化验员，十几岁时他就成了悉尼造币厂的分析专家。自1858年开始，杰文斯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和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859年，他回到伦敦，学习逻辑学与经济学。1863年，杰文斯任职于欧文学院，不久之后，成为逻辑学、心灵与道德哲学的教授。杰文斯探讨了经济学与统计之间的关系，并且研究了太阳黑子的活动，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周期性。
1870年，弗里明·詹金发表了《供给与需求规律的图示方法》一文，它促使杰文斯在次年10月份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品《政治经济学理论》。1876年，杰文斯离开曼彻斯特，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杰文斯于1880年脱离所有教学工作，倾尽一切时间致力于研究与写作，并当选为伦敦统计协会的副主席。1882年，不到47岁的杰文斯在一次落水事故中不幸身亡。
杰文斯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重新解释了交换理论与分配理论，因此成为“边际革命”的创始人之一。他具有十分扎实的数学功底，倡导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开创了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并将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结合在一起，为计量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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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2）
杰文斯还利用边际法则分析了资本、劳动、地租、利润和工资等。他认为，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会引起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负效用，劳动时间愈长，负效用愈大；二是劳动收获的产品能够带给劳动者快乐。当劳动者从劳动产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所引起的边际负效用的时候，他们便会终止劳动，此时，劳动者获得的总效用是最大的。在杰文斯看来，劳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非常经济地在每一块土地上分配自己的劳动量，劳动产品增量和劳动增量的比率会相等。杰文斯还将资本定义为：维持各种有用工作的劳动者所必需的多种商品的总称。杰文斯认为，利息率决定于边际产品和边际资本的比率，自由资本的利息率有在所有职业上互相一致的趋势。
在杰文斯所处的那个时代，传统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据着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且具有牢不可破的气势，很多经济学者都是它的忠实维持者和拥护者。但是，杰文斯却完全出于自觉地向它发起了挑战，宣称要遵循一条和传统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路线，重建自己的理论经济学。
勇敢的杰文斯将矛头直指穆勒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杰文斯认为，除人口理论与地租理论以外，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别的理论已无任何可取之处，尤其是工资基金学说更是迂腐至极。他对古典经济学发出的挑战与提出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主观主义原则为基础改写了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与原则，包括它的研究对象与方法、价值理论与价格理论、资本学说、劳动学说以及分配理论等很多方面。另一方面，杰文斯在坚持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演绎法的同时，将数学方法引入了经济学中，以数学原理（主要是运用微积分）来表述与说明经济学原理，并以此建立了“自利与效用的力学”。
效用理论是杰文斯分析的出发点，此前他曾经提出过“苦乐论”。他认为：“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在“苦乐论”的基础之上，杰文斯以主观心理分析为起点，以效用论作为基础，以数学分析作为工具，提出了自己的主观效用理论。他指出，效用需要由一个人的幸福或者快乐的增加量来计算。他以人的欲望和满足为出发点来论述自己的主观效用价值论，以个人欲望满足的心理感觉来解释商品、效用和价值等概念。比如，杰文斯指出，商品是能提供快乐或者避免痛苦的物品、资产和价值等；指出效用是快乐的产物，并非物品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只表示物品和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人的直接意向，是一个物品在当时是不是有用的惟一标准。效用是主观心理现象，主观效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价值的有无和多少完全决定于效用，是一个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程度或者估计，是主观的东西而非商品的内在客观属性。
杰文斯在价值量的决定上以“最后效用程度”当做主观价值的衡量标准。商品价值的大小决定于“最后效用程度”的大小。杰文斯认为，一种商品在一定数量以前是绝对必要的，更多的数量具有不同程度的效用，可是超过一定数量以后，效用便渐渐降低为零甚至变为负数。杰文斯进一步区分了总效用与后来学者所定义的“边际效用”，指出总效用是一个人由物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总幸福量，也就是一切现有产品各个单位的实际效用总和，最后效用程度（即边际效用）是“对现有存量来说的最后增加的效用程度或说可能极小或无限小的进一步增量”，即随着占有量的增加，欲望跟着下降，效用也随之减少。
杰文斯在效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交换理论，该理论是其所有经济理论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他在此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交换法则和它适用的条件，进而解释自己的法则和流行的价值原理——供求论与劳动论的一致或者对立关系。杰文斯指出，在效用最大化与劳动的节约上，交换是一个如此关键的过程，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仅仅是这一过程。效用源于商品，在恰当的时间以合适的数量为需要它的人所占有，而交换比别的一切方式都能够更多地得到效用。杰文斯提出了他的交换方程式：某个交换者用一种商品换取另外一种商品的时候，也总是比较这两者的最后效用来决定自己究竟愿意放弃多少商品来换取多少对方的商品。交换者总是要求交换的结果达到效用的最大化，所以达到此结果的条件是，这两种商品增量的交换比例刚好让它们的效用对于交换双方都一样。杰文斯的理论以交换为核心，将所有经济现象与经济关系都归结为买卖行为，认为交换的最终结果总是趋于均衡的，在这个均衡点上，买卖双方都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用。进而，从整个社会而言，所有通过交换的产品分配都会产生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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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3）
杰文斯在对主观价值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理论，他把劳动定义为：我们所忍受的痛苦的奴隶，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痛苦或者获得净剩余的快乐。由此可见，他更强调劳动和痛苦的联系并且以加在劳动上的痛苦量当做劳动的尺度。杰文斯表示：诚然，劳动也许既在当时快意又对未来有益；可是其快意是有限的，大部分人都为欲望所驱使而从事更久与更重的工作。最终，他将劳动归结为带给人痛苦的一种活动，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强调，在根本性质上，劳动与效用是相同的量，都是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所以，必须将劳动自身的感受与其生产物的效用相结合，一同加以考虑。这种将劳动解释为带来痛苦的“反效用”，并且用人在劳动中感受的苦乐感的均衡点，以说明劳动日的最佳长度的思想，对后来边际学派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
杰文斯著作颇丰，主要作品包括《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简述》、《商业循环》、《煤的问题》、《通货与金融的研究》、《科学理论》、《商业危机和太阳的爆发》、《逻辑要义》以及《国家与劳动的关系》等。杰文斯以其毫不造作的个人品质使作品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杰文斯的代表作品是《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考察了在既定的所有权结构下，经济人怎样通过生产、交换和消费以获取最大的满足。在经济学说史上，《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杰文斯在边际效用学派与数理学派中的地位。
杰文斯以“苦乐论”作为哲学或者伦理学基础，以边际分析作为工具，以人的需求作为理论出发点，以生产和分配作为归宿，建立了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他指出，经济学的宗旨是以最小的痛苦来换取最大的幸福，商品与其效用能够给人带来满足，同时也会给人带来痛苦。通常情况下，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而边际效用递减，在经济学上将其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因此，当某种商品具有很多种用途时，要让效用最大化，必须让配置到每种用途上的商品量带来的边际效用一样。
杰文斯的另一个贡献是将抽象的数学运用于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把经济学定义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各种理论，包括交换论、劳动和生产交换理论、地租理论，以及资本和利息理论。用边际分析法研究变量之间变动的关系，本身就可以用微积分来表示，因此，边际分析法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也是同步的。杰文斯当然不是在经济分析中使用数学的第一人，但他用数学工具来表述与论证经济学理论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书外人语
在世界经济学史上，英国经济学大师杰文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作为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他的贡献首先是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肯定。他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用效用来衡量福利，并把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觉。这是边际效用论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出发点。他区分了总效用和最后一度效用，并说明了最后一度效用的衡量。最后一度效用就是边际效用。他还认识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把经济学分为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经济政策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分析是基础。这样，杰文斯就开创了由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向边际学派的主观价值论的转变，也使经济学的研究从生产转向需求和消费。这是人类经济学的一次华丽飞跃。
现在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戈森以及戈森关于效用的两个定理。但戈森生前并不得志，思想没人理解，书也没人买。尽管德国经济学家考茨和兰格提到过这本书，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杰文斯知道这本书后才发现它的意义。杰文斯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中特别指出：“戈森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是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的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正是杰文斯（还有瓦尔拉斯）的介绍，这本书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杰文斯对这位先辈的崇敬和高度评价，令今天许多争某种理论发明权的人汗颜。杰文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介绍过许多曾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后却不为后人所知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古诺、杜普伊特、埃利特、戈森、屠能、詹金、拉德纳、西泽尔·贝克瑞尔、兰格、博达斯、米纳德和博卡多。我们对这些人也许不熟悉，但他们的确为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贡献，为经济学大厦添了砖加了瓦。如果没有杰文斯，他们也许将被永远淹没。杰文斯发现并肯定和介绍了前辈的贡献，尤其是介绍了不被世人重视甚至世人根本不知道的前辈的贡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杰文斯是伯乐——尽管他发现的是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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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
中国一位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杰文斯：“提出边际效用理论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的，他也不算第一人。但在那些能在茫茫书海中发现前人有意义的著作，并使那些被淹没的明珠放射光芒的经济学家中，杰文斯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是对杰文斯的最高礼赞。
6 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先锋代表
精彩语录
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
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同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能，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受地点、时间、国民性等条件的制约而不可分割，因此，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
国民经济这一概念不是别的，而是包括着一个领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有并立的同时又是上下统属的一切经济单元的整体。
就知识和现实而论，历史科学提供了使学者从一个十足的乞丐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的经验材料和资料。而正是这些历史经验材料——如同所有完美的观察和描述一样——足以证明和验证理论结论，表明某些真理有效性的限度，尤其是有助于归纳性地获得新的真理。这特别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中更为复杂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惟有以历史考察为依据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只有当人们是属于同一种族，每每还是属于同一语言，被共同的情感和理想、习俗和法律所维系，同时又拥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经济制度并具备一个中央的财政制度，以及是维持着一个统一的交通体系和活跃的交易关系，只有这样，然后才有国民经济之可言。
单纯的赤裸裸的赢利心，无疑是邪恶的，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为一切更高的经济生活，假如缺少同情的心理和道德的规范，那就很难维持存在了。
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最大量的财货。财货的供应越丰富，我们的生存就越有保障，为将来的储备就越充足，也就越有可能跳出直接的财货生产的圈子而进入间接的、从技术和社会的角度上看来都是更错综复杂的财货生产。
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
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
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
经济现象是由许多相互交错的生物学的、物理学的、心理学的和道德伦理的事实决定的。
再也没有比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谬误更糟糕的谬误了。这种谬误是：某些简单的、自然的、法律的、经济的制度从来就有并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文明和财富的一切进步不过是某种个人的进步或技术的进步罢了；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增加生产或消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注定并且能够在同一个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种植根于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的信念，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相信个人及其个人生活的能力是万能的这一天真而又自以为是的信念的产物。
首先要弄清一国的幅员、地理形势、土地和气候，以及先要弄清它的资源和自然交通条件，但是尤为重要的是要去弄清它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如何采取措施来增加从中的收益的，要去弄清它的人口有多少、人口密度如何、资本手段为数多少，尤其要去弄清它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所受的技术训练，他们的习惯和需求状况，他们的家庭、田庄、农村和城市的组织，他们的市场、贸易和货币制度，以及他们的财政和他们的国家经济的制度对于个体经济进步具有如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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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2）
经典理论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德国经济学的鼻祖，既是历史学派的领袖，也是研究社会问题、支持社会改革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
施穆勒1838年生于符腾堡海尔布隆市的一个官员家庭。毕业于蒂宾根大学。1864年任哈雷大学教授，1872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1882年任柏林大学教授。1884年任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当选普鲁士学士院院士。1873年发起“社会政策学会”并担任主席。1878年后，主持《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丛书的编审，1881年创办《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学年鉴》（简称《施穆勒年鉴》）。1897年，施穆勒代表柏林大学任普鲁士上院议员，1907年被封为贵族。1912年，施穆勒以教授职务退休。
施穆勒认为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他说：“前进中所有的重大纪元，包括国民经济的，都是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起点的。”施穆勒强调国家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和一项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调解互相之间有纠纷的社会团体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施穆勒倡导阶级调和，提倡社会改良。他所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中间阶层，比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等等。施穆勒指出，维护“旧中间阶层”免于没落，是维持经济秩序稳定的必要条件。
之后，施穆勒将“旧中间阶层”限定为公务员、熟练工人、白领工人、经营管理者、经理和职员等。他主张主要靠政府来实行社会改良。1873年，施穆勒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他的主张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施穆勒为首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新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先驱，它的出现是德国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施穆勒尤为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与当时已非常发达的统计学方法，他指出，政治经济学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从历史与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非从已经蒸馏过100次的旧条款当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统计法”，以此和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区分开来。
施穆勒强调说：“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够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只是时常重演的现象系列而已，并不反映因果关系。”施穆勒指出，对某一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局部的个别经济制度与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且加以分类、排比与归纳，就可以得出“经济法则”。施穆勒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收集和整理大量具体的经济材料与各时代、各国或者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史实来进行考察与统计，把它们系统化和数量化，最终从这些经济发展史实当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法则”。这就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历史统计法”。
施穆勒并非一味地推崇归纳法和反对演绎法。他主张以归纳法为主，演绎法为辅，反对依靠主观假设、理想与目的来进行推论。他指出，如果想开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必须以对大量历史资料与当前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后运用历史归纳法来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得出应有的结论。而且，这些资料能够说明的并非一个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而是应该能够反映各个不同时代的经济制度与民族经济的特殊情况。施穆勒根据收集与整理的资料，重点分析并论述了各时代各国（尤其是德国）的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生活的特点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
施穆勒指出，在国民的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统一与联系。在整个经济生活的运行过程中，心理因素与伦理道德因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施穆勒认为，一切经济范畴，比如劳动、分工和交换等，都是心理与道德的范畴，心理与伦理道德制约着所有的经济现象。惟有与伦理道德相联系，经济问题才能够得以说明和解决。换句话说，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与伦理道德欲望。分工、生产、分配和交换等经济活动，既是技术范畴又是道德范畴。在施穆勒看来，人和人之间的道义关系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更为重要，而国家正是这种道义关系相结合的具体体现。经济现象既体现了自然的技术关系又体现了伦理的心理关系，经济组织只是由此种经济现象与伦理关系所规定的生活秩序而已。
◇BOOK。◇欢◇迎访◇问◇
第23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3）
根据这一点，施穆勒指出，解决经济问题只要通过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便可实现。他由这种观念出发，从社会集团与地域范围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进行了划分。施穆勒提出人类历史到当时已经经历了种族或者马克公社经济、村落经济、庄园经济、城市经济、领域经济以及国民经济六个阶段。从15世纪到18世纪属于由城市经济阶段向领域经济和国民经济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此过渡阶段中更多地采用了重商主义政策，目的就是建设近代国家。
施穆勒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认为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特殊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强调国家是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施穆勒指出，在不同的国家里，尽管国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大小会不同，但是，国家经济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个超然于国家以外、完全脱离国家的所有影响的、自然的国民经济仅仅是一种幻想罢了。施穆勒还指出，对于家庭、城市和社团，国家都应该用货币制度、农业与工业立法、交通与贸易政策、钱币税收制度等国家权力来进行管辖。据此，新历史学派提出反对英、法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主张国家应该干预经济，实行保护与统制政策。施穆勒尤其重视国家的职能，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并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例如，制定劳动保障、孤寡救济、工厂立法和工厂监督等法令；实行铁路、森林、河流、银行和矿产的国有化等。
施穆勒是新历史学派的先锋，主张通过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策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公营与国营企业，缓和劳资矛盾，实现为社会正义与社会福利而奋斗的“社会王国”。
施穆勒对经济学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主要作品包括《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施穆勒年鉴》、《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和方法》、《十七、十八世纪普鲁士国家的状况、行政及经济史的研究》以及《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等。
施穆勒的代表作品是《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可以说，该书是新历史学派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在德国经济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施穆勒也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本书一共分为两册，由序论和其他四卷组成，分别在1900年和1904年出版。序论介绍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与定义、心理与道德的基础、经济学的文献与其研究方法。第一卷对土地、人民和技术进行了分析；第二卷分析了国家经济中的社会组织；第三卷分析了商品流通的社会构成和国民所得的分配；第四卷则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依赖历史与统计这两个工具建立一种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是施穆勒经济理论的基本特点。在施穆勒看来，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的基础。施穆勒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国民经济学这一门科学，要求认清国民经济的整个图景，要求根据时间与空间、尺度与历史次序来揭发与解释国民经济的现象。为了达到此目的，需要将感性的认识置于理性的比较与检验下，需要将感性认识到的东西加以验证，以及将正确观察到的东西根据其同一性与不同性整理成一个概念体系，然后将整理出来的结果就其典型的规律性与普遍的因果关系加以充分的把握。所以，严格的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这样：首先是正确地观察；其次是善于树立界说分类；最后是找出典型的范例，从因果的关系上对其加以说明。
总地来说，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和先锋，施穆勒既排斥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逻辑的方法，又反对旧历史学派急于寻求普遍性规律。他提倡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理念，主张历史的伦理主义的经济学体系。他强调史料即使不带有思想，仍有一种相对的价值，而思想如不根据史料，则将是一种妄想。他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介乎应用的自然科学和比它更重要的精神科学之间的科学，经济现象既属于自然的技术的关系，又属于伦理的心理的关系，经济结构不外乎是由这种经济法规和伦理所规定的生活秩序。他把生产、交换、分工、劳动、工资等经济范畴既看做是经济技术范畴又看做是伦理心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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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4）
当时，历史学派肩负着为后进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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