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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大师如是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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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世界上所有国家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且生存在持久和平的局势下为前提的。然而事实上，自原始阶段起，人类就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联合，尽管有趋于全球联合的倾向，可是当时的世界依旧存在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因此，若是一个在工业和商业上都远远落后的国家，那么就算它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够具备和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的条件。所以，和世界主义经济学不一样，政治经济学正确地了解各个国家的当前利益与特有环境，它教导的是如何让各国上升到发达的工业发展阶段，如何让它和别的同样发达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让实行自由贸易变为现实并且从中获益。
李斯特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他指出，个人主要靠国家来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与繁荣。同理，惟有在各国文明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文明才能够得到实现。他将国家经济发展分成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以及农工商业时期。李斯特指出，各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采取和它相适应的政策。前三个阶段没必要实行保护政策，而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第四个阶段，国家有实行保护政策的必要性，而当时的德国正处于这个阶段。在他看来，惟有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待各个国家的经济条件与政策，经济才能够快速发展。
保护关税是李斯特经济政策的核心。他指出，农业时期适合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处于由农工业时期转向农工商业时期的阶段，国家就应当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此阶段，所以李斯特主张德国一定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不过，他主张的是一种相对保护关税制度，而非绝对保护关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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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3）
李斯特表示，如果一国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内政上已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依旧以本国产品为原料和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个方面的发展程度越高，通过国外贸易在改进国内社会状况方面所获取的利益就会越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家对其优势竞争中受到的损害也越大。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从无先进工业变为有先进工业就需要保护关税；等到本国工业发展得和先进工业国家相同了，这个时候便又可以和它们进行自由贸易了，本国也就由农工业时期进入了农工商业时期。所以，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一定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该政策损失的只是交换价值，而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利无害。
李斯特的经济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德国政治经济的国家统一》、《农地制度、小农经营及国外移民》、《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等。
1827年，李斯特出版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该书对当时传到美国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该著作里，作为昔日的斯密与萨伊理论的忠实信徒，他彻底改变了自己先前的信仰。李斯特指出，要用美国体系向斯密体系宣战，要根据美国体系来解释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尤其尖锐地提出：“根据我的研究成果，我发现政治经济学由下面几部分构成：（1）个人经济学，（2）国家经济学，（3）人类经济学。亚当·斯密探讨的是个人经济学与人类经济学。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国富论》一书的标题本身所包含的要探讨的问题。”为建立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并非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并由此创立了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美国体系”的核心就是主张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正是因为该体系的实施，才让美国的产业免遭灭顶之灾，才有了日后美国的强大。
李斯特的代表作品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该书于1841年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他写道：“倘若作者是英国人，我几乎不会怀疑亚当·斯密理论的基本原理，之所以让作者在最近的很多匿名论文中，最后终于在一篇长文中用我本人的名字对斯密理论展开批判，是因为祖国的实情。同时，今天作者有勇气将这部著作公诸于世，主要也是因为德国的利害关系。”李斯特反对一些德国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输入德国来当做指导思想。
在这本书里，李斯特发挥了有关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了实行关税保护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全书一共分为四编：第一编是对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并从中归纳出了历史教训；第二编阐述了他的理论观点也是全书精华之所在；第三编介绍了他过去各派的经济理论；第四编是具体的政策主张。在该书中，李斯特反对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价值论，主张生产力论；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制度。这种经济思想，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曾经有过重大影响。
不管从概念范畴和体系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政策主张上来看，李斯特的经济理论都和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极大的差异。他所创立的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对日后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李斯特从历史和民族的特点出发，去创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性以及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让他成为了历史学派的先驱。
书外人语
李斯特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这决定了他的经济学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李斯特的本色不是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雷厉风行的行动家，同样，他的学说也非象牙塔中的抽象理论，而是影响政策的实践指南。因此，他的学说不单在他身后成为众多后进国家的思想武器，就是在他生活的年代也由于他的奔走呼号而已改变着现实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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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4）
“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这一见解可以说是李斯特经济思想理论的精髓。的确，财富的生产力比它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前者不仅可以让已有和已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也可以让已消失的财富得到补偿。对于一个人而言是这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应服从国家利益，服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服从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不要把“唯利是图”的自由贸易原则——“哪里便宜就到哪里买，哪里贵就到哪里卖”作为普遍规律。生产力落后国家实行保护贸易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李斯特把保护贸易作为工业落后国家建成工业先进国家的手段，而在自由贸易下，那是无法实现的。李斯特及其发展学说的实际影响既包括他生前即有直接影响的德、美等国，也包括了他身后产生间接影响的俄、匈等国。这种影响之经久不衰与李斯特的长期受到忽视一样令人不可思议。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对欧洲和东亚工业文明发展的影响比马克思或亚当·斯密都大。”李斯特对精神资本的论述也颇具新意，并将之引申到教育领域。李斯特尤其重视教育，指出教育是让一个国家的精神资本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最大部分消耗，应当用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应当用在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与培养上。如何加大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我国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投资，是我国当代面临的一个重要决策，也是国家能持久发展的源泉。
李斯特曾说过这样充满时代气息的话：“就国家经济学而论，由于各国所处的环境不同，同样的措施、事件、个人条件和个人技艺的效果也不一样；一般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些因素能促进国家的生产力，那就是有益的；反之，就是无益的。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生产力；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每个国家各有其发展的途径与特点，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性并不存在。同样，我国也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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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1）
4 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精彩语录
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一个民族的富强之路是建立在个体的平等和自我决定的基础上的，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公民被培养为独立思考的人的程度。
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停滞腐朽，还不如任其追求财富。
正因为人类的心智是粗俗的，因此他们自然需要粗俗的刺激，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妨让他们去追求粗俗之物。
工人的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同样，资本家的利润，按照西尼尔先生的确切说法，则是对节欲的报酬。
我倾向于认为，总的来说，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竞争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决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个人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人性所厌恶的，习俗却偏将它们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人生的享乐足使生活成为一件乐事，但是必须把这些享乐作为旁及的事物而不能作为主要的目标。
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一般应实行自由放任原则，除非某种巨大利益要求违背这一原则，否则，违背这一原则必然会带来弊害。
分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取决于通行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但是，虽说政府或国家有权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他们却不能任意确定这些制度起作用的方式，它们对财富分配拥有的权力依赖于哪些条件，社会所接受的各种行为方式是如何影响分配的，这些同任何自然规律一样，是科学研究的主题。
一般来说，生活中的事物最好是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由地去做，无论是法令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应该对其加以控制和干预。那些这样做的人或其中的某些人，很可能要比政府更清楚采用什么手段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即使政府能够最全面地掌握个人某一时期内积累的有关某一职业的全部知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也要比政府对结果更具有强烈得多、更直接得多的利害关系，因而如果听从他们的选择，而不加以控制的话，则手段会更有可能得到改进和完善。
只要所谓争论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者的高度。
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试图压制的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即使能确定，压制别人的观点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天才惟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自在地呼吸。
在平庸的国度里，天才就意味着危险。
随着信用赖以建立的信任的扩展，每一个人以往必须随身保持以备紧急之需的小额资本，现在都可利用于生产的用途……这就促成了社会生产总额相应的增加……信用除必然使一国总资本成为生产的资本以外，还能使一国的产业人才转用于生产的目的，以使其事业才干能有助于公共财富的增加。
信用虽不过为使资本从一人转移到他人，却一般是同时也自然是转向于能使资本有效地运用于生产的人的移转……所以，一国的资本，虽然并未因信用而增加，但由于信用之故，却使其生产活动达到更加完善的状态。
经典理论
先看一则流传甚广的有趣故事。
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中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争相夸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惟有美国人笑而不语。
为了使自己的表述更加形象、更有说服力，他们纷纷拿出具有民族特色、能够体现民族悠久历史的实物——酒，来彼此相敬。中国人首先拿出古色古香、做工精细的茅台，打开瓶盖，香气四溢，众人为之称道。紧接着，俄罗斯人拿出了伏特加，法国人拿出大香槟，意大利人亮出葡萄酒，德国人取出威士忌。
最后，大家都看着美国人。
美国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大家先前拿出的各种酒都倒出一点，兑在一起，说：“这叫鸡尾酒，它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精神——博采众长、综合创造。我们随时准备召开世界文明智慧博览会。”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告诉人们博采众家之长的重要性。我们本节所讲的穆勒，就是这样一个博采众长的成功的经济学大师。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与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社会改良主义者。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他作为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1806年，穆勒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经济学世家，是詹姆斯·穆勒的长子。他自幼好学，在10岁时就已通晓世界历史与希腊、罗马文学，11岁的时候阅读了父亲的著作《英属印度史》，从13岁起就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父亲的指导与严格教育下，穆勒先读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又学习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来，当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穆勒表示，由于他时常参加父辈们的学术活动，所以认识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他非常喜欢李嘉图的友好、善良与谦虚。在穆勒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经常与李嘉图共同讨论这门科学的各种问题。
1820年，应边沁的邀请，穆勒去法国访问，在巴黎期间结识了萨伊与圣西门。返回英国后，穆勒在继续学习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研究了法学与边沁的著作。1823年到1858年，穆勒在东印度公司工作，1865年到1868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后，在一次选举中遭到失败，穆勒随即移居到法国的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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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2）
穆勒思想开放，博采众长，调和论与折衷主义是其经济学说的总特点。他综合了当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穆勒的经济理论体系中，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的学说占据重要地位。穆勒指出，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具有自然规律的性质，不随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改变；而后者属于社会制度的问题，取决于社会与法律的习惯，所以是暂时的、可变的。
穆勒认为，经济规律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它也应该随着改变。穆勒不想从根本上否定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主张对它略做一些修改，比如对财产的继承加以限制等。他将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割裂开来，希望通过调整分配方式来调和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为自己的改良主义政策纲领提供理论基础。
穆勒的价值论是西方经济学供求论与生产费用论的混合物。尽管他以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可生产费用是其价值学说的基础。穆勒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当中，价值问题依旧是根本问题，几乎一切理论都以某种价值理论为前提。因此，价值理论上很小的谬误都会以相应的谬误传染给所有别的结论。穆勒首先规定了使用价值、价格和价值（交换价值）的定义。
穆勒认为，一个商品的价值是它购买别的商品的一般力量，价格则表示商品和货币之间相联系的价值。普通商品的价值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围绕着生产费用这个中心来变化。穆勒表示，生产费用由劳动与资本所构成。资本是企业主节制的结果，而劳动包括在生产中直接投入的劳动与生产资料转移之前的劳动。西方经济学家将从生产中探求价值决定的理论统称为生产费用论。
关于分配理论，穆勒指出，在工资问题上，短期的工资取决于供需关系，即决定于雇佣劳动者维持自己生活所需要的资本数量，也就是工资基金与要求就业的劳动者人数的比例。但劳动的价格并非由工资基金的数量来决定，而是它决定了工资基金的数量。穆勒指出，在地租问题上，土地所有者对土地具有垄断权，农民要耕种土地，理所当然就要支付地租，并且穆勒也同意前人有关级差地租的阐述。他还提出随着科学的发展，新技术成果势必会用到农业上，从而让农业得到非常大的发展，农产品的价格便会下降。在利润问题上，他沿袭了西尼尔的节制论并加以补充。穆勒把利润分成三部分：利息、保险费与管理工资。其中，利息是对资本节制的报酬，保险费是对企业主承担风险的报酬，而管理工资是对企业主管理企业、组织领导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与技能的代价。
在经济研究中，穆勒区分了经济学的动力学与静力学，开创了静态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的先例。他将以动态分析方法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其遵循的法则与长期趋势的理论称为“经济学的动力学”或者“运动的学说”。而将以静态分析方法考察生产、分配与交换的理论称做“经济学的静力学”或者“平衡的学说”，此方法论述的是“静止不变的社会之经济法则”。
穆勒在对经济制度的看法上，受到了圣西门和西斯蒙第等人的影响。穆勒认为，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就是研制革除社会制度弊病的改良处方。他表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主要研究以私有制与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的生存与进步条件，而人类发展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不是推翻私有制而是将其改良，并让社会上的所有成员从中受益。
在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穆勒进行了调和折衷，他一方面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原则，另外一方面也强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穆勒认为，自由放任原则无法自然地导致利他行为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人类应当互相帮助，穷人更加需要帮助，而穷人提出的给予帮助的要求是最有力的要求。自由放任原则无法给穷人提供帮助，最充足的理由就是由社会组织来救济急需救济的人，然而最有力的救济就是政府来制定与实施济贫法。另外一方面，个人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是其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个人利益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与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对于此种利益，惟有靠整体的力量，才能够予以维护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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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3）
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论自由》、《逻辑体系》、《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功利主义》等。
穆勒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就是1848年出版、之后又多次再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是19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无可争议的“经济学圣经”。一直到19世纪末期，在英、美等讲英语国家的大学中，该书始终是初级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教科书。在学术理论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科学作品凤毛麟角。
《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一直享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良好口碑，当然这并不在于穆勒的学说体系与理论观点的独创性，而是在于他对前人与同时代人经济学的综合。此种综合是以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基础，同时又继承了马尔萨斯、萨伊和西尼尔等人的某些理论与见解。穆勒将这些观点以折衷与综合的方法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穆勒本人也曾经坦然表示：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书外人语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19世纪英国一位十分博学多才的重要思想家。他在哲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有人认为，“穆勒是洛克以后英国实验主义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伦理学中，他主张“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就是正义的行动”。他把这一思想确立为指导自己毕生活动的目标。在我国很多人对他的名言，如“天才惟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自在地呼吸”、“人性所厌恶的，习俗却偏将它们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等都能脱口而出。
穆勒的哲学思想的力量和弱点都来自他企图把一系列不同的线索融合在一起。他当然希望保持一个个人行为免受干扰的空间，但是他也想往自由的思想里添加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穆勒著作中左右摆动的轨迹破坏了人们试图从他的大量著作中归纳出一个框架和系统的尝试，但是穆勒根本不在乎这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做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上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他的这个观点现在听来也很有道理。
柯林尼写到，“穆勒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科学的本质和方法的描述获得了在英国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像教皇一样。”19世纪末期激烈抨击穆勒的阿瑟·贝尔福（ArthurBalfour）抱怨说穆勒在大学的权威地位可以和“在德国哲学界雄居40年的黑格尔以及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英国著名学者哈罗德认为“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50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时代人思想的影响像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一时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没能做到的。”由此可见穆勒的影响之大。
就经济学影响而言，穆勒的伟大并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某些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并让人们从他的调和与折衷思想中切实受益。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全是因为他们的天赋才华，而是他们懂得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之道。能把别人优点变为自己优点的人，一定能成为无往不胜的杰出者。当然，这需要胸怀、眼光和能力。就此而言，穆勒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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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1）
5 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是经济学的宗旨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
精彩语录
表现最后效用程度的函数的变动，是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关键之处。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可以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商品数量增加，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
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在一个简单例证中，决不存在这样一种企图，去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和另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进行这种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可能比另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大1000倍，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但是假定这种感受性相似比率在一切方向上都不同，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最深奥的差别。
每个人的心对别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感情不可能有公分母。
不是劳动使物品有价值，而是物品有价值使得人们值得为它们而劳动。
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它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各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
我想人们有些担心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家的影响太大。我反对容许对任何人的崇拜来阻碍研究，不管这个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是亚当·斯密或亚里士多德。
在哲学及科学领域内，权威历来是真理的敌人。专制的宁静，通常是谬误的胜利。在科学的共和国内，叛变与无政府的现象最终有益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试图把经济学看做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处理经济学说同静态力学非常类似，而交换规律的财富性质用无穷小量快乐和痛苦来加以说明，正像静力学的学说是基于无穷小能量的均等一样。
在我看来，挖掘黄金本身对于全世界几乎总是一桩白费劳动的买卖——正像一国政府发行通货过度以致使它贬值一样，是危害人民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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