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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评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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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真实的价值观
人都爱听好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反映的正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态，因此人们见面寒暄的多是“过年话”。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见人生子多说望子成龙、恭祝未来的话，而说这个孩子早晚都会死的人定会惨遭痛骂，被咒为不得好死，等等。
生活中当然是多说大家爱听的话为最佳，至少是礼貌或显得亲热。但如果要辨别真理和讨论问题，只靠好话连篇、吹吹拍拍、一团和气，不但对认识、了解、判断问题不利，也无助于了解真相和探求真理。
对不同的文艺表达方式，人们会有爱听与不爱听、正面与反面的看法与评判标准。有人喜欢京剧，有人喜欢流行歌曲；同样有人认为昆曲好听而不喜欢京剧，有人喜欢美声而不喜欢流行歌曲。人们对“过年话”也有不同的理解，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乐意接受“马屁”了。
想用真实的世界来解释过去、今天与未来，就难免会有些与众不同的看法，而用什么样的语言将这些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则有着不同的说法。最简单的当然是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会伤及他人或被他人误解；当然也可巧妙地伪装，把真实的意思隐藏在华丽的辞藻后面；还可以用嘲讽、幽默或其他方式表达，而不管这种方式是否会让他人真正理解。而我对不同表达方式的喜好，大约就如同人们对京剧、流行歌曲或其他文艺方式的喜爱不同。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然也不能用京剧、昆曲、川剧还是流行歌曲来区别与评价，关键在于我们表达出的意思或反映出的内容是否被民众所理解与接受。或者不管大家心里是否接受，但至少不是马屁，至少对于说者是该说、想说并真实的。这种真实来自于理论、实践、经验、分析和不惧怕某些威胁的胆识，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
也许我的许多观点和想法是错的，或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有些片面；或许许多观点因媒体的断章取义而被扭曲了；也许许多问题直接与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规章制度有所冲突；也许许多事实并不被多数人承认或多数人根本就不愿接受；也许许多提法与措施会伤害一些机构或个人的私有利益……但我并不后悔，事实最终会证明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事实总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与对立之中被更多人所认识。
当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理论”时，在整个社会引起一片反对之声；当凡勃伦提出“社会生活习惯形成的阶级”时，经济学界也同样哗然；当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时，几乎被所有的国家和统治者封杀……但最终整个社会都将他们列入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行列，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对社会与人类的贡献。
不能说所有经济学家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能说他们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只有事后的几十年、几百年的社会实践才能最终给予他们应有的称赞。更值得称赞的是他们认真的研究精神、他们的科学态度，以及他们敢于提出不同于社会主流观念的突破。这背后的胆识，虽然不被许多人认识，但却是存在的。
“胆识”和“敢于”并不完全相同，敢于还在于“身正不怕影子斜”，在于观点、问题可以被讨论，但个人的行为却不能有污点。因为这个社会首先看到的是这个人的人品是否能证明其观点是干净的、纯洁的，而从来不会相信一个在生活和品行上不被社会、法律和道德所认可的人。
如果一个社会可以让人们的表达方式更自由些，让人们对文艺作品的选择更自由些，让更多人不仅仅局限于讨论应该用怎样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将重点转移到所讨论的观点本身，那么人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那些语言与文字背后的闪光点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的解放引导着中国的改革，造就了中国发展的神奇，也改善了社会的风气与人民的生活，将中国从贫穷中拯救出来。但如今这一标准在人们富起来之后反而被遗忘……最终社会还会回归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路上来。对与错只能靠实践，当然，也许实践过程是曲折并漫长的。
社会的进步恰恰体现在宽容的程度上。当人们不再就讨论问题的方式而纠缠时，当社会中的个人偏好被新的价值观所代替时，公允的评价体系将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平等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制度才有竞争中的统一，才能保证社会的自由与和谐。
任志强
2008年4月10日
推荐序一 仔细看看任志强
把很多东西通俗化、娱乐化或者网络化，是现在的大趋势，人多势众就能占上风是它的特点。任志强这几年惹来很多争议也是这种潮流的结果。
在我看来，社会上对志强的评论大概有几类，一是骂他，说他是“公敌”，因为他为富不仁，总是想抬高房价，不顾穷人死活；二是批他，说他口无遮拦，得罪人太多；三是想教育他，让他不要太较真儿，太钻牛角尖。虽然志强有时说话是比较直白，但我觉得那些对志强的评论太表面了。很多人对志强在过去几年来不断提出的问题甚至还没有仔细想想，就一古脑儿地怪罪到任志强这个人的品德和性格上去，因此争论就变成了没有意思的争吵，而不能给我们带来认识上的进步。我看志强这几年说的话，即使他用细声细气的客气语调说出来，也都会引发各种争论，如果志强不说出来，也会有第二个人说出来，即使没有一个具体的人说出来，社会上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也会长期存在，志强只是“有幸”成了许多争论的焦点。
虽然说地产界过去几年很娱乐化，但作为主角之一的任志强说的话其实很严肃，而且他所说这些问题也超出了房地产的范围。在所谓“穷人论”、“富人论”等看起来很伦理化甚至很情绪化的争论背后，作为一家企业的管理者或一个行业的代表人物之一，志强必须要面对一些很基本的、人们的普遍意识中还不能清晰定义的经济学概念，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同可能恰恰就是这些争论的根源所在。只不过当这些基本出发点反映到了“谁买得起房子，谁买不起房子”的时候，这些争论就偏离了方向。
任志强提到的很多问题不仅在地产界才有，而是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比如企业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问题；企业应如何摆正股东、客户、员工、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企业产品定位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市场在形成价格的过程中应受到多少监管和干预，政府政策如何在市场机制下发挥作用的问题；政府应如何做好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又不打乱市场自身的规律，如何让低收入的人也有房子住而又能保持地产行业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的问题，等等。
任志强是地产界里很用心的人，他其实是想在实践中回答这些问题，他从他的企业角度出发，做了很多研究，思考了很多。他本来可以仅仅做一个赚钱的地产商，可是他没有，他除了想搞好公司经营以外，还很努力地想把这个行业的内在规律搞清楚。志强这些年的思考和分析，逐步得到了更多人理性的关注，我也相信，志强在过去和现在把这些话说出来，不是想去得罪谁，而且因为他有了自己的观点。从这本书来看，他在几年前的一些看法，现在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对的。
我与志强曾经共事多年，知道他经历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环境，经历了公司从小到大、从产业经营到国际资本市场的过程，而且他很用心地研究了不同国家地产市场发展的历史和政策。他提出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前瞻，有人认为是过激，有人认为是改革，有人认为是片面，但志强思考和探索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凡是有意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地产业这些年发展的过程，有意寻找中国地产市场发展的规律，甚至想对未来中国地产市场的发展有些预期的人应该透过那些表面的争论更仔细地看看任志强。眼前这本书汇集了他近几年的观点和看法，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看看志强到底想说什么。
宁高宁
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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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二 任式野蛮（1）
中国企业界目前已陷入了一个语境尴尬的困局，任志强是一个代表人物。
2008年2月，我在冰天雪地的亚布力访问任志强。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笑容，我怎么逗也不行。他说刚刚读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觉得其说颇可自圆，他又问我，你可能读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可是你读过杜林的书吗？我则问他，你干嘛要把同行比喻成“苍蝇”呢？你为什么说“宏观调控是为了促进房价的稳步上涨”？我们的交谈就在这种莫名其妙的交错中磕磕绊绊地进行。
任志强是当今中国商业界的一个“怪物”，他创业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资历之老，堪比王石。当年王石在深圳倒卖办公用具的时候，他也在做同样的生意。他的华远地产在地产界排不进前50名，然而，他却是中国最出名的地产商之一。他的名气来自于肆无忌惮的“大嘴巴”。近年来，他每一开口必平地溅起一番波澜，精彩的“任氏语录”包括：“商品房只给中高收入者住，我不考虑穷人”；“房地产商人们是弱势群体”；“房地产就应该是暴利”；“开发企业同样受法律的保护，没有必要、也不应公布自己的成本”；“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小户型若跌价，开发商有权不盖房”；“中国应该分穷人区、富人区”……
因为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任志强曾被一家财经杂志称为“人民公敌”，还被网民评为“全国最该挨打的三个人”之一。有评论曰，“在房价已成焦点的大背景下，任志强顿成众矢之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他被冠以‘任大炮’、‘任大嘴’的诨名，其激起民愤之深可见一斑。任志强几乎成了‘黑心房地产商’的典型代表。”他最近的新论是“宏观调控是为了促进房价的稳步上涨”，很显然，这是一句没有人听着会顺耳的话。
2008年2月，当地产界的另一个领袖人物，也是他的老朋友王石提出“拐点论”之后，他又第一个跳出来反驳，甚至将之暗喻为“苍蝇”。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也许（拐点论）背后还藏着许多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秘密’，或仅仅是源于这些‘秘密’而做‘秀’。市场更不会因为有几只苍蝇在嗡嗡叫就改变其固有的运行规律，苍蝇也不会让“拐点”出现。”言辞之刻薄令人不安。在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与王石比邻而坐，我没有看到他们互动的景象。
为了访问任志强，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所有言论，让我意外的是，他可能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读书最多的人之一，他的言论被曲解和误读的程度之大让人吃惊。被炮轰的“任氏言论”大抵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论点自成一说，缺乏逻辑演绎”，譬如，他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适用不当和操作失误，将无法起到遏制房价持续上涨的目的，“人民收入还在涨，土地资源不能增长，这两头已经限制住了，那房价能不涨吗？”这些论点自有其依据和道理，然而一旦表述为“宏观调控将促进房价的稳步上涨”，自然会引起无数的歧义和无谓的争吵；第二类是“道理正确，多说无益”，譬如，“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这些话在某些时刻说出来，明摆着是带有情绪的、自讨没趣的“真话”；第三类则是没有深思熟虑的顺口言辞，譬如他说“房产品牌就该是具有暴利的”，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在欧美各国及中国，我们很少看到具有暴利性的房产品牌，甚至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富豪靠地产致富的人也从来没有超过5％。“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这也是一段颇可商榷的话，因为考虑穷人，并不意味着救济穷人。
在一向“娱乐化”的地产界，任志强并不是唯一的困扰者，譬如潘石屹、冯仑，甚至王石都遭遇同等尴尬。今年初，冯仑出版新书《野蛮生长》，在首发式上，他请来中央台的王小丫当主持人，王姑娘一本正经地问：“这里有几个词——管理、金钱、伟大、女人、政商关系……，冯总，您最想从中挑哪个词来阐述您的观点？”冯总毫不犹豫地说“我挑女人”。就这么一段无厘头式的对答，第二天上了各网站的版面。就在首发式后不久，我去北京访问冯仑。我先是让他猜一个人：“有一个同志，1957年出生，他15岁入团，20岁入党，27岁读完中央党校的研究生，46岁获得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早年写过一本书《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这个人是谁？”冯仑听着就一个劲儿地笑，他当然知道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然后，我问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说起话来老是很野蛮的样子？”冯仑的回答倒也直接，“我用博士的方式说话现在还有人听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推荐序二 任式野蛮（2）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家群体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述方式？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据潘石屹的分析，“任志强因为性格的关系，在周围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任自己的解释则是，“我更愿意说真话的原因则在于被欺骗的太多了。我不想被别人欺骗，自然也就不能去欺骗别人。说得多则在于，这个阵地你不用真话去占领，就会被别人用假话去占领。”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他一直对此颇为自得。
而我的疑问则是，当一个公众人物的观点老是被曲解和误读，那么，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任志强也许是地产界读书最多、最清醒的人，也是最有思考能力的人之一，可他又是最被批判、甚至最被妖魔化的人。这种巨大的认知反差构成了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而事实上，在当今中国，社会精英在话语表达能力上的困境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任志强不是唯一的，更可怕的是，即便是一些严谨的经济学家居然也开始用这样的野蛮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譬如“高学费有利于穷人孩子读书”、“公务员是改革的弱势群体”、“为富人办事，替穷人说话”等言论，无一不引起巨大争议。这些话乍一听到，痛感发言人的逻辑似乎已经错乱到了该住院的地步，然而，有心人认真细读，却恍然原来也是一些正常、甚至所论十分中庸的寻常之言。这种“野蛮”而颇有点“草根”暴力气质的语言方式已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一个正确的观点可能因为错误的表达方式而被唾弃和攻击；其次，社会精英对公众的愤怒发动反击，进而激发出公众的新一轮愤怒，造成新的更深的伤害。这种互为伤害的舆论互动，在缺乏理性基础的互联网上被成倍地放大，民粹主义的“逻辑暴力”与某些精英阶层的“语言暴力”，最终造成了一种紧张的公众讨论空间。
面对这种景象，对公众或互联网舆论模式进行批评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问题出在发表观点的公众人物身上。由于从来没有接受过代议文明的教育，我们的公众人物一直没有学会用一种理性温和、具有建设性的话语来跟大众进行沟通，他们更喜欢用耸人听闻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来挑逗大众，吸引眼球，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显得与众不同，才能展现自己的个性以及社会责任心，这种“气质”现在终于释放出了所有的毒素。
任志强曾经在博客文章中引述法国戏剧大师莫里哀的话，“大部分人是死于治疗而非疫病本身”。而事实上，他自己也正陷入了这样的尴尬，他的绝大多数观点之所以遭到炮轰和被妖魔化，不是因为观点本身，而是因为他的表述方式。
吴晓波
原载于2008年3月10日《经济观察报》
此类观点不可取
2004年9月，某刊物上登了一篇文章——《土地资源要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我认为文中有许多观点是不可取的。
文中观点之一：将香港的土地收益与内地的情况类比，寄希望于土地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来源。
香港与内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财政体系。香港依赖于高额的土地收入支撑财政支出，实现了几乎以单一所得税为主的低税率制度。为什么香港能吸引大量的外资并成为世界几大金融中心之一？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税收政策中的低税率，并且这个低税率中还有大量不在香港纳税的离岸公司。税收无法保证香港特区政府的基本运行，于是香港用高土地收入转代财政支出，也才能在土地的高成本之下用税收优惠吸引外资。
而内地实行的是高税收制度，税收已使各种投资的成本高于维持政府运行的合理支出，高于全球的平均投资成本。目前内地能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一是对外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土地和劳动成本较低；三是众多人口的市场容量。内地企业不存在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快速地提升土地的收益、加大生活与生产的成本，则不利于内地经济的发展。
投资者非常希望内地能在学习香港土地批租政策的同时，将其他税率降为与香港相同的单一税。试试看内地的财政是否能维持？如果我们的税收体制不改，有什么理由和香港的土地供给制度类比？把土地收益作为加大财政收入的做法并不可取，不懂的事就不要乱说。
文中观点之二：土地的增值收益不能再让开发商拿走，下一阶段就是要把开发商的土地收益拿回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这么恨内地的开发商，要真不想让开发商拿到开发的利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消灭开发商。这样就用不着发展市场经济，也用不着天天苦恼地想办法与开发商博弈，而是拼命地从开发商手中争利了。想让开发商投资干活，又不想让开发商赚钱，实在想不通。
中国现行的金融政策几乎让开发商拿不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发达国家的金融政策使开发商可以用各种方式融资，因此他们会成为不动产商，将大量的物业用于出租，并随土地和环境的改善取得物业的增值收益。而目前中国的开发商几乎全部是将房屋当做即时商品，一边生产一边销售，极少能产生大量的增值收益。开发商在取得土地之后到商品销售过程之间，除政策的因素和政府投资的环境条件改善之外，靠土地的升值增加的收入是少量的。开发商提前交钱取得土地，政府收取了出让金和市政费，难道不是用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土地效益吗？
我们的土地政策规定，开发商在取得土地两年内不开发的可以收回，开发商不可能靠土地储备升值去发财。开发商在取得土地之后就开始计算土地使用年限，长存的土地会随使用年限的缩短而贬值。开发商在产品开始销售时就预交了土地增值税，政府用税收的办法调节和限制了土地的增值收益，开发商怎么能将土地增值收益都拿走呢？
某些人大约认为房价只能是固定的，政府在固定的房价中利用土地的垄断多拿了一些收益，开发商就会在固定的房价条件下少拿一些收益。岂不知当土地价格提高时，开发商和消费者对房价的预期将会改变，房价会随着土地成本的提高和市场预期的改变而浮动。
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才造成了全国土地价格和房屋价格的高涨，才让房价与居民消费能力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
文中观点之三：政府拿土地收益作为搞土地一级开发的原始资本，并更多地用银行贷款解决政府土地储备。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土地的收益能否满足市场需求的储备量，政府有多少举债的能力，同时需要动用多少政府的部门与人力资源。因此，政府参与市场竞争一定是低效率的（否则就不用对国企进行改造了），一定是高成本的。
正是在这种政府土地储备的理论影响下，全国才出现了大量的违规征地、占地行为；才出现大量的土地征而未用的现象；才出现政府大量举债之下的政绩与形象工程。基础设施超前建设拉动的大量拆迁、征地行为，也形成了暴涨的消费需求，进而拉动地价与房价的暴涨。
如果可以用招标的方式放开土地一级开发市场，政府又何需动用土地收益和银行贷款去进行土地储备呢？按政府招标条件进行的市场化一级土地开发不就是政府的土地储备吗？
开发商很想用招拍挂的方式拿到土地后就盖楼，但事实并非如此。开发商拿到地之后还有立项、设计规划、开工招标等各种审批，大约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一级开发商根本不可能比二级开发商更了解市场，更熟悉产品定位，更不可能比投资者更能创造优秀的产品。
文中观点之四：由政府进行一级开发中的拆迁，避免开发商损害群众的利益。
政府是保护群众利益的最后防线，因此，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去委托或组织拆迁，而是应制定对群众的财产利益和生命安全有效保护的法规，并同时用法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不是去拆迁，而是去监督市场中的拆迁主体最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法规。当政府从具体事务中脱离时，才可能成为公正的裁判者和执法者，才能保证政府行为在无利益追逐条件下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何人所作，但我知道其中的许多观点是与市场经济相悖的，许多观点是目前市场中出现大量问题的根源。我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希望政府能正确地认识市场，并加强对市场的管理，而不是加大直接参与行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2004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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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倒退
2005年8月，央行从控制开发贷款和个人消费信贷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取消期房预售、实行现房买卖的建议，希望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方式，弥补银行无能力监管贷款和无能力控制内部管理的漏洞，转移风险的承担责任方。这一提议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对国际投资者产生巨大的震撼，一是误以为央行在代表国家核心管理机构发布一项新的政策；二是不知道中国的市场经济政策是否继续下去，或者将产生经济制度的倒退。
不到一周的时间，建设部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对央行的错误建议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并明确地指出，不采纳央行的建议，继续执行现有政策。
交易方式是经济制度的特征（经济制度决定交易方式）。
商品交易的方式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供求关系，或者说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二是经济制度，或者说是交易的背景环境。前者指没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及对应的供求关系就不会产生交易行为，后者指没有某种交易的必要条件就无法进行某种方式的交易活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恰恰就是交易方式变化的历史。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没有货币、市场和交易行为，人们必须立足于自我生产以满足各种需求，最多是在家庭内部或组织内部进行分工。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包括中国曾出现过的人民公社和大食堂。
当社会分工在一个局部内难以完成时，就在更大的区域内形成了生产与需求的交换。由于没有可以用于衡量等值的货币，交易首先按需求的程度和劳动产品的工作生产时间进行实物间的交换，包括劳动报酬的分配等都是以实物为基础。这种实物经济和分配方式不但在战争年代出现过，并一直延续到中国住房的实物分配，这种实物经济的落后交易方式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活跃程度，流通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附属品。
计划经济则是按人口生存和战争（维护政权）的需求，统一分配可动用的财力与资源，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生产，再根据供给总量不足的生产能力，用平均分配的方式去限制和维持需求。货币必须随着票证而生效，成为特殊市场准入的附属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首先要做的是货币的统一，让市场的交易成本与障碍降低，货币成为自由交易的基本与唯一条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货币价值观才体现出来，才随着各种票证的取消而恢复了特定的功能。
信用经济则是在货币化的基础上实现的，金融的作用也是在货币信用基础上实现的，中国早期的票号就是这种信用经济的体现。有了信用的制度保障，才会超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实物经济，出现契约式的预期交易，才开始有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出现了期货交易、银行的存贷卡和借贷卡，也包括债券、信托、保险、网上交易等一系列以契约、信用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和交易方式。中国经济也才因此能进入国际市场，用国际认可的交易方式融入世界经济。
央行的报告提出了从期房的预售退回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房交易过程，表面看这是产品交易方式的改变，实质上则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倒退，是取消契约和信用作为交易手段的市场产品销售的办法，是为防止银行风险而让历史倒退到一个落后的经济制度的建议。
中国是否因为股票市场的制度问题而取消资本市场呢？民航是否因为已售出机票的航班取消而中止机票的预售呢？中国是否因为出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问题就不再参加世界经济的期货交易呢？中国是否因为银行卡出现了各种问题就取消信用卡制度呢？
不管有没有预售制度，中国最终都可能实现现房预售，但前提必须是解决了供不应求的矛盾。现在相对较差的房子就在现房销售，这与是否从法律上取消期房预售制度无关。但如果从法律上规定不得用预售的方式进行交易，则是经济制度的倒退，是取消用契约与信用制度进行交易的一种建议。
商品在什么阶段销售本来是市场的事，任何预期的契约都同样会有契约的不完整性而带来的风险，但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因噎废食。政府要管的是特殊产品的销售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的技术标准等），并用法律保证契约的执行，或者说保证产品能如约完成并交付。银行信贷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关系，并非是交易的必要条件，就像有的开发商和消费者并不需要银行的贷款，他们全部的交易活动、交易方式和交易时间与银行的信贷业务无关，自然也就不存在银行风险的问题。
波音飞机不可能像电视一样放在柜台上现货交易，住房也同样会有预售制度，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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