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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土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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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官山”，不准当地农民上山砍一根柴草。余鼎三霸占这片山地后，坐上一个特制的沙发轿子，亲自查看了十多天。最后狂喜地翘起大拇指说：“鸟飞十里，歇的是余家树；人行百里，走的是余家路！”而且他还狂妄地宣布，为了名副其实，从这天起，将自己的名字改作“余鼎山”。
第一章 黑手高悬（13）
到解放时，临安专区除部分尚未开垦的原始山林和无用的“无主”荒山之外，地主霸占可经营的山林竞达70％以上。孝丰县大地主周茂兴占有山林将近万亩以上。山亩的计算有“喝山亩”（即喊声所至为1亩）及“敲锣亩”、“滚石亩”、“估山亩”等各种方法，其实际占有面积往往超过其亩数的数十倍。孝丰、临安、於潜等地地主霸占山林的范围有的遍及一乡一县。
天目山周围的几个县中，几乎每县都有着占山为王的土皇帝。例如临安县的“雌老虎”、孝丰县的“四大老爷”、於潜县的“四大家”、昌化县的“陈家五虎”。该区地主普遍实行一种征收农民60％或70％租谷的“订租制”，佃户所需的牛力肥料均由自己负担，有些田坏的农民辛苦一年却只得二成或一成。在许多地区又有预租制、包租制、活租制及空头租、劳役租、兵役租、送年节礼等苛刻的超经济剥削。
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村的地主和国民党政权密切地结合着，所有的伪乡长都是地主或地主的爪牙充任。自抗日战争以来反动党团的势力更是深入到浙西山区，当时在昌化县曾流传着一句“无党不成家”的谚语，许多恶霸地主控制了政权，拥有武装，甚至乡长有杀人的权力。於潜县出租千亩土地的大地主邵展成，曾经打死饿死七八个农民，邵家拥有数十支短枪、步枪和4挺机枪，租种邵家土地的农民每年须有几个月的“兵役租”替邵家去剿匪。
种种罪恶的封建剥削和反动的统治严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生产情绪，许多农民不敢增施肥料、不敢开塘灌田。临安县新溪乡北山谷里钱阿火等十几家农民就是因为数十年的辛苦将荒山开成田，将坏田变好田，而租子由80斤一直加到160斤。山谷里的稻田常年怕旱，但他们怕开了水塘以后地主又要加租，因此年年只有靠天吃饭。於潜县农民每到年关就提心吊胆怕地主来抽田，受到抽田威胁的必须请客送礼，恳求地主加租才能免去抽田。农民说：“有肥料不能施在客田（即租田）里。”
山区有着不利的自然条件，水旱灾害经常使农民交不上租，富阳、於潜、新登等县地主为了预防这一天灾，普遍实行“预租制”，农民未种田之前先被征收一年的租，年成坏时就以预租抵押，有时将预租变为高利贷，使农民受到双重的剥削。
没有预租的地区，地主将农民的欠租作为借款，按期征收50％以上的利息，欠租二三年还不清的就干脆押田。临安县新溪村佃贫农周愿法曾对调查的人诉苦道：“地主周信甫有田700多亩，他的大谷仓里每年收进几十万斤租子，农民纳不上租的就写下欠租票，来年1石还1石5斗，还不上的就以利作本，下一年再还不上就把田押去，这样的欠租票在周家有几百斤啊”！
地主建筑一个简单的茅棚，将失去土地的农民束缚在山林里，农民借居在这些茅棚里一面替地主管山，一面依靠开山种杂粮。农民往往在极陡的坡度上用极简单的劳作方法进行开垦。荒山被开出后，山水便急剧的冲下，昌化城区的一条河道就是这样的逐年加宽，河两岸的田地遭到极大的破坏。所开的荒地也大都在耕种三年之后即山瘦地薄，农民只得再另寻他处重新开垦。许多开山的农民就是这样年年开新荒，年年抛旧荒，很难积下土地。新溪村佃贫农周类法，祖父一代就来开山，但到开国大土改前却只有3分田。。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黑手高悬（14）
艰苦的经营使农民筋疲力尽，甚至冒了性命的危险为生活而挣扎。昌化县昌北区农民在开山中曾经屡次发生滚山跌死的惨剧。农民开的荒山每年要向地主交纳20％的杂粮租。不交租的给地主培植树苗作报酬，农民抛荒之后养苗还山。由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原始的经营方式，使茅棚里的人们不能做安家立业的长远打算，他们没有故乡，大都经二三十年将附近的肥山开成瘦山之后便要寻山求食，终生吃尽远徒流离之苦。
土改工作队到昌化县转革乡去访问时，该乡源头里（山谷名）有着8户茅棚，他们来此开山已有20余年，附近的荒山已经过轮番的开垦，当时大多已变成瘦山了，农民叹息着说：“再开几年就只好搬走了。”
贫穷使山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山区便于畜牧，但农民普遍养不起耕畜，依靠租牛耕田。专门开山的农民生产工具则更为简陋，多仅有一张镢头一把镰刀。因为近河近塘土质肥沃的大畈田、堰田大都被地主所占有，农民只有山坞田（即山谷中间的田）和靠天田（即山坡上的田），他们无力开水塘，没钱施肥料，因此产量有的低到一倍以下。生活的困苦使农民面黄肌瘦。分水和昌化等县有的大山区里农民经常须依靠葛根粉和野菜代替食品，搀以少量的玉米粉充饥。
地主奸商和高利贷者常利用青黄不接和山区的交通不便，向农民巧取豪夺，余杭县最严重的有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强购农民的产品，在昌化县又有以100％的高利向农民实物贷放布、盐等日用品。农民的日常用品简陋到最低限度。昌化县昌北区有的数月吃不到食盐。建德县山鹤乡许多农民夜里点燃油松木代替灯光。该乡贫农余樟云活了40多岁没穿过一双新鞋，因为买不起新衣盖不上棉被，冬天烤柴睡眠，夏天有时以棕皮遮身。
贫困和艰苦的劳作带来了疾病和悲剧式的家庭生活。农村中极为普遍的流行着吸血虫病，腿肿、腹胀。昌化县西部有个别的乡由于连年腹胀病的蔓延，使有些村庄的壮年男子即将死光（此病妇女不易传染），剩下很多寡妇，因而许多田地荒芜了。大山区里传染着恶性疟疾，昌化县东坞村就因此种疾病的传染，儿童们多无法养大。土改工作队进入该村时发现，许多孩子面色焦黄，身体孱弱，在该村几乎找不到青年人。
山区里曾极为普遍的演出了典妻、溺婴、卖子等悲剧。野蛮的“典妻制”将妇女如同商品一样出卖给有钱人“生孩子”。典期之内有的只准夫妻在年节相会一次。但典妻制度又有许多是出现在农民之间。昌化县后营村雇农王柏顺以10年的典期典进贫农朱梅女的妻子。许多农民因为极度贫困无力养家，被迫将妻子出典给半世讨不起老婆的单身汉。溺婴、卖子及典妻制度使不少的农民失去了家庭的幸福。有些父母被贫穷逼迫着连续杀死或丢弃几个婴儿，富阳城区有一贫苦农妇连生8个孩子，被丈夫溺死了3个。旧的封建制度使善良的父母忍痛割弃了自己儿女，人性受到极大摧残。
6、黑恶的胡氏家族
湖南益阳桃源区的大地主胡桂五，是一个以旧小说中的“曹百万”自号的土豪。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他一门6子，共占有田260石（注：开国大土改前，中南、西南很多省份是以产量来计算田地数量的）以上，每年可以收租谷4000多石。家里在分家以前，雇了3个男工，两个女工和两个奶妈，一家人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过年时连牛都要杀3头；专门有一间房子喂养专供自家食用的鸡鸭。无论什么荒旱年成，村里人没饭吃挨饿，这些鸡鸭却总是用谷米喂得肥肥的。
第一章 黑手高悬（15）
解放以前，胡家在益阳大名鼎鼎。保甲长一律由他们摆布，乡公所、县政府也得听他的指使。地方上一些流氓痞子，都是他们的狗腿子，也是他们压迫群众的工具。
1943年，胡桂五的大儿子胡寿云当保长，抽壮丁抽得极凶，借此勒索群众钱财。如果谁家有被他们兄弟看上的女人，他们就用抽壮丁的方法去*。例如老二胡寿绵就奸污了王登、胡秋山两家的两个十六七岁的闺女。
老三胡寿昌看上了汉八爷的16岁的女儿淑萍，几次到他家去调戏她，都没有到手，于是由保上派兵把汉八爷的独子捉去，说是去充壮丁，汉八爷全家大哭。结果由王甲长（胡的狗腿子）从中做好做歹，汉八爷只好在一天晚上离开家门。
汉八爷走后，胡寿昌带着王甲长来到汉八爷家。王甲长在堂屋坐着，胡寿昌走进里屋。淑萍已经按照胡寿昌的要求在床上躺下，脸上全是泪水。汉八爷的妻子翠花坐在女儿旁边陪着她哭泣。胡寿昌一脸淫笑地拍了拍翠花的肩膀，翠花只好出去。胡寿昌随即扑到淑萍的身上……
淑萍的叫声不停地从里屋传出，翠花心如刀搅。而坏种王甲长却兴奋起来，乘翠花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按到在桌上……
胡寿昌奸污了淑萍一夜，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他满嘴酒气，厚颜无耻地对翠花说：“淑萍没有配合好！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开心的事情，她哭哭啼啼的，有什么意思？”
“你这么……淑萍将来怎么嫁人啊？胡大爷，你行行好吧！”翠花给胡寿昌跪下了。
“你少来这一套！”胡寿昌猛地拉起翠花，“你告诉淑萍，一定要配合好……”
这一窝吃人的野兽，为什么能够在地方上这样横行霸道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占有庞大的土地。胡家兄弟最喜欢夸耀自己的田多。他们的田是从哪里来的呢？用他们自己的话，就是“买的买点，占的占点，骗的骗点”搞来的。
胡桂五在1922年用高利贷贷给农民胡喜南银洋500元，每月5分计息。到1923年胡桂五假造胡喜南借据，将借期提早7年，息上加息，算成本利3000多元，强迫胡喜南归还。胡喜南向伪政府申诉，胡桂五贿买伪政府人员。结果胡喜南只得将自己水田12石全部送给胡桂五，自己气得吐血死了。
在烂麦子湾农民郑远行有田6石，卖了一半给胡家。他的田有两块样子差不多，一块是二斗田，另一块是六斗田，卖的原来是那块小的，但是胡家兄弟竟说是那块大的，结果那块大田就归了胡家所有。
农民文思灿的田和胡寿昌的田相连，文家田里的水一定要经过胡家的田。胡寿昌想吞并文思灿的田，就派人封锁文家田的水路。文思灿因无法耕作，只得贱价卖给胡寿昌，自己气愤身死。
最普遍的办法，自然是对佃户残酷地剥削和压榨。种胡桂五一门田的佃户，几十年以来，没有一个不是越来越穷的。
胡桂五于1930年买刘尚尧25石田。这庄田一年可收谷100石左右。佃户是刘家贤。刘家贤在向刘尚尧佃田时，曾超额付出押金400块光洋，每年可以少交租谷20石（叫做扣庄息谷），每年只交租54石。到胡桂五手里，他把租额加到126石，庄息谷就等于没有扣了。
1938年发生水灾，产量大大减少，刘家贤前后备了两顿酒席，请胡家吃了，要求减租。胡桂五当时要刘等谷子收割后再说。等刘将谷子收割后，胡即把仓锁上，只承认减租19石。结算结果，除将收获的谷子全部拿走，还扣除了刘340元银洋的押金，抵充“欠租”（将押金折谷时，作价还高出市价三分之一）。那一年刘全靠借贷过活，再过一年就被胡桂五夺佃了。胡桂五拿了这一大笔“收入”又买了不少的田。。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黑手高悬（16）
这样的事不止刘家贤这一桩，还有更厉害的。例如傅世山作胡家7石田，先给了200块光洋的押金，作了7年，结果200块钱没剩一个，连2条耕牛也被胡家牵去杀掉了。
有了田、有了钱、有了势、胡桂五一门就成了地方上的统治者。他们包揽了地方上的一切是非。乡内大小纠纷，他们都要到场，从中敲诈勒索；甚至还兴风作浪，制造纠纷。
1943年3月的一天，张启福的妻子刘巧妹出外割苕藤，遇保长胡寿云的儿子前来调戏*。刘在推挽中，不意手中镰刀划伤了这位花花太岁的手背，惹出大祸。当晚，刘巧妹刚上床入睡，突然闯进匪徒10余人，将家中所有粮食、衣物抢劫一空，甚至火钩、火铲也被夺走。次日，刘氏到乡公所报案，认出乡丁数人就是昨夜匪徒，立即当场指控。
乡长胡寿礼是胡家老四，又是当地三青团首领，仗恃县城内方方面面都有人，一贯横行无忌，明抢暗盗。他见刘巧妹指控他的爪牙，揭了他的底，便支人诬告刘巧妹，说她与她妹夫通奸，是她勾引自己妹夫来抢的。随即派乡丁将刘巧妹抓来，严刑拷打，并用猪鬃捅*上的孔。刘巧妹哀号惨叫，街坊邻居都听见了惨叫，却没有任何人敢出来过问。眼见刘巧妹伤势已重，胡寿礼便另生毒计，将她释放。她踉跄回家，出乡街不远，走过一片树林时，忽然有几名乡丁窜出来，说她逃跑，活活将她勒死。
乡丁移尸小溪内，扬言刘巧妹畏罪跳水自杀。
寡言少语的张启福，种几分薄田，家贫如洗，没有能力打官司。张家是当地大户，同族张陵昭咽不下这口气，让族人凑集费用，叫张启福大胆抬尸进城告状，并请律师涂瑗申诉。尸首停东门外灰包上。
胡寿礼见事不妙，早已进城托县三青团首领邹岱儒转嘱李伯中从中庇护，首席检查官李伯中本是三青团员。李伯中派了一个检察官草草相验，说是无伤，不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涂瑗受张启福的委托，具状指明刘巧妹遍体鳞伤，两奶红肿，颈下索痕甚深，显非自杀，要求复验，缉凶法办。检查处对此不予理睬。更奇怪的是：当天中午，李伯中派了一个姓罗的检察官来，要涂瑗令张启福收尸回家，言外之意，还指责涂瑗怂恿闹事。涂瑗说：“人有良心，事有公理，我有义务与人申诉，无权力叫人埋冤。”李伯中不得已，转请县长张孟才支援。
张孟才想了解案情，到检察处要查阅卷宗。李伯中担心暴露真相，宣称案件属于普通刑事案，县府无权管辖，只请派兵维持秩序，保护法院，并勒令张家抬尸离城就行了。原来李伯中到任不久，即撤换了大批职员、法警，这中间有张孟才原先安插的关系户，张、李之间早有隔阂。但张身为县长，不问又怕被人指责，牵连自己，只好出城查看，假作安抚。群众见张县长到来，齐声高呼：“请县长为刘巧妹伸冤！”
说了一通安慰的话，张孟才命人买了副便宜棺材，嘱暂行装殓，听候法院处理。
胡家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地窖里挖出5000块大洋，连夜送到李伯中家中。李伯中对刘巧妹之死就不再表任何态度。最后，法院还是判定刘巧妹自杀身亡。
农民张国四，佃胡寿云10石田耕种，因连年歉收，早被胡家逼得喘不过气来。胡家屡次夺佃不成，总想借机陷害。1944年暑天，正逢荒月。张国四忍不住饥饿，到胡家竹林砍几个笋子充饥，并叫媳妇杨华萍在林外放哨。不料杨华萍贪玩疏忽，忘了放哨，张国四被胡家发觉抓住，罚了一石稻谷。张国四没有现成稻谷，只好写下欠条。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黑手高悬（17）
偷鸡不成，反而丢了一头猪。羞惭之余，张国四狠狠责打杨华萍。杨华萍对这种贫困的生活早就厌倦了，就在当夜离家逃走。
几天以后，村边山上发现一个连滑杆一起丢弃的女尸。胡家认为机会已到，便勾串杨华萍娘家一个无赖女人，出头控告张国四杀死媳妇，弃尸村边山上。胡家出来作证，硬说曾亲耳听到杨华萍惨叫，看见杨华萍被张国四用尖竹担杀死。县法院检察处立将张国四父子逮捕监禁。胡家乘机将张国四家剩余粮食衣物一并搜去，搬出坛坛罐罐，另招新佃入住。
案移刑庭后，推事廖子常亲去勘验，受到胡家的热情留宿款待。当夜，胡家送给廖子常50块大洋。勘验结果，自然认定张国四罪证确凿。开庭审讯时，指定了一名义务辩护律师。这名律师查阅卷宗，验单上只说尸首腐烂，无从辨认，腹部有尖竹担致命伤痕。究竟尸身长短、面貌、衣、履、服饰，有何特征足以证实就是杨华萍，一点也未加以说明。更为突出的是：传案法警当庭证明，死者坟前尚有人烧钱化纸。律师不禁质问：张国四父子都在牢中，谁去烧纸？
廖推事毫不理睬律师的辩护，悍然宣布判处国张国四无期徒刑，他的儿子判处徒刑12年。法警王荣庭也气愤不过：“我们传案时听说打死的是另一家人的媳妇，真死的无人伸冤，无罪的判了重刑，真不像话。”律师也觉得太荒唐，当即捐钱6角，买状纸一张，代张国四上诉。
案移长沙高等法院，问来问去，毫无头绪。迁延到了次年3月，张国四接济无人，早已拖得瘦骨如柴，病势沉重。每当在院外（当时法院躲避日军空袭迁在乡间）候审，围观的人也为他悲伤流泪。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个过路人，问及案情，惊讶地说：“我知道这个女人在常德某家帮人。”法院才派人到常德把杨华萍找回，宣布张家父子无罪释放。但张国四已病死在狱中，他的儿子回乡后，又被胡家兄弟使坏，拉充壮丁，最后下落不明。
农民罗达孝，佃寡妇罗胡氏谷田6石耕种。1947年旧历九月，罗胡氏将6石田产凭中立契出卖给罗达孝，已收清价款。当时乡间农民进城完税，人地两生，常受税务人员的刁难勒索。胡寿礼见缝插针，问罗达孝有没有完税？罗达孝说：“还没有呢。听说那些办税的不好说话？”胡寿礼说：“这有什么难的，过几天我要进城开会，替你上了就是。”
罗达孝信以为真，忙筹足税款连同新契一起交给了胡寿礼。哪知胡寿礼拿过钱物后，一直没有消息。罗达孝心急如焚，却慑于乡长的威势不敢催问。残冬过尽，新年到来，罗达孝敬备礼品，登门给乡长拜年，顺便提起这事。不料刚一说起，胡寿礼就大发雷霆：“我耳朵都装满了，你逢人就说我迟迟不给你上税，未必我还想吞你那几块毛钱吗？”顺手抡起文明棍，狠狠打了罗达孝几下，大叫：“给我滚出去！”
含恨出门，走过屋后堰塘，罗达孝心想：“我年过70，还受人打骂！钱去了，田地得不到，多年辛苦积蓄，一下子血本无归，实在冤枉！”当即纵身一跳，淹死在塘里。
在胡寿礼看来，人死了还是好事。他立即把原卖主罗胡氏找来说：“罗达孝已将地方让给我买，你是得了业价的，只需新立过契，我重新给你划押礼。”罗胡氏一是不敢违命，二是见有押礼可得，就倒填年月，以买主胡寿礼的名义另立新契，完税了事。
这些田的佃户还是罗达孝，胡寿礼既成了业主，就必须找罗达孝的后人投佃，以后好找个借口，逼他搬迁。罗的大儿子罗述良在常德糖食铺当大案匠，罗的二儿子在沿滩拉包车。胡寿礼派乡丁将罗老二抓来，先关三天三夜，才告诉他：“你能出具佃约就免你当壮丁。”罗老二只求脱身，马上立佃签押。
接着，胡寿礼根据佃约，缺席裁判后，立刻强迫罗家搬迁。胡寿礼派人上屋揭瓦，大雨一来，满屋成河。罗家一家被迫号哭着迁出。罗述良从常德回来，托律师申诉，但慑于胡家势大，无人敢出来作证，无法解决。
这时，长江南岸有些地方已经解放，知情的人们都对罗述良说：“共产党来了，你不要用刀杀他，到时候就用锄头刨死这狗恶霸！”
胡家还把持了地方上的所有公产。诸如祠堂、塘坝、公山、学产……都由他们一手包办，任其贪污变卖。1932年，他们那一保集中了县仓常兵谷五六百石，胡家私自拿出100多石来变卖，将钱趁荒月时借给农民，1石谷要赚二三石谷。
1947年胡应林的母亲死了，他的父亲要续娶，胡桂五借口这事不合情理，要为死者打抱不平，不准他续娶。最后，胡应林送100块光洋给胡桂五，胡家才罢休。
他们用穷凶极恶的高利贷剥削农民。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正是他们吞食贫苦农民血肉的好机会。他们借谷出来，一般都是一石谷一石息。有时把谷折成钱，用钱再去买青苗，一石则要换成两、三石。除了将自己的收入用作高利贷资本外，他们还大鱼吃小鱼，向其他地主借谷进来，再高利贷借给别人。有一次，胡家向地主陶汉章以斗的年息借了一千多石谷，再用一石的年息借出。陶汉章慑于胡家的势力，什么也不敢说。
他们还在乡间开设赌场。家中稍有积蓄的人，常常被他们哄入赌场。胜了他们不准你出来，输了他们用高利借钱给你，一直到被骗被胁迫的人倾家荡产。
胡桂五不止一个，胡氏家族也不止一家，在解放前的湖南的农村中，大大小小的胡桂五是很多的；在旧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如同胡氏家族这样的黑恶家族更是遍地都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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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
1、悲惨命运的根源
以上的故事，足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地主恶霸罪恶的巨大，社会形态的黑暗。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其根源还在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旧中国农村，其经济关系和社会状况到底如何呢？
中国远古原始公社制解体后，夏、商、周（西周与东周）三代奴隶制社会，主要经济制度是分封劳役制。
分封制始于夏代，继行于殷商，式微于周。这种分封制规定了尊卑高下的等级。天子为第一等，诸侯为第二等，卿大夫为第三等。诸侯依其功勋大小和受封地的多少，又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不同的爵位。卿大夫又以其服侍的对象分为天子卿大夫、大国卿大夫、列国卿大夫、小国卿大夫等。诸侯、卿大夫又统分为九等，称为“九命”。
爵命等级是享受政治、经济待遇的依据。夏、商、周三代都实行世禄制，各级贵族世袭享受他们应得封地的收入，除了依次向上一级贵族交纳一定的贡赋和提供军役、劳役之外，其余全部归他们自己享用。例如，周武王弟康叔受封于卫（今河南安阳一带）并“殷民七族”，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并“奄商之民”“殷民六族”，成王弟唐叔受封于晋并“怀性九族”，功臣姜尚（太公）受封于齐（山东临淄一带）并土居臣民等等。可见当时是采取“封地授民”一并进行的办法的。各受封国诸侯，除自己直接占有一部分土地和臣民外，其余再分封给自己的大夫和士。各级贵族对受封地都只有享用权而无私有权，不准出卖，即所谓“田里不鬻”。
奴隶主贵族们如何去经营他们受封的土地？如何驱使自己封地上的臣民百姓？古籍上记载“三代”普遍推行的是“井田制”。奴隶主为计算自己封地的大小和监督农奴劳动，把土地划分成9个方块，因像“井”字形，所以叫做井田制。井田制最基层的单位是里，一里等于周亩900亩，每里住8户农奴，每户分地一个方块，即100亩，余下的100亩为“公田”。8户农奴除掉耕种自己的100亩份地外，还被迫合力耕种领主的“百亩公田”。一个贵族领主依据其“命数”高低、封地大小可能会有许多这样的“里”，可以从许多的“公田”上收获农产品。这就是奴隶制时代的劳役地租制，历史上称这种劳役地租为“助”或“籍”。当然，封地内的自由民对其领主、下级领主对其上级领主也要承担贡赋。劳役地租之外，贵族领主还要向农奴摊派军赋，征收贡纳，抽调力役修建宫室、道路等。
井田制作为中国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制度，到东周时期开始逐渐崩溃。由于以铁制农具和牛耕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一部分劳力强的农奴家庭除耕种百亩份地和“公田”外，还有余力来开垦荒地，获得份地以外的收入。这样，不少农奴就把助耕公田当作负担，“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田不治”，井田制这一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日渐没落。
公元前7世纪，管仲相齐，实行“相地衰征”，就是根据土地的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代替了劳役制和贡赋。这实际上承认了井田和新开垦的耕地归各家私有。到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进行重大田制改革，废井田，开阡陌，给各家各户按新的更大的面积规划耕地，授田之后，不再重新分配，长期归其耕作，当时人们称此为“制辕田”。商鞅变法后，秦国废除了井田制，允许平民自由买卖土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就进一步承认了土地私有。 。。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发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这是由于秦对于东方六国的土地情况很难掌握。这次登记的目的是承认现实土地的占有状况，以稳定赋税收入。这样，秦朝也就以国家统一法令的形式，确认了土地的私有权，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和助耕公田的井田制相比，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吕氏春秋·审分》中说：“公作则迟，私作则速。”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者也可以流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兼容，所以能够容纳较高的生产力。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灿烂的、无与伦比的农耕文明。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这种以地主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经济，存在着严重缺陷，学者郑有贵认为，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地主虽然拥有较多的土地，但这并不是为了追求规模效益而形成的规模经济，而是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和使用权的高度分散。在农业为主要产业、基本以手工劳作的生产力水平、土地资源稀缺程度远远高于人力资源稀缺的经济发展状态条件下，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土地使用费较高，劳力价格较低。这样，大地主选择出租土地比自己耕作或雇工经营更合算，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尽管地租较高，也只能被迫接受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地主与农民在土地上的关系是契约租佃关系，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而获得地租收入，租佃农户是生产经营者，其经营规模狭小，是分散的小农经济。换言之，中国这种土地由地主占有、由佃农经营的经济，实质上是小农经济。
二是中国以地主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是小农经济长期化的根本原因。因为，政府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业积累向工业资本转化，生产要素流动范围小，这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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