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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梦工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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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事，我感到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课余的兴趣爱好，只要愉快地付出了热情和努力，总会有所收获。正如我的一位数学竞赛培训老师所说：“你也许会怀疑今天所学的除了竞赛有什么用，将来，你会惊讶的发现，它们总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作者介绍：
宋睿华，微软亚洲研究院互联网数据管理组研究员。2000年和2003年分别获得清华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至今在职攻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加入研究院，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检索和抽取方面的研究。2004年带队参加国际信息检索评测会议TREC，获得网络搜索子评测的第二名和查询词分类子评测的第一名。她在大学期间是一名运动健儿。
为实习生打工的“馒头” 徐迎庆（1）
从某种意义上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其实更像一所大学。
这不仅因为我们是###授予的第一家外企博士后工作站、我们与国内外众多高校有着长期和稳定的友好合作、我们有众多的资深研究员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国内外大学合作每年接受几百名来自全球的实习生。在研究院里，随处可见莘莘学子的身影。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能够有优秀的实习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在微软也是一样。公司对实习生非常的重视，比如：比尔·盖茨在退休之前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优秀的实习生去他家里吃晚餐，而正式员工是没有这样的待遇的J。社会上对于微软是如何接受和培训实习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难怪，因为每年有上千上万的同学申请到微软实习，但是鉴于名额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申请者最终有机会。
微软钟情于“三好学生”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不同的研究小组对实习生的技术背景的要求会有所区别。但是，总体标准是差不多的。我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三好学生”，即：数学好、编程好、态度好。
按照我的理解，“数学好”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有着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基本的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有关的基础课要学的扎实；而且要灵活和有效地处理棘手的问题。这从我们的面试题目中也常常有所体现。
比如，有个问题是：请你设计一下，北京市需要多少个加油站以及怎样布局。有些同学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不了解北京的具体情况也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基本数据。但是，有的同学就很聪明，他主动地反问考官：请您告诉我北京市有多少辆车？每辆车单位时间平均需要多少油？可不可以让我看看北京市的地图？可不可以告诉我北京市平常运行车辆的大概分布情况？等等。其实这也是相当于在采集数据；当把这些基本数据拿到手之后，加上运用正确的数学方法，这个问题就基本可以回答了。
顺便说一句，一般来说，如果申请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正式员工的话，需要通过八个人的分别面试，大约每人一个小时面试时间，总计大约八小时。所以来参加面试不仅是紧张的脑力劳动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J。
“编程好”就是希望同学们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能够有能力去探索所面对的技术难题。我们常常对同学们说：做研究和体育比赛很类似，就是看谁能够做到速度更快、水平更好、结果更好；但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体育比赛还可以有亚军和季军，而做科研则只有冠军，否则你连发表论文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企业里面，研究院就是公司的智囊团。微软研究院所关心的是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计算机应用技术。我们所从事的大部分科研课题都是前瞻性的，前人没有做过，难度也很大。这就需要很多人在一起合作，因此我们要求来申请实习生的同学们“态度好”。态度好就是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要能够与人合作和沟通，要能够尊重伙伴并与团队伙伴相互支持。
因此，总结下来就是：数学好是基本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编程好是基本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态度好是具有优秀的团队精神，能够并善于与伙伴合作。当然，最基本的、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人品要好，遵纪守法。
怎么能“对得起”实习生
研究院曾经为实习生多次举办如何做科研以及如何写学术论文的讲座。例如：张亚勤院长主讲如何写论文、沈向洋院长主讲如何做科研等等。记得沈向洋院长曾经很形象地用枪扎一条线、棍扫一大片来形象地说明，做研究首先要看准一个问题深入地做下去；然后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迅速成长。
如何为实习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迅速地成长，是每一个导师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的体会是，在项目开始初期，导师要先做好作业。
首先，我们会和每个学生开会讨论他们的个人研究兴趣，了解同学的想法；如果他暂时没有想好要做什么题目的话，就给他一些例子，并且结合他的专业背景和个人兴趣给他一些建议，供他选择。这样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把最适合他的题目基本选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实习生打工的“馒头” 徐迎庆（2）
然后，根据所选定的题目，会先和他一起去读30篇左右的研究论文。其中要求他大概了解这30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对其中的最相关的5…10篇要基本上搞清楚技术的细节，此外他自己要按照论文的方法去实现其中1…2篇文章的算法，然后向整个研究小组报告他读论文的体会和对论文的分析，组内成员大家一起向他提问和建议。这就要求实习生必须读懂有关的文章，否则很难通过大家的提问。
这样下来，实习生可以从整体的研究状况、最相关的算法细节、以及最核心的算法实现等几个方面快速入手，迅速对该领域的前人工作有个整体的理解。然后，针对我们的课题，讨论和提出我们的解决方案。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指导学生本来就是需要导师付出大量的劳动，否则对不起这些学生的前途和未来。
挑战“牛人”挑战“权威”
许多同学在开始看论文的时候，总是说某某的工作多么牛（的确如此），但是问他这篇文章的不足是什么的时候，往往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说。
其实，我们看文章的目的有二，首先是向作者学习；其次是看看我们自己还有什么机会，或者说：把前人的不足找出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想更上一层楼，就必须超越前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上是没有权威的；更不存在什么都正确的专家。科研不同于开发，科研是允许失败的。我想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没有经历过失败；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失败的机率。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需要集体的智慧。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
目前，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我们国内培养的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不愿意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是针对老师或者某些“牛人”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或者看法。其实，这既不意味着尊重老师和前人，也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如果导师不对此加以正确的引导，则会非常不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氛围。
我们的学生常常崇拜那些名人或者牛人，这点原本无可非议，但是崇拜不应该是盲从。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技术权威或者这样那样的权威，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和每一个刚刚报到的实习生第一次谈话中，都会明确地告诉他：对所有的技术问题，我们都允许并且鼓励大家争论，如果你有看法就必须讲出来。我们绝对不允许学生在学术讨论中因为胆怯而隐瞒自己的看法或者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我们每周一次的实习生研讨班上，同学们常常为一个技术问题毫不留情地争吵的面红耳赤，但是整个小组却是非常的团结。记得有从日本和韩国过来的实习生参加了几次我们的讨论班之后，在下面和我讲：我们很羡慕你们的研讨气氛，大家可以就研究问题这样开展毫无保留地开展学术争论，多好啊。告诉别人你的想法，善意地指出别人想法中的不足，就是对团队和合作伙伴负责任。
“高徒出名师”
我和沈向洋院长曾半开玩笑地谈论，应该把古训中的“名师出高徒”改为“高徒出名师”。
实际上，当和这些优秀的实习生一起工作时，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比如：他们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都能够咬着牙坚持下去并一定要取得胜利的精神和必胜决心、他们废寝忘食的工作热诚、他们因成功而获得的欣喜、他们的多才多艺，等等。如果没有参加过他们的课题，是无法想象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尽管他们有时候甚至因为一时解决不了程序或者算法中的某个问题而着急的掉眼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放弃。
我本人很幸运在过去的十年期间有机会先后和三十多名这样的优秀实习生一起工作，并从中获益匪浅。在结束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之后，这些同学现在大多在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或者大学从事科研或者开发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经迅速成长为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每每想起他们，总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实习生在研究院里除了紧张和繁忙的科研工作之外，研究院以及各位导师也为他们安排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比如研究院的每个研究小组要定期向实习生介绍本组的研究课题，还要负责安排与实习生的定期聚餐会、文艺演出等等。我们希望实习生在研究院不仅学习好、工作好；也要身体好、生活好。我的学生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要出去为寿星开个生日晚会；我们也鼓励每个学生要加强身体锻炼，健康成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J
作者介绍：
徐迎庆，1997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博士毕业。现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研究项目负责人，主要从事计算机图形学和计算机视觉研究。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曾先后指导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余名实习生。他热衷于探索如何把科学与艺术更加完美的结合起来。平时喜欢看书、旅游和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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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你的Idea 李世鹏（1）
当有人问我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呆了几年了？我说很简单，只要看看我女儿几岁了就知道我在研究院的年头有多久了。当我女儿出生仅一个月后，我便怀揣着一颗海外游子的中国心跟随张亚勤来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那时候美国公司的CEO试图用重金挽留，可是我铿锵的回答却让他找不到继续说服我的理由，我说：“我是中国人，迟早都要回去的”。
临行前，这位CEO还特意打电话给张亚勤，略带“威胁”地说：“希望李世鹏是你带回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员工。”之后，我孑身一人回到中国工作。伴随着女儿在美国成长的足迹，其实也记录了一条我在中国事业拼搏的轨迹。
最享受“头脑风暴”的时光
在研究院九年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仍然是一个让我每天清晨能够为新奇的技术而激动醒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最享受的就是与同事在一起讨论问题进行头脑风暴的时光，每每沉浸在那样的思维火花恣意跳跃的场景中，在陶醉于别人的新奇想法的时候，他们的观点成为了我思考的光源，并让我激发出很多奇怪的想法，偶尔，你甚至还会看到一旦兴奋起来大伙儿手舞足蹈的忘我表情。这些激烈争辩的情景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会议室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想在那间命名为“火药库”的会议室里，那里面斗嘴的火药味应该是最浓的J。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缺乏Idea的人，但是我唯一渴望的是让自己的Idea有可以迸发的出口。
我觉得热爱做研究很多还是缘于自己的天性使然。我就是比较喜欢每天能做一些与往日有所不同的东西。我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多，但是一到头脑风暴的时间我就非常开心，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好像在那个时间突然打开似的。研究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自由开放的科研环境，也为我们做许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研究院对研究员相当宽容
我现在从自己做研究更多地转向为指导研究员做研究。研究本身是一项无法预测和计划的事情，如果一切都能被预先估计到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研究了。我们做的研究主要是以用户体验为导向的，甚至有些技术需要面临长期攻坚的准备。从这点来说，我觉得研究院对每个研究员都是相当宽容的，这不仅体现在了对研究兴趣和方向的自由选择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研究周期的时间支持上，这对于一个企业的研究院是相当不容易的。
如果在产品组的话，一个项目如果其研究周期超过两年就很有可能被撤销，可是，在研究院，我们从来不给研究员时间上的限制，我们组在可伸缩视频收缩方面的研究甚至历时九年之久，到目前还在继续深入下去。从另一方面而言，研究院对每一个有潜力的项目所给与的期望和资助，是每个研究员都能感觉到的，这也是他们能坚持不懈出成果的动力和原因。
新想法在起点就要经得起考验
现在比较遗憾的是，由于管理上的事务比较繁杂，很少有时间去直接跟进项目。但是，只要我一有时间，如果项目进展情况没有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的话，我就会主动找相关的研究员来谈心，了解问题主要出在哪了。
如果是技术问题的话，那还好说，万一绕不过去，还可以想其他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是最初的概念就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就非常糟糕，基本上这个课题就不得不夭折了。所以，我现在很少告诉我们组的研究员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实现技术，而更多的会从大局和方向上给予提示，告诉他如果这个加上那个会很有道理，诸如此类的。
为了能让某个新想法在起点的时候就经得起考验，我也会不断地去挑战研究员们的思路，一般他们80％的最初观点会被我批得体无完肤。我以前跟组里的研究员沈国斌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一半以上的提议都被我重棒否决过。他后来做的几个非常成功的项目，包括情侣手机在内，也都是在我们激烈讨论下才逐渐成型并成熟起来的。
我觉得在前期判断一个项目到底有没有意思，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请对方告诉我，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你这项技术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或者目的。如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都不能满足一些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的话，那么更不用说在现实的研究中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问题了。如果连这个都没有想明白的话，我就会建议他回去后再好好想想，并且自问一下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做下去。
亮出你的Idea 李世鹏（2）
因材施教方能育才成林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么些年来，我不仅带过很多年轻的员工，而且也指导了很多实习生。从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对不同学历背景进入研究院工作的毕业生，我会采取不同的培养方式。
对于硕士毕业刚开始工作的员工，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普遍比较强，可塑性也较高，如果人足够聪明的话，他的适应速度和角色转变能力都会比较快。同时，他们对研究只有一些模糊的兴趣，因此很难指明一个自己可以致力的方向，也就很难指望他们马上就能挑起一个独立的项目。对于博士毕业刚工作的员工而言，他们虽然有自己一些初步的研究经历和成果，但是还没有达到可以开拓一个新领域的火候。
我记得当我自己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就告诫我：“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你的研究之路才刚刚起步。”中国的博士学习阶段就像练兵演习，在导师的建议下解决几个问题，写一些论文就算顺利过关了。但是，真正工作的时候，你要做的东西90％以上跟你读博期间所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一个好的博士员工，要有优异的综合素质，不要只专顾于你以前学过的知识体系，或者只擅长自己钻研的某一个方面，却缺乏与其他领域贯通的思维。
中国高校的博士教育培养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比较多。与此相比，美国高校的博士教育，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博，掌握的是一个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对某个领域的探究会很深，同时他铺开的面也很广。于是，他专长的某一项技术在整个系统里也能完好地得以契合。
不招“只懂一方面”的学生
我一般不大会招单纯只懂一个方面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我主要衡量他是否有想法，从我的诉求而言，我希望对方不仅有自己的领域专长，但是对其他领域应该也有想法。
不仅如此，在平时与组员的交流中，我也非常鼓励员工去跟其他不同领域和背景的人交谈，以此开阔自己的学术眼界。因此，在开组内部讨论会的时候，我很少让他们讲自己的项目，而是建议大家谈一些有趣的话题，比如其他学科的前沿动态啊，最近正在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然后通过这种旁敲侧击的交谈相互激发出富有创意的想法。所以说，一个研究员的综合素质是相当重要的。
别让“害羞”成为成长的绊脚石
再比如说，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民族性格的影响，我们很多中国的博士生非常谦虚，不愿主动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会积极提供机会让他们面对组里或者更多的人群去做报告，鼓励他们多与人交流。我始终觉得那些不愿意讲话的人，不管有多聪明 ，他们的发展还是会受到限制的。
我觉得害羞不应该成为借口，因为它可能成为阻碍个人成长的绊脚石。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比较自闭，不善于说话，虽然自我以为自己很强。后来到桑纳福（Sarnoff） 多媒体实验室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深刻地发现如果不去与他人交流的话，都没有工作可做。比如我的老板没活了，我就要去设法了解是否其他老板有活，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去跟不同组的成员去交流。
其实，在这些交谈中，别人也会借此机会了解你，逐渐认可你之前所做的成绩，而且还会由衷地发现其实你这个人还是真的蛮厉害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慢慢变得敢于去发言了，也正因为沟通越多了，我能获得的支持也就越多了。
当然，能够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很多都是以年级里佼佼者的身份进来的。对于那些成绩有史以来都是名列前茅，很少经历挫败感，而且自我感觉特好的员工，我会适当地打击一下他，磨磨锐气，以保证他们今后能以更踏实平和的心态面对今后更多可能会失败的研究工作中。
另外，我觉得作为管理者，要及时认可和提升自己员工的成绩。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给自己的员工足够的成长空间，给他们提供充分的舞台去发挥自身的潜力。我看到很多被我带领起来的研究员现在都发展成为研究院的中坚力量，也感到非常欣慰。
作者介绍：
李世鹏，1999年5月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技术助理、首席研究员及网络多媒体组负责人。他的研究领域为信号与图像处理、图像与视频编码、高清电视技术、多媒体在无线与网络上的通信与在线播放技术、可伸缩媒体编码技术等方面。加入微软之前，李世鹏在美国Sarnoff公司多媒体技术实验室任研究员。李世鹏于1988和1991分别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系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96年获得美国宾州Lehigh大学的电机系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历史上至今唯一的一个两次获得郭沫若奖学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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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马维英（1）
危机也是转机
我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已近八年。记得刚回国的时候，那时12个单一领域的研究小组基本已经成立，于是我就接手了剩下来的无法分入这些小组的“杂牌军”。这些人有的是因为所学领域与现有12个小组不吻合，或是因为数量太少不足以形成单一小组。在那段时间，我和我的组员常开玩笑说我们是研究院的“其他（Other）组”（因为在分类问题里，当无法归类于既有已知的类别，传统的做法就是将其暂时放入一个类别，也因为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名字，只能称为“其他”）。
因为这个组的成员大多来自于不同的研究背景，每个人都“学有所专，术有所攻”，然而对于一个研究组来说就难以专精，像这样的一支“杂牌军”是我来到研究院之后面临的第一个窘境。“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成为了一度困扰我的难题。那段时间，我常常睡不安枕，加上初到北京的水土不服，我病了好几个月。
就这样辛苦摸索了一年还看不出头绪，于是，我们不得不转换思维。既然我们组的特色是拥有多领域的人才，有从事信息检索、数据库、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图像分析、网页分析等方向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开拓一个新领域，从多元领域上去体现优势呢？我相信这群专业背景完全不同的人，一定能激荡出新的火花出来。因此，我就准备带领这群人向互联网搜索领域进行探路。
当时恰巧互联网搜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搜索这个领域所涉猎到的问题常常横贯数个领域，刚好最适合我们这样多元领域交汇的研究小组来发挥。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搜索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新的领域，其实这倒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组织团队成员定期在一起脑力激荡，每个人轮流上台报告自己这段时间最关心的热点、难题和趋势，其他团队成员给予不同角度的提问和建议。日积月累，我发觉我的“杂牌军”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立足点和优势，他们将很多新鲜的构想从一个领域引入到另一个领域，由此促发了我们从事一些跨领域研究的尝试。不断重复这样跨领域激荡，许多原创性的想法也油然成形。从这个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意识到为团队建立一个自由的交流平台，让大家相互提出问题并澄清问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途径和自我提高的方式。
聪明人聚在一起，产生的效果，不是加法效果，而是乘法效果。不同领域的聪明人越多，越能产生大的突破。
这是我在这次摸爬滚打的探索中深切体会到的一个人才法则。其实，我们这是一个以刚博士毕业一两年的年轻人组成的团队，每一位成员都是天资聪颖、富于创意，而且干劲十足、急于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就使得团队凝聚而成的“合力”可以等同于所有人才智慧能量的乘积（而非相加所得到的和）。
从杂牌军到正规军
人生就像一个赛程和战场，需要有一个永远的目标与最佳的战略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前进，夺取标杆，得着冠冕。我觉得这样的人生观也同样适用于学术研究上。在研究院成立初期，对于目标与战略有相当多的讨论。作为一个从事计算机基础研究的机构，特别是一所企业研究院，要向学术界和工业界展示研发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世界顶级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二是研发创意对公司未来技术战略的影响。
对于学术影响力方面的目标与战略，首要以张亚勤院长期间所设定的一项军规—五五原则最具代表性与可执行性，也即研究院应当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全球前五大学术会议上发表不少于百分之五的文章。这无疑对我们冲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一时间全院上下好像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与战略，那就是五五。
对于互联网搜索领域而言，ACM SIGIR（国际计算机协会主办的国际信息检索大会），历来被学术界公认为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盛会。2001年以前，在这个大会上，来自亚洲、中国的声音几乎可说是微不可闻。
但是凭借着全组不断的努力，我们也就一起写下了中国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在SIGIR的辉煌历史。2001年，在SIGIR上，我们团队（仅以我所领导的研究组统计）以一篇论文起步；2003年发表了三篇； 2004年则为六篇；2005年则为九篇……近几年来，我们被SIGIR采纳的论文量已稳定在所有获选文章的10％左右，较微软其他研究院获选论文量的总和还要多。而在另外两个与互联网搜索紧密相关的学术会议， （国际互联网大会） 和ACM Multimedia（国际多媒体大会）上，我们的团队也始终保持着令人自豪的战绩。我欣然地看到，我们的团队已俨然成为了一支拥有国际声誉的“正规军”。。 最好的txt下载网
向着标杆竭力追求 马维英（2）
从“将兵”到“将将”
研究院的快速发展，让很多的研究人员在过去的十年里成长起来，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早期员工例如李航、文继荣、张磊、谢幸、聂再清与刘铁岩。他们如今已在各自领域里扮演着学术领头人的角色，也都有相对规模的研究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历了一种从“将兵”到“将将”的转型——从一名专注自己学术成功的研究人员到成为一个优先考虑整个团队与团队中每一个人的成功研究主管。如今，我绝大部分的成就感来自于看见更多的人从研究院的环境里成长起来，成为我们从中国这块土地上培养出来的一流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我必须承认在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如何去调适自己。一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是你必须比你所领导的人更强、更优秀，你才有资格领导他们，你才有价值提供给他们，他们也才信服你这位领导。但我很快发现，在研究领域，这样的思路是不适合的。
在此期间，我从历任研究院院长（包括美国总部与其他地区）身上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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