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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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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还将弟弟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科拉弗拉特公爵（Kolowrat），并请求他的秘书转达一个口头的请求，“几乎是他在去世前一刻最后的心愿了……”，也就是希望总顾问的事能顺利达成。
梅特涅在回信中表达了同情与悲伤，言辞恳切而友好，并且还说他会好好考虑对莱昂内尔授职的事。所罗门对他的关怀表示了诚挚的谢意，高度评价了他的善心，并认为这是他们之间友谊的神圣见证，将被永远珍存。
“尊敬的阁下，”所罗门接着说，“您不难感觉到，他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有多么沉重。在他患病卧床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会随叫随到，去倾听他在生命中最后这些日子里的心愿和嘱托；可以说，不管什么事，他对我总是绝对的信任。在临终的前三天，他告诉了我将在遗嘱中列出的一些想法和愿望，然后我根据这些想法帮他写下了遗嘱。
“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其他几兄弟以及整个家族而言，都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们的悲痛，只有上帝才能化解，只有宗教的慰藉能够缓解我们的痛苦。这段时间里，如果我因为过于悲伤而情绪失控、喋喋不休的话，请阁下一定要谅解；我知道，仁慈善良的您肯定会理解并赞赏我的悲痛之情。
“考虑到您给我提出的友好的建议，我或许也应该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在这个不幸的时刻，能被大家选出来与您联系，我感到很庆幸——不仅逝去的弟弟对我的忠心坚信不疑，其他几兄弟也非常信任我，所以才放心地把事情交给我去办理。扪心自问，可以说，他们永远也不必后悔这么做，因为我尽到了作为一个兄弟和一个朋友的职责，在处理一切事情时都公正无私，不偏不倚。
“事实上，之前，关于接下来三年中的一些事情，我们已经拟就了一些协议，其中涵盖了每一个可以想到的细节，就等着大家签名了——因为当时都还相信我们生病的兄弟总有一天会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恢复过来的。然而，我们期待的事情最终并没有发生，命运之神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他请我与他的儿子们将协议做一些改动，条件之一是协议在未来五年之内不能被废除。现在，他吩咐的这些事都已经办妥了；我将备感荣幸地向您呈上这份修改后的协议，您一读就会发现哪些地方在发生这场不幸之后改动过的。
“内森·罗斯柴尔德企业的经营模式将不会有丝毫改变，所有的子孙们将凝聚成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一票的发言权。在将来的五年里，我们四弟兄以及内森留下的旗下的几个金融中心都不容触犯；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从我们的商业资本中提取一分钱；并且，同时我们还规定，个人从利润中抽薪的比率由4％降低到了3％，以期在未来的五年中，我们的生意能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另外，我们不希望年轻的一辈涉足风险投机的活动。
天才内森的陨落（3）
“我三弟估计，在一生中他给过孩子们大约80万英镑，他还留给孩子们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只要经营得当，就会像摇钱树一样，让他们一生都受用不尽；因此，除去在总公司里享有的份额，他给每个儿子留下了价值15万到20万的遗产。在临终的时刻，他通过长子对其余几个不在身边的儿子留下了嘱托，希望他们努力工作，使这份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业不要受到威胁，还特别叮嘱他们不要参与任何风险交易。他还留给了他们许多智慧的忠告，让他们远离邪恶之人，永远秉承美德、宗教与正义。他还说，现在，他将离去了，所有的人都虎视眈眈地想借此混乱之机来赚我们的钱，因此大家一定要万分谨慎；他儿子的遗产被多分或少分并不是他最牵挂的，最让他揪心的是他们能否永远团结一致。
“他是在大家关怀的注视下安然离去的；在他离去的前几分钟，神父给予他宗教的最后抚慰，他对我们说：‘其实，我也许不必做这么多祈祷，因为，请相信我，我没有任何罪过。’在我女儿贝蒂要离开时，他还用最正式的英国礼节说：‘永远晚安。’就这样，在深爱他的众人的陪伴中，他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在弟弟去世那一刻，所罗门心中对这个三弟曾经怀有的不满与冷漠都像阳光下的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了。此时此刻，在强烈的家族观念之下，人们互相之间的恩怨、嫉恨都不复存在了；这是犹太民族独有的特征之一，在这个家族里，这种思想则是由家族创始人老梅耶·阿姆谢尔苦口婆心地向他们灌输的。内森去世后留下了四个儿子，其中最大的是莱昂内尔——他接任父亲成了伦敦银行的负责人。就这样，从他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开始从父辈肩上接下了担子。
他的遗嘱容易让人想起老梅耶当年的临终嘱托，充满了威严，同时又流露出对孩子们的温情和关怀。遗嘱中每一条的内容都很笼统，并且尽量避免提及遗产的价值等问题；他着重于指导经营之道，以及在将来的五年中如何按照协议要求去处理好大家伙儿之间的关系。
“我衷心地希望，”内森在遗嘱中写道，“我的儿子们能够将我在伦敦的生意顺顺利利地做下去，并且能够在他们的叔叔们的指导下，与其他各处的企业保持紧密而友好的联系；希望你们一直齐心协力，在这个协议到期时能继续签下另一个五年的合作方案。同时，我还叮嘱儿子们要时常听取这些经验丰富的叔叔们的建议和教诲，要不懈努力、勤勉专一，在已有的坚实基础上为家族的福祉和声誉添砖加瓦。我将会请求遗嘱执行人和其他在伦敦和法兰克福的亲友们帮助达成我人生中最后的遗愿和遗嘱。由于我的去世对于其他分支企业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请不要对外界泄露太多的信息，更不要让遗产账册之类的东西落到了媒体手中。”
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外人讨厌的深究，也避免了成为公众话题的中心——毕竟，他们是一个大家族啊，家业遍及了整个欧洲；所谓树大招风，然而他们并不想引起外界过多的关注。于是，政府也没有怎么插足，尽管去世的这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里曾为政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帮助，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奴隶制被废除，政府要为奴隶主们进行巨额补偿，还是他为他们提供了1500万英镑才救了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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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最大的损失
对于整个家族而言，内森的离去实在是不可估计的损失。海登（Heyden） 曾这样评价他：尽管内森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但却被整个家族视为无可争议的领袖，哥哥弟弟们总会顺从地听取他的建议。他还主管着家族所共有的那笔巨额财富的使用权。
古茨柯夫（Gutzkow）这么说他：他满怀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做的每一件事都规模宏大，引人注意。内森是这个城市的传统与财富的杰出代表。人们对他既敬佩又忌惮；在认识他的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商业天才。他自己向来崇尚勤勉。有一次，在与一个朋友的谈话中提到孩子们时，他就说：“我希望他们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思想、灵魂、智慧和身体——因为这样才能得到幸福和快乐。”
这些话与他的性格完全符合，同时也应验了一句古话：幸福源于勤劳。
在伦敦，内森是一个家喻户晓、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今，在伦敦证交所里，内森曾经习惯倚靠的那根柱子还被做上了标记呢。他身形健壮，双肩厚实；站在那儿时，总是将双手深深地插进裤袋里，明显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实际上，他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把一切尽收眼底。他回答问题时总是喜欢用单音节词，给出简短而明确的指示。他很清楚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对于那些奔着他财富而来的阿谀奉承，他从不为所动。看着在自己手里流来流去的金钱引得芸芸众生趋之若鹜，他甚至渐渐地有些开始鄙夷人类。
内森的遗体被从法兰克福运到了伦敦，停放在圣斯威辛街（’s Lane）的家中。葬礼于1836年8月8日举行，这一天的仪式充分彰显了内森在这个国家所享有的显赫地位。跟随着棺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群身着白衣的犹太孤儿们，后面跟着各个大国派来的代表，还有英国的市长、司法长官、市参议员们。整个伦敦都轰动了，人们都好奇地拥到街上去一睹这个盛大的葬礼；人群太多了，以至于都没法维持秩序。而仅在40年前，这次葬礼的主角第一次离开法兰克福来到伦敦时，他还只是个一文不名的犹太小商人。
为了确保内森去世的事得到适当的公众关注，所罗门颇费了一番力气。他安排在《辩论杂志》（Journal Des Debats）中登出了一篇充满溢美之词的讣告，后来又将这同一篇文章在其他报刊里发表。他让古茨柯夫帮助处理这件事，古茨柯夫答应了，并于1836年8月12日写信给《奥格斯堡总汇时报》（Allgemeine Zeitung）的总编辑科尔布（Kolb）：
“负责维也纳事务的所罗门近日交给我了一篇关于他弟弟的文章，此文已经在《辩论杂志》中登过了，他希望能在贵报里再次刊出。我已将该文翻译好了，如果能在贵报得到一席之地的话，我将不胜感激。至于内森与梅特涅的关系，我想我也许不用在这里多说了吧。”
内森的去世自然而然使罗斯柴尔德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他那不言而喻的领袖地位传递给了驻扎于巴黎的五弟詹姆斯；从此以后，凡涉及西班牙的事情，他们不再唯英国的马首是瞻，而只是出于对汞矿利益的考虑，做出最小限度的让步——毕竟汞矿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益啊。另外，大家都认为不应该再向西班牙倾注更多的精力，因为门迪萨瓦尔看起来很不成器，早已声誉扫地，西班牙在他的手中正越来越接近崩溃的边缘。
西班牙战局的变化
罗斯柴尔德家族出于对这个国家暗淡前景的考虑，大大缩减了在西班牙的投资，这让梅特涅非常满意。内森的儿子们，想要尽可能地站到奥地利一边，于是，为了确保在领事馆的地位，他们郑重地告诉冯·胡梅劳尔：他们再也不会与西班牙有任何瓜葛了。“对方已经开出了各种各样的条件，”他们对他说，“来吸引我们负责发放下一期的西班牙债券利息，但是我们决心已定，再说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个人插嘴道——“以前我们也没有管过利息的事。”
“早前的利息，”胡梅劳尔评论说，“一直都是从罗斯柴尔德那里贷款才得以维系的；现在看样子从西班牙公众那里吸钱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只是有出无进，连原先的投资都不大可能收回来，他们当然是心灰意冷了。”
此时，西班牙一直在不断地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使得局势越来越白热化。门迪萨瓦尔已于1836年5月辞职；同时，那个夏天，唐·卡洛斯一路高唱凯歌；并且，在摄政皇后的宫殿附近甚至爆发了一场起义。1812年宪法在武力威胁下被迫接受，皇后百般无奈，甚至时不时地想过一走了之。就在这举国动荡的大潮之中，国会于1836年10月24日召开了一次会议。
然而，遗憾的是，卡洛斯并没有在这个大好时机里一举成功，皇后手下一员大将埃斯帕特罗（Espartero），在1836年12月对卡洛斯进行了成功的反击，扭回了败局。不过，在那次战役的前半部分，皇后军队的集中突袭并没有占到上风。
梅特涅始终很不放心地关注着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西班牙的态度，并嘱咐阿波尼公爵随时向他报告情况。不幸的是，这个懒惰的阿波尼并没有向那些有可靠消息的人去问询，为了省事，他总是直接去问詹姆斯本人，或者听一个名叫克林德沃特（Klindworth）的间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政治骗子——胡言乱语，这人尽管收了他不少佣金，但提供的消息却没几句是真的。1837年3月，阿波尼伯爵又与詹姆斯进行了一次谈话，詹姆斯说他们从汞矿得到的收益已经大大增加了，不过政府要求相应地把提成再增加200万法郎。他还说驻马德里的代理人一再地请求他们接受政府的这一提议，另外还祈求他不要停止对驻扎在巴黎的西班牙军队的军费支持——他每个月自己掏腰包支付他们8万法郎，从没得到任何回报。
罗斯柴尔德家族驻马德里的代表威斯维勒（Weisweiller）声称，如果詹姆斯停止这项资助的话，他就会被马德里人驱逐出境，收益巨大的汞矿也就不再属于他们了。这些言论暗示着：无论如何，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西班牙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那个汞矿而已，毕竟西班牙的财政已经滑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它的公债市值只有初期发行价的20％到25％了。
6月的时候，战局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卡洛斯一度甚至打算向马德里进军；1837年5月和6月是卡洛斯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一变化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巴黎企业分支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就怕“国会的那些魔鬼”在阿尔马登矿场的问题上为难他们。罗斯柴尔德家族觉得不管怎样，与国会总是有商量的余地，但如果卡洛斯取胜的话，那么一切都完了。6月末时，法国总理曾与惊魂不定的詹姆斯一同进餐，后来，总理与代理阿波尼伯爵的冯·休格尔男爵（Baron Von Hugel）谈起了席间的情形：“罗斯柴尔德先生完全被即将可能发生的损失所困扰，最令他烦恼的就是汞矿的事了——他预感卡洛斯肯定会从他手中夺去这笔人人垂涎的生意。这些人啊，纯粹是追逐着金钱和利益，当利益受到威胁时，就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了。”
不久之后，莫勒（Mole）在报告中提到詹姆斯时说，他没有怎么掺和西班牙的事，看来他不像“前一个罗斯柴尔德”。在巴黎的所罗门更是语气坚定地说，任何人——至少他自己——再也不会借给西班牙一分钱了。
相互依赖的政治与商业（1）
尽管梅特涅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以礼相待，但他心底的厌恶却在与日俱增。他手下的人还截获了莱昂内尔从伦敦寄给他叔叔的一封信。信中说：由于卡洛斯军队渡过了埃布罗河（Ebro）而导致的不利影响，英国的统一公债和西班牙债券都大幅跳水，整个金融市场的前景非常不容乐观。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那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也都是由眼下的战场局势引起的。目前唯一可做的就是保持耐心，上帝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非常不愿意，”莱昂内尔写道，“谈及具体的情况；贵族们总是受到庇护，不可一世，所有的政治活动和政府采取的那些愚蠢的措施无一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现在最佳的对策就是保持冷静，等待局势明朗了再采取行动。今天，据说卡洛斯的军队已经渡过了埃布罗河，可能很快就会在那不勒斯引发骚乱。今天，比利时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们，鲍灵先生（Sir Bowring）已经前往那不勒斯去参加一个官方会议了。我担心如果奥地利军队开进那不勒斯的话，路易斯·菲利普迟早也会被迫参与进来。证交所受此影响，在快收盘的时候突然价格大跌，我只怕更坏的消息还在后面呢。我相信英国人会逐渐地向市场抛售债券，这必然会招致一些可预见的后果。不过我们还是抱着最好的希望。”
看到这封截获来的信之后，梅特涅立即将它寄给了奥地利驻那不勒斯的大使，让他将这个可疑的使者看紧点，并且向他报告那不勒斯革命的近况。
之后，《临时报》（Temps）登出了关于奥地利要干涉那不勒斯革命的文章，这使梅特涅大为恼火，出于对所罗门的考虑，他写给休格尔一封信：
“请你，”信里说道，“把这封信读给所罗门·冯·罗斯柴尔德男爵，我知道他为人诚实坦率、立场坚定，所以才考虑要让他知道。
“众所周知，詹姆斯男爵与蒙塔利韦大使（Montalivet）关系很密切，而这位大使对《临时报》的编辑政策起着决定作用。现在，该报很不负责任地登出了一则虚假消息，说奥地利有意派军队前往西班牙；这必将使得法奥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它必须对此给出一个说法。更可气的是，这个消息一出来，就有一种评论，大意是说：奥地利在出兵方面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奥国在做有风险的事时总是三思而后行，没有把握的话他们是不会这么决定的！
“将捏造的消息公之于众，这对于一份报纸而言是相当危险的，更何况是这么轰动性的消息；并且，我们也知道该报社与法国政府联系紧密。他们这是在鼓动内讧、煽动起义，然而却把我们这样一个和平、庄严的政府置于尴尬的境地，沉默也不妥，表示抗议也不妥。如果说《临时报》与法国政府没有什么牵连的话，这件事也就无足轻重了；我会像对待一般的谣言一样将其置之不顾。可是这次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相互依赖的政治与商业（2）
“我希望所罗门男爵在私底下能将我的这些话告诉他的弟弟，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类似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其实这样做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有利的，因为四处都在议论纷纷，说这些文章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投机活动才专门谋划的。没有人比我更鄙夷这种造谣和诽谤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原因。所罗门男爵一向都很了解我，所以我也不必说太多了，他肯定会明白我的态度。只要你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
休格尔把这封信读给了两兄弟，觉得他们都已经听明白了，尤其是詹姆斯——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在牵扯到政治的事情里，他的手段确实有些拙劣。然而。詹姆斯并没有梅特涅所想象的那样容易悔过，不过在被人问到的时候，他还是假装自己很后悔。
实际上，那不勒斯并没有发生骚乱，只是，对于到底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怎样与法国政府联合起来引领顶尖报纸的做法，可以从这件事里窥见一斑。
在1837年接近尾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西班牙又一次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手们的煽动下，一些人开始质疑两年前所签订的那份汞矿经营合同以及后来所做的改动是否正当。罗斯柴尔德企业驻马德里的代表威斯维勒想尽了千方百计以证实合同的有效性。在众多反对的声音当中，曾为这个合同与罗斯柴尔德企业进行过激烈角逐的祖卢埃塔公司（Zulueta）提出了一个很有力度的事实：当时罗斯柴尔德企业一开始的报价只有50里亚尔，但是在后面附了一条，说别人出54的话，他们就出55这种做法是极不正常的。
情急之下，罗斯柴尔德企业驻马德里的代理人请求英法两国驻西班牙的大使给予帮助，这些人对他们一向都是鼎力支持的。西班牙政府也在国会上宣称，这份合同对他们国家非常重要，也为其财政立下了汗马功劳。
“尽管搬来了许多救兵，”阿波尼伯爵在报告中说，“但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仍然心急如焚，生怕国会一时冲动，会把汞矿从他手中夺走。这笔产业每年可是要带给他亿到2亿法郎的收入啊。毋庸置疑，他会追逐着利益而去，也许采取一些迂回、简接的方式，甚至牺牲一些钱财；总之他一定会费尽心机保住这个对其家族做出贡献的经济资源。”
另外，在巴黎也谣言四起，说这个合同的签订有过一些不可告人的黑幕，罗斯柴尔德企业正在威胁西班牙，要将其公之于众；因此，双方需要寻找一个友好互利的解决方式。后来，终于达成了一个协议：政府从汞矿中抽取的提成将上调，租金也要增加。
除此以外，自从内森去世后，对于西班牙贷款的事情，他们就再也不去问津了；除非是在英法两国出面担保、梅特涅也做出了应允的情况下。
1838年3月，那个名叫克林德沃特的间谍又向阿波尼伯爵报告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又准备为西班牙提供贷款。于是，梅特涅再次召见所罗门，质问他到底又打算搞什么阴谋诡计；詹姆斯知悉后，立刻义愤填膺地去找到阿波尼伯爵，让他亲自去告诉上司那些有关贷款的事完全是无稽之谈。
“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男爵，”阿波尼伯爵又报告说，“显然很肯定我知道有关谣言的事情。他郑重地向我表示，他们不仅拒绝了向该国提供任何贷款，而且也不再参与一切目的在于为该国筹集资金的商业活动。总之，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做任何此类的事，并请我向您传达他的这一正式声明。同时，他还请我向您捎话，说除非有您的授权，否则他绝不会参与西班牙政府的贷款事务。”
梅特涅终于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执著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看来以后不管对方如何威逼利诱，罗斯柴尔德企业也不会借钱给摄政皇后的政府了；不过，他自己却在源源不断地给卡洛斯提供资金，还从别的国家为其寻求支援。
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卡洛斯缺少成就一番大业所需的资质。绵延多年、起伏波折的战事终于以卡洛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了；打败他的是皇后的得力干将、工人家庭出身的埃斯帕特罗。卡洛斯被驱逐出境，再也不会让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在西班牙的财产和那个宝贝汞矿而惶恐不安了。内森最初的选择实在是明智之极：好多年里，汞矿一直掌控在他们家族手中，创造了巨额的收入。直到1863年，西班牙政府才将其收回。
不过，到那时，世界上别的地方已经又发现了更富有的矿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垄断也注定要被打破了。他们在西班牙这段经商的历史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事实：那一时期，政治与商业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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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国家的大型项目
许多年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政界联络关系的主旨从来都没有改变，都是为了争取到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大型项目。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想着法儿投资、花钱，因为家族钱柜里的钱一直在涨。完成铁路工程后，他们又把目光转向了汽船，这一次，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又像以往一样，利用在英国学到的经验大赚了一笔——汽船在英国成功地开了先河之后，所罗门看到生意发展的欣欣向荣，于是将其引入了其他国家，如奥地利。单单看所罗门投资的那家奥地利汽船公司所取的名字，就会觉得挺有意思。早些年时，有一些船长和保险商们经常汇聚在劳埃德先生（MR。 Lloyd）开的咖啡馆里，公布有价值的船讯，后来他们就给船运公司起名叫劳埃德。1835年，在罗斯柴尔德家族资金大力扶持下成立的奥地利汽船公司也叫这个名字。
在那个时期，汽船的用途还仅限于客运，其发展前景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一封由奥地利劳埃德公司寄给政府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汽船一直都没能够、将来也不可能承担货运。”实际上，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每一次事业中，只要所罗门的钱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维也纳的地位就再次得到巩固。即使处理事情的时候远在别处——就像霍乱流行的那一次，他也向医院和其他救援组织做出了巨额捐赠；因此，尽管也是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忧，但他还是赢得了奥地利官方的好感。
在这个国家里，凡是重大的工程，无一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兴趣的——当然了，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经济方面。有一年，为了庆祝新国王的继任，奥地利政府计划建一条高架水渠，从多瑙河向市郊引水；因为那年夏天由于雨水稀少，造成了一些地区水源短缺。他们还邀请罗斯柴尔德与西纳两家企业参与这一项目；其中，罗斯柴尔德企业还捐赠了25000弗罗林。
时间一年年过去，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尤其让维也纳社会惊异不已，那些人开始对所罗门阿谀奉承，请他出席宴会；他终于融入了奥地利的上层社会。人们还经常看见梅特涅、科拉弗拉特公爵（Count Kolowrat，奥地利政府的二把手）和他一起进餐。库贝克（Kubeck）曾说起好多人都因他也这么做而恼火，他还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
“几天前，科拉弗拉特公爵与银行家罗斯柴尔德一同用餐了。一些人对他说这样做会引起民愤。‘那你说我该怎么做呢？’公爵反问道，‘罗斯柴尔德对我的到来非常重视，为了公事，我也只能委屈一下自己了；我们国家需要他啊。再说，我去赴宴也算做了件好事呢，让他为穷人捐了1000弗罗林；他之所以答应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大家端起香槟开始祝酒时，罗斯柴尔德站起来对科拉弗拉特公爵说：‘今天您肯大驾光临，我实在是喜出望外啊，就像刚捡了1000弗罗林或者给穷人捐了这么多钱似的。’于是公爵乘势回答说：‘那正好，何不把这1000弗罗林给我呢，我将把它给一个需要帮助、向我求援的穷人。’罗斯柴尔德一口答应了。晚餐后，这1000弗罗林就到了公爵手里。”
梅特涅夫人日记中的一段话从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富可敌国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今天下午5点钟时，我在我们的朋友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家中和主人一起共进晚餐。参加晚宴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圣·奥莱尔公爵及公爵夫人（Sainte…Aulaire）、马尔瓒女士（the Maltzahn woman）、玛丽·埃斯特黑齐公主（Princess Marie Esterhazy）、柯文斯基夫人及瑟德尼茨斯基夫人（Madame Chorinsky，Madame Sedlnitzky）和克里曼斯（Clemens）。晚餐非常丰盛。罗斯柴尔德家中有一个有名的法国厨师，自然而然，席间有特意为男主人上的他最喜欢的菜。他在罗米斯彻·凯瑟尔（Romische Kaiser）的这个家非常华美舒适、引人入胜。维泽姆斯特恩（Wertheimstein）和高尔施密特（Goldschmidt）别出心裁的创意与设计更使得房间显得典雅脱俗，气宇不凡。罗斯柴尔德先生还收藏着数量蔚为可观的一大批古董，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番，并说将把这些留给儿子。我们还参观了他的银库，那无疑是整栋房子里最耀眼的部分；里面的存款不下1200万。看过之后，我们这些客人都觉得心绪沉沉。哪怕让我拥有那里面四分之一的钱，我就会欣喜若狂的！”
米兰妮公主（Melanie）非常喜欢新潮的时装，经常让贝蒂·罗斯柴尔德和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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