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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诊中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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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想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今天要分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显然不是，否则美国和中国就应该是同样的劳动、同样的收入，可见有很多别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我们改革30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把这些因素抓住了。
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有100根香蕉，你有100个苹果，但我也喜欢吃苹果，你也想吃香蕉。我就用我的香蕉换你的苹果，一根香蕉换一个苹果，我就变成99根香蕉加1个苹果，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是100根香蕉、100个苹果，但我的财富增加了，你的财富也增加了，何以见得呢？我这99根香蕉加1个苹果，这1个苹果的价值是超过1根香蕉的，我是用1根香蕉换来1个苹果的，但换来的这个苹果不只值一根香蕉，要不然我干吗跟你换呢？或者说有一个人再拿一根香蕉想把我这唯一的苹果换回去，我不会干，你拿两根香蕉我也不干，因为我的香蕉很多嘛。也许你拿了5根香蕉，我勉勉强强给你这个苹果。这证明我这个苹果值5根香蕉，交换以前是100根香蕉，交换以后变成了104根香蕉，而且你也赚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2）
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两个人都同意交换，那就证明这个交换对双方都有好处，它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因为损害一方是不会同意交换的。所以凡是能够达成协议的交换，必定是双方同意的。双方同意就是对双方有好处，对双方都有好处，那就说明有财富的创造。所以要鼓励交换，消灭一切对交换的障碍，敞开所有交换的自由。我们改革30年的成功就在这里。而改革之前是不让交换的，也就把所有创造财富的路都统统堵死了。
一个双方平等、自愿的交换一定创造财富，而且这个财富是双方都在创造的。全世界有很多穷国，他们为什么穷呢？就是没有一个平等、自愿、自由的环境。就拿中国来说，我们在改革之前，又没有平等又没有自由，还做什么买卖啊？我们现在从事交换的人不那么绅士，有一些小人见利忘义，这是我们的大问题。在发达国家，都是绅士进行交换，大家很尊重对方，很守规矩、守信用，不胡来，这样一个商业环境财富就创造出来了。为什么美国人赚的钱多、中国人赚的钱少呢？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交换创造财富，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一个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从一方转手到另一方，一定是卖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低，而买方对这个商品的估价高。所有的买卖，都是从低价值估价的人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估价的人手里，绝对不是等价交换，等价干吗还要交换呢？一个社会财富的创造，就是因为各自优势的发挥，有分工，而且这个分工是发挥优势的分工。计划经济毛病在哪儿呢？计划经济也是有分工的，但不发挥优势，搞不清楚谁的优势是什么。现在搞清楚了，因为现在有价格在，干什么都要钱，你就有优势。有了价格，分工就不会错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价格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
可是，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换，它有很多制度性的保障，没有这些保障交换是很不可靠的。什么保障呢？第一是产权的保障，所有权的保障，我的财产不会随便被剥削了、被转移了、被剥夺了。这一点太重要了，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犯了错误，剥夺了某些人的所有权，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在继续犯这种错误。认为有钱的人就是剥削，就有理由去剥夺他，这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有钱人也要分情况，有的是靠贪污腐化来的，靠权钱交易来的，这又当别论了，他是没有财富创造的。我们中国的特点不是财富的转移，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是财富的创造。对于交换的认识已经确立，但这个问题不能说彻底解决了，政府还在经常干预普通人的交换。比如马路上摆一个摊，城管就来驱赶了。马路上摆摊，是在创造财富啊。为自己赚了一口饭，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对社会大有好处。当然可能妨碍了交通，或者破坏了环境，需要加强管理，但不能禁止他们。要饭的不创造财富，而是财富的转移。这种财富的转移，我觉得是很合理的，给有困难的人一点帮助是有好处的。但贪污腐化、剥削，那当然是不好。要讲什么是剥削，有没有剥削，我有一句话，“不是平等自由的交换就是剥削”。比如说拖欠工资、克扣工资、违反劳动法、加班加点不给钱，或者没有加班额外的补助，或者是工作场地非常不安全等等，这些就是剥削。没有这些问题，不可能会有剥削，你剥削我，我找一个不剥削的人去。市场是充分自由的、竞争的，那就不可能有剥削。 。 想看书来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3）
改革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
下面我说一说财富消费和财富生产过程中所有者的利害关系问题。
先说一说消费。我们花钱有四种情况：一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二是自己的钱为别人花，三是别人的钱为自己花，四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显然第一种情况是效率最高的，不会出问题。其他三种情况都会有问题。自己的钱为别人花，省是省了，但用处可能不对。别人的钱为自己花，用处可能是对的，但不会省。别人的钱为别人花，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要花掉的，要让它花得有效，就必须是尽可能变成自己的钱为自己花，不要拐弯抹角让别人为自己花钱。
我们以此进行分析，来看看改革以前和改革以后的变化。
改革以前，很多钱都是别人为别人花，即公有制。比如拿盖房子来说，国家要盖一些房子，计划部门设定一个计划，钱也拨了，这个钱就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计划部门控制这个钱，这个钱是谁的钱呢？是国家的钱。这个钱为谁花呢？为老百姓花。房建出来，不一定很适用，也不一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为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现在我们买房是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所以对质量就有监督了，房子不好我就不买了。再举一个例子，义务教育也是别人的钱为别人花。给你一个什么学校，你就上一个什么学校，你对学校不满意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钱是别人花的，别人做决定。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让教育的钱变成自己为自己花钱，即把国家的教育经费变成教育券，孩子的家长可以持券选择学校，这样学校就有竞争了，办得不好，人家就不来你这里了。
花钱的四种情况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我受他的启发，也提出了生产方面的四种情况，即用谁的劳动为谁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
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最典型的就是马路上的小摊，他们一定很努力，不会偷懒，不会贪污——都是自己的钱，没有办法贪污。他也不能降低质量，因为有竞争。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降低成本、增加劳动时间。独资企业和个体户都属于这种情况，也是最有效的，不需要监督。
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最典型的就是义务劳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劳动就等于义务劳动，你的劳动是为别人的，你的劳动成果自己看不到，全国变成了一个义务劳动的国家。你说好得了吗？
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赚钱，就是老板请人打工，打工的人是为老板赚钱的，而老板则要监督打工的，这里就隔了一层。民营经济的老板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办法，让总经理或者每一个员工关心企业的利益，比如说给他一点股票。
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国营企业就是如此。国营企业是国家的，雇了一批打工的，让这些打工的好好干，但赚的钱不是总经理或者厂长的，而是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关心劳动的效果，改革后把国营企业大部分都改成私营了，生产效率就得到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是靠着改变谁的劳动为谁赚钱这个最基本的关系。
我们要争取的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4）
最后，我想谈一谈关于改革开放的前景问题。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发展”。怎么发展？给老百姓自由就得到了发展，给人创造的自由、给人选择的自由。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什么是自由啊？是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显然不是，如果大家都为所欲为，那就糟糕了。一个社会好不好，一方面要看大家有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看大家对自己的自由有没有约束，这两点缺一不可。只有自由，没有约束，这个社会就乱了。过去的社会，一些人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侵犯你的自由。改革就是要彻底消灭这种特权。一个有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
这就又说到平等了。什么是平等呢？每一个人的自由一样多，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多，这就是平等。我们不能要求平等就是大家收入一样，但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约束是相同的，你不能做的事大家都是不能做的，你能够做的事大家都是能做的。因此，自由的另外一个定义，恰好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每一个人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特权的人来讲，你的自由就是以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为限，你要约束自己。
我们说什么是*？说了半天，生存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说到底就是没有特权。什么是*？就是没有特权，也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的一个前景。需要澄清一下的是，这里的特权是与身份相联系的特权，即把职务权利变成个*利。消灭了这种特权的社会就是一个*和法治的社会。
现场提问：中国有很多宣传上的问题，茅于轼老师会不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于中国文化习惯的选择？一个社会提倡做好事，可能就会培育出很多麻木不仁的人，等待一个人做好事。第二个问题，您经过那么多挫折，行动的动力是什么？有没有信仰？
茅于轼：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确实的把握来回答。我们的宣传强调无私奉献，这是不错的，但一个社会靠互相无私奉献搞不起来。我说一个例子，一个好心人在马路边上摆一个摊，给大家免费理发，他是无私奉献的。但是就有人来排队叫他无私，享受他的服务。这个人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些排队的人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们正好遇到就把事做成了。这个制度好不好呢？钱产生了很多毛病，因此就有人说，我们能不能构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用钱，就是互相服务就好了。你为我理发，我为你种粮食，互相服务，行不行呢？拿理发来说，如果免费理发，我上个星期理了，下一个星期我又来理，如果要收钱的话，我一个月理一次发。这就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社会的消费、生产要有效率，必须要有价格。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如果没有价格，分工不会发挥优势，劳动不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劳动成果会造成浪费。
你说我受到了很多挫折，我现在还挺乐观，受挫折是我个人的挫折，但是我感觉现在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了，这是我80年的观察。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追求现代化，花了160年时间。前面的130年什么事都没有干成，现在这30年干成了大事，所以我对此非常的高兴、非常的乐观。不仅是我，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他会对今天这个社会感到基本满意，当然毛病也很多。用这种心态对待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就好解决多了，再有二三十年，我们就成功了。对于过去那些找我麻烦的人，我不太在乎，现在有很多人也在找我麻烦，我也不在乎（现场掌声）。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有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5）
现场提问：您一直在努力维持的富平保姆学校，现在情况怎样？你现在遇到的官司怎样？您认为这样的努力与推动社会创造财富有什么样的关系？
茅于轼：我们五个人在2002年合资办了一个私立学校，帮助农村的女孩子进城做家政服务员。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呢？因为这个职业的门槛最低，而且待遇还是可以的。现在北京大概能赚一千块钱一个月，而且供吃供住。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已经有一万多人通过我们这个学校找到工作。最近我们学校出了一件事，我们的一个保姆看护一个小孩，小孩在客厅吐了一地，她就帮他换衣服、擦地，拿衣服去卫生间洗的时候，小孩自己摔了一跤，摔死了。非常偶然的事情，就打官司了，一审判我们赔53万，我们上诉，二审判我们赔47万。
我们除了保姆学校，还办了一个保姆公司，学校里毕业都到这个公司去就业。这个公司注册资本是3万块钱，要我们赔40多万块钱，当然是赔不起了。所以很多人就建议我们宣告破产，当然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本来钱就不多。但是后来我们这几个股东反复商量了几次，最后我们决定不破产（现场掌声），还是赔吧。
为什么要赔呢？我们核算了一下，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算的不光是个人的账，我们还要算社会的账。一破产，第一，我们这个公司有60多个员工，马上就失业了。第二，我们这个公司跟保姆和客户有几千份合同，一破产合同都作废了，造成的后果非常大。第三，我们这个公司是为我们的学生维权的，就是不让他的权利受到侵犯。我们的保姆没有一个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我们每一个星期组织她们到颐和园、故宫去玩，给她们散心，因为保姆这个工作很压抑的，我们还捐了10万块钱的紧急援助资金，她们家里如果有出事，偷盗或者受灾等，帮助她们解决这些事。如果破产，这些事都做不成了。我们跟各个省政府还有合同，他们输送人到我们学校来，一破产，这些都要完蛋了，社会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反复的衡量，决定赔这笔钱。这笔钱从哪儿来呢？现在我们学校有差不多十几万块钱的节余，还有十万块钱的紧急援助资金，加起来有20多万。还缺20万，由我们股东大家凑钱，现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柳传志捐了一万块钱，张维迎也捐了一万块钱，还有很多人，目前已经有4万块钱。我们还要办下去，我们要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个人做一点牺牲也是值的，从整个社会来说财富是增加了，这是我们的信念。
现场提问：茅老师，您是不是觉得现在社会上仇富的心态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对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什么网络上现在会对主流经济学家骂成一片呢？
茅于轼：我们改革成功的原因，就是市场交换，而市场必然造成的后果，就是有的人冒富了，有的人落后了，但收入也有提高，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收入都提高了，但是提高没有其他人快。我就说了，解决贫富的问题，只有两条路，第一条增加财富的生产，第二条合理财富的分配。什么是合理分配呢？我们经济学家出的主意，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应该让最穷的人得到比较多的分配，比如我反对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对谁有利呢？现在在北京要抽签，请问这种办法，能增加财富的生产吗？能合理财富的分配吗？抽签分配不利于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合理分配，所以我是反对的。
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6）
尽管很多人对我不满意，想买经济适用房的人说你反对经济适用房，侵犯我的权利，但是我不得不讲这条路是错误的。我觉得搞了几年，我们还得回过头来，很多意见，表面看起来是对穷人不利，但是其实对穷人是有利的。比如说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念大学的大多数人不是穷人，穷人只占10％、20％。
现场提问：那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呢？
茅于轼：我说学费要提高，因为大部分上大学的人不是穷人，这是一个理由。那么提高了学费以后，是不是穷人更加上不起了呢？不是的，提高收入帮助穷人。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用电是补贴的，穷人要用电，所以要有补贴。但是我们就赞成电价上涨，穷人就说你们这些混蛋，我们要用电，你还要让它涨价。但是，大家知道，穷人一个月用多少电啊？十几二十度，顶多三十度，富人一个月用多少度电？三百度电，你补贴给穷人还是富人了？你是补贴给富人了。所以我们主张电价要涨，穷人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上大学用贷款、各种帮助的方法解决，而不是降低大学的入学费。这些意见对社会是有利的，对某些人是不利的。这就是道理。
主持人：其实就是通过提高学费，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因为低学费，只是让其他不穷的人也搭了这个便车。
现场提问：首先祝茅于轼老师更加健康和长寿。现在中国很多人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标准下降。在西方，人们有宗教上的追求和约束，对人的内心和良心进行引导。那么如今中国传统文化在没落，而又没有其他方面的信仰可以引导中国人，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茅于轼：我很赞成用宗教的方法提高道德。虽然我本人不信教，但是我观察了很多国家，宗教对于提高道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看是什么宗教了，要宽容的、向上的这种宗教。宗教搞得不好也会出现危险的，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训。所以我希望是一种宽容、和平、有利于大家健康的一种宗教。
现场提问：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因为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您所从事的小额贷款和他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茅于轼：相同的是我们都不要抵押、不要担保，很容易可以借到钱。还有我们的利息率是比较高的，孟加拉是20％，现在我做的是18％。不同的地方，他主要是针对妇女，90％以上的客户是妇女，而我们这个是男女平等的。还有他的要求，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要还款，我们没有这个要求，我们是一次借一次还。另外他有联保的制度，几个人开会互相担保，你不还我得提醒你等等，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我们是个人负责的，没有联保。应该说这些方面，我们对贷款客户的服务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的规模非常小，到现在为止，一共大概是四五百万块钱，他有几十亿美金，他的客户有700万，我的客户有二万人，不能比。原因就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控制太严，我们希望金融管制可以放宽。
现场提问：茅老您好，听您的讲座非常开心，我感觉您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最大化，那么对我们自身科技的积累以及对民族支柱产业的建立会不会带来冲击？
茅于轼：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经济学家就讲财富的创造，很多别的事我们不是专家，但是我要讲一条，没有经济基础很多事也干不成。回想我们在80年代初，我们想做很多的事，都做不成，简单一句话，因为没有钱。但是现在我们多有钱啊，现在没有听说一件事没有做成是因为没有钱。在30年之前，根本没有可能。所以，财富是支持一切活动的基础，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非常对的。
我不是说其他不重要，而是说别的发展要有经济基础，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很穷，老百姓还生活得特别丰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同样一个财富水平，老百姓的感受不同，这个跟文化、历史都有关系。我们现在确实钱是不少，但是大家的心态好像不太好，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其实中国文化有很好的传统，我们不应该陷入到这种困境里。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对，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和谐社会就不要搞斗争了，也不要搞专政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尊重，我们要珍视这样一个难得的复兴机会，把中国搞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1）
主讲：丁学良
时间：2008年1月19日
人物简介：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现代世界里，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影响力、命运的已经不是天然赋予的条件，而是这个国家人的素质、能力，他们所发展出来的体制和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形成一个热门。我用两个最基本的指标来说明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成为热门的话题：第一，以前不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几年开始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很敏感的标记。第二，国际上有相当一部分的普通公众开始谈论中国威胁（我的看法是宁可被人看作威胁，不要被人瞧不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我觉得有一个在观念上很模糊的地方，就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同时也缺乏国际比较的视野。
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8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有1/4的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在86％，这是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大的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这样的水平。对于这样的持续的高速度增长，传媒界、学术界等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崛起”。我一直主张把过去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再崛起，而不是崛起。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差一个字，含义不一样。
为什么是中国再崛起
为什么要用“再”？那是因为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领衔人是经济史学家Maddrson），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比如有一个人把中国、美国、欧洲四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大块进行比较，发现1820…1830年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时期，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占2％，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一半。后来由于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仍按照常规发展，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是435美元。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GDP占到全世界6％…7％，这是按照国际美元价格来算，如果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65％。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中国过去将近30年经济高速的发展只能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而现在还没有崛起到历史上的高度。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几个时期，那时中国不仅仅是为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且是为全世界提供多种多样的非物质产品，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那时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文明样板，一个是古希腊，一个就是古代中国。提供物质产品很容易，而为全世界提供非物质产品才是最伟大的，因为这是改变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讲香港公务员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而这一制度又是从英国来的。在西方，人家马上就讲“如果古希腊是全世界古文明*的摇篮，中国就是全世界理性行政体系的摇篮”，最早对此感到惊讶的是原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到了亚洲之后，发现中国的制度太先进了。因为当时欧洲还没有像这样全国范围通过考试来筛选官员的制度，然后东印度公司就把中国的体制引回欧洲，加上现代的因素，就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起源。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再崛起（2）
那个时候中华文明具有一种整体的投射力。不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多大的成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具备中华文明历史上的那种对外的投射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其他方面还比较薄弱。这是我强调“崛起”和“再崛起”有区别的最重要原因。
决定国家地位的是制度
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具有世界的投射力。为什么这样讲？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前不久在西点军校演讲，强调美国21世纪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乃是美国怎样在全球的范围内用非军事的软慑力，在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对美国的敌视。讲硬慑力，美国不是哪一个可以比的，有报告称，到2005年时世界上第一核力量美国已经领先第二核力量俄罗斯80％。
再一个就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这本书讲一个国家怎样获得大国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看两段历史记载，一段是看美国是怎么兴起的，另一段是看在1850年以前中华帝国是怎么兴起的。现代史，美国是最好的证明，古代史，中华帝国是最好的证明，怎样成为一个顶级大国，打遍天下无敌手。顶级大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主义，即能够用不同种族、不同区域、不同性别、不同宗教团体、不同政治团体的才能为大国兴起提供基本的动力。强调多元主义是美国兴起和中华帝国成为顶级大国最根本的文化体制优势。
美国硅谷就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活样板。那个地方最好的IT人才，无论是做技术、开发、金融、风险投资、推销，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为什么在本国成就不了奇迹，只能来这个地方成就？因为这个地方给了制度上、文化上、社会上最大的多元主义保护。在这种多元主义下看人类历史，汉唐时代的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表现，中国人的人种文化、地域来源非常之多，涵盖的区域是整个欧洲。这些人原来不是来自一个国家，慢慢接受了中国的概念，就是因为文明有整体的优越性。
中国人讲强国，着重的只是有形的因素，比如领土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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