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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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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陈科长”（3）
为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陈鹤琴想出一个方法，在各校各级学生中间展开创作竞赛，各校将竞赛中的优秀作品，包括制作、绘画送交教育局编印成册，每月一期，然后再将这些学生自己的创作用于课堂教学。这样一来，学生们学习的兴趣热情空前高涨，各级各科教学有了极大改进。实验教育在国内外风行，但在一个地区的学校间被有步骤、有计划地全面实施应用，陈鹤琴创下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又一个开端，这也是教育改革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改革师范教育是陶行知、陈鹤琴一直致力实现的目标。随着国民教育在各地推行，师资不足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一方面需要培养大量师资，另一方面要改善和提高现有师资的素质。针对当时国内师范教育不足的问题，陈鹤琴曾批评：“师范学生大多数是因为师范学校不收膳宿费，所以去进师范学校的。在学的时候所学的无非是书本教育，并无施教的需要和欲望，毕业以后亦并不一定诚意地去做教师，无所谓动机和动境。师范教师呢，亦只照例地在纸上空谈教授学生，明知没有效力，亦无法去改革。因此学生毕业之后，脑筋中却存满了五日京兆的观念。这种样子办教育，难怪没有良好的结果了。”《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3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因此，他认为要培养优良的国民师资，必定要改进现阶段的师范教育，“师范教育一定要实验！”陈鹤琴指出：“只有经过实验，才能获得切实的改进。不但师范课程要实验，教材教法也要实验，以至师范学制种种，都要通过实验和研究，才能产生一部恰当而完整的师范学校新课程，适合中国国情的师范教材和教法，然后才有完美的师范新学制。”《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3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艺友制是陶行知在晓庄师范所采用适合中国国情师范教学的新形式。
陶行知对艺友制的解释：释义何谓艺友制？艺术之谓，亦可作手艺解。友为朋友。凡以朋友之道教人艺术或手艺者，谓艺友制教育。
方法艺友制之根本方法为教学做合一。事如何做便如何学，如何学便如何教。教法根据学法，学法根据做法。先行先知者在做上教，后行后知者在做上学。共教、共学、共做方为真正之艺友制，亦惟艺友制始能彻底实现教学做合一之原则。《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58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陈鹤琴对艺友制的解释：……就是把学习与理论合二为一。就是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先行先知的在做上教，后行后知的在做上学。凡学校有一艺之长的教师，便可招收艺友，大家共教共学共做，以打破从前纸上空谈、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陋习。《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3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在此期间，陈鹤琴与陶行知的合作更为密切。他们一道成立幼稚教育社，编印《幼稚教育》月刊，研究学前教育。在其任内，陈鹤琴对陶行知创办乡村幼稚师范院给予大力支持，促成政府经费拨款。1928年1月8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晓庄小学、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开始联合招收艺友，以培养和训练师资，这是陶行知的主张。陈鹤琴向南京女子中学和南京中学师资科征询意见，将其毕业生派至市立实验小学担任艺友，同时接纳来自晓庄的艺友制学生陆静霞到鼓楼幼稚园实习。此外，南京特别市教育局拟招收艺友十余名，以培养教育行政人才。
三 “陈科长”（4）
陈鹤琴十分重视小学教育，他曾强调：“小学教育是国民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开端，是发扬文化的始基。所以比中学、大学教育更加重要。国家的发展、青年的前途，全在小学教育的改进，我们做小学教师的责任是何等重大！”
对于好的小学教师，陈鹤琴提出三项必备要素：●慈母的性情。
●怀疑的态度。
●改造环境的精神、要亲身去做。对于正确的教育方法，陈鹤琴提出四项原则：●要以儿童心理作根据。多用手做，多用眼看，而少用耳听。
●要用整个的大单元的教学。应当用整个的教学法去进行教学，力谋各科间的联络，举行大单元的中心设计。
●要多利用游戏比赛。鼓励儿童的兴趣。
●练习。一定要有指示和辅导，教师要在桌间巡视，进行个别的指导，这是教师所负的责任。关于教材，陈鹤琴提醒要特别注意两点：●儿童的康健。因为儿童的学习与儿童的康健、身心的发育有密切的关系。
●儿童的公民训练。现今社会个人主义太盛，只重个人的发展，只顾个人的安乐、幸福，而对他人的安宁、利害不恤、不顾。这样的弱肉强食、争夺抢杀还成什么世界？所以一定要注意公民的训练，培养对于人类的同情心，注意儿童的自治能力，组织团体生活，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健全的分子。关于学级的组织，陈鹤琴主张要把小学一年级与幼稚园沟通，并且希望二年级与幼稚园也要打通。《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5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然而，陈鹤琴的抱负和理想却得不到施展，官场复杂的人事关系使他感到很大压力。在陈鹤琴的改革实施过程中，他不断受到各方面的非难，那些被裁掉的校长、教师忿忿不满，继而攻讦他，给他难堪，甚至联名要求给他撤职处分。有一件事情让反对陈鹤琴的人抓住了把柄。其实，事情很简单，在陈鹤琴对公立小学学生进行的智力测验中，有一道例题是关于1927年以前国旗的颜色的，尽管他事先已做了说明，但那些攻击他的人仍对此死死抓住不放，说他“反动”，并要求予以撤职，幸得陈剑翛出面解释，风波才告平息。陈鹤琴感到心中十分郁闷。不久，陈剑翛辞去市教育局局长职务就任大学院社会教育司司长，陈鹤琴更感到自己“惨淡经营”、“困境重重”。这时，上海工部局华人纳税会敦请他前往上海，希望他主持公共租界的华人教育事务。为此，陈鹤琴踌躇了好几天，有些犹豫不决。自1919年9月他应聘来到南高师任教，南京已经与他的生活和情感紧密相联，这里有他的心血和果实——鼓楼幼稚园；他对南京的大街小巷、山水草木，尤其是学校和幼稚园都非常熟悉；他所制订的计划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难以割舍。
在一个仲夏月夜，陈鹤琴和他的学生雷震清、潘抑强、李清悚踏着皎洁的月光，沿着环绕市政府四周的马路，慢慢地踱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他们在一起分析、讨论。他的心情很复杂，轻轻叹气。此情此景，对一向乐观的陈鹤琴说来极为少见，他的学生也是头一次看到。后来，他们一起来到潘抑强的住所，每人吃了一碗酒糟，心情都有些沉重。看起来，书生气未脱尽的陈鹤琴已经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待下去。他没有过硬的靠山和背景，也不谙官场与政客规则。但他要办教育！他要做事情！想了许久，陈鹤琴用脚在地板上大力一顿，叹了一口气说道：“走吧！还是走吧！”
一 在公共租界办学（1）
自20世纪初叶，国内不断高涨“收回教育主权”的声浪，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由英美实际掌控的公共租界当局开始重视华人纳税人对租界事务的参与。有资料显示，在公共租界里，外国人人口和纳税额所占比例不足10％，华人人口及纳税额占90％以上。黄书光：《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第10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1928年3月26日，代表租界华人商界利益的虞洽卿在致工部局的函中，除提到增加华董的席位问题，还提议可聘请华人从事租界华人的教育及管理，规划华人教育经费，以扩充华人市民教育。4月3日，纳税华人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议，提出在工部局增加华董席数的过渡办法；强调华董席数须以捐款比例相符为原则；在工部局各机构中增加华人职位，以会同办理各部门行政；尽快聘用华人教育委员会和华童公学的人员，并以捐税的20％作为增加的教育经费。据说，当时在工部局的华董曾提出建立华人小学的议案，此议案在通过的时候曾有附带条件，内容是华人小学可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若办不好则仍由西人来办。因此要找一位有欧美留学背景，并在教育方面有建树、有声望的本土人士主持租界华人基础教育的事务，以体现中国教育主权，租界当局和华董们最终选择了陈鹤琴担任这一职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8年夏天，陈鹤琴来到上海。这时，他与妻子俞雅琴已经有了四个孩子——8岁的儿子一鸣、5岁的女儿秀霞、2岁的女儿秀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秀云。
此时的陈鹤琴已近不惑之年，却仍矢志追求，继续自己在南京未能实现的目标，全身心投入到办学的事业中，“不专事做官，要做事”。陈鹤琴认为“小学教育是国民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开端，是发扬文化的始基，所以比中学、大学教育更加重要。国家的发展，青年的前途，全在小学教育的改进”《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5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在租界里，过去由外国人管理、主要以教育外国儿童为主的西童学校，各项教学设施、条件都十分优越；而华童学校不仅教学条件差，数量也很少。陈鹤琴担任这一职务的目的很明确。他把在汉口路工部局的办公室设在档案室里的一间小房内，有一天，他的侄子问为什么不换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楼层，他回答：“我有事情要办，我来是为华童争权利的，不是为我自己争什么的。”上任后，他很快着手建立新的华童学校。在他任职的11年里，共办了7所小学（附设幼稚园）、1所女子中学、4所工人夜校，还争取到工部局给145所中小学予以经费补助拨款和在4所华童公学增设华人副校长或校长。在租界里，外国人的地位远高于中国人，反映在拨款的数额和条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租界当局给华童学校的拨款数额大大少于西童学校，在工部局同意补助的条件中明确规定，凡接受工部局补助费的私立学校不得在课程内教授会引起“种族间仇恨”的内容。陈鹤琴所提出的办学主张和实施计划，得到工部局学务委员会中的华人委员刘湛恩、欧元怀、林康侯、韦悫等人的赞同与支持。
1928年9月赴上海任工部
局华人教育处处长
1928年10月，刚上任华人教育处处长不久的陈鹤琴向企业家聂云台租下位于汇山路（后改称霍山路）150号的聂家花园，创办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所学校——工部局东区小学及附属幼稚园（后称汇山路小学），并将华人教育处的办公处和自己的家也暂时安在了这里。他随后又在闸北火车站附近创办了工部局北区小学及附属幼稚园（后称克能海路小学）。这两所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是来自附近的普通人家子弟。据工部局年报统计，学生家长主要是商业人员和工人。两所学校校长分别由雷震清和张祖培担任。
一 在公共租界办学（2）
在东区小学校园里，两栋西式建筑被用作校舍，共设普通教室13间、特别教室4间、教员办公室和宿舍14间，另设体育室、图书馆、实验室、美术室、自然室等。花园中原有人造湖和用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大草坪被利用为操场，树立起用于悬挂国旗的旗杆，搭建了司令台和篮球架、排球架。陈鹤琴亲自设计的秋千架、多角架滑梯及沙坑、六角亭、跷跷板等玩具依次安放。每天早晨，学校在操场上举行朝会，面向国旗行礼，各班学生轮流升旗，然后全体学生列队齐唱校歌后做早操。
除国语、算术、英文三门主科以外，自然、美术、体育、音乐等课程尤被重视。国语课既教课文，也教习字，规定每天临摹字帖写大楷一张、小楷三行，每周交周记一篇，每学期读课外读物一本。陈鹤琴主张，教学应从儿童的实际出发，幼儿画图要用大纸不要用小纸；学生写作文用活页纸，上部画图，下部写句子，将语文与美术结合起来，一举两得。学生上自然课，不仅看挂图和标本，还要动手做实验，授课教师还教学生如何做盐、做冰激淋和煎荷包蛋。女生学做手工、绣枕花、编织麦杆拎包等。学生上美术课，学铅笔画、水彩画、毛笔画、静物写生等，较好的作品被陈列在走廊墙壁上的玻璃窗里。学生上体育课，除训练站姿、列队行进、跑步操外，还进行田径和球类运动。学生上音乐课，学习简谱、五线谱和唱歌。为培养学生情趣，校园里建有花房，栽种花草。
陈鹤琴认为，做父母的、做老师的，要教儿童自己动手。只有通过儿童自己动手，才能真正学到本领。在工部局的学校里，学生被安排参加许多实际工作，以培养和锻炼自治能力。各班级有值日生制度，由学生们轮流打扫卫生、关门窗、关电灯等。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和各种比赛，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卫生习惯等。陈鹤琴的办学理念和标准在他所创办的各个学校处处都得以充分体现。东区小学女学生梳着齐耳的短发，穿着白色的翻领衬衫、深蓝色的背带裙子，脚穿长筒袜子和球鞋，整齐划一。学校的教师大多数来自师范专业院校，对学生态度和蔼可亲；衣着文雅朴素，不烫发，不佩戴金银首饰；上课一律讲标准国语，不训斥、责难或体罚学生；对于学生的考试成绩从不在课堂上公布，更不对学生成绩排名次，强调对待学生平等、公平。
1930年9月1日，位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口的工部局西区小学开学。学校校址原为一地产商的大洋房，房间大小20多间，是附近地区条件最好的学校。招生布告一经贴出，立即引起市民关切，纷纷前来报名。1933年该校新校舍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新闸路建成，陈鹤琴根据教育原理和儿童特点亲自参与了学校的设计。他想得很周到，教室全部一面采光，宽敞明亮；校舍内有暖气、饮用砂滤水等新式设备；还有装有煤气灶和纱窗的厨房，学生可在里面搭伙；各年级用的课桌椅，依各年龄段儿童的身材设计高低；陈鹤琴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看书板，呈45°斜角放在桌上，以防止学生近视眼；教室均设有换气通道，使空气保持新鲜；在各楼层楼梯转角处的木栅中间有一圆孔，可使楼上的孩子透过圆孔看到下层楼梯，防止儿童上下楼梯时因拥挤发生事故；此外，学校里男、女学生厕所，一、二、三楼加起来有数十个之多，厕具依照低、中、高各年级儿童身高区别设计配套。学校设有运动场、大礼堂和美工、自然、音乐、劳作四个特别教室。大礼堂可容纳四五百人，配备电影放映机。
一 在公共租界办学（3）
陈鹤琴十分重视学校的音乐教育，从一年级就开始讲授音乐知识。除聘请造诣高的专家来校任教外，在音乐教室挂有著名音乐大师的肖像，黑板上画有五线谱，教室里有钢琴和其他乐器。学校还组建了一支小乐队。当年19岁的马虚若受聘先在工部局北区小学（现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后在工部局东区小学（现霍山路小学）、工部局西区小学（现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担任音乐教师。马虚若曾回忆：陈老很重视小学儿童音乐教学。他经常陪同专家或外宾来听课。我觉得很被动。有一次我对陈老说：“下次如果有专家来听课，请先通知我，让我早作准备。”陈老听了就笑笑说：“以后每堂课都要作好准备。有人听课与没人听课要求一个样。”他的教导我一直记在心里，一直影响我一生的教育事业。马虚若还回忆：我在小学一年级是用听唱法，就是老师唱一句，孩子们跟唱一句。逐渐加深范唱一段，他们跟唱一段。逐渐培养他们的记忆力。歌曲内容以儿歌为主，同时也学爱国歌曲，或将古谣谚谱成歌曲。例如：“我有十指，有长有短；如何做人，要我意满。”使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道理……由西区小学音乐教师马虚若组织的低年级学生小乐队
学校的课外活动十分丰富，有儿歌队、合唱队、节奏乐队、口琴队等，每个学期举行一次音乐会，培养儿童的组织能力、演奏能力与指挥能力。当时，在校园里常能听到如《锄头舞歌》等歌曲。
在美术学习方面，陈鹤琴主张学生自由创作，充分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美术室内备有许多儿童画板、画架及各种石膏人体模型、蜡制瓜果等，墙上错落有致地悬挂着学生们的水彩画、水粉画、木炭画、铅笔画习作。
自然室内陈列着许多生物、矿物标本，人体模型，大小地球仪，动植物标本和四季盆栽花木。学校里的实验室，按照单元教学内容可供学生自己动手做各种自然科学的小实验。
劳作室内，锯、刨、凿、斧样样俱全。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动手制作各种器物、玩具等，体现出陈鹤琴倡导的“手脑并用”的教育主张。
此外，学校还设有医务室，里面的设备齐全，配备有专职医生和护士，定期给学生体检，注射各种防疫针。遇到学生病假，即由护士进行家访，发现传染病及时采取措施。因为学校特别注重眼睛的保健与卫生，所以学生中沙眼和近视眼发病率很低。
重视开展体育活动，也是该校的办学特色之一。全体学生每天必须做早操。学校每年都要举行运动会。该校的小足球队和兵乓球队在全市各小学校中颇有名气。
学校的各科教学水平和教师素质堪称一流，语文教育、英语教育和音乐教育犹具特色，其中国语和英语采用由陈鹤琴亲自编写的课本。在国语教学方面，陈鹤琴研究了当时书局出版的各种教材，发现内容陈旧、单调，文字不生动，语句###化，课与课之间缺少关联，学生兴趣索然，于是亲自动手编写，并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儿童国语课本》共8册，课本内容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在英语教学方面，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每周5节课，采用由陈鹤琴倡导的“直接教学法”上课，要求学生耳、嘴、眼、手并用，尤其注重发音准确，同时加入英语字母歌与英语歌曲。授课教师多为教会大学毕业生或有多年英语教学经验，教出学生的英语水平相当于普通学校的中学毕业生，教学质量堪称一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 在公共租界办学（4）
学校的膳食实行分食制，教师与学生一同进餐。学校要求学生穿戴整齐，也要求教师穿戴整齐。每位教师随身带剪刀，见到学生指甲长了，马上剪掉，并立即洗手。陈鹤琴力图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应用在办学的各个环节。他的四个子女、一个侄子、一个侄女和蔡元培先生的女儿都在这所学校上学。他还将具有管理经验的张祖培从北区小学校长职位上调来担任校长。
据该校的学生回忆，陈鹤琴经常来学校视察，师生们列队在校门口夹道欢迎。在大礼堂，陈鹤琴站在台上对全校师生讲话，勉励学生好好学习，成为国家的栋梁。他还曾向师生朗读激励人们奋斗的英文诗歌，指导学生写毛笔字。学生们望着他和蔼可亲的面容，个子不高，但始终挺直腰背，无不钦佩、尊敬。学校每周六下午放映电影、演节目，邀请家长与学生一起观看。电影放的大多是纪录片、科学片，演出的节目有由学生表演的《我们的先生》、《笔耕少年》、《双鹰并进曲》和贝多芬的《月光曲》。台下的家长看到自己孩子在台上表演，十分感动。家长们的感情与学校交融在了一起，更加密切。
陈鹤琴一贯重视女子教育，经他提议创办的工部局女子中学于1931年9月9日开学，学校宗旨是：“发展女子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健全人格，造就实用人才。”学校设立德育、体育、职业教育、家政和近现代新文学等课程，毕业于金陵女大、原江西九江儒璃中学校长杨聂灵瑜女士被聘为校长。杨聂灵瑜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基督徒，也是一位锐意进取、求真务实的女教育家。1933年，杨聂灵瑜提出工部局女中5点训练方针：人格训练、手脑并用、家政训练、音乐与图画、卫生与体育。这些针对国内社会和女子教育的弊病所提出的方针，得到了陈鹤琴的首肯。
1933年3月1日，工部局荆州路小学建立。同年10月，为使更多女童有受教育的机会，东区小学被改为女子小学，该校男生转入荆州路小学。
位于虹口的蓬路是贫民区，陈鹤琴决定在那里办一所正规的小学。为使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儿童能够上学，学校一方面对家境贫困的学生免收学费和书费，另一方面实行二部制，上午一批，下午又一批，这样就可以用一笔经费办两所学校。
陈鹤琴一向认为，要有好的学生必须先有好的教师，因此他对教师的培养十分重视。他聘用教师的时候不仅看学历，看教学能力，还要看仪表、态度，态度粗暴、不讲文明者不予录用。教师进校，只要热爱儿童，热爱本职工作，均受到重视与鼓励。为使学校教学质量保持较高水准，陈鹤琴与每一位新聘任的教师亲自谈话。他还经常来校，听各科教师讲课，然后召集教师们开会，讨论研究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会上，他亲自示范，提倡教学儿童化。有一次，他观摩体育课，指出学生在队列中的稍息、立正动作太多了，主张加强游戏，让孩子们更多地动起来。他很重视倾听教师的意见，有时学校里的普通教师会将电话打进他在工部局的办公室，向他直接反映学校情况。
设计单元教学法是陈鹤琴一直大力提倡的教学方法，将不同科目和课程相互联系，根据儿童的兴趣和活动特点设计课程，使儿童对学习更感兴趣。此外，幼稚园与小学的衔接问题，一直是陈鹤琴着重研究的方面。他觉得，幼稚园的孩子喜欢听故事、讲故事，但一到小学就只有在课堂里上课，调动不起学习的兴趣，不符合儿童成长的规律。为此，陈鹤琴亲自编写教材，以讲故事的方式，将儿童常见的物和事写进课本。
一 在公共租界办学（5）
陈鹤琴一贯主张将人格培养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他说：“训育难于教育，人格重于知识。现在中国教育的弊病确在于我们只顾到教书上课，注重知识的灌输。人格的培养，竟加以忽略。”《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15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因此，他所创办的各个学校，都注重对学生操守、情感的培养，使学生广泛接触、认识社会。西区小学对门的沙利文面包厂是学校的定点厂，学校常组织学生前去参观，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学校还组织学生到昆山、苏州、木渎、天平山等处出游，开拓大家的视野。陈鹤琴曾将民间木偶戏班、耍猴人和西洋镜拉洋片的艺人请进校园，让教师们一起观察儿童在观看时的喜欢程度、表情和反应。他还亲自设计儿童玩具和教具，和木匠师傅、教师们一道进行研究、实验。
陈鹤琴去欧洲考察教育回国后，不仅带回了外国布袋木偶的标本，积极地在上海宣传外国的木偶戏，还将自己从国外带回的各种布袋木偶和相关资料提供给学校的美术教师虞哲光。在陈鹤琴的支持与大力推动下，虞哲光、王志成等人很快掌握了木偶表演和制作的技术，并开始由儿童在校园内演出。最早公演的剧目是儿童木偶戏《原始人》。该剧演出时，虞哲光担任制作和导演，马虚若担任配音，洪荒时期的生态由自然教师讲解，编剧是教导主任王志成。此剧曾在上海著名的兰心大戏院公演，引起社会特别是教育界的广泛关注。1935年，上海举行国际儿童联欢会，虞哲光和朋友们去演了木偶戏。以后，他们又编排了《文天祥》、《卧薪尝胆》、《岳飞》等宣扬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剧目，获得极大反响。这是中国现代木偶戏应用于儿童教育领域的创举，也是中国较早一批现代木偶戏剧目。虞哲光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木偶戏大师。
在陈鹤琴所主持的学校里，广泛采取“小先生”制，即在每个班级产生若干名“小先生”，让他们承担教学和管理工作，寓学于教，培养和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与责任感，促进和推动教学。
在陈鹤琴的倡导下，西区小学要求各班级都参加劳动组合，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感，学会一项劳动本领。在劳动组合中设有木工、刺绣工、缝纫工、炊事员、护理工和写作班。学校除普通教室外，设有美工房、木工场、自然室等特殊教室。学校规定每周四下午停课，由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劳动科目，到一个阶段还要举行考试、办成果展览等，鼓励学生热爱劳动，学会劳动。
陈鹤琴强调开展学生体育活动，体育课被列为必修课。工部局女中规定，体育课不及格，不能升级，也不能毕业。体育课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各国的民间舞、踢踏舞，也有田径、球类项目。陈鹤琴亲自设计了数种大型户外运动器具。工部局女中还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学会骑自行车，由陈声老师指挥进行。该校体育活动卓有成效，成为开展女子体育运动的模范。1930年10月10日，在陈鹤琴的倡议下，工部局所属小学在北区小学举行首次联合运动会，共有1100名学生参加。1933年10月，工部局各小学和女子中学在虹口公园举行联合运动会，共有3000余名学生参加。在运动会上，学生们表演的团体操场面十分壮观。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在公共租界办学（6）
1933年9月，陈选善先生受邀担任华人教育处副处长，与陈鹤琴合作共事。鼓楼幼稚园开拓者之一，原在东南大学教音乐的甘梦丹与丈夫、历史学教授刘崇本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大学教职，双双来到上海追随陈鹤琴办教育。自1936年起，陈鹤琴发起组织、指导上海公共租界内工部局小学及私立小学举行分区教学研讨会，由工部局小学教师担任教学演示，定期举行。他曾亲自主持1936年3月7日东区私立小学教师参加的算学教学演示。在西区小学，支持陈鹤琴办学的主要教师骨干有张祖培（校长）、王志成（教务主任）、马精武（训育主任）、潘星南（教师）等。
陈鹤琴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在他主编的课本里既有以讲述常见植物为主的《我们的周围》，以讲述人体构造、功能、疾病、保健的《我们的身边》，也有反映城市建设的《我们的上海》和叙述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我们的祖国》。据当年的学生回忆，教国文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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