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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土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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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铮凰健傲甘痴鞴骸保褪且源蟠蟮陀谑屑鄣摹肮偌邸鼻肯蚺┟裾鞴毫甘常凰健傲甘痴鹘琛保词乔啃邢蚺┟瘛敖枇浮保导噬鲜墙瓒换梗湎嗲澜佟！叭鳌笔强拐绞逼诘奶厥庹撸拐浇崾螅竦痴舜蚰谡剑绦敌小叭鳌薄４�1946年到1947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三征”向人民掠夺了2亿市担左右的粮食，约占1947年粮食总收成的29％。江西省的峡江县几经日伪的窜扰，人口只剩下3万多了，而1946年的征购军粮数字却分配到10万石之多，平均计算起来，每人（包括吃奶的婴儿在内）竟要纳粮3石多。人民连饭都没得吃，哪里缴得出这么多粮食呢？以致逼得江西省粮食处长程某也只好投河自杀。粮食处长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壮丁费”等。
杂税
在乡村集市，杂税名目更为繁多，正式的有契税、肉税、盐税、榷税（专卖税）、油税、烟酒牌照税、邮包税、印花税、春帖捐、活猪厘、纸捐、染捐、烟秤税、烟土税等等。有的税、捐之中，又分国家正税、地方附加税（如摊派的党费、教育费、建设费、司法费、财委会费、工厂费、教农工会费、指委会费、图书馆费、救济院费、商会费等）。地方附加税由各地方机构层层剥皮，任意揩油，实际征收数常常比国家正税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到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又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土地改良税、交易税、猪肠捐、斗息税、秤息捐、肥肠捐、特税捐、油捐、旅店捐、保甲捐、庙会捐、油榨牌照税、灯草营业税、山租等几十种税捐，真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俗称国民党税多，由此可见一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4）
通货膨胀
另外，国民党政府又都通过发行公债，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来制造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这实际上也是变相的苛捐杂税，它使物价扶摇直上，老百姓的口袋越来越空。这种情况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后期已达万分惊人的程度。据统计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下面一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2头牛，1945年就只能买2个鸡蛋了，1946年买六分之一块肥皂，1947年买一个煤球，1948年买五百万分之一两大米，1949年买五十万万分之一两大米，也就是说，半粒大米也买不到了。
骄奢淫逸
地主阶级靠着残酷的封建剥削，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农民却一贫如洗，被剥得精光。地主住的是深宅大院，高楼广厦，而许多农民却是栖身岩洞、破庙、树下、桥脚。地主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而有许多农民不分寒暑，仅有一条手巾、一块破布*。吃的更不必说，所谓“富人一席酒，穷人半年粮”，毫无夸张之处。有一些中、小地主，为了进一步“发家”，拚命聚财，特别吝啬，这是地主阶级贪婪本性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所谓节俭持家。
刘文彩那样的大恶霸地主自不必说，其他的大地主哪个又不是骄奢淫逸。
浙江武义县童芦村恶霸地主童雄梓，吃的饭，是上等精白米；吃的菜，除鸡鸭鱼肉以外，还要吃最先上市的时令菜。每餐吃喝，至少8菜1汤，一天伙食费，就要300多斤稻谷。吃得稍不如意，还要打人、骂人。富阳县凤仪山村大地主马承发，家内专门造了餐厅、酒房和烧各种荤素菜的灶房，鲜鱼鲜肉、腌鸡腊鸭、桂圆荔枝、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马承发自己还把人参磨成粉，当炒米粉吃；他母亲用人参汤当茶喝。很多地主还成天睡在烟榻上，抽鸦片，吸白粉。
说到睡，大地主们睡的是“千工床”、“万工床”。临安“活阎王”邵展成专门叫人为他的第三个老婆做的“千工床”，共有三进：头进可以叉麻将、推牌九，二进是浴室，第三进才是红漆镀金的眠床。
大地主马承发的庄园，占地50亩。庄园四周的围墙，打得严严实实。八字台门，好象一张血盆大口。三座宫殿式的大屋，有花厅、堂楼、书房、卧室、佛堂山和四座吞吃佃户们血汗的大仓库。围墙里面，还有前花园、后花园。这些高楼大屋是花了10多年时间造起来的。光花厅里的各种雕花，20多个雕花匠就为此忙了7年。童维梓有了“三厅三堂”，还嫌不好，又强迫500多个工匠，花了5年时间，造起一座日本式的四层楼房，当地的农民把它叫做“阎王殿”。
地主阶级逢到红白事，就更加挥霍。马承发为他母亲做一次寿，吹吹打打，摆酒席，叉麻将，整整闹了三天三夜，花去的钞票折合稻谷13万斤以上。他父亲死后做丧事，花去的钱，折合稻谷有10多万斤。我们如果以每人每年吃粮500斤计算，那么，这10多万斤稻谷就可给200个人吃一年。“活阎王”邵展成嫁女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陪嫁的是什么“金桌面”、“百床被”等嫁妆。所谓金桌面，包括金碗、金酒杯、金碟子、金调羹各八只，金叉、金刀各8把，金筷8双，金酒壶2把，金面盆1只。百床被中，就有8条鸭绒被和10多条丝棉被。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5）
饥寒交迫
在地主阶级的一个个阴森森的封建堡垒周围，广大农民却在世世代代给地主做牛做马，过着饥寒交迫、典妻卖儿、家破人亡、流落他乡的悲惨生活。
如黄岩县坐应村79户人家，就有50多户靠讨饭度日。在大地主马承发寻欢作乐的富阳县，何家坂里村212户贫雇农当中，就有149户人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有63户人家，常年采野草、摸螺蛳充饥。其中讨过饭的，就有17户人家。说到穿，村里有49户人家，10年中都没有1寸布上门。寒冬腊月，很多农民没衣穿，无被盖。镇海县三山乡贫农何明来一条破裤，租孙3代穿了90多年。贫农何永雪，一家5口，靠着祖上传下来的一件破蓑衣和2条破棉絮，度过了17个寒冬。何永雪的妻子穿着破单衣挡不住风寒，只得从破棉被里挖出两块烂棉花束，贴在胸口和背上过日子。
碰到了灾荒年头，广大农民的生活更是悲惨。例如1934年，浙江省有2000多万亩田地受旱。受了灾的农民只能挖草根树皮糊口。孝丰县很多农民，被迫用船载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运到城里卖给富家当佣人。常山县有一户姓江的农民，全家15个人，眼看受旱以后，田里颗粒无收，生路断绝，全家都服毒自杀，死了7人。号称“鱼米之乡”的嘉兴地区，成批农民被逼走上“讨饭船”。开出去时载的是人，回来时已是一船船的死尸，大批农民活活饿死、病死。
1929年至1930年冬西北大旱，埃德加·斯诺曾经到过灾区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我在旧中国的十三年》中这样写道：“灾区的景物，看了叫人毛骨悚然，一切生长中的东西，好象给新爆发的火山灰一扫而光一样。甚至树皮也剥落殆尽，正在枯死中，……垂死的人就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石阶上，快要完全失去知觉，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在一处地方，我看到一个全身*的小孩子，他的手臂细如小树枝，由于吃了树叶和树皮充饥，因此肚子鼓胀如球。他摇动着他父亲的尸体，后者光着身子死在路上不久，……后来，我们又遇见了两位年轻妇女，她们瘦得就象腊鸭一样。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干瘪的乳房，象抽完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于胸前。这两位年轻妇女昏倒在村子的大路上已有一些时候了，人们有气无力地拖着脚步走过去，可能不加注意。……在我们访问的两个城镇里，在一年时间中死去的人占了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那么多，因此就掩埋在墙外的浅沟里，并且很难找到有气力的人去挖沟”。
以上只是旧中国农民的贫困生活一个缩影，虽不能概括他们身受的全部辛酸，但也早已让人们够触目惊心的了。人们不禁要问：农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贫困？这许许多多的苦难究竟从何而来？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所以，要拯救中华民族，建设富强、*的新中国，封建的土地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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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1）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艾青
1、平均地权
废除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一直是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的愿望和奋斗目标。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我国历史上爆发了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些起义就其根本原因来说，都是渊源于农民的土地要求。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均田免粮”，再到《天朝田亩制度》，农民都是渴望得到土地。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产生，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正确领导，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当作改朝换代的工具。刘邦、朱元璋等农民战争的领导人，取得政权后蜕变成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就是这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因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
在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主张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设想，主张通过核定土地、照价征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等办法，在农村中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然而他这一设想是准备在革命胜利之后来实行的，所以他没有以此来取得广大农民对革命的支持，结果辛亥革命没能完成*革命的任务。
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再次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平均地权”被列为民生主义的第一要旨：“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至于具体实行办法，《宣言》则说：“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并征收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也就是说，在承认地主对其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由国家出钱收买土地，再卖给农民。这样，问题就来了。国家有没有此财力？农民有没有钱购买？地主愿不愿意出售？所以，这一主张很难实现。孙中山去世后，这些说法，更是变成了欺骗农民的幌子。
2、乡村建设实验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展，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形势下，举行了各省联席会议，议决二十一条政纲，其中包括“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口号最早是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下半年提出来的：就是按原来的租率50％计算，减少25％，把最高租率限制在％以下。当时已经掌握了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正准备*工农革命运动，根本无意实行“二五减租”。以至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1927年3月发表的《全国农*动现状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现时军政府虽有了减租25％的命令，究竟有何影响，恐怕便是缺乏详细办法和坚决态度之故。”
蒋介石集团彻底背叛革命后，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实行孙中山的土地主张，并且在1930年还通过了一部《土地法》，但由于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许多人本身“田连阡陌”，根本就是惧怕“耕者有其田”的，不可能真正去触动自己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在浙江、江苏、湖北等地也搞过象征性的短期的减租活动，但对孙中山的土地主张从来没有认真地实行过。。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2）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和其后陆续成立的各*党派，以及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孙中山的土地学说，但他们毕竟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一主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中一些热心农村改革的社会贤达，也到农村搞了一阵乡村建设实验。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验的兴起，起因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波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自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倾销剩余农产品、转嫁经济危机的广阔市场，中国农业经济因此遭受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农村社会一片衰落破败。当时，一些胸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农村与农业问题的种种主张和理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农村改良派别，他们打着“农村复兴”的旗号，深入乡村开展“农村建设”的实验，到1935年，从事这种乡建实验的单位不下100处，参加者超过2000人。其中较有影响的除了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外，还有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黄炎培的江苏昆山实验以及高践四的江苏无锡实验等。
3、梁漱溟山东邹平实验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著名学者，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他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认为，旧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而新的社会秩序又未建立，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以致“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益而相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所退”。乡村建设的任务就是“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他认为，“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以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起有功也。”因此，他指出自己提出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救济乡村的运动，是乡村自救的运动，是民族社会的新建设运动，是重新建设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运动。”
梁漱溟还为其乡村建设理论设计了一套付诸行动的“实验办法”，这就是颇有些声势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早在1928年，在李济深的帮助下，梁漱溟就在广东省办了一个“村治讲习所”，宣传他的“村治”理论，培训“村治人才”。次年，又依托冯玉祥，在河南省办了一个“村治学院”，担任该院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学院开学后，他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主编本刊之自白》等文章中，他谈到自己的立国之道，依然是走“乡村自治”的道路，但他的思想着重点则由过去的文化方面转变为政治方面。
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却碰上蒋、冯、阎在河南发动的“中原大战”。战争结局是蒋介石取胜，阎锡山退回山西，冯玉祥放弃河南向西北撤退。1930年10月，蒋军开进河南省会开封。“村治学院”因与冯系军阀有关，故遭封闭，梁漱溟因此返回北平。
这时，担任山东省省长的韩复榘得知河南“村治学院”结束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去山东，继续他在河南的事业。于是，梁漱溟组织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员，一起转到山东邹平县重新建校。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梁漱溟都在这里从事他理想中的“乡治”工作。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3）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该院创办时，他撰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宣传他们推行“乡治”的主张和办学宗旨。在文章中，他首次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字眼，此后一直沿袭了下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治派”的代表人物。在该文中，梁漱溟谈了他们制定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方案，该方案分三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训练部，乡村建设实验区。为了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该院管理，包括县长提名、机构设置、行政区域划分等等。
此外，梁漱溟在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课堂面授较少，一般不采取讲授方式，多采用个别谈话，或是集体讨论的形式。所开课程都是从实际出发，如乡建理论、精神陶冶、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课程名目很多。为解决教师力量不足问题，他们到各大学约请一些学有所长的教师担任专业课程的指导，采取函授方式进行。这样，梁漱溟多年来主张走出学校，深入农村，结合乡村自治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对巩固国民党的统治也是有利的。所以，山东省政府按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的决议，在原有的基础上，于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在各实验区进行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农校所开课程，特别注重精神教育，陶冶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深心大愿。
梁漱溟的乡村实验活动集中于“乡农学校”之中，这是他的乡村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何谓“乡农学校”？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组织农民、再造乡村社会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化社会为学校”，推行社会学校化。乡农学校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乡村运动者。只要是某乡的农民，就被认为是某个乡农学校的成员。农忙时节，乡农学校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传播农业技术，促兴乡村经济。农闲时就组织农民读书识字、传授农业知识和陶冶性情等。“乡农学校”是“政、教、富、卫”合一的农村组织形式。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不失为当时乡村自救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是它回避农村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在农村搞建设，这种改良主义的土地主张，不可能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很快便冰消瓦解了。
4、晏阳初河北定县实验
晏阳初（1890——1990），平民教育家，四川巴中人，1916年赴美，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0年8月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
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晏阳初深感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受教育程度太低，于是决心搞乡村建设。他选择了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作为试验区，带领一批教授、学者、医务人员进入农村，从认字开始帮助农民接触现代文明。他们的努力使定县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定县实验才被迫中止。由于在乡村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晏阳初于1943年在美国曾和爱因斯坦一起被选入“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4）
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既不是“救济乡村”，也不是“办模范村”，而是要立足于“民族再造”这一艰巨而长期的使命。他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乡村建设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起，所以说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如何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呢？晏阳初认为，中国社会的症候是人民有“四大病”，即愚、穷、弱、私。他提出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具备了这四种力，才可以算作“新民”，才可以达到“固本强国”的目的。
与四大教育相配合的是运用三大方式来具体落实四大教育。所谓三大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试验工作报告》中，他写道：“四大教育的实施方式，有学校式以教育青年为主要工作，因青年是国家今日建设之主力军；同时又顾到教育儿童，因儿童系民族复兴的后备队。学校式之外有社会式及家庭式，其目的在使整个社会尽是教育的环境，以免一曝十寒之弊害。”
1929年，晏阳初带领平教会一批志愿者，在河北定县开展各项平民教育活动及乡村建设实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及社会各方面的肯定。1932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后，定县又被河北省政府划为县政建设试验县。因定县实验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被许多地区仿效学习，因此其经验亦被称为“定县模式”。
晏阳初及平教会同仁在定县乡村建设中，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一步是先调查每村的情况，包括的项目有每村位置、户数、人数，村长副村长姓名、年龄、职业，可作平民学校的地点、耕地亩数、主要农作物、寺庙及宗教信仰人数等等，非常具体详细。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最后摸清了全县的基本情况。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切合实际的乡村建设方案。1930年7月晏阳初制定了一个定县乡村建设“十年计划”方案，其实施的主要内容及方式贯穿了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
文艺教育方面，在定县实验中主要致力于平民文学、艺术教育和农村戏剧。编辑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以及简单易认的认字教材，并办了《农民报》。建立广播站，成立农民剧团等等。其中特别注重对农民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授。一次一批美国的专家惊讶地发现定县的本土鸡一年只能下68个蛋。晏阳初说：“中国的母鸡已经下了三千年的蛋，它们大概是太累了。”后来晏阳初引进了美国的来杭鸡，在与本地鸡杂交后产生的新品种母鸡一年可以下168个蛋。
生计教育方面，在定县实验中主要致力农民生计训练，设立了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培养“表证（即模范）农家”，起到示范带动的作用。建立合作组织，至1935年冬，全县成立合作社达130多个。推广优良品种，棉花是定县的主要经济作物，因此主要在全县推广优良棉花种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孙中山地权思想和乡村建设实验（5）
卫生教育方面，主要致力于保健制度的建立，定县的保健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保健员，负责村单位的卫生保健工作；第二级是保健所，为区单位卫生机关，负责约3万人口的区域；第三级是保健院，为全县卫生之最高机关。
公民教育方面，主要致力于民族精神的培养。
以上四大教育的开展，多采取三大方式进行，即学校式教育，创办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等。社会式教育，定县成立了“社会式教育委员会”（后改为社会式*），通过同学会这一组织使平民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能继续接受四大教育，并通过他们把四大教育推广到农民中去，发挥他们作为乡村建设运动骨干力量的作用。家庭式教育，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以增强家庭责任感，实现“家庭社会化”，另一方面使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从而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
定县在县政建设方面也探索了一定的经验，其改革宗旨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组织。根据这一宗旨，定县所设计的新县政机构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公民服务团，是最基层的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培养民力、组织民力、运用民力”。第二级是乡镇建设委员会，代替传统的乡（镇）公所，设委员6—12人，以本乡镇的小学教师为当然委员及秘书，同时有乡镇公民大会，对委员会予以监督制约。第三级是县政委员会，委员7—11人，由县长与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晏阳初任院长）商量聘任，同时对原来县政府进行改革，撤销合并原来的机构，仅设立民政、财政、教育、经济、公安五科，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
定县乡村建设的成就引起国际国内的关注，海内外很多关心农村、农民的民间人士与政府官员纷纷到定县考察取经。国民政府专门派官员去定县考察。晏阳初也被邀请到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介绍定县经验，蒋介石亲临听讲，并对定县的做法予以高度肯定。
但是，定县乡村建设过程中也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在实践中，晏阳初逐渐感到要完成定县的研究实验及平民教育的推广工作，仅靠一些学者从学术层面上进行研究实验是不行的，“乡村建设计划，如果不考虑乡村地区的政府和乡村生活中的文化、经济、保健等方面的关系，那就是不完整的和无效的。”最主要的是，当时中国农民处境悲惨的症结在于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其他改革都是技术层面的努力，无法根本改变农民的命运。对此，晏阳初也明白。1937年他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说：“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但这个工作显然不是一个学者或一个学术团体所能完成的，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靠社会制度的变革！
5、黄炎培江苏昆山实验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浦东川沙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教育司司长，曾首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政团同盟。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三、四届政协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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