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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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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厂的问题，此时赋闲在家的石永阶是最清楚的。石永阶说，工厂搞不好主要是缺乏技术力量，要不来大学生，自己培养的张希永夫妇还没有毕业。工厂没有技术员，也没有技术工人，甚至没有一个好的质检员和业务员。做防爆器材，石永阶的小舅子是防爆工程师，可以帮忙。但是，工厂搞汽车配件就不行，搞水泵也不行，在石永阶看来，一没人二没技术，上汽车配件和水泵只能是死路一条。
1985年：铁饭碗不保（3）
失去了厂长职务的石永阶发现，在此时的防爆器械厂大院里，几十个女工在砸铁丝，厂里的几台车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动。石永阶感觉到，厂子要黄了。几十年后，他还认为，如果让他继续搞防爆器材，工厂是不会倒闭的。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中国农村改革大见成效。在国庆35周年的群众###中，由5辆拖拉机组成的彩车方阵驮着“联产承包好”的巨幅标语缓缓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成为这一年的经典画面。
国庆刚过，城市改革的大幕就拉开了。
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短的一次中央全会，但是就在这一天之内，中国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全会对城市改革的重点作了具体的规划：
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就在探索城市和国营企业的改革之路，但是直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企改革才全面开始。
沈阳作为国营企业云集的老工业城市，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
这一年6月，刚刚从沈阳市汽车配件公司调到沈阳市经济计划委员会集体经济办公室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韩耀先，收到了一份市领导的批示，要求韩耀先他们到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研究那些经营不好、管理混乱、产品没有市场、技术落后、严重资不抵债的集体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批示说：“此项改革在集体企业中先做起，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有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上半年，沈阳市有43家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这些企业没有通过竞争求发展的渴望。工人们和厂长都是混日子。
市里面的批示，落到了有企业工作经验的韩耀先身上。
韩耀先后来回忆说，在1986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很多街道企业被上划成市管企业，生产和销售都要由上面做计划，企业失去了灵活性，越来越不景气，政府则要为这些企业日渐庞大的亏损埋单。1984年，沈阳市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政府就开始考虑从集体企业入手推动企业改革。
改革的思路主要是减政放权，还权给企业，集体企业要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管理。
循着这个思路，韩耀先来到经营困难的企业调研。
韩耀先发现，当时大约有1％~2％的企业经营确实很差，亏损严重。此时，在韩耀先的脑子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把这些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企业直接关掉，人员由劳动部门重新安排。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一些难以维持的企业就是采取关停并转的办法。在韩耀先看来，这个办法简单易行，也符合过去的一贯做法。
调研完了，思路也出来了，韩耀先就回到机关开始起草关闭集体企业的文件草案。为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韩耀先连续加了几天班。
草案大约写了40多条，详细规定了亏损到什么程度的企业该关，以及关完以后采取什么措施，对厂长、工人如何处罚，等等。韩耀先的同事们讨论了一下，认为草案很实际。
1985年：铁饭碗不保（4）
半个月后，领导的批示下来了，韩耀先觉得被劈头浇了一盆凉水。
批示说：“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企业倒闭了，职工怎么办？救济金怎么发？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韩耀先的第一稿就这样被否定了。对他来说，这寥寥数语不啻一声惊雷。
韩耀先开始重新思索，他发现自己起草的初稿，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过去几十年来人为关闭企业的思路和观念。而在现实中，企业倒闭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应该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和规范企业，而不是靠过去的老思路——政府行政命令。
不用行政手段，企业应该怎么办？怎么用经济手段来解决企业经营生产过程当中的问题？韩耀先开始重新整理思路。此后半年，韩耀先都在企业搞调研，中间还到北京去了一趟，找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专家交换意见。
半年后，第二份草案终于完成，提交市里讨论。这一回韩耀先觉得很有把握。
韩耀先记得，这份文件的草案在送交政府讨论时，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很多，当时银行方面的负责人问，企业要是倒闭了，债务怎么办，我们怎么向上级银行交代？还有人认为，破产是资本主义的概念。最终，会议达成了一致：沈阳市是改革试点城市，不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改革就推行不下去。
1985年2月9日，这份被人们称为共和国“首部破产法规”的文件，经过10个月的酝酿，6次修改，最终以沈阳市政府沈政发（1985）24号文件——《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文件对企业破产倒闭作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这份文件，连续亏损两年以上的企业将面临倒闭，在倒闭之前，主管部门先给予黄牌警告。
这份文件在一片争论声中，在各种怀疑、观望、不安、等待的目光中出台了。韩耀先拿着文件，送到《沈阳日报》去发表。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报社拒绝发表。韩耀先又找了几家报社，却发现没有一家敢刊登这份文件，理由是“国家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
最后，韩耀先所在的单位——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从集体经济联合会的账户上拿出1万元，以广告的形式在《辽宁经济报》上全文发表了。这部意义重大的法规，最终以广告的形式与人们见面。
如今，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时的沈阳市民和普通中国人对这份文件有什么反应，因为国内媒体没有对这份文件的出台进行报道。但是，敏感的国外媒体立即就解读出了这份文件蕴涵的重大含义。日本的广播电台在文件出台的当天，就迅速报道了这个消息，将它称之为中国的第一部《破产法》。
韩耀先的下一个工作是将这份文件付诸实施。他先是找了13家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后来担心目标太大，最终挑选了3家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五金铸造厂和沈阳市第三农业机械厂。
1985年8月3日，沈阳当地的报纸显示，当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雷阵雨。张希永看到自己工厂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的显著位置，这大概是这家小工厂头一次出现在当地报纸上。
第二天，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华社电讯：
新华社沈阳８月３日电 （记者周保华）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今天向防爆器械厂、五金铸造厂和第三农业机械厂三家企业发出“破产警戒通告”，限令这三家因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企业，在一年之内改变面貌，逾期则正式宣告企业倒闭。这是沈阳市根据《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的要求，第一次宣布的通告。
1985年：铁饭碗不保（5）
……
这三家工厂厂长表示，要根据“破产警戒通告”的要求，在限期内搞好企业的整顿。否则，甘愿接受破产倒闭的处理。
韩耀先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去这些工厂宣布“破产警戒通告”时的细节，有的工人知道他是始作俑者，故意当着他的面说，谁发明了黄牌警告这玩意儿，干脆一棍子把我们打死得了。给韩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沈阳市五金铸造厂，他去这家工厂开会的时候，厂长周桂英非常激动地对职工说：我们厂真就这样倒下去了吗？咱们还能不能直起腰来干一番？往往最困难的时候，我看凝聚力更大！整个会场气氛顿时显得激昂悲壮，全厂工人流着泪发誓要好好干。
一年之后，沈阳市五金铸造厂扭亏为盈。黄牌警告就像是背后猛击一掌，把这个厂打清醒了。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收到黄牌警告的消息，对张希永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工厂经常开不出工资，但在张希永看来，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这一年，张希永考上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办的电大，开始了为期3年的脱产学习。
虽然张希永对自己的人生仍然充满希望，但是日子却一天天紧了起来。一天，张希永在电大的同学要到家里做客，张希永拉不下面子回绝。家里来了客人，张希永竟然拿不出钱来买几个菜，请同学吃一顿像样的饭。同学看出了张希永的困难，掏钱请张希永一家出去吃了一顿。
后来，张希永总结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没肚子就没脸。
在张希永读电大的时候，单位效益越来越不好，胡百君放了长假。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胡百君开始偷偷摸摸地做一点小买卖，卖一种叫菇茑的东北野果。张希永记得，他们第一次卖菇茑就像做贼一样，把装货的袋子藏到身后。碍于面子，两个人谁都不敢叫卖吆喝。张希永说：“我让她喊，她让我喊，最后俺俩谁也不喊，最后是我拿着货在车站老远等着，我爱人到车站等车的地方去问，大姐，要不要菇茑？便宜卖你。你要，跟我走。那时候不敢在市场卖，怕人看见笑话。”
一个星期下来，张希永和胡百君卖了20斤菇茑，一共挣了两块钱。张希永说，这是他一生中印象最深、最艰难、挣钱最少的一笔生意。
在电大，张希永虽然是脱产带薪学习，但实际上却经常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因为工厂开不出工资，而他们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工厂破产之前的两年当中，张希永夫妇经历了他们生活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胡百君挑起了养家和供养丈夫读书的重担，为了让丈夫安心学习，每天她都给张希永准备好饭菜，装在饭盒里带到学校吃。张希永知道，家里生活困难，上市场买的都是最便宜的菜，有时候给张希永做一点好菜，胡百君一口都不吃。每次谈起这些事情，张希永总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个时候，张希永也在沈阳市文化宫找了一份兼职教员的临时工作，一天的工资是6块钱。张希永说，这在当时属于高收入。
胡百君在外面做小买卖的时候，张希永有时间也会去帮忙，夫妻俩一起卖过水果、服装、冰棍。张希永好面子，总觉得不好意思，帮妻子卸完货后总是躲得远远的，以免被熟人看见。
虽然张希永已经认识到，人处在困境中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架子和脸面，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改善生活，但是做生意还是让张希永感到难为情。
尽管几乎到了快吃不上饭的地步，工厂也好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张希永还是坚持读书。张希永对当年岳父看不上自己仍耿耿于怀，他想学出个样子，让岳父看到自己的潜力。
1986年：工厂破产后的“新希望”（1）
就在张希永为自己的学业和生活苦苦挣扎的时候，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了。
1986年8月3日，沈阳成为全国媒体和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又一次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天，沈阳市政府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扭亏无望，正式破产倒闭。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发布了这条消息：
沈阳市人民政府８月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告，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2/3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并被收缴营业执照。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倒闭的企业，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地方法规程序对企业进行破产处理。
这一天，张希永并没有得到工厂破产的消息，他还在电大读书。
对于当天新闻发布会的细节，韩耀先记得很清楚。会议的第一道程序是由主持会议的市政府秘书长宣布企业破产，然后是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企业营业执照，接着，企业法人代表上缴营业执照，最后是记者提问。
这一天，新闻发布会在沈阳市迎宾馆举行，主角之一——防爆器械厂厂长王刚却迟到了。
韩耀先说，王刚的妻子觉得王刚这个破产厂长的角色不怎么光彩，像历史罪人去接受审判，不想让他去，就把王刚的上衣藏了起来。
王刚迟迟没有出现，韩耀先在会场急得直跳脚。主角不来的话，这台戏就得唱砸。韩耀先找到汽车工业局的副局长贺仲宾，让他去做工作。贺仲宾找到王刚，要求身为共产党员的王刚遵守组织纪律，立即参加新闻发布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王刚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沈阳市迎宾馆。
会场大约有150多人，气氛显得有点严肃、紧张，除了几十名中外记者相机的快门声和主持人的讲话声，现场一片沉寂。
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宣读了《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破产通告第一号》：
……根据企业申请，主管部门同意，经研究决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
宣读完毕后，神色憔悴、面容疲惫的王刚上缴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营业执照。
记者们迅速冲上来抢镜头，现场一片混乱，这让没有经历过新闻大战的韩耀先感到有点吃不消。这一天，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被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下岗工人。新闻嗅觉敏感的记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抢新闻的好机会。
石永阶没有出现在现场，他已经被要求“病退”。这时石永阶离开工厂已将近两年，但是由于王刚是上级单位派来的，不算正式厂长。结果，“第一破产厂长”的称号就落在了石永阶的身上。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记者问道，企业破产以后，职工怎么安排？救济金怎么发放？韩耀先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在当时是不好回答的。因为在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时候，现在的社会统筹和保险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能说一点原则性的条条框框。怎样善后还要继续探索。
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消息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日本驻北京记者的电传打字机上出现了如下字样：“中国——改革的一项重大试验”。一些外电甚至称：“中国东北的沈阳发生了‘地震’，‘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 。 想看书来
1986年：工厂破产后的“新希望”（2）
防爆器械厂的大门被贴上了###的封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公有制企业贴上了这样别具深意的封条，被封住的大门将永远不再对它的员工敞开，工厂也将作为中国企业改革重要的标本永远被保存在历史中。
韩耀先记得宣布破产的时候，很多工人当场就掉泪了。在防爆器械厂的一个车间里，职工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车床旁，情绪激动、鸦雀无声地听着破产通告。这个时候，职工们的情绪很复杂，有的职工对破产很恐惧，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有的对韩耀先还有点怨恨；有的职工觉得破产来得很突然，有点不知所措。
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到防爆器械厂采访，他不敢亮明自己的身份，也不敢让记者###身份。在已经被贴上了封条的厂门口，韩耀先看到大门口墙上一边挂了一个小花圈，没有挽联，也没有落款。防爆器械厂的职工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有的在骂，有的则面无表情地或站着或蹲着。
当时的媒体对防爆器械厂的破产总结了几条原因，而当时的沈阳市委书记李泽民说，企业亏损的原因很多，但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行政干预是个重要原因。李泽民认为，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贻害很深，今后政府不能对企业直接干预，只能间接管理。
我们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查到了沈阳市政府对防爆器械厂职工的安置办法：
这个厂的职工因企业破产，失去了原有职业，由劳动部门按待业人员进行管理、培训和组织就业，同时鼓励他们自谋职业。职工待业以后，在半年内每月领取原基本工资的75％，自第七个月起的两年内，每月领取30元的破产社会救济金。待业人员重新就业或自谋职业后，救济金停止发放。
经历过一番史无前例的折腾之后，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终于以新中国第一个破产企业的身份走进了历史。张希永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让他备感沮丧的那间不起眼的工厂，在他离开的那一天竟然闻名全国乃至世界。
在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4个月后，1986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从此，有关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有了统一的法律依据。
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位于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93号，后来，这里被人们认为是国企破产的“破题”之地。如今，张希永当年工作过的这家工厂已经彻底消失了，连同厂名一起不复存在，工厂昔日的厂房早已不见踪影，在它的原址，我们看到的是一栋居民楼，石永阶和他的老伴就住在这栋楼里。
在工厂破产后的一段时间里，石永阶觉得破产厂长这个名声不好听，没脸见人，在家里待了半年。石永阶白天甚至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就有人指着他，说他是“破产厂长”。还有人说，老石得判15年。
石永阶的老伴本来就因为企业破产情绪低沉，听到了这些闲言碎语后心里开始着急上火，右眼因此失明。石永阶说，当时主要是因为厂子破产倒闭，没有钱看病。
老伴右眼的失明，让石永阶一直内疚至今。心情低落的石永阶，也大病了一场。这一年，石永阶整整60岁。病愈后，他开始考虑全家人以后的生活。
老伴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1987年1月30日，石永阶的名字出现在了《人民日报》上：
记者今天从沈阳市政府有关部门获悉：1986年8月宣告破产的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因对企业倒闭负有一定责任，日前受到免发两年破产救济金的处罚。
……
据悉，1月27日，石永阶已在处罚决定上签字，同意受罚。但他同时指出，在他任职期间，有关部门干预过多，也应承担责任。
工厂破产之前张希永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觉得生活突然没有着落了，心里一下没有底了，原有的期盼似乎都落空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学业怎样继续下去。张希永说，他和妻子当时都感到非常绝望，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大家都蒙了，因为没有前车之鉴，倒闭之后，谁给你分配工作？闲散在社会上，将来有没有饭吃？有没有保障？这让大家都非常担忧。
对于张希永和胡百君来说，他们当时无法理解正在试点的企业改革。在他们看来，工厂破产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企业领导班子没有能力。
张希永记得：当时的政策对于这些新中国首批下岗的职工非常宽松，自主创业可以得到优惠贷款和三年免税的优惠政策。但是当时张希永夫妇根本不敢选择下海，他们已经习惯了这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了。现在张希永回想起来都颇为后悔，他说，当时思想观念不够解放，没有那个胆量。
在经历了工厂宣告破产最初的惶恐忧虑之后，张希永又有了新的希望。凭借年轻和学历优势，又通过亲戚关系，张希永夫妇分别找到了接收企业，而且新单位也承担下了张希永电大的学费。对于新单位，他们格外珍惜，希望就此再度安定下来。
胡百君转到了沈阳市汽车消音器厂，张希永的新单位是沈阳市第二变压器厂，两家企业的效益当时都还不错。唯一让张希永感到不太舒服的是，在新单位，别人看他的眼光和说话的语气有点异样。
在经历了一番风雨之后，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1995年：毅然下海（1）
张希永对接收他的新单位很满意，他可以继续带工资脱产完成学业。张希永想，毕业后一定为企业做贡献。在电大，张希永入了党，还成为学生会干部。张希永说，那时候他们虽然成了家，有了孩子，但还是有很强的上进心的。既然生活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他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然而，现实却再次给了张希永夫妇打击。
没过几个月，胡百君所在的沈阳市汽车消音器厂停产了，职工放长假回家。此时，张希永还在电大读书。
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胡百君在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找到了一份到干果厂做包装的工作，为了多挣点钱，胡百君又干了一份割蚕豆的工作。
1987年的一个雨夜让张希永难以忘怀。那天晚上，胡百君很晚还没有下班，把女儿哄睡后，放心不下妻子的张希永去干果厂接胡百君。张希永到厂子一看，发现只有一个厂房还亮着灯。透过一扇小窗户，张希永看到了让他刻骨铭心的一幕：偌大的车间空空荡荡，在昏黄微弱的白炽灯光下，胡百君正在麻利地割着蚕豆，蓬乱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了，顺着发际耷拉下来，遮住了半张脸。
那一刻，张希永泪流满面。直到现在，张希永每次谈起这一幕，泪水都会溢出眼眶。
艰难的生活迫使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的胡百君继续做一些小生意，她在街头摆摊卖雪糕、小孩的裤子和头花儿，这时胡百君还不到30岁。
一年夏天，胡百君在马路边顶着烈日卖雪糕，女儿看妈妈被晒得满脸通红，就用一个小瓶子灌满凉水，拿着一个干面包送给妈妈。
至今，张希永都不太愿意讲述这些令人感伤的生活细节。他和妻子决心，再苦再累，也一定要让孩子过上好日子，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胡百君的哥哥原来是做塑料袋零售生意的，他发现这个生意很挣钱，就让妹妹也去做。从此，胡百君就做起了塑料袋的零售，一干就是十几年。
胡百君发现，塑料袋零售生意虽然辛苦，但利润很厚，于是她就走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1987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胡百君在卖塑料袋时不小心把右臂摔成骨折，张希永让她休息，但胡百君知道，春节前是塑料袋销售的好时机，不能停手。
一天，在回来的路上，张希永看到妻子打着石膏卖塑料袋。他说，这一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单位上班的张希永承担起了照顾家和孩子的重任，他甚至学会了织毛线裤，孩子、妻子的毛线裤，都出自张希永之手。
两年下来，胡百君挣了两万元钱。他们的生活第一次摆脱了生存的危机。张希永觉得，从此可以挺着腰走路了。1990年，胡百君在沈阳南二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正式做起了塑料袋批发生意。起初，张希永比较谨慎，觉得两万元钱的血汗钱挣得不容易，不愿意冒险租这个摊位。但胡百君则坚持要租，她是典型的东北女人，觉得要干就一定要干大。
当时的南二批发市场还是一个露天市场，一到冬天，胡百君的脸、耳朵、手都会起冻疮。到了夏天，胡百君的脸上还是一块紫一块黑的，腰腿也落下了一些毛病。不过，尽管艰苦，胡百君的塑料袋批发生意效益却非常可观。
胡百君的生意越做越大，人手开始不够，她希望张希永停薪留职，但张希永考虑到单位培养自己不容易，不想辜负单位，就在业余时间给妻子搭把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95年：毅然下海（2）
张希永说：到了冬天，南二市场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地方。一次他们正准备吃饭，突然接到了一笔生意。等到装完货回来，一碗面条已经冻硬了，没法再吃。
对张希永夫妇来说，自谋生路尽管艰难，但是生活已经不再是一条下降的轨迹，不再徘徊于温饱的底线。
就在张希永夫妇的生活悄悄发生改变的时候，1988年，石永阶也走出了企业破产的阴影。他东拼西凑借了1 400元钱，买了一台旧车床，在家门口挂起了沈阳市长城电器开关厂的牌子，开始生产防爆开关等产品，并为自己生产的防爆器材注册了“长城”牌商标。
石永阶说：“开始就是赌气，不信自己不行。”石永阶心里憋不下这口气，他想，不是不让我搞防爆器材吗，我非得干出个样子叫他们看看，出出这口气。做防爆器材，石永阶心里有底，他把原来防爆器械厂的职工找来继续干老本行，工资比别的企业只多不少。
在石永阶的带领下，他的长城电器开关厂最初经营得很好，每年赢利可达到10万元。
1990年，开始告别物质短缺的中国人突然遇到了一个新问题——经济疲软，这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时间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卖不动了，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的“三角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石永阶的小工厂也没有逃过“三角债”的纠缠，他的工厂开始亏损，资金运转发生困难。一开始，石永阶对客户端偶尔欠债并不是很在意，这在以前也是有过的。但是，石永阶逐渐感到不太对头，欠条越来越多，欠债越来越难讨回。有时候欠债大户前来拉货，还得继续赊账做生意。石永阶说，如果不让客户继续赊账，以前的欠款就要不回来了。
外面拖欠的货款迅速增多，而要不回来的欠款也开始沉淀为企业的亏损，这是石永阶的小工厂难以承受的。石永阶眼看越干越亏损，觉得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再干，就得关门大吉。
石永阶召集全体职工开会，宣布停止生产防爆器材，转产做豆腐。石永阶的算盘是，豆腐能卖现钱，谁也不能买豆腐赊钱吧？他觉得，做豆腐生意不存在企业被欠账拖垮的风险。
直到现在，当年石永阶做防爆器材时的一部分欠账还没有要回来。石永阶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的债务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钱是要不回来了。
1998年，石永阶的豆腐房开张，很快，老石头大豆腐以物美价廉远近闻名。在沈阳防爆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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