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倒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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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难看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一直都不太愿意挑战美国的霸权——或者那种被现代评论家描绘为“单极”的世界。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处在变化之中，同时也证明了美国当局正在因为深陷几处战争泥潭难以自拔而被质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那两场代价非常昂贵而且遥遥无期的战争，已经暴露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局限。美国显而易见的外部失衡以及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别人对其在经济事务上的领导力的认同。很多国家在它们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自觉自愿地在谈判席上坚决抵制美国，或者干脆把美国在谈判席上驱逐出去，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

军事与财政的危险（1）
这样或那样的因素表明进行地缘政治清算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从过去的种种预兆中还可以看到其他的证据。比如像写过《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爱德华·吉本斯（Edward　Gibbons），以及《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都发掘出了为庞大帝国贪得无厌的前任领导敲响警钟的典型警示，而且这些过气的领导者都错误地认为自己所坚信的能够长久。
　　其中最常被引用的警示之一是“过度的帝国扩张”，学者兼作家弗雷德·霍利德（Fred　Halliday）把这种情况描绘为“政治和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和财务现实方面的错误搭配”。这样的例子还有罗马和大不列颠，这两个帝国都曾以高昂代价占领了地域辽阔的帝国，而正是这个举动为它们最终的灭亡播下了种子。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情况来描述美国吗？有些人可能会说不行。除了种种理由之外，他们可能会指出的一个事实是，按照正式的政府报告，2008年9月30日结束的这个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支出为万亿美元，只占GDP——也就是这个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低于数十年来的中数值6％，更远低于越南战争年代的最高值。
　　但是，像历史学家以及《复仇：美洲共和国最后的日子》（Nemesis：　The　Last　Day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一书的作者查尔梅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所认为的，大量与军事目的相关的数据并没有收录到国防部的统计数据里。按照他的算法（他把全球反恐战争的花费、美国国务院给外国的军事援助预算、退伍军人事务部花在伤兵身上的费用，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项目开支包括在内），实际的数据至少是万亿美元，或者说是占GDP的8％。
　　然而，即使报告数据没有被极大地低估，其他的证据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过度扩张的图景。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会的说法，美国2006年的军费支出几乎等于其他所有国家军费支出的总和——占了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6％。　统计数据也支持了帝国已经异乎寻常的“幅员辽阔”的说法。比如，美国国防部的数据表明，美国在全球各地的130个国家拥有737个军事基地。按布朗大学的教授兼作家凯瑟琳·鲁兹（Catherine　Lutz）的说法，“军方拥有（或者租赁了）超过2　800万英亩的土地，以及价值6　000亿美元的不动产”。查尔梅斯·约翰逊指出，这些还不包括位于美国本土及其领地内的6　000个基地。
　　雪上加霜的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长期战争的过程暴露了美国在能源获取方面的紧张程度。2006年1月BBC新闻报道中说，“美国军事实力‘进入了临界点’”，它引用了两项研究——一项是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的，而另一项是五角大楼自己的——警告说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进入了非常危险的过度扩张阶段，主要是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规模所致”。在2008年由《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以及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对3　400名最高统帅部在职和退休的军官进行的一项调查的基础上，生成了“美国军事实力指数”，结果发现，返回的问卷中60％的人认为“美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弱于5年前。在所提供的理由中，半数以上的人认为是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那些冲突所要求的军队的部署速度……接近90％的人说他们相信伊拉克战争的需要已经‘把美国的军事战线拉得过长——长到了危险的境地’”。。　最好的txt下载网

军事与财政的危险（2）
帝国退位即将到来的另一个迹象源自一个似乎很棘手的不负责任的财政模式，以及不断加重的经济恶化情况，而且美国国民生产经常低于过去几十年以来的水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学家已经说明了经济活力与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事实上，很少有人质疑美国的全球地位一直得到了军事实力支持的说法，而这种军事实力又主要得益于其过去所获得的巨额财富。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生产了大约全世界商品的一半，这使得美国军事权威的建立成为可能。从那时起，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开始慢慢受到了削弱，部分原因在于世界各地出现的迅速增长势头，同时也由于实施了鼓励将工作和生产外包到低成本地区、过度强调金融工程以及日趋腐朽的工作伦理的政策。
　　国家的财政健康不只是遭受了重点缺失和“挖空”我们产业基础之痛，而且这些情况当中的很多部分传统上曾经被看成是实力的象征，有的甚至曾被当成是一种实力。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已经染上了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毛病，这种毛病长期以来被看成是那些病入膏肓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垂死挣扎的帝国的一种显著特征。例如2007年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占GDP的，比上年创纪录的有所下降，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非常严峻。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事实——持续且不断扩大的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务失衡需要每天流入2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资本，其中的大部分为从中国、日本以及中东产油国这样的国家的借款。美国财政不稳定的情况还可以从我们的国际资本投资净值的排位看出端倪，这个指标衡量了美国拥有的外国资产以及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的差额。在最近的一次计算中，这项指标出现了占GDP大约20％的赤字，这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高值，与20世纪80年代的盈余比较起来差距更大。
　　其他的数据也都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丧失了财政平衡的国家的形象。比如，在2007年底，总的公共和私人债务达到了异乎寻常的GDP的340％，这个统计的来源是美国联邦储备局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而且远远高于保持了几十年纪录的大萧条时代出现过的最高值265％。没有变化的经过通货膨胀率调整的工资，恶化的家庭资产负债表，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毁灭性的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其他问题，只会带给人们更多倒退和衰退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听到2008年2月盖洛普民意调查（由莉迪亚·萨阿德报道）的结果——有40％的美国人相信中国是“今天世界上起领导作用的经济大国”的时候，就不应该感觉诧异了。只有33％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个数字远低于8年前那种绝对优势的数字。
　　标志着昔日帝国进入垂暮之年的还有那些被描述为代表文化、伦理和道德沦丧的传染病，尽管这些方面的情况并不容易进行量化。有时候，只能以“眼见为实”来衡量。但是，人们想不看到这些证据都很难。简单一点说，美国已经开始“疲软”了。人们更喜欢旁观或者装聋作哑，而不是出手相助。与此同时，教育的水准降低。按照“PISA　2006”，即2006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一个对世界上15岁青少年三年一度的调查。在57个国家的总评价中，美国在科学方面名列第29位，数学方面名列第35位。一项2008年由公共核心网（mon　Core）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生活在“对历史和文学‘令人惊异的无知’之中”。《纽约时报》的山姆·迪龙在题为“调查发现青少年对基本历史和文学问题知之甚少”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报道。
　　社会的道德标准也在下滑。对年长者的礼貌和尊敬已经被丢弃一旁，取而代之的是粗俗的言辞、谋财害命、对权威的广泛蔑视以及YouTube上的展示癖。合理的争辩被恶意中伤所取代，对话被谩骂所淹没，事实和基本原则被感觉和幻想所侵蚀。目前还存在以信仰为基础的政府立法和行动，试图用特创论①的教旨来代替达尔文的科学学说。按照作家苏珊·雅克比（Susan　Jacoby）的说法，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相信有鬼，1/3的人相信星座，4/5的人相信奇迹。一项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有一个更为惊人的发现——5个人中就有1个认为太阳围绕着地球转。
　　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也成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国家的真实情况的写照。尽管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骄傲于这样一个想法，认为美国是名副其实的最好的地方，然而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包括前面所提及的调查——情况其实大相径庭。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工业化国家里是最高的。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人中胖人的比例几乎翻倍。将平均预期寿命与花费在医疗保健的人均费用进行比较后，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图表上的位置非常显眼，但遗憾的是并非在正向上。
　　

反美情绪
在对21世纪的美国和罗马帝国最后日子进行的一些比较似乎特别有说服力，尽管现在的进步出现在更加成熟的时代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的文章《帝国的没落》里认为，我们用赛车、电子游戏以及逼真的电视代替了面包和马戏（当然持这种观点的还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些不只是警示标志。其他的证据也说明，美国发号施令并主宰全球事务的实力和能力也在衰退，这是大多数美国人在他们一生中从来都无法想象的。
　　总的说来，一个国家的实力分为两类，两者相辅相成。第一类为软实力，它源自国家的声誉，长期以来所积蓄起来的善意、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榜样的力量，引领其他国家，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跟随我们的脚步。外交政策专家兼作家约瑟夫·耐尔（Joseph　Nye）将这个概念描绘为“通过魅力而不是压迫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用语言而不是行动来发挥影响力。
　　然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作为灯塔和很多经济及文化活动的领导者的情况现在正在改变。很多人谴责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灾难性的军事冒险，也谴责那些新发现的野蛮折磨及丑闻，比如在伊拉克阿布–格里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也有人把它归结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傲慢情绪，一种单边的决策机制以及一种过分自得的优越感，特别是在乔治·W·布什的两个任期内。也许，它反映了一种累积的不满情绪，对那种在*社会中忽左忽右摇摆不定的情况的不满。
　　无论原因是什么，有很多情况似乎都表明美国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　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发现，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不信任在增加。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3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形象与2002年相比“满意度下降”，主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源自它那种采取强制性、进攻性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意愿，以及人们对这个国家混乱的对外政策不断增加的担忧。另一项由哈里斯研究中心（Harris　Research）为《金融时报》所做的调查（由丹尼尔·董贝和斯丹利·皮格纳尔报道），显示了欧洲认为美国是“对世界稳定的最大的威胁”。
　　约瑟夫·耐尔在瑞士达沃斯出席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他的态度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为《哈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所写的一份简短评论中，他提到了德国的第一任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她的讲话中重点谈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当天我最大的收获，”耐尔写道，“是有一位资深的亚洲外交人士告诉我说，在他所有的经历中，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美国的软实力处于如此低潮之中。用他的话说，只有以色列、印度和越南对美国有正面的评价。”
　　随着对这个已经矗立了很久的超级大国的尊敬的丧失，竞争对手的反美言论也变得越来越口无遮拦——而且他们听众中的知音越来越多。例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2006年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华尔街日报》的小尼尔·金（Neil　King　Jr。）在《反美主义在联合国获得巨大成功》一文中报道），当他把乔治·W·布什总统称为“魔鬼”，把美国比作是一把“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的时候，“赢得了在场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笑声和欢呼声”。
　　类似的一幕出现在2007年2月第43届慕尼黑泛大西洋安全政策大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讲话中说：“一个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所有的方向上都超越了它的国家边界。”《地球的血液：争夺世界上正在消失的石油资源》（Blood　of　the　Earth：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s　Vanishing　Oil　Resources）一书的作者迪利普·西洛（Dilip　Hiro）在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谴责‘单极世界’的理念时，普京补充道，‘不管你怎样美化这个说法，到了最后时刻，它所描绘的就是这么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下，只有一个权力中心、一个军事中心、一个决策中心……就是一个只有一个老板、一个君主的世界。这是非常有害的。’”按照西洛的说法，普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要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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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蚀的货币
但是，正在遭受破坏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影响力和全球地位。美国的核心能力——那些被地缘政治分析师描绘为“硬实力”的东西——也正在遭受攻击。硬实力主要是指美国的军事实力，尽管也包括美国可以处置的其他关键资源，比如我们印制的截至目前还一直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纸币，它具有一种广为认同的财富储值以及交换媒介的功能。历史已经证明金融手段和权力格局是紧密相关的。例如，如果没有获得低成本融资的途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确保长期维持一个全球帝国的开销而又可以不掏空大众的钱袋子。
　　出于同样的理由，像尼尔·弗格森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在研究中脱颖而出，他们证实了健康的财政体制在维持超级军事地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而，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教训在20世纪这个超级大国的领导层中已经逐渐被淡忘了。在20年的历程中，永无止境的预算增长以及贸易失衡已经将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对它那些走上了类似的挥霍无度道路的前辈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准确地说，美国现在主要依靠的是那些政治、军事和社会的观点不一定与我们一致的国家，特别是中国。这种情况很自然地限制了政策制定时的选择范围，而且让美国暴露在可能性极大的经济危机的危险之中。
　　但是，这种依赖性还不是使我们易受攻击的唯一原因。一直到最近，我们很多大规模的融资需求一直都是通过外国中央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所发行的债券的方式来满足的，而发行债券的条件是它过去的含金量，而不是其未来可能的价值——在过去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种货币的价值已经蒸发了1/3。事实上，美元弱势已经迫使我们最大的债权人蒙受了巨大损失。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反思以美元为主的外币储备结构。传统上，这些储备一直用来支付进口的账单和当市场出现混乱时进行对冲。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由于其积极的出口导向型政策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
　　2006年10月的《市场观察》报道说，俄罗斯中央银行继几个月之前对由国家控制的石油稳定基金（Oil　Stabilization　Fund）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改造后，准备在其外汇组合中通过把日元的份额从零提高至几个百分点来拓宽其储备货币的种类（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多样化也可以说是打击了美元，提振了日元）。2006年的早些时候，中国暗示计划“让其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跳出单一美元和政府债券，进行多元化安排”，这个说法来自由乔夫·戴尔和安德鲁·波尔斯撰写的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发出将美元从其储备中移走的信号”的文章中。
　　竞争对手推动了美元在跨境贸易以及作为主要全球性商品作价基准使用中被边缘化的命运。在2007年11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峰会上，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再次重复了其早前提出的非美元定价的OPEC石油交易以及建立OPEC银行的呼吁。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以及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对将石油价格与货币篮子挂钩的提议表达了声援和支持。另外，那些传统上将货币与美元挂钩作为达到经济稳定手段的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替代方案。这是因为美元持续走弱已经开始导致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2007年12月由阿姆布洛斯·伊万斯·普瑞查德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26名主要的沙特*神职人员呼吁沙特*这个是美国几十年盟友国家的领导人放弃其“紧盯单一美元”的货币政策，这被报纸描绘成了对抗美元的“法特瓦”（Fatwa）——一道宗教敕令。在一个月之后，《金融时报》的西梅翁·科尔报道说，为美国军方在中东地区提供最大军事基地的卡塔尔，也在考虑切断与美元的联系。从官方渠道得到的数据表明，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全球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的份额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下降到了2007年第三季度的。
　　其他因素也让大家对美元的未来所存的疑虑进一步深化。几年前，愿意拥有美元并且在美国投资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一直对这个国家的结构性支持体系（包括它的金融体系）充满信任。然而，这个信念遭受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机构中出现的毁灭性信贷危机和严重的金融灾难的严峻考验，这些机构的财富曾经被看成是美国全球霸权影响力的反映。为数众多的美国大银行在2007年年底对亚洲投资人毕恭毕敬的景象并没有传达出一种令人放心的稳定和强大实力的信号。2008年秋季美国对最大的抵押贷款放款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过去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的美国国际集团所采取的救市行动，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事实上，按照2008年10月路透社一篇由罗伯·泰勒所写的题为“加拿大被评为世界上最可靠银行体系：调查报告”报道的说法，在世界经济论坛对银行系统的评估中，美国名列第40位。
　　评论员们断言，这种情况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层面的考虑，因为身陷困境的美元成为“破坏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帮凶。这种说法来自2007年12月《金融时报》上一篇由丹尼尔·董贝所写的题为“美元贬值使美国面临外交惩罚”的报道。“‘这是美元衰落过程中被人遗忘的维度，’乔治·W·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弗林特·勒夫雷特（Flynt　Leverett）说，‘过去关于美元衰落的说法几乎都是用经济的观点来表述，但是货币政策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是能够让美国长期保持霸权的部分原因，这种情况与之前的英国如出一辙。’”事实上，奢望一种不稳定的货币不会在很多领域引发别人对美国领导人某些方面的质疑，根本就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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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的末日
当然，那些不同意美国这个明星的光芒正在褪去这一说法的人会很快将讨论引到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上来，这个做法一点都不会令人奇怪。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很少会有人否认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超级大国拥有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是，美国真的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天下无敌吗？首先来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已经暴露出了这个国家军事实力方面的深深的裂痕。说得具体些就是，美国应对恐怖行动显然无法通过打击某些国家来达到目的。
　　曾经出任美国两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对此有过很多表述。“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权力的性质已经改变。我曾经常说，我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在应对20世纪的军事威胁方面仍然游刃有余。”他在2007年7月为《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所写的评论中写道：“但是，正如我们在伊拉克所发现的，我们被一个甚至算不上有组织的政府反对派拖入了肉搏之中。这种时候，我们的航母战斗群、我们的重型坦克师、我们的卫星成像系统——所有这些兵力以及打击传统的超级大国对手挑战的能力支柱——派不上太大的用场。”事实上，这一说法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2008年9月在国防大学举行的军官晋升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是来自法新社在“盖茨警告要关注对美国军事实力的限制”的报道中的说法。
　　除了美国军事实力是否能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问题，人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储备去满足所有的愿望——或者说需求。例如，2007年6月《经济学人》上一篇题为“步履蹒跚的霸权”的报道中声称，尽管美国在全球拥有150万男女武装士兵，军队的数量还是不足以满足履行义务的要求，也不可能“使军队随时准备应对各地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本杂志补充道，很显然，“美国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
　　已无须再多说，与不断攀升的赤字、创纪录的借债、脆弱的货币以及日益深化的经济灾难的成本如影随形的金融压力，只会使问题雪上加霜。2008年初，按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发表的由戈登·拉波尔德（Gordon　Lubold）写的一篇题为“美国国防支出创纪录，但是未来预算可能下降”的报道的说法，已经有报告指出各种财政挑战将可能导致　“把国防的优先放到一边”，“有太多的对资源的竞争需求，而增加税收总额人们又不是很情愿”（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文森特·勒因纳特说）。另外，这份报纸补充道，“2009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本身似乎已经‘暗示了军费支出可能见顶’，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预算分析师史蒂文·科赛这样认为……‘在军费开支计划下，2010年到2013财政年度内，国防部的基础预算将会被削减。’他说，‘因此，管理层认为，这个开始于2001年9月恐怖袭击的预算增长趋势应该在2010财年结束。’”
　　因此，在身陷众多漩涡的美国军队不得不疲于应付的同时，其他国家也在提升它们的作战能力，急增的贸易盈余和2000年后能源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刺激了这一过程。例如，斯德哥尔摩国家和平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正式公布的军事支出在2006年增长迅速，首次超过了日本，从而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大而在世界排第四位的军费支出大国”。按照作家兼外交政策分析师马克·赫尔普林（Mark　Helprin）的说法，“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向全能型的、能够应对大规模战斗和向偏远地区投放兵力的军队转型”。　毋庸置疑，在一些国家，很多与国防相关的举措在牵涉其战略利益的时候肯定会秘密进行。
　　竞争者不只是采用简单的迎头赶上的战略，它们已经瞄准了美国的软肋，把可能发生当面对决的危险降到了最低。那些潜在的对手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做法，尽管其方针令人不安——致力于开发美国没有或者不大可能掌握的火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例如2007年12月一篇来自美联社的报道说，俄罗斯这位美国冷战时期的老对手“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携带多枚核弹头，这是一种准备用于替代前苏联时期的导弹的武器”。这种导弹从移动的平台上发射，使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很难跟踪其目标。9个月之后，按照法新社在一篇题为“俄罗斯试射新一代战略导弹”的文章中的说法，俄罗斯宣布“最近（从潜艇）发射的多弹头武器的目的是打破反导防卫系统”。
　　尽管有这些新的情况出现，很多专家还是坚持美国在军事上仍然鹤立鸡群的观点。《经济学人》认为，就算有巨大的核武器库，俄罗斯仍然是外强中干，因为它的常规力量情况依然糟糕（尽管公平地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俄罗斯在2008年9月对南奥塞梯成功进行了军事占领给出了与这种说法完全相反的证据）。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问题有可能使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与美国爆发大规模冲突，特别是针对那些没有与地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说法没有考虑到更广泛的大局。通过这些标志着过去的帝国不断衰落的所有迹象，以及美国的实力今不如昔——至少最近的情况是这样——的种种证据，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美国霸权的末日已经临近——如果还不能说已经到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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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骚乱中解体
那么，这样的转换暗示着什么？有些分析师坚持认为，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并不一定导致剧变或者是冲突，因为世界各国一直在现有的体制下繁荣发展，无论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外交政策专家G·约翰·伊肯伯里（）所写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一书中所说的：“战后西方的秩序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是很独特的。”依据他的观点：
　　任何由某一个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建立在强权和他国默许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美国领导的秩序具有其独特的地方，它一度比帝国制度更加自由——如此容易获取、合理合法而且还很持久……这个过程代价昂贵，涉及广泛的不同立场的参与者与利益相关者，而且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它能够促成巨大的经济增长并且增强实力，同时也发出了限制的信号——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它很难被推翻，而要想加入很容易。
　　尽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