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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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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的细节，而且应对年度财务预算进行归档。即使是这些小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我们对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机会又这样错过了。不幸的是，在忽视了更广泛的非法资金流动和逃漏税的情况下，通过承认针对恐怖分子和毒品资金的管制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避税港合法化了。这种没有触及离岸信托机构隐秘性根基的变革是一种失败，这意味着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还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这样的公司。
我们在次日清晨搭船离开
我在避税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税行业的政治腐败和破坏性活动的内幕。在此期间，每当面对与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门上司——泽西州首席顾问出现不合的境况时，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这种紧张状态有时候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我的部门毫无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续地超负荷工作时。我明白，我的经济顾问工作在外人看来就是将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岛外的朋友因我涉入这些事情而经常表示他们的不满。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97年，旨在通过将我的顾问工作角色约束在仅向高层政要进谏而非向整个州议会进谏，以此取消我的职业独立性的计划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在我40多岁时，我的两个儿子都到了上学年龄，此时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这个重重受限的职位上，还是听从我良心的安排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我并不喜欢离开泽西的想法。我已经在这个小岛深深扎根。当一条在小池塘里相对来说的大鱼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而且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我还是可以让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岛上电影协会的会长，而且为BBC泽西电台作影评。周末，我在泽西岛的西海岸冲浪，参加双体船航行比赛。我的妻子同样也在忙她的美术事业，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这个小岛。安于现状的诱惑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对我们的乔治风格的市区住宅刚刚完成修葺后，我们正想着要好好享受一下这项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对而言较舒适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泽西。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心反省，1998年1月，我辞掉了泽西公务员的工作，但同意干完6个月的公告期。我的辞职消息在《泽西晚间邮报》上刊登后，有一家猎头公司跟我联系，开出了两倍于我现在收入的价钱，希望我能加入一家离岸公司管理企业的管理团队。我知道这家公司，而且也喜欢它的管理团队，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它提供给我的这个机会。6月底，我们组织了一个“明晨搭船离开”的聚会，跟我泽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别，两天后，我们登上了从圣赫利尔到英国威茂斯的渡轮。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泽西岛北海岸的峭壁渐渐消失在雾气中，感慨我自儿时就深爱的泽西岛现在却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以前自称自己是泽西人，并曾为此感到万分自豪，可现在我却感到万分羞愧，这个岛已被那些将它滥用作避税港的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泽西由于泛滥成灾的汽车和难看的办公大楼变得过度拥挤、物价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经的社会意义和个性。就像有天晚上一位泽西州的前议员杰瑞·多瑞在圣赫利尔艺术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样：“泽西已经建立了希尔顿酒店会客室那样的社交体系。它已经成了一个为追逐金钱而日渐被人们疏远的趋利者集合体。”我岛上的朋友认为我离开泽西的决定实在是太疯狂了。也许还是有那么几个人理解我离开的真正动因。事实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与这个离岸经济体系有任何的关联，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认为我们就是通过助长其他地区的贫困和不公来挣钱的。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31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2）
我很快在位于伦敦和牛津之间的奇尔特恩丘陵（Chilten 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咨询公司的管理工作，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风险评估。但我与离岸避税港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结束。1999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给了我一项咨询任务，请我加入一个小组调查避税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报告《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于2000年6月发布，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于跨国公司有害的税收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不用说，泽西岛的政要和银行家都不会为我参与这些研究而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对小岛的抨击。”我在《金融时报》、《护卫者》和《世界报》这些国际报刊或者BBC的时事节目中对避税港的严厉批判都被视作对小岛的彻底背叛。而泽西州的公共宣传机构做得更过分，它们将我描述成一个充满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伦敦有两位BBC记者曾分别告诉我，他们都曾被泽西州高层警告说不许对我进行采访，原因是我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我才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我，泽西财政部——泽西岛金融行业的营销部门高级主管菲尔·奥斯汀曾联系她，含沙射影地说我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有联系。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个专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鲜明（Sun Myung Moon）所有的《华盛顿时报》上撰文诽谤我，滑稽的是，文鲜明在受到逃漏税指控时被宣判有罪。2005年，我扬言如果《泽西晚间邮报》的主编克里斯·布莱特不发文收回对我的性格和动因的诬陷，我将向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告发他。他立即认输了。所有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无聊的政治争斗，压根儿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税行业在受到合法调查时会变得怎样的气急败坏，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这些人都会搞邪门歪道；这里涉及巨额赃款；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家丑。
2002年11月，很多民间活动群体、学界人士、记者、金融专家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汇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讨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我随英国学术界和活动参与者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对避税港影响的深刻认识和广博知识以及他们创立一个民间组织网络以将我们关注的话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决定让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间，我们都同意设立一个机构以配合研究和活动。4个月后，在英国国会大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连线活动随后立即扩展到欧洲、美国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创立连线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详述了对资本外逃和避税现象的关切，60年后的今天，民间社团终于触及了导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持久贫困根源的核心。
客厅里的大象
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民权运动的鼓舞，在10多岁的时候，我便开始致力于全球正义事业，尽管目睹了离岸经济体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我仍然保持着这些理想。就像全球正义运动中的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我也相信增加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和勾销它们的债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采取措施同不平等和导致贫困的根源作斗争。这意味着要解决腐败、贪污、资本外逃和逃漏税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正是这些金融体系助长了上述行为的发生。由于有巴塞尔一号银行协议的优惠待遇条款支持，离岸银行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约束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也没有取缔以逃漏税为目的的离岸账户和信托机构。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估算，在过去10年中，大约有5万亿美元资金从较贫困国家流向西方国家，每年有1万亿美元脏钱流向离岸账户，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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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3）
避税港对犯罪、腐败和偷税收益大开方便之门，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流动总是从南半球流向北半球，从穷国流向富国，而不是像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反向流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建设资金，而必须依靠外债和援助为公共设施融资，这些资金本来应该由税收收入支付。拉美的很大部分财富都放在离岸区，这些财富处在离岸银行和信托机构的隐秘保护下，要么是全免税的，要么是大部分免税的，毫无疑问，如果不取缔避税港，减少贫困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上述很多论断在世界银行2006年关于减少拉美贫困的报告中得到了证明。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非洲和中东的情况更加糟糕，这也说明了长期失业、犯罪和社会紧张局势耗尽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这些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国的国力。这头特殊的站在客厅里的大象已经庞大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掌握在离岸区的11？5万亿美元财产可不是笔小数目，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一数目还在膨胀。
与国内权要的避税、腐败和贪污一样，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也完全被同化了，它们广泛地利用避税港偷税。例如，多年来泽西就被欧洲利用来进口香蕉和咖啡这样的初级产品。而事实上，寒冷、多风的英吉利海峡并不出产这些热带水果，但名义上这些贸易都经过了泽西，部分原因是为了将利润转到离岸区，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这些市场已被极小一部分垄断公司控制的事实。英国政府估计现在至少有一半的世界贸易名义上通过避税港，所以被非法转移的利润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阿根廷和巴西的经验表明至少有些消失在离岸区的资金将“绕回来”：这些资金被非法转移到了开曼岛或海峡群岛的离岸公司，随后它们又以对外直接投资的身份返回国内投资。这引起国内当局出台优惠税率、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此做法扭曲了当地市场，将国内企业置于不利地位。但在很多情况下，外逃资金永远地离开了本国而被投资于西方的国库券或大型证券交易所，或者瑞士、伦敦、佛罗里达和法国南部的不动产。
尽管将手提箱装满钞票也是洗钱的一个选择，但传真、电脑、因特网和复杂的秘密离岸公司及信托机构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被用来将黑钱转换成合法财富。面对越来越猖獗的非法资金流动，很多国家都试图对国际资金转移体系、无赖银行和避税港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但如果在提供有效信息交流方面的国际合作没有实现自觉化和全球化，对并行的避税港和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经济体没有采取合适的抵制措施，那它们的努力注定会付诸东流。一位研究洗钱问题的专家引用一位瑞士银行家的话说，追踪流经该国的黑钱的行动失败率为99？99％。这很让人吃惊，尽管在这方面瑞士不一定比其他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做得更糟。
精英们的反叛
在处理这些全球金融体系顽疾时的失败产生了一种法律无用、欠缺职业道德的思想，这种思想就像癌症一样在攻击市场体系的完整性和民主主义理想。那些遵守合法管理和道德原则的公司董事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平等的平台上与那些试图将合法避税利用到极致的公司违法者们竞争。全世界的税收负担正日益从富人身上转到中产收入者和较低收入阶层身上。为了首先服务于超级富豪们的利益，发明和改造了各种手段以方便他们窃取全球财富。富豪们成了与众不同的一群，特别是在税收事务上。大多数人将财产放在泽西、瑞士和开曼岛这样的离岸避税港。他们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们一心想着的就是如何保持富有。他们的财富可以自由流动，他们甚至能决定在哪儿缴税，或者要不要缴税。
地产巨鳄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只有小人物才缴税。当时，很多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震惊。到现在，事态恶化到这样一种地步：很多人都认为富人规避缴税。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4年8月曾说，设法对富人征税是没有用的，因为“富人们都挖空心思地偷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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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4）
其结果是经济和社会秩序未能也无法满足21世纪的福利和安全需要。在发展中国家，通过逃税和对资源的巧取豪夺来充实离岸银行账户，使国内滋生了普遍而长期的怨恨情绪，造成了大面积的失业、低水平的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匮乏。但这种状态也不是无药可医。很多此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各国政府间的有效信息交流对克服资本外逃和逃漏税问题有很大帮助。银行隐秘性所造成的障碍可以通过将主要的条款嵌入国际条约来克服。可以通过要求登记离岸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主要细节来降低其隐秘性。那些人因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赋予他们的权利而受益，因此他们没有理由不履行提供他们身份的基本信息的义务。可以采用全球框架体系对跨国企业征税，征税依据是创造利润所在地。像这些政策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实施。对那些想尽快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途径。
【注释】
①约翰·克瑞斯滕森，“备受关注的合作社运动新趋势”，《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马来西亚），1985年12月14日，第11页。
②“马来西亚银行与合作社危机的抗争”，《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英国版），1986年8月12日。
③摘自//al_qaeda？sitemynet？/alqaeda/id3？htm，2002年9月23日。
④马克·汉普顿，《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港——全球资本的风险》（伦敦：Macmillan，1999）。
⑤雷蒙德·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霍伯肯，新泽西：John Wiley & Sons，2005），第62页。
⑥引自《今日报》（This Day）（拉各斯，尼日利亚），2005年6月6日。
⑦《洗钱和外交腐败：爱国者法的执行和有效性——有关瑞格士银行的案例研究》，摘自美国参议院调查问题常设小组委员会编写报告，2004年7月15日，第28页。
⑧摘自？economist？/research/Economics/alphabetic，cfm？，2006年 12月12日。
⑨税收竞争联盟（Coalition for Tax petition）发布的新闻，2005年4月7日。
⑩西蒙·J·帕克，玛丽·E·德·博伊和约翰·S·左丹努维科茨，《国际贸易中因不当定价所导致的资本外流规模估计：俄罗斯—美国情形》，艾塞克斯大学税收竞争和合法避税研讨会报告书，2004年7月1～2日。
奥斯汀·米切尔和普雷姆·西卡，《驯服公司》（巴兹尔登，英格兰：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Association for Accountancy & Business Affairs］，2005年）。
《美国合法减税行业：会计师、律师和财务专家的角色——四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案例研究》，摘自美国参议院调查问题常设小组委员会编写报告，2003年11月18日，第15页。
奥斯汀·米切尔、普雷姆·西卡、约翰·克瑞斯滕森、菲利普·莫里斯、史蒂文·菲林，《避税港没有会计制度》（巴兹尔登，英国：会计和商业事务协会，2002年）。
“利伯曼说合法避税应该有经济实质以遏制因避税而存在的行业”，摘自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2003年11月18日。
埃伦·迪尼奥特，《保罗·马丁公司：关于避税港法律性质的60个论题》（温哥华：Talonbooks，2006）。
“你们的政府部门鞭长莫及”，刊登于《天眼》（Private Eye）“在都市”专栏，2006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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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区价格》（伦敦：税收公平连线，2005年3月）。
《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牛津：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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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资本主义的要害》，第172、173页。
K·古哈，“全球化：战利品的分赃——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们害怕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的‘粗放’增长”，《金融时报》，2006年8月28日。
同上。
“富有的逃漏税者这么说布什——是诚实的闪光还是口误？”太平洋新闻通讯社（Pacific News Service），新闻评论，露西·科米萨，2004年9月9日。布什总统2004年8月9日在安南戴尔的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演讲时所言。完整的引述是：“在税收方面，只需要记住，当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正准备提高某些人的税收，最重要的是，真正富有的人挖空心思逃漏税，这使得小公司业主最终承担了很重的税负。”
都是石油惹的祸。伊拉克被迫签订的石油共享协议将使伊拉克人付出数百亿美元的代价。格列格·穆特发现了幕后的真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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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1）
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
格列格·穆特
最终的“战利品”
一年前，当哈利伯顿公司的CEO迪克·切尼成为美国的副总统时，他曾描述过美国在强制石油供给方面的政策前景：“到了2010年，我们每天都要额外消耗5000万桶石油，这些石油将从哪里获得？……现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提供非常好的获得石油的机会，中东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和最低廉的开采成本，这仍是美国最终想要得到的‘战利品’的地方。”①
迪克·切尼的问题是这样的“战利品”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西方国家的控制，大多数中东国家将本国的石油工业进行了国有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外国石油公司投资的部分，伊朗的宪法禁止外国公司控股本国的石油公司。科威特政府试图把外国公司带进北部石油地区却遭到了国会的坚决反对。伊拉克，拥有世界上十分之一的石油储备，好像是最早开始转变的。如果伊拉克对外开放，那么它的邻居们也许在压力之下也会跟从。
这是西方石油公司渴望许久的景象。就在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久前，康菲石油公司宣布，“我们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储备（伊拉克），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分得一份。”
②壳牌石油公司则表示它的目标是“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实质性的确保能够长期存在的市场。”
③
丹·威特，一个个子不高的热情美国人，有着一头漂亮的经过精心梳理过的头发，看起来不像是个经济杀手，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如果不是他穿着正式的西装，你一定以为他还是个学生。他的一位同事说他“总是干劲十足”。对他来说一周之内去3个甚至是4个国家是家常便饭。他穿梭往返于华盛顿的家、伦敦的办公室、俄罗斯哈萨克的项目、利比亚以及别的什么地方。
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ITIC）是一个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宣传共同税务和投资政策的组织，作为它的领袖，威特表示：“我们的理论是能够吸引投资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比封闭性的政策对繁荣来说更有利。”
现在，在85个共同发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万的营业额。尽管展现了这样的商业利益，但ITIC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发展和教育基金”，并且在美国国内税务署是作为一家免税、无商业目的的组织注册的。“我们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和政策决策者分享我们的知识。”威特解释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个介于投资者和立法者之间的支持人。然而这家组织只对它的共同发起人负责，这些发起人赞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会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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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2）
在ITIC纯粹的“教育基金”的范围内，金权政体是明显的教育者，而政府则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都和威特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专家建议”来帮助它们的改革进程，把它们带入“最佳国际模式”的轨道。它们认为在经济上和下层基础上的决策已经不是政治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技术问题。并且激进经济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游说，而是简单的建议。
有时，这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道歉的话从来不会对伊拉克说。威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一个会面者说：“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会得到其中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伪善。”
④这句话突出的是“分享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通常令人感到尴尬的行为。在伊拉克，由于提出的建议有15万军队的支持，所以很难被拒绝。
ITIC并不是从事于公共教育，而是把焦点集中于官员和政治家身上。“公众总是很难被说服的，”威特解释道，“你知道，我们不做媒体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统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经验。他们并不单单停留在当前的政府层面上，而是将目标扩大到未来的潜在政府客户。这项工作在前苏联身上得到体现。根据ITIC的十年回顾，“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的高级税务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没必要了解我们，因为当他们作为杜马代表或政府部门的低级别官员或地区管理者的听众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了。”⑤肯·波特，雪佛龙海外公司的副主席，这样评价ITIC的角色：“在许多方面，ITIC就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私人版本。”⑥
ITIC的角色和它们的确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所有这些参加过世界银行项目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的顾问们全都没有真正在工厂工作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那么做了，他们就不会在一个捐赠代理部门做每年只有4。5万英镑（8。5万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对那些年薪仅仅只有8？5万美元的人的轻视使人想起了他对那些他宣称要努力帮助的国家的态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个富国，但它的人民却是穷人。”当我和哈桑·朱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间小房子里时他这样对我说。这种说法我也同意。尽管这座房子经过了精心的整理，但现在也很难租出去。一些墙上的墙皮已经脱落，有一些还有了裂缝。哈桑真的是相当的幸运，他已经在石油工业干了32年，月薪大约在200美元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付房租和维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据伊拉克计划部门的统计，半数以上的伊拉克人现在正处于失业状态。⑦同时，劳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万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⑧
哈桑是一个粗壮的石油工人，50多岁，说话的口气平静中带着威严，使人有一种想倾听的冲动。他对伊拉克的贫富状况的说法是对的。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土地——被称为“文明的发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富饶的土地上。现在的伊拉克就处于人类最先学会写字、发展农业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尽管水曾经是伊拉克致富的资本，但现在却是石油。所有的现代经济都依赖于此而建立。
伊拉克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将成为西方国家达成丹·威特的目标的主要障碍。哈桑·朱马是一个行业协会的领袖，这个行业协会是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区代表着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现在石油工人总工会正在第一线为守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同掠夺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跨国公司对抗着。哈桑认为，掌握本国石油储备的主权对伊拉克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石油必须掌握在伊拉克手中，因为石油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有巨大价值的自然资源，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要依仗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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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3）
威特的提升以及ITIC的诞生
尽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储备，这一点有大量的政策文件为证。⑨但他们却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们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结果，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被发现他们对战后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变。而他们的那些私人伙伴和基金会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丹·威特也从以前束缚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转变为右翼基金会和智囊团的一分子，在那儿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说出自己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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