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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落子无悔-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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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在追求过程中，这一偶发事件若不发生，努力就会失败，但它若发生了，就能成功。可这一事件出现的几率很低，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而且它的发生是随机的，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会出现。那么，怎么去实现呢？也就只能是一次次地去努力，一次一次地去经受失败。你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中，最后撞到那个百次一遇的偶发事件，你竟然成功了。你感到绝处逢生，而别人觉得是奇迹，是你的运气好。 这样的实现，是不是运气？当然是运气，但也是以上百次努力去争取那百分之一机会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成功是偶然的，但也是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只要能够坚持
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例。1935年，红军走过了千山万水，长征到达陕北，部队的人数从出发时的三十万下降到了不足三万。而且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远离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共产党已经被边缘化了。可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件”，又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就开始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得到一次生存发展的机遇，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回顾历史，人们觉得那是侥幸，是奇迹，也许是天数，毛泽东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 可是，想一想吧，在这之前，共产党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多少人流血牺牲，却仍然不屈不挠，没有放弃，最后才遇上这历史转折之机。共产党若在此以前已经放弃了，那就没有这个机遇。这大概不会改变世界的大局，日本还是会被打败，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会以战胜法西斯结束，但就没有中国的改朝换代，就没有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了。
可还有人会问：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假如没有国共的抗日合作，共产党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我说，历史没有假如。但是，只要有共产党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只要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即使没有这个历史机遇，共产党在不折不挠的尝试中，还会撞到另外一种机遇，似乎又是历史的偶然，奇迹还是会发生，最后共产党还是会取得胜利。 人生也是一样。我的大学梦一次次地破碎，却没有放弃，最后终于等到大学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进了大学。下面还会提到，我读博士时，一次次地经受挫折，最终因为崔教授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而离去，我才完成了学业。后来，我开发中美MBA项目，以及其他一些人生经历，也都是在不利情况下，全力以赴，努力到最后关头，就碰到一些偶然的遭遇，结果实现了目标。 当然，这些转机都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动。
所以，有人反驳我，说我能上大学，能读完博士，都是得益于一些偶发事件，它们的发生带有偶然性，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 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再想一下，我以“一意孤行”的精神，去从事那失败可能很大的尝试，去追求那“好高骛远”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去撞那偶发的侥幸。假如没有那已经发生的事件，在那一次次的努力中，我也还可能会碰到其他机会，也还可能实现我的目标。
人生就是这样，只要不放弃，不折不挠，在那“山穷水尽疑无路”时，一定会遇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际遇。 我把这种奋斗方式称之为“普通人的实现法则”，因为你若出身豪门，或运气极佳，或出类拔萃，就不必如此去追求，也可以创造“奇迹”。但你若是普通人，又要“好高骛远”，就只能这么地去做，去追求实现。
在崎岖小路上攀登
博士学习的第一关是资格考试，只有通过这个考试，才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博士资格考试通常在第二学期完成，主要是对学生的知识结构作一总体评估，以决定其是否具有完成博士学业的能力。考试通过后，将进一步确定学习方向。考生在考前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资格考试是口试，考官可以问任何问题，而且此项考试只有一次机会，如不能通过就要退出项目。 由于我们专业三位教授的突然离开，我的博士资格考试一直延迟到了第二学年才举行。考试委员会由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主持，其他成员包括崔、克拉里、珂勒、科兰多夫几位教授。 考试定在3月15日上午10点。这是秘书安排的，她选了一个大家都没有课的空档时间，再以系主任名义给相关人员发了备忘录，通知了考试的安排。 在众考官中，崔教授最难以预测。我先去见他，他刚收到会议通知，脸色很不好。他动怒了，因为没有事先征得他同意，因为他是教授，不是大兵，不是来听人发号施令的。即使有所安排，也要先商量。他即刻给巴考斯基主任回了以下的备忘录。
巴考斯基主任： 你所定的刘先生的博士资格考试时间对我不合适，因为这正是我坐办公室的时间。希望你再重新确定时间，并一定要在事前问过我。
崔
如此小事，他却反应如此强烈，有些过分了。那一刻，我怕他会推行连坐制度，殃及无辜，对我的考试不利，急着去找了系主任汇报。结果还是巴考斯基教授去崔的办公室，向他当面表示歉意，才算没事。博士资格考试还是按期举行，一切都顺利，因为我已准备很充分了。通过了考试后，我就是正式的博士候选人了。 韩国同学李始勋的博士资格考试就更多了一些意外。他的第二专业是金融，所以在考官席上还坐着个金融教授。在考试时，金融教授问道：“公司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现代财务学最基础的问题，看得出来他并不想为难学生。 “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具体地说，就是公司股票价格最大化。”始勋自信地回答。这是标准答案，教授赞许地点了下头。 崔教授却不以为然，插嘴说：“公司目标怎可能只是股票价格最大化呢？那是财务学的观点，太简单化了，是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他的评论是冲着始勋来的，却把那财务教授给惹恼了：“为什么不实际？现代财务学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是以数据说话的实证科学。”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已发表的研究专著来支持其观点。 崔教授的脸，因激动而微微发红：“一个公司的经营包括研发、采购、生产、营销等整个过程，它们的目标怎能笼统地概括为股票价格最大化呢？”他争辩说。
那个金融教授也毫不相让，以财务学严谨的逻辑进行反击。这两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就针尖对麦芒地干了起来…… 始勋擦了下冷汗，稍稍松口气，观起战来。渐渐地，那个财务教授开始占上风了，他以雄辩把崔教授的势头压了下去。那倒也不见得是他真理在手，他是正宗美国人，在英语口头表达能力上占了优势。 最后，巴考斯基教授不得不介入了：“我建议两位教授可以在会后进一步探讨，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要让博士考生多一些机会表达意见。”这才结束了这场口水战。 有了那场激烈的辩论，考试也就草草地收场了。始勋后来笑着告诉我，他不仅是幸灾乐祸，而且感到幸运。因为他的太太那几天刚生了小孩，他忙得不可开交。所以站在考场里，心里发虚。可由于那场冲突，他蒙混过关了。 ——这场争端由崔教授挑起，也是他的错。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和局限性。所以，跨专业的学术讨论是很难进行的。当财务教授提出了财务专业的问题，始勋就要从那学科的角度来回答。可是，崔教授却从他领域的角度来评价另一个领域的研究，这是不妥的，也显示了他的固执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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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却无济于事
前面提到，我修崔教授第一门课时，徐宁在投诉他，他有压力，为要拉拢我，对我也就没有太为难，那门课给了我B的成绩。
这低于我的目标，但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个成绩，我就够满意了。 在徐宁离开后，她投诉案的调查也就中止了。天下似乎是太平了，崔教授逐渐地也就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我修完了基础课程后，开始上他的专业课。在接触过程中，他对我态度越来越恶劣。过去徐宁对他的许多指控，那时听起来难以置信，却身临其境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上他一门国际管理课，那是MBA硕士课程。他说我是博士生，除了要与全班一起参加考试外，还要再写一篇学期报告。这也是合理的。可美国教授一般对学生的学期报告的内容只有一个大致的要求，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但崔教授却规定要先有一个课题大纲（Topic Proposal），而且要在大纲得到批准后才能正式写这个报告。
为了早日得到他的批准，我积极地去图书馆查资料，阅读有关文章，忙碌了两个星期。最后，我终于完成了课题大纲。在一次下课后，我就把大纲交给了他。他仅是瞄了一下标题，就把它朝我一扔，就否定了。他要我回去修改，并就此发表了一番议论。我按他的意思改完后，再交给了他。他看了第一个句子又是驳回了，这次他全盘否定了这个题目，也否定了他前次发表的意见，他要我重新选择报告题目。 我又去图书馆寻找资料，重新定题目，第三次我将一个新的课题大纲交上去，他当场看了一下，又是不满意，当时就打回来了。就为那个报告题目，我与他来来去去，整整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仍得不到他的批准。每次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交给他后，他就是草草看一下，评论一番，就退回来，要我重做。 后来我明白了，我这么一次次地把课题大纲交给他，再聆听他的口头教诲，是不会有结果的。应该以书面交流。我又完成了大纲，直接放入他的办公室信箱。那样，他先要阅读完书面报告，才能发表高见，而且是书面的。那样，我起码也有了证据，证明我在不断努力，而且他也不能口说无凭地任意评论。 他果然又把我的课题大纲驳回了，上面一堆批评语，还是不批准。就这样地，我前后给他交上去了四个大纲，每一个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结果都被他否定了。退回的材料上甚至留下这样的书面评语：“你可有两种选择：或是按我的要求完成报告，或是按你的想法随便写个报告。一切在于你了。”
不满之意跃然纸上。 已近学期末了，我竭尽全力，却连报告的题目都无法得到通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以一个被他否决的大纲为基础，完成了学期报告。我没敢当面交给他，而是留在了他的办公室信箱。 崔教授批了我的报告，分数是59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我的课堂考试分数在全班上应该是最高的，或最高的之一。因为这个报告，我的最后成绩是C，这还是我最大努力的结果。这是我的第一个C，我感到无助、无奈。 他对我是很不客气：“你不适于读博士，你不属于这里。”更还威胁性地说：“我在考虑，是否要向系主任建议，中止你的研究生资助。” 在那个时代，中国学生能够在美国读书，完全是靠学校的经济资助。如果我的奖学金中止了，那不仅无法继续学习，连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都会断绝。我本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博士读出来的，那时觉得像一只过河的卒子，都没有退路了。 因为我还有授课任务，工作和学习极其繁忙。可是，我知道崔教授难以对付，所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他的课程上，即使如此，仍然无法得到他的满意。我每次受挫后是加倍的努力，可再次努力带来的还是挫折。我受到他经常性的批评，我听着他带侮辱性的语言，心中压力越来越大，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我在愤怒之余，还是尽力地躬身反省。是啊，我很努力，可仍未得到崔教授的满意。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故意在整人，或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可如果说是因为崔教授的刁难，他与我前世无仇，今世无怨，为什么要这样？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第二种情况，一定是我达不到博士所要求的学术能力。 要承认自己的无能，那是痛苦的。
可事实即使残酷，我也不能不面对——那我该怎么办呢？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自信心正在被逐步摧毁，那才是最可怕的。 国际商学专业还新来了个教授，泊萨博士，是教国际金融的。他起初对我挺友善，可后来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甚至是刁难。我修他的国际金融课，期中考试的结果出来后，他把考卷都发还给学生，我的成绩是A。但期末考后，我的最终成绩却是C。我觉得我那一次的考试也还不错，就去找他查询考卷。他说考卷是他的财产，不能还给我。 我忍气吞声，但心里却明白：他期中考的试卷都发还了学生，为什么期末考卷就不能呢？他这是有意整我，可我又没有得罪过他呀？唯一的解释是崔教授的影响。因为泊萨也是刚来，他要与更资深的崔教授搞好关系。 学校规定在校研究生的平均分数不能低于（即B的成绩）。如果不是因为我其他课程的分数还较好，学业都可能要被中止。
同归于尽是下策
1991年11月1日，美国依阿华大学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血案：中国留学生卢刚，来自北京，年仅二十八岁，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却走上了绝路——完成了他蓄谋已久的谋杀行动，而这一切又发生的那么突然。 在一次例行的系务会议上，会议刚开始，光天化日之下，卢刚站起身，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了导师戈尔咨教授，系主任尼柯森教授，史密斯教授，还有他的中国同学山林华博士。紧接着，他又急匆匆地赶到校长办公室，在那里开枪打死了副校长克莱莉博士。连在场的兼职秘书，二十三岁的女学生茜尔森也没幸免，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前胸。这女孩子最后活了下来，但自颈部以下终身瘫痪。卢刚在完成他的行动后，饮弹自尽了。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卢刚为此行动而暗下购买了手枪，且去俱乐部参加射击训练。他在遗书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人生理念，也冷静地说明了他走上这条绝路的原因。他觉得自己长时期地受到了导师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系主任在博士奖的评选过程中犯有程序错误，他为此多次地向学校上级领导投诉，却没有得到重视。最后，他就以他的方式来寻求正义、替天行道，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他的遗书以“宣言”为标题，以“卢刚博士”的署名结尾，在行动之前又先把遗书寄往媒体，显然是想让他的观点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可在血案发生后，当局截获了他的信件，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公开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那些被保留的部分，说是因为过分尖刻或具体地涉及到某些当事人。
血案发生后，官方也逐步地公布了调查结果，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利于卢刚的。但是，这一调查是在肇事者已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人出头为他伸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整个过程是在学校当局主导下进行。所以，它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想象，在事件爆发后，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最有利、也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卢刚，而这一调查材料中的主要证据又只是当权者当事人的口头证词。不管当局如何粉饰，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卢刚多次地提出申诉后，学校仍然没有开始正常的调查程序，这起码是个失职吧？ 这一事件惊动了美国社会。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更是震撼性的，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舆论一边，众口一致地谴责卢刚。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大家都是局中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耳闻目睹过研究生受导师虐待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多一份同情心，为什么不能更多些独立的思考呢？ 卢刚是一个弱者，他感到极大委屈，最后才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讨回他的公正。当然，个人性格是一个原因：他一直很顺利，没有经历过失败，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胸不够开阔，不懂得忍辱负重的道理。
假如当时有人疏导他，点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也许就不会走上这一绝路。 我并不想为卢刚的行为辩护。但我知道在那种导师全权负责制下，学生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充分保护。他若受到不公正待遇，除非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或指控是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有关，否则很难引起领导的重视，也很难讨到一个公正。而学生长期受压抑，就容易产生铤而走险的举动。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博士学习期间，当被崔教授虐待最感痛苦的时候，也曾产生过报复的念头。 我也想过，众多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公开地站在这个现有体系一边，因为那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家都是在这个系统里讨生活，都因它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且，任何人，若是站在强大制度的对立面，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软弱。 另外，卢刚事件也使中国留学生感觉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可避免地，美国社会对外国留学生，特别对中国籍的留学生，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大家都那么地表态，也许只是想要表明卢刚的行为是由他个人品质决定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保护自己的软肋是人的本能啊！我想到了某中国旅美作家讲过的一个故事。 某一北方人到了广州，听说南方人吃猴子，也想尝个新鲜。朋友说：“你想要吃猴，可要有胆。”北方人当时夸下海口：“绝对没问题！”朋友带他去了一家饭店。老板说：“你要吃猴，那行，但得挑一个你中意的。”当下带他到了后房。只见一只大铁笼，笼中关着许多猴子，它们瞅着食客，眼含泪水，并不停地拱手作揖，似在求饶。北方人见此，恻隐之心乍起，想退出来。朋友手指顶着他的后脊骨：“你的胆哪里去了？”他只得闭着眼睛，随手点了一只猴子。只见那些未被点到的猴子马上抓住被点到的猴，七手八脚地把它推出了笼子。老板就一手提着那只猴，一手拿着菜刀，到后面厨房去宰杀烹调了。 是啊，连动物也有求生的本能，更何况是人。
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我想，今天我有勇气说出自己读博士的经历，是因为我的侥幸：我博士论文的课题曾被崔教授完全否定，最后却获得国际商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那是我们学术领域的最高荣誉（见下文）。这也就是对否定之否定。若非如此，或许我也不愿袒露出这些屈辱经历，或许我也只会小心地把心口的创伤掩饰起来。
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1）
我的博士求学是个炼狱般的经历，使我真切地体会到徐宁所承受过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我觉得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我敬佩她。
但是，当她正式地提出投诉，也就激化了矛盾，迫使上级作出二择一的决定。我抗争是多次地向系主任反映崔教授的不公正。由于有徐宁的先例，也由于我及时地反映情况，他相信我，也想帮助我。但是，行政无法干涉学术，他又告诉我。 我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就要准备博士综合考试了，这是对整个学习的全面考核，也是学习中重要的一关，必须通过此考试才能够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成立博士论文委员会，就论文题目建议书作答辩，最后才是论文答辩。
博士综合考试有两次尝试机会，如果无法通过，就要退出博士项目。博士生走到这一步，一般都是会过的。可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崔教授已扬言我不适合读博士。我为了这一考试，向他请教，他拿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冷淡地说：这是我要你掌握的内容，你读不读，那是你的事了。泊萨博士也表现出相当的敌意。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系主任又主动担任了综合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专业不是国际商学，但却主持了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和综合考试。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
考试前的复习是极其艰辛的。因为学习的紧张，我整夜地失眠，无法入睡。我开始掉头发了，每次淋浴后都在浴缸里发现很多头发，睡觉起来枕头上也是散乱的头发。我猜是由于用脑过度引起的，但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幸好这种现象在我通过考试后就停止了，否则我今天就是秃头一个。 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考试日期。博士综合考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闭卷考，在考场里举行，五个小时内要交卷；然后又是开卷考，考卷带回家去完成，但要在收到考卷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交卷。当我把完成的考卷交上去时，是大脑裂开的感觉。 而考官们在收到考卷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完成审阅。两天后，我去找系主任询问考试结果，他没有直接回答，面露难色，只是告诉我；考试委员会决定增加考试题目，我还要在解答额外的题目。结果，又拿到了一张考卷。在最后交卷时，人都几乎要瘫掉了。但我通过了考试，也就是说进入了博士论文阶段。 ——考卷评定是一个闭门操作过程，我无法知道教授们是如何讨论的，但我相信系主任利用了他的影响力，使决策过程产生了有利于我的结果。 我深陷在苦海中，而且是苦海无边的感觉。但转机最后出现了——崔教授的终身教授申请被否决了。
终身教授待晋的位置（Tenure Track Position）是“上或走”（Up or out），所以他必须离开宾州大学了。 秘书璐比过去对他毕恭毕敬，在他将离开时，却暗下在幸灾乐祸。她私下告诉我：你无法想象他对我的粗暴无礼，我是为了这份工，在默默地忍受。 崔教授的确是不同凡响。按规定，没拿到终身教授，还可任教一年。就在那最后一年，他也要把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他走后那学期，我上课的班上有个学生，三番五次地询问我，她能否及格。那种惶惶不安使我奇怪，因为她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最后她才说出来，她是重修这门课了，上学期她上崔的课，但没有及格。不仅是她，而且很多学生，据她说是大多数，都没有及格。难怪乎，她已成了惊弓之鸟。 我几乎都不相信。美国老师一般给F（不及格）成绩很谨慎，因为这会把学生的平均成绩（GPA）拉下来，而这平均成绩对学生非常重要，它将决定学生申请财务补助的资格，还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但这在我与系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是这么回答：“我没有办法，谁若是擅自改动教授评定的成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崔教授的离开改变了系里的气氛，也改善了我的处境，特别是我与泊萨教授的关系。我对他表示出极大尊重，热情积极。他有时盛气凌人，我以平常心待之，并主动与他多沟通。我的努力化解了他的敌意，他对我的态度变了，变得友好了。
——在处理与泊萨的关系中，我也有了新的体会：面对敌意的环境，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以乐观的态度待人，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善意的回应。我把我的体会告诉了我母亲，她只说了一句话，却是高度的总结：“俗话说，拳头不打笑面孔。” 后来，泊萨教授还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也想帮助我。但说实话，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兴趣是新崛起国家（New Emerg ing Markets）的股市行为，而我的研究方向是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这是国际商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崔教授和奈教授的领域。我的学习曾受惠于他们； 可在他们离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博士论文是研究跨国公司的理论，我把信息经济学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应用到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使其在实证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已意识到我的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我为自己的突破而激动万分。虽然泊萨教授是我的导师，对我的研究不是很懂，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坦白地说，他对我也没有信心。 所幸的是，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另两个成员，经济系的邦德教授和会计系的麦克尤教授，都是资深教授，对信息经济学造诣很深，也给予了我很好建议。我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极大启发。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我的论文导师，所以不会为我的研究费更多的心思。但是，他们的智慧见地，他们对我论文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此过程中，我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但也走过弯路。那时我全心投身于研究，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我要早日完成学业。我的情绪也会随着工作的进度而高低变化，当研究有所突破时，我会欣喜若狂，而当实验结果不理想时，我也可能会彻夜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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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2）
1992年6月22日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日，那时我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已极为满意了。站在论文答辩委员会面前，我口若悬河；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结果和重要意义，也回答了所有问题，一切都顺利流畅。最后委员会主席示意我退出会议室，委员会成员将要闭门进行讨论和表决。但从教授们满意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我站在门外等候的时候，仍然感到兴奋，是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 几分钟以后，主席又把我叫回了房间。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教授们同时站起身来了，主席郑重地宣布，我已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教授们与我热烈握手以示祝贺，并第一次称我为“刘博士”——从那一时刻起，我就已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学术学位：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项目中度过了六个寒暑，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其他一些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许就放弃了。美国有个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途放弃了。这条路太长、太难了。 还有些人修完博士课程后，却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没有拿到学位。英语中还有个专门的缩写语表达这种情况，叫ABD （All But Dissertation）。我数次碰到这样的同行，但从自身的经历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能力，也许是不幸地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导师，又没有特别的毅力和韧劲，无法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结果功亏一篑了，而我只是因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拿到博士学位，只是美国生存的第一关，就业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年，正好碰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等教育的就业市场很差。但我最后找到了大学的教职。那是个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时一些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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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荣耀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思想来自我交给崔教授的学期报告——那个只得到59分的报告。他不满意那个报告，对我的论点基本否定。 但我没有放弃，一意孤行地把那个研究课题做了下去。其实，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那是领域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崔教授的无数次打击下，我已没有很多自信心了——那该不是我“自作多情”，在苦熬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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