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任我评说-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从2005年全国商品房住宅的销售价格看，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六个省市的房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 009元/平方米），其他绝大多数省市的平均房价尚不到2 000元/平方米（1 元/平方米）。可以看出，少数城市与地区的房价已经变成了鱼翅的价格，而绝大多数城市与地区的房价仍然是粉丝的价格。
为什么大城市的房价会高？不仅是因为土地价格高，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财政政策让大城市拥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福利，形成了公共资源对消费能力的掠夺。
大城市的教育条件好。进入了大城市就获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为改变今后的收入状况创造了先决条件。
大城市医疗条件好。进入了大城市就取得了高水平的医疗条件，加上大城市所提供的医疗补贴和医保制度，不但可以降低就医的费用，还为几代人的健康打下了基础。
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进入大城市就增加了就业及获取高收入的机会，因此大批的毕业生并不愿意回到出生地或去边远落后的地区，而宁愿留在大城市中磨炼。
大城市的创业机会多。大城市所聚集的文化、科技、服务等条件远远优于中小城市，而这些都给人们提供了独自创业的机会，让许多人可以在偶然之中找到必然。
大城市的公共设施与保障好。人们在大城市生活，不但提高了生活质量，也降低了生活费用，如公共交通的补贴，水、暖、电、气的补贴等。
类似这种公共资源差异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恰恰是这种公共资源配给的差异导致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的差异。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告老不还乡”的发展趋势和年轻人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加大了大城市的人口和财富聚集。消费向大城市集中所推动的城市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提高了城市的公共资源配置能力，并形成一种循环发展的模式。
中国有句古话，“大树底下不长草”，是指大树吸收了周边土地过多的营养，连草都难以生长。中国大城市的辐射与吸养的能力也与其类似（比如煤生产地山西的财富消费在北京，却将污染留在了山西），大城市的公共资源在强烈地吸收着周边地区财富的消费。
中国还有句古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则是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公共资源在大城市的优势。更多人宁愿花个高房价也要享受更多的“荫凉”，而高房价的付出则在“荫凉”中得到了补偿。就像10万元上不了一个重点中学，20万元上不了一个名牌大学的问题，恰恰可以通过居住地与户口的迁移在大城市中得到解决一样，高房价仍然挡不住这种公共资源的优势。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采取发展大城市战略还是发展小城镇战略的问题在中国引发多次讨论。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大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优先的条件，小城镇战略就必然会有大量的困难。尽管尚有户籍的限制，但富起来的人们向大城市转移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一些人认为，当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战略能解决城市化的问题时，大城市的房价就会平稳或下降了。这确实是解决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办法，但什么时候能实现，或者有无可能实现用发展小城镇解决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问题呢？
至少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大城市的生活质量优于小城镇的现象不会改变，大城市吸纳外来消费能力受益的现象也不会改变。同时，从中央到省会再到地县的塔式管理体制也不会在未来的十多年中改变，那么分层级而形成的公共资源配置就更不可能改变了。
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我们无法改变人们向大城市汇集的局面，就像我们无法改变有人有吃鱼翅的喜好一样，因此大城市的房价会高，经济发达地区的房价会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大城市会有饱和的时候，中小城市同样有发展成大城市的可能。美国的农业只占到GDP总量的2％，而我国的农业却占GDP总量的13％左右，但养活了近60％的农业人口。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现状的唯一出路是将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分享城市提供的公共资源，在改善就业状况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收入，最终让他们在离乡的同时离开土地的约束。
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出现农业人口首先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也必然会造成大城市的土地紧张，使土地供给远远落后于需求的增长。
也许会有人用本地的收入来衡量本地的房价，但移民式的消费能力却首先是从高端开始的，对房价的博弈变成了争夺城市公共资源的博弈，而并不是以本地已经有权利享受这些公共资源的人口的收入为标准。
大城市的政府在这种博弈中获得了更高的土地收益并转换成公共资源，房价在这种博弈中则成了过街老鼠，但又在骂声中向上爬！
尽管许多人对房价的上涨不满，却无法抗拒大城市特有的吸引力，也无法改变中国特有的大城市效应。
（2007年6月29日）
关于小产权房的争论
关于小产权房，一种理论认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前面应该加上一句“这种存在首先应是合法的”，否则讨论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我们并不需要讨论所谓的小产权房多便宜、多受市场的欢迎，这是毫无疑问的。政府在保护农民利益上、在新农村的改造与建设上给予了极大的政策倾斜，未按国有土地的商品房建设方式收取土地出让金及各种税费，这种房屋的价格自然要便宜得多。虽然法律上小产权房的供给对象是农民，但这种专门给农民的优惠如果转为市场化的商品，却是对法律的挑战，也是对市场经济的挑战。
市场经济是在现有法律制度条件下承担投资风险和预期收益的。当市场中的生产方式、交易规则发生变化，并且不能用现行法律给予保护时，那么市场秩序就混乱起来，最终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小产权房出现的原因很多，有的来自于当地政府与农民在征地时的一种默许式的交换；有的是钻了非耕地与非建设用地之间的空子；有的是建设之时就违法建设；有的是建设时期手续齐全合理合法，但在向城市居民销售的环节撞了《房地产管理法》的墙……这些原因恰恰使小产权房成为《物权法》中拒绝保护的一种用益物权。
建设时就违规或违法的，用什么行政手段处理都不为过。房子本身就违法，没有什么应保护的，否则就无法可言了。
而建设时并不违规或违法的，或许可以灵活处理，毕竟这是合法的建筑，违法的只是销售行为，至少房子的合法性应保护，而购买的对象不应保护，分清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就能找到解决的方式。
我个人认为在法律不能变更的情况下，也许可以用以下方法尽可能合理合法地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一、将建设时合法、销售时不合法的小产权房全部依法没收，归政府所有。
二、为保护农民的集体利益，对没收的合法建设的房子给予合理的补偿，补偿的方式有多种选择。
三、政府在总的用地指标中，用建设用地指标转换，让这些合法建设的小产权房在没收之后变成有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大产权，使其用地合法化。
四、将这些房屋变成经济适用住房或廉租房，用于当地的社会保障，省去了开发商补交土地出让金的麻烦，而政府也省了新征地与建设的麻烦。
五、可以用政策性租赁或廉租的方式（政府定价）将这些房子交给农民组织管理，这样可以合理降低补偿费用，用租金作为农民的长期收益，解决土地被占用后农民的就业与收入保障问题。
六、已购房的人并不能拥有合法的产权，为了避免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那么在没收时可以用行政与经济相结合的手段来合理解决：（1）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本来也无效和不受保护），在给农民集体的补偿时扣除农民集体已收入的房款退还给购房人；（2）对于符合享受政策性租赁房或廉租房标准的家庭，将房款转为长期租赁的费用，也可以用贴现的方式延长租赁期限；（3）用应享受该住房保障的人的后续资金转换。
七、在彻底处理小产权房问题之后要严格管理，不能再出现此类问题。毕竟各地政府的财力有限，社会保障的范围有限，不能用政府的财力为这种违法交易买单。
现阶段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未能有效地建立住房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政府恰恰可以利用清查整顿小产权房的机会进入市场，用行政管理的方式使其合法化。这样既保护了原有购买人的利益，也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同时解决了维护市场秩序和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的问题。
我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但我认为不应将这些房子全炸掉（违章违法建筑除外），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浪费。政府也不应该让这种违法的交易继续存在，更不应让农民承担风险与损失。光靠限禁的政策是不行的，最好的办法则是让小产权房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合法化，使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2007年7月11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比没有强
许多记者打电话给我，主要是对北京市政府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保障性住房及两限商品住房用地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疑问，有的记者发来了提问的提纲，并附了《北京日报》对部分内容的摘要，几乎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商品房建设区中要配套建设15％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是两限房）会对开发商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
为此我专门从网上查找正式文件的全文，以了解政府文件的真正含义。
看完全文后，我认为这个文件是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布的全面考虑解决北京市户籍人口中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文件。文件的出台充分说明市政府开始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并开始认真地履行政府的责任。
整个文件中既有对现状的分析，又有对保障对象的需求、用地的情况的分析，同时对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和两限房各自的建筑面积、户型、套数、供给的大概位置、交通状况、配套条件等提出了相关意见。虽然文件中没有各种住房的分配方式（这本不是《规划》应解决的问题），但起码让社会知道了政府在落实这些房源（专门面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
让我很不满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来访记者都没有看重这一信息，没有人关注《规划》对北京市中低收入家庭的福音，没有人看重政府部门终于开始将注重经济建设转入了注重中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上。所有记者的提问都是想指责政府要求开发商在商品房建设区中配建15％的社会保障性住房，认为政府是在将责任推给市场和开发商，认为在商品房社区中建设保障性住房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与选择，以及影响商品房社区的品质等。
为什么媒体就不能从正面向民众宣传政府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良苦用心呢？为什么媒体就不能向中低收入家庭描绘一个美好的预期呢？
《规划》很明显是个“十一五”期间的短期行为，并将配建的重点明确在特定的一些地区（《规划》中留有了充分的余地）及交通要道周边，这体现了政府的关注点，以及为防止环境恶化而不得不“大分散、小集中”地进行建设。
我完全能体会政府并不愿建设廉租房的苦衷：（1）这种新建会大量增加首期的财政集中支付；（2）容易增加长期管理困难；（3）增加了交通、就业的困难；（4）一旦家庭的收入发生变化且无法让其退出，就会出现长期占用资金的问题。
因此，建设廉租房远不如发放住房补贴好，由用户自行就近、就便租房，这样一旦家庭收入提高，政府就可以终止补贴，将资源转为对其他人的补贴。
媒体很关心我对在商品房小区内配建两限房的意见，似乎这成为今后开发商拿地的制约条件，但他们不知道将两种性质的住房建设在同一个小区或同一栋楼中的情况并不是北京市政府的创举，而是在美国哈林区改造中早已发生过的事。
早在几年前，我与冯仑等一些地产行业人员共同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曾专门参观了哈林区此类改造项目的工程，不但专访了负责该项目改造工程的开发商，也参观了项目与样板间，了解全面的情况。在哈林区，有在一个小区中分别划区建设两种房的情况，也有在同一栋建筑中，有2/3的面积建设的是政府限定购买家庭的限价房，1/3的面积建设不限价的商品房的情况。
在哈林区，限价房的价格约为2 000~2 800美元/平方米，商品房的价格约为3 500~4 800美元/平方米。限价房的销售对象主要为年收入在75 000美元以下的家庭，一般为小律师、医护人员等，而商品房的主要销售对象为年收入在100 000~140 000美元之间的家庭。
纽约核心区的住房价格很贵，多数为4~6万美元/平方米，有的甚至达到10万美元/平方米。哈林区曾是纽约较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区，曾经是以黑人为主的贫民区。在纽约市的重建改造中，政府在哈林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优惠政策，希望这一区域能成为纽约新的一般白领（中等收入）的居住区，以改善这一地区的“贫民”形象。我们去参观时已初见成效了。
与北京现行规划文件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有一套完整的住房保障制度。限价房是美国政府出资补贴以帮助中等以下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方式，而非政府必须财政转移支付的保障性住房，是政府用商业利益与开发商之间的一种交换（如土地价格中的补贴、建设资金贷款中的低息补贴与税收中的补贴等），限价房改造项目的资本回报率仍在40％以上。
在北京市的规划中，将经政府批准的两限房作为保障性住房并没有任何道理，政府在两限房中并未投入任何资金与补贴支持，用的仍是竞地价、竞房价的方式。
很明显，两限房没有任何上位法的保护，既不是全国人大的立法，也不是国务院的文件授权，甚至连国务院部委一级的行政法规文件都没有。于是《规划》中用了个“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帽子，象征性地套在了两限房的头上。
尽管我对两限房没有上位法保护有看法，但这3 000万平方米住房无疑会对平抑北京的平均房价和解决部分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带来好处，而且也未必不会给开发商带来好处。
当一个商品房小区中有了配套建设的指标，也许这个小区的建设成本会省去许多原来可能出现的土地增值税，并让不限价的商品房部分价格更高。
无论如何，政府拿出了一个建立保障性住房和两限商品住房的实施规划，说明政府在努力地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想办法。尽管其中还有许多与立法冲突的问题，还有执行中的细节问题，但总比没有计划要大大地进了一步。
（2007年7月20日）
消费升级
一瓶纯净水的生产环节利润大约是1分钱，进入零售后利润就增长了10倍，大约1角钱；当这瓶水进入了小餐馆，利润又涨了10倍，大约变成了1元钱；当这瓶水进入了大饭店，利润还会涨10倍，大约就变成了10元钱。同样是一瓶水，进入市场之后水的质量、包装都没发生变化，但价格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利润翻了约1 000倍，简直是不可思议！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交换并不能创造财富，因为交换的过程中被交换物并未发生变化。一只兔子换一只鸡，交换之后兔子还是兔子，鸡还是鸡，并未因交换而产生增加值。但实际上，养兔子的人也许不会养鸡，或者养鸡的成本会比养兔子还高，反之，养鸡的人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于是，市场中才有了交换，并且通过交换让各自的利益得到满足。
交换同样会有交易的成本，这个成本会在交换中产生价值的创造，并获得应有的利润与财富。
之所以一瓶水的生产环节利润最低，因为对于无特殊技术含量的产品而言，生产者的自动化生产程序会形成连续的作业以降低成本，并且不承担零售的交易成本，可以用低利润作为竞争条件换取批量销售的成果。
水的零售环节增加了运输等成本，所以价格发生了变化，消费者也得到了方便、享受到了服务，零售商获取了高于生产者的利润。
当水进入了餐馆，消费者在零售环节之外享受到了餐桌、杯具等服务，因此支付给餐馆更高的价格，餐馆获取了高于零售的利润。
当水进入了大饭店，消费者则享受到了更好的服务，包括大厅、温度、干净的桌布等，饭店获取了高于餐馆的利润。
一瓶同样的水，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支付的价格与利润都增加了。水仍然是原来的水，但消费者自愿支付了与不同服务相对应的价格。
一瓶水从零售到摆上大饭店的餐桌，是消费者从基本生活需求到奢侈消费的过程，同时也是消费心理变化的过程，而社会的进步也正体现在这个消费升级的过程中。
住房的消费与升级同样经历着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低收入家庭首先面临的是解决生存的问题，廉租房大约要承担主要的保障职能，相当于水的零售阶段；中等收入家庭扩大与改善住房，则相当于水摆在了小餐馆；而高收入家庭为提高生活质量而购买高档住房，则相当于水进了大饭店，是一种除物质需求之外的精神享受。
汽车的升级给消费者带来多种的选择，既有高档的奢侈品，也有代步的微型车，这两者之间的价格也许相差百倍千倍，但却从未有人去讨论其成本之间的差别，因为其中包含大量的特殊服务，而服务是无法单纯用成本来核算的。消费者也并未对价格差别有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在用交易行为确认这种服务与商品的差别。
一瓶水在改变供给环境和消费背景时可以不计成本，整个社会都能接受其价格与利润的变化，但是当住房在提供各种差异服务时，某些人却提出以统一成本核算。
住房远比一瓶水有着更复杂的生产过程及更高的技术含量，却被认为只能计算原料的成本和价格，甚至是被认为不能发生利润的变化。
消费是可以升级的，但住房的消费升级却不能使利润与价格随之改变。只许消费者享受高档服务，却不许提供服务者提高价格与利润，这岂不是令人奇怪吗？
整个社会都在鼓励与刺激商品的消费升级，就只有住房消费升级被限制，并向生存型为主倾斜。也许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但商品房却必须承担起消费升级的责任。
土地和水一样，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按人均计算，中国似乎没有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当消费升级时，这些稀缺资源才能用价格进行调整，否则中国永远无法解决资源的稀缺问题。
资源的稀缺并不能成为限制消费升级的理由，反之，恰恰是消费升级中的财富创造及价格修正，才能让稀缺的资源回归到合理的配置中，在升级中让消费者接受合理的资源价格。
住房消费的升级必然成为今后市场的主流，同时也是带动其他消费的基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住房消费升级的限制都是不合时宜的，用消费升级中的价格来衡量市场则更是一种无知。一瓶水的利润从1分钱变成10元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泡沫”。
（2008年1月7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接受柴静的采访中被问得最多的是我对贫穷的憎恨，似乎我看不起“穷人”，我只能用小平同志的话来回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几乎年年被评为市、区级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是代表穷人的利益的。1949年的革命成功，让穷人成为了社会的主人，但让穷人做主人并不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让所有的穷人不再贫穷才是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的穷人并未实现富裕的目标。
邓小平同志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改革运动，中国开始了从贫穷走向富裕的道路。
但我们的改革中却始终有着与让所有穷人都变成富人的目标对立的仇富心态，因此一提到“消灭穷人”就成了错误与罪恶的，“打倒富人”反而成了被社会与民众高度认可的共识。那么中国又如何能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并实现共产主义呢？如果贫穷不能被根除，穷人永远是一个阶级，又如何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阶级和消灭这个阶级本身呢？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要关心尚处于贫穷的穷人的利益。首先，要靠国家的转移支付；其次，要靠社会的帮助让他们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以公平竞争的致富条件与能力，让他们不再靠救助而成为富人。
然而一谈到住房，就会有人提出，开发商应为穷人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这是一种逻辑错误。商品房首先是交纳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的，难道要让市场中的开发商承担解决穷人住房问题的责任吗？这个问题已争论了多年，至今仍是市场发展的障碍。
住房本来应是梯次消费的过程，可先租后买，但如果不建立统一的租赁市场，同时用消费信贷抑制个人投资租赁性住房的行为，那么，不管是什么收入阶层都不得不挤进商品房市场买房。
梯次消费本来是先旧后新、先小后大的过程，但第二套住房信贷的新政却彻底打碎了这种合理的梯次消费之梦。由于第二套住房信贷的新政既不支持、也不鼓励民众进行梯次消费，民众无法利用信贷的支持实现先旧后新、先小后大的梯次消费，因此就不得不为降低信贷成本，在第一次购房时就买大房子，超水平提前预支未来。
所以，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消灭穷人”，将穷人变成富人，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的工作目标，消除一切有碍于这一目标实现的不利政策，将政策的路径与最终的目标相一致，降低不必要的思想观念与政策混乱的内耗，将全党、全民的意识统一为实现共同致富、建立小康社会上来，共同开创中国美好的未来。
我不是憎恨穷人，而是憎恨贫穷。“消灭穷人”的唯一方式不是仅仅给他们一些补贴，帮助他们度过眼前的困难，而是要有一套好的政策，能让所有穷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摆脱贫穷，从而进入小康社会发展阶段。
让中国不再有穷人，让所有的人都能自食其力地过上幸福的生活，这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引导。
（2008年1月24日）
投资与炒房
自国家对房地产进行调控以来，政策的主要矛头首先对准的是炒房团，先有对温州炒房团的攻击，又有对山西炒房团的攻击。炒房团在各个有投资机遇的地区、城市掀起一波波的冲击，每到一处都横扫一片，不断冲高房价。某些决策者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发誓要出台各种严厉的政策，坚决抑制这种投机之风。
但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种投资活动呢？至今都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而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猜测。
投资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固定资产投资，投资者把房子用于出租以获取租赁性收益，当房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时，通过转让以获取增值收益。投资者通常会选择待发展的区域进行投资，当区域的配套条件成熟、经营收益上升时，资产增值自然也就更高了。投资者既有选择商铺、办公楼进行投资的（眼前的收益会更高），也有选择住房进行投资的。住房投资的出租收益则要看地点、出租对象与服务条件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租赁行为，都解决了国家或市场不能提供长期租赁性住房的问题，让买不起房的人可以通过租赁解决经营和居住的问题。比如，开餐馆的人有手艺、有经营办法、有开餐馆的费用，但却没有买房子的钱，需要有人投资房产才能提供餐饮服务；比如，在国家不能提供租赁性住房时，一时买不起住房的人就只能先从私人手中租房住，而不必立刻购买商品房。
没有投资行为就不可能有租赁市场，也不可能创造居民财产收入。中国本来就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并不完全具备购买房产的能力，只能靠金融信贷的支持解决住房问题。住房的个贷政策恰恰给了投资者一种机会，投资房产就成为一种合理的投资行为。不但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是如此。
某些政策在打击这种投资行为的同时，也在打击市场的繁荣，让许多人无法自行创业。企业登记中不是要求必须有注册地址吗？房子就变成了必备的条件。减少了租赁性的投资行为，也就减少了创业与就业的机会。
住房市场也同样。如果国家政策与金融政策不能让政府和市场利用租赁性土地建设租赁性住房，减少了个人投资的租赁性住房市场，就只能提高租金的水平和扩大购房的消费群体，这不利于住房条件的改善，也不会缓解供求矛盾和降低房价。家庭总要有房子住，不是自行购房就是租赁房屋，一套房只能解决一户的居住问题。
也有人说所有的调控政策都是在打击投机性炒房。所谓的投机性炒房是指，投资者购买商品房只是为了换取房屋差价，而不是租赁居住，或者房子从来就没人住，投资者买完房，就在房价上涨时又卖掉了，但这种情况在全国又有多少呢？
在国际的统计中有房屋空置率一说，是指所有市场中房屋的存量（包括增量中已竣工的存量）有多少没有被利用。但中国的空置率被专用于指新增量中未销售的房子，与国际通行的惯例不接轨，于是只好再创造一个空屋率来统计存量中未被利用的房屋。
投机性炒房行为有多少就只好用空屋率来衡量了。过去曾有人用骑车在城中转一圈，看看有多少房子黑着灯的方式来认定空屋，以界定炒房的数量，后来有人用电表、水表的统计来替代空屋的统计。那么什么叫偶尔居住呢？比如有人就有“五加二”（每周的工作日和周末分别在两处居住）的生活习惯，是否两头都只能算空屋呢？还是看看人口与入户的统计数据吧！
2004年全国存量住宅的空屋率为，而2007年全国城镇的空屋率则下降到，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内，住房的实际利用率是极高的，出现空置率逐年下降的情况。这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政府为区区的而头痛。
�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