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的梦工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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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只是研究院里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才是我们的重心。工作，让我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自己，也并让我有机会回馈当初伸开双臂欢迎我的实验室。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时　，我们组的经理田江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参与图像处理和移动设备项目，尽管当时我在这些技术上的经验仍然非常有限。他赋予我重托，让我获得了在这些领域学习和成长的空间。我与当时的实习生蒋伟一起深入到研究和技术当中，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最终我们做出的示范演示，被获选在一年一度的微软技术节上展示。
　　另一系列令我成长的机会，来自我的直接经理陈刚。我曾对他说，想尝试一下对开发组的领导能力。他非常认真地对待我的请求，并给我足够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带领几个项目。从小处入手，带领实习生和新聘员工认真工作，逐步取得一些成功，并最终有机会与我们的创新工程中心总经理迪恩·思劳森以及科学家钱德拉合作，与来自新技术开发部的赵婧女士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与创新搜索相关的研究项目。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有机会领导和编程，而且还对研究本身做出了直接贡献。辛勤工作见到了成效：我们的产品得以在微软技术节上进行展示，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专利，并有机会直接向比尔·盖茨展示我们的一个搜索项目。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这项技术尽快转移到微软产品中。
　　到目前为止，我的“东游”旅途仍在进行中，并且我希望将其一直进行下去。这将成为我今后的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一次历练。我的成功要归于所有我周围的人——从我每天在北京街头遇到的当地人，到超级热情、聪颖友好的同事，再到一路走来所结交的朋友，乃至具有表现出高超领导能力以及肯赋予他人信任的经理们，这些人都让我觉得自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大家庭的一部分，并让我可以自豪的地说：中国，我的家。
　　作者介绍：
　　马特·斯科特，来自纽约，2004年7月从波士顿大学取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后，立即成为微软的全职员工。在总部工作期间，他曾效力于Office产品组的Word团队，致力于2007版的发布。他于2006年底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创新工程中心担任研究软件开发工程师，主要围绕着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搜索和移动平台等方面的研发工作。他的工作目标是将技术转化为微软产品，并孵化新项目。他热爱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遗迹，喜欢搜寻当地的特色小吃，而且是越辣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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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之奇迹　郑宇（1）
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那个季节，我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跟大多数大学生一样，那时的我并不了解微软公司。微软这两个字传递给我的信息仅停留在世界首富盖茨先生和Windows操作系统而已。
　　2005年底，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我在微软的宣讲会上遇到了洪小文院长。因此，我有了近距离接触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契机，并在此后得到了宝贵的面试机会。
　　那时候，我对这个研究院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这种意识仍局限于一些吸引人的图片和有趣的形容词。我隐约知道了那里是个顶尖人才云集并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地方，但仍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适合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
　　2008年，令人期盼的奥运终于来到了中国北京，而我已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两年了。研究院的神秘和朦胧都因自己两年的亲身经历而逐渐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
　　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研究院不仅是一个锐意进取，人才辈出的地方，更是一个尊重每个员工个性和特长的多元化机构。具有不同国籍、文化背景、教育经历和成长环境的员工在这里融洽相处、积极合作，而他们每个人迥然不同的个性和丰富多样的才艺也在研究院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展示。
　　促成这种多元化氛围的因素不单在于研究院包容的特性，更在于差异背后蕴藏的共性。这种共性就是大胆尝试，积极面对挑战并不断超越自我的个人品质。
　　迥异的才华，相同的品质
　　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不是另类，也并不孤单
　　在过去的十年里，研究院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在世人的心目中逐渐树立起勇于创新、人才辈出和引领技术潮流的形象。大部分人会不自觉的把研究院的高大、威严跟压力和古板联系在一起。员工的严谨和专注，也很难让人们再奢望这群科学家似的IT工作者在其他方面有所擅长。
　　其实，在刚进入研究院的时候，我也几乎被微软的高大形象而误导。由于担心造成负面影响，在求职简历上我甚至不敢提及自己的舞蹈特长。可是入职后不到两个月，我的疑虑就被一台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彻底打消了。
　　这台晚会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节目的精彩和创意，更在于每个节目的创作和表演都由研究院内部的员工完成。而演员阵容中甚至包括像经理乃至院长这样的人物。不论是构思巧妙的相声和小品，还是那悦耳动听的歌曲和京剧都将我脑海中那些研究员的书呆子形象洗刷的一干二净。那次，我也有幸能跟其他同事一起顺利完成了开场舞的表演。
　　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不是另类，也并不孤单。之后一年里，我和同事朱波合作完成了音乐剧《猫》片断的音乐录制和舞台表演，演出效果让很多人误以为研究院聘请了专业的演员。在次年的DV大赛上，我跟Dean及其他十几位组员共同完成了短片《单身总动员》的拍摄。身兼这样一个国际化团队的导演及队长职务，既让人兴奋，又充满挑战。而组员的才智和给予的配合也让人激动和欣慰。
　　（在2007年新春年会上郑宇与同事朱波合作演绎音乐舞剧《猫》）
　　事实上在研究院里类似的活动并不少，而像我这样的研究员也还很多。从具有好莱坞工作背景的电影制作人到专业的心理学家，从文笔非凡的作家到具有国家级水准的运动健将，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本领。而研究院又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供大家去展示。
　　从表面上看，有些事情让人觉得不太理解。一群高学历的研究人员，哪来的时间和精力去发展这些跟工作性质毫不沾边的爱好呢？但实际上，这些现象也绝非偶然。正是因为多元化背后蕴藏的共性，才赋予了每位员工让人意想不到的才华。正是因为大胆的尝试，我们才有了更多发掘自身兴趣的机遇；而勇敢接受挑战的信念则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潜能，让我们在掌握一种技能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自我，刷新自信。
　　从一介书生，到舞蹈教练
　　所谓的天赋也只不过来源于汗水、不服输的意志和细心的思考
　　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未跳过舞，甚至不了解舞蹈。但正是这种不服输的个性，让我有了下面的这个故事。而这种经历也仅仅是其他研究员背后故事的一个缩影。

舞之奇迹　郑宇（2）
记得那是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舞会，我第一次置身于灯光闪耀、舞曲飞旋的陌生环境，心中不由泛起一种紧张而无奈的情绪。生于70年代末期的我，在高中三年的紧张学习阶段未能跳出保守和传统的约束。而在父母那代人的心中，跳舞也隐约带有一丝负面色彩。这些因素让我们这群以求学深造为人生目标的孩子对并不了解的国标舞多了些畏惧和抵触。
　　但那天看到高年级的学长们用轻盈的舞步美妙地展现着大学生的活力和自信，流畅的配合无不透露着艺术的气息和美感，一时间我对国标舞的看法完全被颠覆了。当得知国际标准交谊舞已经成为一种规范的体育运动时，自己更加坚定了要尝试一次的想法。
　　但事实证明，我并不是天才。即便自己的协调性和乐感都不差，可紧张而羞涩的情绪还是让失败变得并不意外。几次不成功的试探后，我很不好意思地提出在旁边先观摩，期待能从别人的舞步中学习点经验。但那复杂的步法在灯光和音乐的交错舞动下显得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于是，我只能呆呆的站在旁边不知所措，完全失去往日的自信和从容。
　　此时，我有两个选择。其一，灰溜溜的离开现场，然后彻底的忘掉此事，感叹自己缺乏艺术细胞。其二，寻找学习途径，挑战自己的胆怯和羞涩。这样的经历，很多人在大学时代都遇到过，而多数选择了前者，并因此得出了自己不适合跳舞的结论。庆幸的是，我挑选了后者。
　　那天舞会过后，我选修了体育舞蹈课程。学校的师生们发现体操房里多了一个执着的身影。而晚饭后，同学们总能在楼梯间看到一个独自沉浸在舞步练习中的男生。只要一有空闲，我就会回忆舞步，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实践机会。宿舍的高低床变成了我压腿的工具，晚自习后回宿舍的道路也成了我的练习舞台。在接受教练指导的过程中，我总是出现在最利于观察动作的位置。一些诸如总结、比较、类比的学习技巧也被我一一用到学习舞蹈中来。
　　一年之后，不懈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在学校的体育舞蹈大赛上我同时捧得华尔兹、探戈和恰恰舞三个单项的冠军。和那些特长生比起来，我既没有深厚的基本功，也没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刻苦训练和积极思考。此后，我又在学校成立了体育舞蹈协会并连续担任两任会长。随后的3年里，我又被学校委以舞蹈队队长职务，带着一些艺术特长生们参加大大小小的演出。从国标舞到民族舞，再到现代舞；从成都市到四川省，直至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全国大学生艺术节。同时，我还以教练的身份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进行舞蹈培训。多年的学习经验和对舞蹈的思考，不仅使我形成了一套容易掌握的舞蹈学习方法，也赋予我创作舞蹈的灵感和基石。那种在礼堂带领上百人一起学舞的感觉，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几年下来，我培养的学生在不经意间超过了上千人。而优异的学习成绩结合全面的发展，让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学校重点表彰的对象和典范。事后，人们开始用“天才”和“极具天赋”来形容我。但我认为所谓的天赋也只不过来源于汗水、不服输的意志和细心的思考。
　　多年的练习和演出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也赋予了我面对公众的信心。而成立体育舞蹈协会的经历也让我的组织和沟通能力得到了大大提升。此后，自己虽然不怎么再跳舞，但这种效应很快辐射到了各种科技竞赛、辩论、节目主持等其他领域。
　　2006年，我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两次走上公司晚会的舞台，让我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快速建立起了与同事的友谊，也让更多的人有了了解我的机会。如果不是那天迈出的第一步，也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也正是当初迈出的一小步，成就了后面的一大步。其实这些成绩不值一提，只是事情背后蕴藏的道理让我对“勇于挑战、大胆尝试”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我确信自己不仅能在学业上有所建树，更能将自己的能力拓展到专业以外的领域。同时，我更加坚定地认为困难是历练能力的磨刀石，是提升信心和勇气的机遇。
　　作者介绍：
　　郑宇，2006年获西南交通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的博士学位，同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他现任互联网搜索与数据挖掘组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基于地理位置的搜索和服务，以及时空数据挖掘和索引等方向的研究工作。他个人爱好各种文、体活动，曾担任西南交通大学校舞蹈队队长和体育舞蹈协会会长。他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并喜爱挑战自身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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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自己的兴趣　张益肇（1）
在研究院工作的八年里，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能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的地方，它鼓励研究员们去大胆尝试和体验自己喜欢且对其富有激情的事情，这也是研究院深深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这里我想到一个关于巴菲特的故事，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股东大会上，一个九岁的小孩问巴菲特：“你能否给我点建议，怎么做事情才能成功？”我记得巴菲特说到，在年轻的时候要养成好习惯，并且要找到自己的激情。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每天来上班的时候都是热情饱满的，心情快乐得就像跳着舞来上班，那么就不难想象这一天的工作将会是多么愉悦而卓有成效了。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喜欢的工作不一定就是容易的工作，有的时候它恰恰是更累的工作。但倘若你对它富有激情，即使偶尔感到劳累，你也不会认为它很辛苦。因为你对这个工作很投入的话，你会感到劳累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辛苦的话，很可能那是因为你不够投入或者根本对此就没有兴趣。回想我自己在求学过程中的选择，很多时候，我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为导向的。
　　听从内心的渴望
　　在我11岁的时候，父母把我们几个孩子从台湾带到美国去求学，我那时刚从小学毕业，算是比较早地融入到了美国的教育环境中。
　　在洛杉矶念完初、高中之后，我顺利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那时，母亲得知我要从洛杉矶到波士顿的麻省理工上学，就对她一直细心照顾惯的我好生担心了一阵。
　　其实，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背井离乡”了。在16岁那年，我就有过一次“离家”生活的经历——去哈佛大学暑期学院读书，一呆就是好几个月，刚开始那几天特别想家，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恋家之情。但是，哈佛校园多元化的文化气息让我大开眼界，我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如此精彩，寂寞的情绪顿时消散了许多。与我同上暑期班的同学很多来自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我的室友就有一个是来自委内瑞拉。我们在一起相互交流，了解到很多前所未闻的故事和经历。同时，我对波士顿也颇有好感。这个城市虽小，但是却“五脏俱全”，气候也相当宜人。这段哈佛经历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那是一种渴望，一种可以压倒对家人依恋的强烈渴望。于是，立志上诸如哈佛这样的大学成了我当时默默许下的一个心愿，也是我这次离家远行最大的收获。没想到这次的离家却成全了我高中毕业之后的再一次离家，而且是去同一座城市。
　　其实，在美国社会，许多家长不会非指望孩子上名牌大学，这样就减轻了孩子削尖脑袋非上名牌大学的压力。不过对于我而言，能够去一所憧憬的大学体验更多彩的生活让我充满了无限的学习热情，内心的渴望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勤奋。
　　那个时候，我不仅要争取让自己的成绩进入学校的前5％之列，而且还要利用课余时间自学大学知识。我在高二、高三分别修完了数学、物理、化学等7门大学课程。另外，美国大学对“优秀”学生的评定是比较全面的，“高分低能”是万万行不通的，于是我积极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以提高自己在课堂之外的其他能力。
　　记得有一次高中举行文化周活动，要求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文化周上展现富有民族风情的节目。作为中国学生会的会长，我组织了30多名同学在文化周上为全校师生献上了一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大餐”——我们身穿中国的传统服饰，向前来参观的同学现场制作并推荐品尝中国的风味点心。这个活动的筹备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当计划反复讨论成形之后，我们还专门跑去当地的中国大使馆借来了民族服装。
　　此外，我还趁空余时间到医院做过社会服务义工，我接触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也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行沟通，特别是如何面对身心都处于脆弱时期的病人。早在初中时候，我还加入过学校的电脑俱乐部，那时还没有显示屏幕，只能在打印纸上浏览内容。我记得学了一段时间的编程之后，曾经用BASIC语言写了一个小程序——学生可以做些算术题进行习题训练。随后不久，IBM个人电脑正式面世，我当时还主动跑到电脑零售商店去教用户如何使用。这些课外之余的体验增强了我学习的乐趣和热情。

掌控自己的兴趣　张益肇（2）
从我自己的切身感受而言，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孩子感觉不到学习的快乐，那不是因为他过于努力和刻苦，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努力争取的东西并不是他最想要的。现在回想起来，高中时光对我来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因为这些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而非不得不做的。正是因为这样。1985年，我17岁那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兴趣是最好的向导
　　本科入学的第一年是公共课程，第二年才开始分专业学习。我面临着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抉择，是学医学，还是学电气工程。当时台湾赴美攻读学位的年轻人多数选择读医，因为当时在台湾，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相当高；此外，当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台北医专的祖父对我的人生目标定位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在当年无论是家庭影响还是社会舆论，都觉得医生的职业既受尊重，又有保障。
　　然而在经过慎重而艰难的思索之后，我决定还是追随自己的兴趣。虽然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同样都会影响他人的生活，但是它们所不同的是：当医生可能会对少数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当工程师则可能会对多数人产生广泛的影响。于我而言，那种能帮助成千上万人提升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吸引我，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并相继获得了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
　　我记得当时想了许多帮助自己选择专业的方式，其实这也是一个明确自己兴趣的过程。比如到学校图书馆，看看自己偏向于往哪边的书架走。结果发现我对技术方面的期刊和书籍的兴趣，要远远强过对医学类期刊与书目的兴趣。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比较方法就是看广告，比较这两种不同专业杂志里呈现出的广告内容对你的诱惑力哪个更强。我发现一个新产品的推出和新技术的诞生，要远远比一种新药的面市广告要更吸引我。所以，我义无反顾地遵循了自己内心的旨意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其实，如果你现在在工作，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测试方法，就是看看在完全抛开工作的周末休闲时光，你仍想关注哪一类型的资讯和文章，它能说明了你对某方面的衷情度有多高。
　　寻找能力与兴趣的天平
　　很多时候兴趣是一种蛮主观的情绪，特别是想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一种毕生经营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一厢情愿，因为能力或是天赋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你是否能如愿以偿。
　　这里我想到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卡拉扬的故事。他从4、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乐器，但是当他练习到16岁的时候，突然绝望地发现手的演奏动作无论怎样都不够快，永远都跟不上自己心里的节拍。后来，一位音乐前辈就建议他去试试做指挥，因为他看出卡拉扬身上有一种优越于他人的天赋——对音乐敏锐的感触和精细的判断。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卡拉扬在回忆第一次挥棒指挥时的那份情缘：“我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思念的故乡（Back　to　the　native　land）。”虽然他的手无法帮助他实现一名演奏家的梦想，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出众的能力和指挥天赋，让他依然在音乐世界里找到了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位置——乐团的灵魂指挥家。
　　因此，当我们在追求以兴趣为导向的事业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忽视丈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托得起这份兴趣。当你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有限时，请不要沮丧，也许这正是发现自己其他才能的绝好机会。我觉得只有在充分能力保障下的兴趣才能绽放出它的光彩。所以，试着将你的能力和兴趣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这将会是发掘和利用自身潜能的最好途径。
　　回忆这些年走过的路，我很庆幸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一直以来做得还是比较得心应手的。我想如果你对工作越有兴趣，你就会投入更多，也就会有更惊人的收获。就像1999年在李开复的邀请下我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能够跟那么多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能够与初创时期的研究院一起成长，能够从事全新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便是我当时最怦然心动的选择。而且后来在这个实验室的确实现了很多语音技术方面的梦想。我想，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无非就是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情，就像英文中有句名谚所说的“Love　what　you　do；　and　do　what　you　love”。
　　作者介绍：
　　张益肇，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博士毕业。1999年7月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任语音组主任研究员，从事语音理解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在微软亚洲工程院任副院长，带领团队参与开发了Windows　Mobile　和Windows　Vista　的产品。2008年6月重新回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任技术战略总监。他曾是　Nuance　munications　公司研究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电信领域自然语言界面研究的先驱。在此之前，他还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东芝ULSI研究中心、美国通用电气研究院担任研究工作。他一直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激励自己每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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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女　宋睿华
1996年是公费和自费两种方式并轨的第一年，我就是在那一年参加了高考。查询成绩的时候，我有点意外，自己竟然得了900分。当年，陕西省使用了标准分换算，所有考生的原始分数被折算成一个100到900之间的数。900分是最高分，意味着我成了全省的理科状元。
　　我终于把稳地实现了上清华的梦想。小时候对大学了解得不多，只有几个响亮的名字在我的心里根深蒂固：清华、北大、中科大等等。报志愿的时候，经验　　　　　　　　　丰富的班主任严宪文老师建议我把第一、第二志愿都填上清华大学，这样就可以多填两个理想的专业，招生的老师看到可能会参考这些专业来分配我的系别。一般来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如果不能被清华录取，也基本上会错过其他的一流大学。但我很感激严老师，不是因为事后看起来这样做毫无风险，而是感谢他的勇敢和对我的信任。
　　对于这个状元，我没有觉得特别了不起。因为我知道，同省的一些出类拔萃的学生早已经被保送。而在清华，见到不少来自其他省市、非常优秀的同学，我就更加明白“强中自有强中手”。回忆起那段往事，我更多的会想到和这个状元头衔相关的我的家乡、学校和家庭。
　　我的家乡咸阳是一座宁静的小城，她因为是秦的都城而闻名。那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给人们的生活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书画协会在咸阳非常兴旺，不少人都有业余练习书法或者国画的嗜好。而我的语文老师金鹏先生就是一位业余作家，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我至今仍记得他在缅怀父亲时的深情。他为我们读了一首父亲的小诗：“请忘了我含泪的眼睛，那是为了爱我的人”。我也记得他在朗诵《屈原》时爆发的声音。那份激情甚至让隔壁上课的物理老师误会，悄悄地问我：“是谁惹金老师生气了，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的学校渭城中学坐落在城市的中心，校园不大。在我读书的三年里，不知什么原因，正在新建的教学楼盖到第二层就停了工。而工地影响到学校的操场，让我们的体育课受到很大的局限。所幸，在我拿到状元之后的一年里，那栋楼得以竣工，据说也有我的一点点功劳，让我很欣慰。虽然，在设施上渭城中学比不上其它几所高中，但老师好，学校的生源也好。周围的同学拥有着多种多样的才华。有一位同学在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清华。另一位同学文采出众，连我们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也陶醉于朗读他的作文，并曾经用“以其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来形容他的气质。还有一位女同学，歌唱得好，气质更佳，上大学之后曾参加一个陕西省的歌唱比赛，成绩优异的同时还着实拥有了不少粉丝。
　　在这样的一个小城一个中学，我没有感觉到传说中省重点的巨大压力。我的作息规律，早睡早起。假期里补课也因为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而很乐意去。同学之间没有很明显的竞争，互助的气氛很浓。我经常会花多半的自习时间给同学讲题，助人的同时也让我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好朋友之间，也会聊明星、谈论隔壁班上的帅哥和对未来的打算。关于高中生活，我很幸运能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
　　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的工资不高，通过平时的节省攒下一些钱供我和姐姐上学。爸爸是一个在工作上精益求精的人，即使没有加班费，他也经常留在办公室里捉摸怎样改进产品的设计。妈妈非常疼爱我们，经常把发给她用于降暑的雪糕用毛巾裹好，带回家给我们俩吃。因为爸爸妈妈的爱，我和姐姐都很健康的长大，考取了理想的学校。我考大学的那一年，有一个空调厂家登报说要奖励省状元一台空调。领奖的那一天，我非常开心，因为这也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第一次帮到家里。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事实上，1996年我们省有两个理科状元，都是女生。另一个状元名叫卓玲。我们两个都选择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有幸成为同学。她来自西安，学识和气质非常出众，刚入校就在“青春风采大赛”里获得了第一名，让我这位同乡非常仰慕。我那时土土的，但非常热衷体育运动，在新生的定向越野比赛里拿了一个第一。之后，还参加过北京高校（获女子个人第一）、全国（获女子团体第三）和国际的定向越野比赛。定向越野又叫“寻宝游戏”，组织者事先布置了一些点，类似于在不同的地点藏了宝贝，并把它们的位置绘制在地图上，要求参加者按照地图找到各个藏宝地点，用时最短的人获胜。这项运动很有意思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你随时需要确定自己在图上的位置，这在不熟悉的野外并不容易做到；二是图上最短的线路不一定是实际用时最少的，这是因为地形的缘故，比方说爬坡的速度要比平地大约慢四倍，因此如果能事先很好的估计到难度，看似绕远的路线往往可以节省大量的体力和时间。我的长跑速度并不快，但有着很强的识图和规划线路的能力，因此在众多长跑高手中可以脱颖而出。
　　参加定向越野的经历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据说，在我面试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时候，马维英博士对简历上的这些经历留下很深的印象。而我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