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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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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幼稚教育？陈鹤琴从科学的角度作了解释：“依据生理心理的发展过程，幼稚时期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幼儿身心健康的增进，身体和行为方面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各项知能的发展，都是决定他将来人格和体格的重要因素。所以幼儿教育实在是一切教育的基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幼稚教育的主体是什么？陈鹤琴认为，幼稚教育的主体是儿童，教师的作用是度量儿童的能力与个性，用种种最适宜的方法，把教材介绍给儿童。课程与方法则是达到教育目的的工具。
陈鹤琴指出幼稚教育有四大目标：●做怎样的人。包括合作的精神、同情心、服务的精神。
●应该有怎样的身体。包括健康的体格、卫生习惯、运动技能。
●应该怎样开发儿童的智力。应该培养儿童所具备智力上的能力，包括：有研究的态度、有充分的知识、有表意的能力。
●怎样培养情绪。陈鹤琴指出：“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国国民之缺少欣赏能力，尤其是音乐，雅歌妙舞，几乎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品，普通人很难领略，这是一大缺点。我们应该极力设法改变的，首先应在幼稚园里大力提倡，这是不难办到的。”他又说：“我们的教育不能使儿童感到快乐，也是失败之一……我们希望儿童养成欢天喜地的快乐精神。”《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2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1927年2月，在《幼稚教育》第一卷第一期上，陈鹤琴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文中根据办鼓楼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特点的15条办幼稚园的主张。
他在开篇中写道：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既然来创办这件事，就应当先自己问一问，用种什么目标，怎样的办法。倘是一些主张都没有，仍旧像中国初办教育时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好的教育来。《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1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1927年，陈鹤琴在《幼稚教育》第十九卷第二期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一文，详尽介绍了欧美各国在幼稚教育方面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
他指出，幼稚教育的新趋势有：1 注重自由活动。
2 注重户外活动。
3 厘定课程。
4 规定标准。
5 研究幼稚生心理。
6 幼稚园与一年级之联络。
7 蒙养园的运动。在这篇文章中，陈鹤琴还对在当时就很盛极流行的福禄培尔、蒙台梭利教学法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福禄培尔原是一个教育革命家。他的思想原是超特的，他的教法原是合乎儿童心理的……但是到了后来，一般幼稚园教师竟忘了福氏提倡幼稚园的用意，把福氏的教法弄得非常呆板，把活泼的幼稚园变成无生气的小囹圄。小孩子的一举一动差不多都要受教师的指挥，唱什么歌，玩什么游戏，讲什么故事，做什么手工，都是教师的意思……所以意大利的蒙台梭利出来，极力提倡工作自由，以矫正幼稚园这种弊病。
……
蒙氏根据伊塔德和西格英两人的低能儿童教授法的原则，制造了几十种玩具，让小孩子自己去选择，自由去玩弄。但细考她的教具教法，我们不得不质疑者有两点：
（一） 教具非常呆板……蒙氏的这些教具为低能儿则可，普通的小孩子就要厌其呆板、缺少变化了。
（二） 蒙氏的自由教法，每每使小孩子随意乱弄，其结果小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小孩子固然要自己学的，但是必须要教师指导的；不然，尝试错误，不知要耗费多少光阴、多少精力呢！
从以上两点看来，蒙氏的儿童院并不怎么高明；她所主张的是自由，而她的教具实在是太呆板，实在是束缚儿童的自由。《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135—1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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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乡村幼稚教育（1）
陈鹤琴清楚地记得，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神策门（后改称和平门）外小庄（后改为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时的情形。据东大教授许养秋的子女回忆，“晓庄”的名字是他们的父亲向陶行知建议的，其意为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在晓庄师范招生广告中的最末一行，具有明显陶氏风格的广告词格外引人注意：“学费免，膳宿杂费详见简章，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是陶先生所提出的主张和办学宗旨。共有13名青年参加考试，学校的入学考试别具一格。第一天考试的内容是国文课，试题为《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吗？》，考场设在燕子矶的一间茅草房内，由陶行知亲自监考；演说题有20个，考生从中抽选，进行三分钟演讲，然后由指导员当场评分。第二天的内容是劳动——垦荒、施肥、修路。在晓庄当地的一块山坡荒地上，用白粉线画好一方方区域，考生各持一把锄头，随着哨声劳动开始，陶行知脚穿草鞋、手持锄头，在场地中走动，不停指点。当时，由于北伐军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褚玉璞的军队正在打仗，南京城中各学校都闭门不能开课。因此，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格外引人注目。学校的开学典礼是在劳山下的一块坟地上举行的，场地上搭起四座帐篷，供来宾休息。主席台是用旧木头和木板搭建而成。应陶行知之邀，陈鹤琴、江问渔、姚文采、徐作人等到会祝贺。陶行知的学生戴伯韬记述：……那时革命的火焰弥漫全国，而南京犹在军阀盘踞中，但青年们抱着一颗改造中国的雄心，从燕、鲁、湘、鄂、川、浙等省来会者，凡十三人。在炮火震天，革命军围攻南京，奉鲁军阀溃退那天，终于开学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接连几天的绵绵春雨之后，晓日突然冲出云围，发出万道金光，普照大地，大家第一次穿上草鞋，从燕子矶小学出发，有的扛着帐篷，拿着绳索，到了布满小丘陵的晓庄山麓，搭起四座帐幕作来宾休息所，又向农家借了张八仙桌和几张条凳，排在荒坟旁，算是会场，连国旗、校旗也未能挂起。因为战事关系，来宾到者寥寥，只有几个乡下老头儿和孩子女人们，在投着惊奇的目光，好像看把戏似的注视着我们这一群异乡人。我们的陶校长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皮帽儿站起来演讲了。大意是“本校和别校特异的地方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只在空旷的山麓行开学典礼，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着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要充溢于天地之间。所要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深信没有专能教的教师，只有经验较深或学习较好的指导员，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以做我们的指导员。”戴伯韬：《生活教育发展史纲》，载《战时教育》第五卷第十期。在开学典礼上，大家一起高唱《尽力中华》。歌中唱道：荆棘布满了旅途，
黑暗占领了长空，
许多人在流泪、啜泣、惨呼、悲号——转徙在狂风暴雨之中。
努力吧！振起精神，牺牲心力，去救那人群。
从这年这月这日起，
前进！奋勇！台下的陈鹤琴被这番景象深深感染了。陶行知坚苦卓绝的精神和创造力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陶先生以独特的文风和雄辩的口才传播自己的思想，他的讲演有声有色。他热爱儿童，热爱人民，热爱一切弱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休息过。他对晓庄师范充满深厚感情，他在《晓庄三周年敬告同志书》中写道：“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农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乡村幼稚教育（2）
陈鹤琴确信，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37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陶行知曾对中国当时的师范教育提出尖锐批评：“我们的师范教育或是从主观头脑里空想出来的，或是间接从外国运输进来的，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的。这种师范教育倘不根本改造，直接可以造成不死不活的教师，间接可以造就不死不活的国民。”《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9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据陶行知的学生戴伯韬回忆，在晓庄时，陶行知曾用一块大白布画了一幅乡村师范建设图。图中央是一个圆圈，上边写着“活师范”，周围连接若干圆圈，上边写着“活中心学校”，每个中心学校又伸出许多触角，上边写着“实际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9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说过，本校的办法，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本校全部生活，是“教学做”。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实际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教学做合一”是晓庄的校训。对此，陶行知的解释是：“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小孩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2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提出的口号，以生活为中心，运用生活的力量来改造生活，运用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活来改造无目的无计划的生活。这一口号的提出，被公认为是对杜威所提出“教育即生活”主张的一次革命。晓庄师范开学标志着由陶行知先生发展和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时，国内的乡村教育运动兴起，在陶行知倡导生活教育运动、号召“到乡下去”的同时，各地纷纷设立教育实验区，一批知名教育家走向广大乡村，在农民中间开展教育普及，试图以此实现教育救国、改变乡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的理想。1925年8月，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在山西和江苏的昆山、镇江等地建立农村职业教育实验区；1926年10月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河北定县选定为农村平民教育实验区；1929年和1931年，梁漱溟先后在河南办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场乡村教育运动是平民教育思想的一次实现，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延续和扩展。陶行知写道：“中国是著名的农业国。据最普通的估计，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全国有三万万四千万的人民住在乡村里，所以乡村教育是远东一种伟大之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至忽略这种大问题——无论办得好不好，中国的乡村教育关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5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又说道：“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的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8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从陶行知的这一番话中，感受得到这些从事乡村教育运动家们人格和追求的高尚所在。
二 乡村幼稚教育（3）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后，陶行知邀请赵叔愚担任第一院（小学师范院）院长，不久，陈鹤琴受邀担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指导员兼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在陈鹤琴的参与、支持和指导下，由张宗麟具体负责，徐世壁等协助，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于1927年11月11日开学。幼稚园招收附近3岁至6岁幼儿，实行“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的免费教育方针，不收任何学杂费。办园经费由陶行知多方筹集。在幼稚园的日程安排和作息时间上，强调根据农村的生活习惯和季节性强等特点，实行全日制，尽可能办“整天整年的幼稚园”童富勇、胡国枢：《陶行知传》，第86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说：“因为家母之爱蜜桃，就联想到天下的像蜜桃的小孩，立刻决定要使全国各个乡村都有一个幼稚园为儿童造福，并立志要在这一年之内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成立。”《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7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原晓庄师范学生操震球回忆：晓庄学校开办，陈老经常到校。1927年开办晓庄第二院，陈老担任二院院长，介绍徐世壁女士任教并设立梅花村幼稚园，徐任辅导员。陈老常去指导并在犁宫礼堂前的操场上教学生（主要是男生）使用猎枪在劳山上打猎，采取生物标本。
陶先生在上海劳勃生路创设劳工幼稚园，陈先生不断去指导……继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之后，又成立了晓庄幼稚园，按陶行知的设想，要在三年内开办10所中心小学和10所幼稚园。陶行知曾说过：“幼稚师范院所需经费不甚多。此事系促成于鹤琴先生。我们为吸收幼稚园人才起见，不得不一鼓气地把它办成。幼稚园的建筑费，系前省长陈陶遗先生拨的，地点系以燕子矶请，故本校即不在燕子矶办第二院，该处幼稚园也须成立。”陶行知立志要改变当时中国幼稚教育所存在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他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一年后，燕子矶幼稚园由十多人发展到三十余人，晓庄幼稚园有十多人，但报考幼稚师范院的人数却很少，为此陶行知大声疾呼：“我现在要奉告从事妇女运动的太太小姐说：‘乡村妇女占全国妇女百分之八十五。世界上最需要你们帮助的便是这些人。你们最能帮助他们的方法便是做幼稚园教师，代她们教小孩子便可进一步去做她们的朋友和导师。二千六百万乡村幼儿在那儿呼喊，可听见没有？八千五百万乡村妇女在那儿用手相招，可看见了没有？我们这里并不像你们心里想的那样苦，为何不来试他一试？’”②《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8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期待更多人加入乡村幼稚教育的事业中，他以热情和真诚向人们宣示：“我今天要代表乡村儿童向全国乡村小学教师及师范生上一个总请愿：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②
陶行知和陈鹤琴等在燕子矶中心幼稚园将解决师资问题作为实验的重点，试图找寻培养师资的合理途径。他们在该园采用“徒弟制”的方法，由中心幼稚园培养的“徒弟”作为乡村幼稚园的师资，教学做合一，不用更多花费。照此方法，也可通过办乡村夫妻学校的方法实现普及教育的目的，即由小学教师办乡村小学，其妻子办幼稚园。陶行知的目标是，要使全国各个乡村都有一个幼稚园。为此，陶行知成立了幼稚园指导部，专门负责指导幼稚园计划，组织师生和幼稚园实施教学做活动。陈鹤琴对陶行知的设想和计划极为赞成，他一方面予以全力支持、配合，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有两位来自贵州的第二院学生孙铭勋、戴自俺，他们在考学之初，向陶行知请教男士能否从事幼稚教育，他们有些犹疑。陈鹤琴正巧也在场，陶行知对他们说：“你们的院长陈先生不就是一位男士吗？他是幼稚教育专家。”当时他们因为没钱，买不起参考书，就向陈鹤琴提出，希望得到《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陈鹤琴欣然答应下来，很快就将书送给了他们。《鹤琴之声》，第1期，1995年4月。后来，他们成为创立乡村幼稚园的主要骨干。
在此期间，陈鹤琴与张宗麟对在鼓楼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和晓庄幼稚园进行的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合著了《幼稚园的课程》、《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设备》等论著，并将他们研究、实验心得陆续发表在《幼稚教育》和《儿童教育》上。他们提出的“整个教学法”，后来改称“单元教学法”，具有深远影响。
1928年5月，由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召开，陶行知和陈鹤琴分别提交关于注重幼稚教育的提案。大会将他们的提案综合成《注重幼稚教育案》。内容如下：理由
见附件各案
办法
（一） 大学院（按：当时教育最高行政机关）派遣全国视学时，应该有幼稚教育专家一人。
（二） 通令全国，十七年度（1928）起，各省各县各市实验小学及师范附属小学应设立幼稚园。
（三） 教育研究所，应研究创造平民的省钱的适合国情的幼稚园。
（四） 每省区，应就环境适宜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或高中师范科）内，添置幼稚师范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乡村幼稚园，不易单独设立。故最初办法，应就可能范围以内，多招现任乡村教师之夫人、未婚妻，或近亲，训练之，方能造就一人得一人之用。）
附陶拟乡村师范幼稚院简章，留供大学院参考。
（原文注：此案是根据陶行知的以上五个提案和陈鹤琴的两个提案由大会综合而成。）《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40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1928年5月，受大学院（后改为###）之聘，陈鹤琴担任全国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参加者有郑晓沧、张宗麟、葛鲤庭、甘梦丹、杨宝康等。该标准的制定依据了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成果。1929年9月起该标准在国内各省市试行，经实验和修改后，于1932年10月由###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当时我国统一的幼稚园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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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陈科长”（1）
由于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被划为特别市，年仅37岁的刘纪文出任市长。当时，陈鹤琴在教育界已有相当知名度，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长陈剑翛曾三次亲自出面敦请他担任职务，协助其主持全市的学校教育。据陈鹤琴的侄子陈尧圣回忆，他曾问过陈鹤琴这个有名气的大学教授为什么要担任这个职务，陈鹤琴回答道：我可以做研究，了解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接触实际，实现我的志愿和理想，这比在教室里讲课要好。显然，他把做官当成了研究教育的一个途径和一种方式。1927年6月，应陈剑翛的邀请，身为东大教授的陈鹤琴兼任教育局第二科科（课）长，负责学校教育事务。在陈鹤琴任教育局科（课）长职务的一年两个月期间，他大力提倡行政学术化，推广国民教育实验区和儿童教育实验区计划，整顿中小学，发展幼稚教育，注重师资培养，编写教材和读物，研制适合儿童特点的玩具、教具、设备。当时，南京的各类学校、幼稚园数量很少。南京全市40万居民中，学龄儿童至少在6万人以上，但市立学校仅40余所，入学儿童只有6000余名。首都的教育状况尚且如此，国内其他城市教育的落后程度可想而知。陈鹤琴到任后，以改进市民教育作为目标，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心全意办教育。他拟定了计划大纲，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陈鹤琴从两个方面开始着手，一是建设，二是整顿。
在建设方面：（1）调查学龄儿童及教育现状，以定进行之步骤；（2）扩充小学班级，创办幼稚园，多予儿童以求学之机会；（3）创设市立中学，使小学毕业生有升学之处所；（4）创设市立师范学校，培养良好师资；（5）提倡研究事业，多予教师以进修机会。
在整顿方面：（1）裁并不良学校，以节经费；（2）举行小学教师检定试验，以改良师资；（3）整顿私立学校，防止投机教育；（4）限制私塾，检定塾师，防止一般市民知识之腐化。《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3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为使上述工作得以开展，陈鹤琴做了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陈鹤琴将所有的市立学校校长分别请来谈话，就学校事务进行交流与考察，根据结果决定该校长的去留，同时委派新的干部充实学校力量。各学校教员先由校长推荐，然后按照同一标准由他亲自考核后批准。
第二件事情，整顿校舍和设备。每所学校校舍，从厕所到教师宿舍，连同校舍设备和图书，课桌椅的修理、添置等，陈鹤琴都逐一予以亲自指导。
第三件事情，将学校与行政打成一片。每星期二下午二时，全市各公立学校校长到教育局参加由陈鹤琴亲自主持的座谈会，解决行政与教学的衔接问题，减少公文往来，当场解决问题，提高办事效率。
第四件事情，营造教学研究浓厚氛围，建立教育实验区，改变原有的教育格局。
鉴于当时南京的教育基础薄弱，公立学校数量少，分布不合理，且设备落后，经费无保障，而旧式私塾仍十分畅行，入私塾学生数量数倍于公立学校，新型的实验教育、师范教育和幼稚园更无从谈起。陈鹤琴上任不久后，起草了《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计划大纲》，提出了这样的计划——
首先，以市立小学为基础，将分布不合理的小学校进行裁撤合并，计划在“全市分设前期小学25所，完全小学10所，实验学校5所”。学校数量仍为40所，但由于班级扩充，部分学校附设幼稚园，所吸收学生数量成倍增加，经费增加，师资改良，较过去有了改进和提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 “陈科长”（2）
其次，办实验学校。在全市各区设实验学校1所，作为教学研究的中心。一方面实验各种教学课题，另一方面作为全区小学的示范。
第三，开办公立中学，改变以私立中学占多数，而缺乏基本教育经费、设备简陋、教学无统一标准的局面。为改良中等教育，开办若干市立中学，以“容纳一般有志求学之青年，使不致误入歧途”。
第四，建立市立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和教育专门人才。
第五，建立幼稚教育机构，如婴儿园、幼稚园，提倡幼稚教育。
第六，对私立学校订立办学标准，建立检查制度，对“恶劣###者严加取缔，优良者予以相当补助，相当指导，以鼓励私人办学，而补市立学校之不逮”。
第七，整顿私塾，规范私塾师资和课程标准，设置巡回教师，轮流到各私塾指导教学。
最后，创设全市中心学校图书馆，“置备各种书籍，以便各校教员学生借阅参考”《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4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
陈鹤琴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他开展大规模的教育实验区计划，在全市东南西北中5个行政区各设一所实验学校（小学），校内附设幼稚园，先后共创办14所幼稚园。各区以一种小学学科为研究中心——东区为语文，南区为算术，西区为美术，北区为自然，中区为社会，各区聘任一位专门人才为研究员，协助该区实验学校校长负责该科目教材、教法的研究工作。每月轮流在各区实验学校举行该区中心科目教材教法研讨会，陈鹤琴亲自出席，并要求各区学校担任该课教师必须到会，以形成对各科教材教法及相关实验研究和教师教学工作的交流与促进。陈鹤琴每周还主持召集一次学校校长会议，会议上所做的各项决议，于次日在各校校务会议传达并加以落实，使各教育实验区和各校教学实验相互关联，形成整体。同年8月14日，陈鹤琴带领校长们来到由陶行知主持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及所属小学、幼稚园观摩。陶行知在欢迎会上作了介绍报告，强调了教育革命的重要性。除此而外，在陈鹤琴的主持下，每月召开一次研究小学教育各阶段，尤其是低年级教学的研究会，将各校相关教师集合在一起，讨论各种教学方法，会议轮流在各学校举行，教师们现场观摩并进行讨论。陈鹤琴将自己的学生张宗麟、雷震清、潘抑强、李清悚等找来协助工作，李清悚还被派去担任中区实验学校校长。推广实验区是陈鹤琴为实现教育行政化目标的创举之一。
李清悚曾回忆道：一天中午，鹤琴先生坐在鼓楼住宅内一间面临草地的客室内，与我开始谈南京市教育建设的事。那时是一个五月间的天气，暖风和煦吹在我们的脸上，先生是怎样的###有办法，一时给我看这个计划，一时给我看那个报告，正如先生在学校里做心理实验时候一般的殷勤。我辞别出来时，先生送我出来，到了门口，我告别了，他也骑上自行车绝尘而去。《我的半生》序六，江西教育用品厂，1940年。那时，南京市政府设在秦淮河畔夫子庙的贡院内，陈鹤琴每日从位于鼓楼的住宅出发骑自行车上班，大约十里。35岁的陈鹤琴精力充沛，热情很高，在较短时间内，打开了工作的局面。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去所辖各校视察、指导、开会上面。每到一个学校，事无巨细，他都要了解，就连厕所大小、校舍设备、镜框悬挂的位置高低都逐一予以关注。他认为，这些小事关乎教育环境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应该认真对待。各学校并不把陈鹤琴当作行政官员对待，而是以师生之谊，做到畅所欲言，形成融洽的讨论氛围。陈鹤琴心中对南京各学校的教学特点、设备情况都了如指掌。
三 “陈科长”（3）
为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陈鹤琴想出一个方法，在各校各级学生中间展开创作竞赛，各校将竞赛中的优秀作品，包括制作、绘画送交教育局编印成册，每月一期，然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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