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倒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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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它很难被推翻，而要想加入很容易。
　　尽管如此，很多新情况表明过去的成功并不足以保证目前的体系能够平稳运行或者说幸免于难，因为美国的影响力确实下降了。比如，2006年多哈回合的全球贸易谈判揭示了当今世界秩序中存在的很多错误路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对美国和西方解决分歧所提方案的不屑。之后，突然间出现了追捧双边和区域性安排的热潮，这种方式给予了参与国更大的控制权——但同时也加深了所有人的疑虑。
　　地缘政治中新出现的这些雄心勃勃的新贵一直致力于推翻他们认为不公平且不合时宜的体制。“俄罗斯领导人在2007年6月呼吁建立基于区域性联盟而不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性组织的新世界经济框架。”《国际先驱导报》的安德鲁·E·克拉默在《普京想要新的经济“结构”》一文中这样说，“他说，新的体系应该反映出像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不断提升的力量，以及像美国、日本和很多欧洲国家这些过去的重量级国家衰落的现实。”6个月后，“巴西、委内瑞拉和其他6个拉丁美洲国家试图通过建立南方银行来切断与美国霸权主义有关的组织的联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委内瑞拉还与危地马拉、*和古巴就建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为其成员国提供发展融资服务进行了协商”。人民网这样报道。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已经明确指出它们接受与现有的自由主义体制不一样的经济框架，现有的这种框架显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理想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之上的。罗伯特·J·萨缪尔森指出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正在“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化。它们正在采用的那些政策试图以他人的代价来发展它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其他地缘政治方面的做法表明各国正在准备迎接更为剧烈的转型。按照2007年8月美联社伊万·塞克勒塔雷夫（Ivan　Sekretarev）的报道，俄罗斯、中国的“军队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展示它们不断加深的军事联系，并相互交流抗击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愿望……峰会上通过了一份公报，要求美国不要染指那些具有战略地位、资源丰富的地区”。几个月之后，俄罗斯和印度“就联合发射无人登月飞船达成协议，同时加强了武器和能源方面的合作”，这是来自汤姆森金融公司（Thomson　Financial）在《福布斯》上发表的报告（《俄罗斯、印度加入到登月计划》）。两国的领导人呼吁推进双边关系，“目标是在这个10年结束的时候将贸易额至少翻一番……高科技，特别是军事合作，是双边关系的中心（普京说）”。
　　2007年12月合众国际社的一篇报道《沙特*、印度尼西亚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强调了很多观察家认为特别令人惊诧的新情况：“沙特*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美国整整一代人的盟友，竟然自顾自地在数周之内各自与克里姆林宫达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尽管部分原因是由于俄罗斯所报出的很吸引人的融资条款（这主要是得益于这个国家连续几年增加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但是武器协定似乎也反映了一种对长期伙伴关系的安排更为现实的态度。
　　变革之风不只是吹进了东方世界，也开始在美国的后院吹起。2006年5月巴巴拉·斯拉文在《今日美国》上的一篇文章《北京与拉美国家构建友好关系》中指出，“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反美的总统候选人当选的浪潮，以及美国对十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采取军事培训和援助禁令的时候，中国在不失时机地加强与拉美的关系，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扩展军事和经济关系……‘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形象已经急剧上升。’”美联社的史蒂夫·加特曼（Steve　Gutterman）在2008年9月的一篇报道《普京说与拉美关系占有最优先地位》中，也着重谈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类似的扩张。
　　因此，无数预兆都显示出国际秩序即将出现变化，有很多证据都显示各种利益团体已经采取切实的步骤准备迎接它的到来。他们并不是在坐等真相自己大白于天下，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演练怎样利用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真空。尽管某些人也许会辩称时机尚不确定，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随着美国统治的衰败，事情将会怎样展开。会有另一个国家站出来接过领导的权柄吗？就像美国当年从与它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前任那里接手领导权一样。考虑到语言、政治、经济和其他综合因素，分析家们很难找出任何一名候选者，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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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极化转变
有些观察家提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相对有序地向良性多极化转变，或许，这个转变要在美国的协助下才能促成。在他们看来，美国令人生畏的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将继续对那些最不安分的利益集团产生威慑作用，就算美国失去了它高高在上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这种威慑力依然有效。而且，因为如此众多的国家都已经深深融入了现在这个国际框架内，因此很少国家会有想改朝换代或惹是生非的真正动机。用牛顿第一运动定律解释，乐观的人相信在现在的体系中各种规则和体制拥有其自身的动力，而且很可能将继续保持其目前的形式，除非某些其他外在的影响作用于它。
　　然而美国不稳定的金融条件就是一个这样的作用力。那些曾经把美国看成是经济活力跳板以及可靠的金融伙伴的国家，将被迫重新评估它们的看法，并且在面对日趋严重、持续很久和实质上无法停止的经济困难，以及重塑平衡的过程中重新考虑它们的支撑。那些长期依赖于美国援助——甚至对其*的领导人明目张胆地进行贿赂——的国家将把眼光转向其他地方，因为美元的流入很快就会干涸。不断增加的孤立主义者在华盛顿和整个国家所发起的活动，将被外面人看成是过去的规则和关系不再适用的明显信号。
　　与此同时，降低失控的公共支出——2008年针对金融领域所进行的花费异常巨大的救市行动使公共支出进一步恶化——的无情压力，以及在快速恶化的经济条件之下将资源分配调整得更加有利于民生项目，将会进一步激起要求美国大量的海内外军事存在进行缩减和撤销的呼声。当帝国的光辉不再像过去那样耀眼之后，强硬的美国干预所产生的后果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比如说在像日本和中东这样的地方，长期存在的对美国基地的抗议将加快美国撤离的步伐，同时，那些鼓动者将反复考验美国不断收缩的广袤帝国责任的底线。
　　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在美国出现一次深层次的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的紧缩，同时伴随着令人惊讶但又不可持续的一些地方出现的投资繁荣，将会为一次世界范围内长期性的灾难埋下祸根。这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很多以有利于经济条件持续改善为前提的各种关系、协定、体系以及结构之间的问题。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将会专注于确保自己不要输掉，这会迫使别的国家也这样做。代替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旧的世界秩序的，将是一个自由混战的环境。与这些争斗如影随形的是一个即将出现的领导真空，这个真空将会煽动起一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的大混战。
　　从很多方面看，前苏联在一系列经济灾难和对领导中心缺乏合法性的广泛认识所激发的骚乱中的解体，将可能会成为我们可能面临的剧变的蓝本。就像各加盟共和国很生硬地拒绝莫斯科权威的回应，美国的盟友和对手也一样将变得不受任何约束。它们将会在很多战场上发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新兴的全球性大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将会与已有的区域性对手一起，共同主张它们的影响力，而且通过为其大规模的人口寻找经济馅饼，将会使它们走得更远。还有一些国家将会以一种长期积怨终于有了突破口的方式加入进来，发出要求美国血债血还的呼声。
　　多年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地干预他国事务的做法，将会让美国付出代价。比如在中东，风云变幻的世界秩序将会毫无疑问地煽动起个人、团体和国家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义务置于考验之下，希望彻底打破那些长期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在平衡这个地区的权力过程中强制性地做出剧烈的改变。美国的长期盟友包括以色列和沙特*，几乎将肯定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由于现有框架被打破，以及美国入侵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武装斗争的倾向将会在所有地方出现反弹，似乎到处都是暗流涌动。互联网和近年出现的国家支持的新闻社以及其他替代西方媒体渠道的思想传播，将会组合起来激发出革命的热情。在全世界，都将拒绝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制、标准及文化典范。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以及很多地区都将被分离、改革甚至起义的呼喊所动摇。那些不坚定而且胆小的国家将会寻找能够保护它们利益的途径，那些坚定而且刚刚脱颖而出的国家则会试图把它们的想法变成行动。
　　

第二章引言
如果没有灾难和罪恶，人生不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人口将自然、持续地增长，人口增长的无穷威力就会显现。
　　——托马斯·马尔萨斯
　　在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于两个世纪前的《论人口原则》的论文中，这位英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建立了这样的理论：人类的数量倾向于以一个远大于可利用能源增长的速度增长，最终导致很突然地重新返回到贫困的生活状态。然而，随着人口数量的指数性增长，多种因素也激发了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方面类似的急剧增长，从而防止了那种很多人曾经描绘的“马尔萨斯灾难”的发生。
　　那些据认为推动了产量增长的发展因素，主要包括长期的全球经济繁荣、投机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以及低成本能源的自由流入渠道，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间。《底之上：灾难、创新以及文明的复兴》（The　Upside　of　Down：　Catastrophe；　Creativity；　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2007年特伦斯·麦克奈利进行的一次AlterNet采访中声称，由于获得了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供应，“让我们在过去100年间把在食品生产系统中使用的能源数量增加了80倍”，导致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尽管应该强调的是提升的幅度远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
　　然而，现在有证据表明，世界上66亿人口——按照美国统计局的说法，这个数字约是20世纪初人口数量的4倍，是1960年的两倍以上——已经开始对资源的供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食物、水到很多其他重要资源。有意思的是，尽管快速的增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就已经发生了，人口增长率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事实上，许多专家认为，这个增长过程实际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
　　对能源供需等式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区域消费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因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正希望达到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崩溃：社会怎样选择失败或者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一书的作者杰雷德·戴梦德（Jared　Diamond）在2008年《纽约时报》上一篇名为“你的消费因子是多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据预计，生活在发达国家的10亿人的人均消耗率是32；而世界上另外55亿中的大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相应的人均消耗率低于32，其中多半趋近于1。”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达到了与美国同等的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两倍；如果印度达到这个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三倍还多。“如果整个世界突然都赶上来了，”　戴梦德警告说，“这个世界的消耗率就会增长11倍，相当于是全世界的总人口飙升到720亿（按照现在的消耗率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口统计学的变动因素
其他的人口统计学趋势也并不能说没有表现出威胁，尽管原因各异。当很多人把人口总增长率的趋缓看成是一种受欢迎的变化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情况则相当不同。这种差异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出各种问题。例如，联合国和美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一些西欧国家，生育率——育龄妇女所生育后代的平均数字——已经远低于的均衡水平，这对人口的总体规模产生了下行的压力。这样的下降趋势带来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包括社会需求和生产性资源不匹配，以及对未来的需求预计很难令人乐观。另外的担心来自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所谓人口统计学海啸，在这些地方，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加重了数量正在减少的工人们的负担。这样一个短缺为将来的代沟冲突埋下了隐患，而人们长期以来对生命预期的持续增长只会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在很多贫穷的国家里，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超过了均衡生育率的3倍还多。按照专栏作家马克·斯丹（Mark　Steyn）在《华尔街日报》观点版所发表的评论，这就是人口统计学所说的问题所在，索马里每个妇女生育个孩子，尼日尔个，阿富汗个，而也门是个。相比较一下西班牙的个——这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口有效地在一代人中下降了一半，所有其他方面的配置也都合理，意大利和俄罗斯是个。这些区域性出生率差异已经导致了很多动荡的趋势，包括大量进入西欧的非法移民所造成的移民潮。这些移民的大量流入使公共资源变得紧张，并且激发了西欧国家的仇外情绪，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对那些开支巨大的福利项目已经难以为继。贫困和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的增加也加剧了国内外的不稳定因素，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征募兵员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与此同时，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由于长期的社会偏见等原因，已经出现了性别比例失衡。在中国，政府30年前采取了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而印度也出现了人口统计学上非典型意义的男性比例上升，这种情况据称受到了性别选择性堕胎以及溺婴习俗的推波助澜。很多分析家相信，单身男性的过剩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以及一种好斗的倾向。事实上，2007年一项由勒娜·爱德兰德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更多的男人意味着更多的犯罪”发现，从1988~2004年，“年轻成年人口中男性比例的上升可能在犯罪现象上升的所有原因中排第三位”。但问题还不仅于此。按照彭博社的威廉姆·佩瑟克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对在未来没有希望找到配偶的担心已经超出了年轻男人忧虑的正常范围。经济学家说这个缺口可能破坏亚洲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更大的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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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终结（1）
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汇总起来，这些人口统计学上的暗礁再加上其他问题，将很有可能在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已经面临剧烈变化的时候把威胁引向了我们康宁和稳定的生活。在相对容易地获得那些看起来似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资源（比如能源和淡水，以及新鲜空气和阳光）几十年——或者是1　00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人类不得不向新的现实妥协：结束这个繁荣的年代。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世纪”，正如前《时报》发行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曾经描绘的，全球经济已经快速增长，提高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尽管美国在人均收入方面已经连续几十年独占鳌头，其他国家也没有停下脚步。最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及其他成熟国家过去的水平，已经使中国能够取代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经济财富，几十年的经济起飞也增加了对无数种资源的需求，自然也提升了这些资源的价格，包括石油以及其他碳基的化石燃料，同时也包括与食物有关的产品、饮用水以及各种工业产品。
　　长期以来，这种需求通过同步快速增长的资源供应得到了满足，而资源供应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以及那些有钱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搜寻。然而，在过去10年间，已经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压力的累积和瓶颈，发出了在供应与需求之间似乎无法调和的信号。那些曾经以一个相对低廉的成本唾手可得的基础性资源和工业原料现在变得非常昂贵，而且很难找到。更为严重的是，最大的消费者和最积极的买家不再限于传统的资源需求地区（像美国或者欧洲）；他们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角落，包括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与此同时，很多传统的供应商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再希望按照过去西方主导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
　　这种力量转换的一个原因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对不断扩展的资源中最主要的能源来说，轻松获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过去相比，在从现有渠道提取以及寻找新的供应来源方面，人们现在所花费的时间、金钱和努力比过去要多得多。在很多情况下，尽管有了重大的发现，但储备消失的速度似乎更快，人们预期未来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将逐渐减小直至没有。这样的预期为越来越广为接受的“石油峰顶”的概念设定了底线。这个概念基于地球物理学家M·金·哈勃特（M。　King　Hubbert）所提出的一个理论，用来描述全球石油产量达到其最高点后开始下滑的那个点。M·金·哈勃特曾经在1956年成功预言美国石油产量将在10~15年间达到最高峰而负有盛名。这是无法回避的结果：那种曾经是增长和繁荣最主要发动机的商品的价格将会越来越高，而且资源短缺在所难免。
　　可以肯定，在能源产业的官员和石油峰顶论的怀疑者中，有很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足以对世界石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的供应会最终枯竭的说法发起挑战。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越来越高的价格，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总是会刺激那些增加全球总储量以及提升可用产量的努力。比如在2007年年末，巴西的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在里约热内卢海滨地区非常深的地层里发现了高达80亿桶的轻质原油，这一数字足以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输出国”。这来自美联社的阿兰·克勒恩邓宁在题为“巴西油田可能储油80亿桶”中的报道。

繁荣的终结（2）
其他人预言说技术进步和各种有效的手段将会让更多的石油从现有的供应源中开采出来。沙特*–美国石油公司前负责资源储量管理的南森·G·萨勒利（Nansen　G。　Saleri）2008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现代的开采方法毫无疑问将”把哈勃特理论假设的拐点延长20年或者更久，萨勒利认为哈勃特的假设是基于“五六十年代的技术”。
　　有些人甚至根本就质疑石油是否来自生物转化，想从根本上否定广为认同的供应有限的说法。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发现土星的卫星太阳神上存在着“比地球上全部已知的石油和天然气总和多出几百倍的液态碳氢化合物”后，这种观点获得了一些认同。这个说法来自2008年2月《世界互联网日报》上杰罗姆·R·科西（Jerome　R。　Corsi）的一篇报道。
　　然而，来自石油与天然气峰顶研究协会（ASPO）的其他研究表明，全世界大型油田的产量形成了一个钟形的产量曲线，这个曲线最初由哈勃特发现。这个结果使对未来的展望更加悲观。在2008年1月，《巴伦》的阿兰·阿贝尔森（Alan　Abelson）重点介绍了能源专家、《沙漠上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沙特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一书的作者马特·西蒙斯（Matt　Simmons）的说法，他认为“2005年全球产量最高为每天74　298　000桶”，而需求是“快速接近8　800万桶”。按照小尼尔·金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白宫制定长期石油战略》的说法，用来应急的超出部分的产能在2008年初每天大约是200万桶，已经比8年以前的310万桶有所下降。
　　《鲜血与石油：美国不断增长的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危险和后果》（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Petroleum）一书的作者麦克尔·T·克莱尔（Michael　T。　Klare）在2006年《外交政策热点》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自从20世纪60年代这个世界上新油田发现成果最为丰硕的那10年之后，按照……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说法，新的储油带的发现已经稳步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20世纪80年代，油田开发的比率远低于全球石油消费的比率，而且自此以后，约跌落到了消耗比率的一半。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现的油田来满足我们那欲壑难填的对石油的饥渴。”
　　甚至那些挑战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注定会枯竭这一理念的人也承认，给市场带来新的资源供应存在着一些限制。比如，发表在2007年11月《华尔街日报》上由罗素·苟尔德（Russel　Gold）和安·戴维斯（Ann　D*is）所写的名为“石油官员看到产量见底迹象”的文章，揭示“越来越多的石油界大亨认可了从长期看（石油供应）注定收缩的观点，世界已经开始接近每天可以产出原油桶数的产量极限”。在所列举的原因中，包括“对获得油田的限制、螺旋式上升的成本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油田开发技术”。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分析师也提到了由于对质量较差的低品质石油的供应已经超过了轻质的高品质种类的基准线，炼油设施和系统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来适应新产品所需的工艺，这表明给后勤体系带来了成本巨大而且耗时的改造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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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关切并不是石油峰顶论的支持者正确与否。无论你是同意全球碳氢化合物储备会全面枯竭，或者只认为现有的产量无法保证跟上需求的步伐，很显然的问题是，一个造成不稳定因素的缺口已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打开。事实上，很多专家可能会说，需求方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前面引述过的那些变化的驱使，代表了全球能源方程式中那些问题的最主要部分。在过去的40年中，全球石油消耗急剧上扬。基于《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07》的那些数据，需求量从1965年的每天3　120万桶提高到了2006年的8　370万桶，上涨了大约170％。在此期间，印度和中国大陆总的复合份额增长了8倍，从涨到了12％，而美国的份额从37％下跌到了不足世界消耗的1/4。
　　在2007年11月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欢迎来到一个能源需求失控的世界》中，马丁·沃尔夫引用了来自国际能源局（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的数据，强调了生活水平提高对总体能源消耗的巨大影响。按照国际能源局的说法：“中国在2002~2005年能源需求的增长量相当于日本目前的年度能源使用量。”更为严重的是，沃尔夫补充道，“如果政府坚持目前的政策……世界能源需求到2030年将会在今天的基础上提高50％，在增量中，发展中国家将占74％，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就将占45％”。他也提到能源局预测化石燃料将“占2005~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增量部分的84％”。
　　在人口大国例如中国和印度出现的爆炸性经济增长，已经促成从农业为基础的轻量级经济体向现代工业和商业巨无霸的转型，这进一步加大了它们对能源的似乎永无止境的需求。按照雷拉·阿布德和约翰·比尔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商业在能源不足的条件下成长》中的说法，商业活动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活动之一。人们需要大量的电能来保证工厂运转，为商店提供空调，同时还有无数汽油用于运货卡车……光生产部门就几乎占用了世界全球能源消耗的1/3。”
　　关切之外是这样的事实：很大比例的产油国最近几年在它们的消费习惯上已经出现了剧烈的转变，能源消费的公共补贴以及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对此更是火上浇油。2007年一份《纽约时报》上由克利福德·克劳斯报道的《富油国使用更多能源，降低出口》中说：“很多大型石油出口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自己国家能源的需求正在大量地削减它们在海外销售的数量，给全球石油市场的紧张局面增加了新的因素。专家说如果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这种势头，也就意味着有几个世界最重要的供应国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将会开始进口石油，来为它们用石油财富购买的新车、新房子和新的业务提供动力。”同样，2008年5月《时报》（伦敦）上一篇由卡尔·莫提歇德写的文章中提出，某些中东国家可能会“很快需要进口煤炭来保证点亮它们的灯”。
　　可以肯定，某些新的进步让人们对能源饥渴可能在最近几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持续加大的说法产生怀疑。首先是影响深远的美国以及各地出现的经济减速、美国在世界舞台地位的滑落、杂乱无章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将会破坏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另外，近年的价格上涨模式表明，对于石油的结构性价格限制水平似乎已经上移，完全排除了原油回到每桶10美元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两个方面的需求都将在一个水平上调和，这种影响力将会部分或者全部被那些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国家的边际消费增长所抵消，而这些国家一直在试图追赶发达国家。
　　变化的消费模式也将会激化现有的资源紧张矛盾，这种情况已经受到了历史学家兼作家尼尔·弗格森和其他人的高度重视：可利用资源供应的不均衡地理分布以及在富国和缺乏资源的穷国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这些资源既包括能源也包括其他关键的商品。比如，按照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国家能源分布”数据，2006年最大的5个石油净出口国是沙特*、俄罗斯、*联合酋长国、挪威和伊朗，而主要的进口国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韩国，石油进口国进口的石油量大致占了石油净出口国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