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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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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走进这个她曾经来过许多次的地方，郭凤莲的心情是复杂的。其实，那天在场的所有人心情都是复杂的。
那天的主题是为刚成立的大寨羊毛衫厂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也是郭凤莲和大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12年后的第一次亮相。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和纺织部长吴文英出席了这个小小的乡镇企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对于大寨，人们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希望看到这个曾经的中国农村典范永远沉沦下去。过去与现在，冷清与火红，失落与奋起，时光演奏出的巨大反差和激昂旋律，成为大寨重新站起来的宣言。
创业难，二次创业更难，在市场经济中二次创业难上加难。但对于曾经战天斗地的郭凤莲来说，她扛得起任何艰难。她走南闯北，卖煤炭，办水泥厂，请专家，一点一滴地学习着经营，学习着商业谈判，甚至学习着赔笑脸求人，学习着喝酒。
有一年，为销售煤炭，郭凤莲陪客户饮酒，盛情难却之下，喝酒喝到麻木，吐都吐不出来，其实已经失去知觉，休克了，甚至失禁都不知道。幸亏赶紧被送到医院，大夫采取紧急措施，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吐出来。事后，人们都很后怕，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她很可能变成植物人。郭凤莲却对来看望的人表示，不怨任何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3）
也许是因为她的真诚和诚信，大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市场和人脉。但在大寨，却出现了一些杂音。宋立英曾为郭凤莲抱打不平：“个别的人说郭凤莲要饭吃了，也就说当乞丐了，到处向人家要。咱听着了，很是难受。就算是当乞丐要，你去要点！我说要回来也是给咱们大寨的，也不是她要回来光顾她自己了，她要回来是为了咱大寨人的富。”
对于郭凤莲来说，这是新的创业和新的奋斗方式，虽然不喜欢，但必须接受。无数次醉后的痛苦，无数次签订合同的欣喜，共同谱写了这段五味杂烩的创业路。
随着时光的淬炼，郭凤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越来越得心应手，又先后兴办了服装、水泥、运输、饮品、旅游等十几家企业。她甚至学会了品牌的有效扩张，在5家与外地的合资企业中，光凭着“大寨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占有20％多的股份，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世易时移，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
2001年春节，当年农村“大包干”的带头人，凤阳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宏昌贴出了一副对联：“税费改革负担轻，发展经济劲头增。”这正是安徽农民心境的一个真实写照。
2003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这天下午2时40分，###来到湖北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接着，###和代表们谈起了“黄宗羲定律”：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几天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一切不应该向农民收取的税费，全部减下来，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所说的“一个过程”，其时间之短和最终的结果，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2 600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中国农民实现富裕梦想的路还很长。农业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对农民本人都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没有人会怀疑，在中国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度，农民要想实现富裕，仅靠农业已经远远不够。
2007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12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长了600倍，此时大寨这个40多年前的农业典型，现在农业收入只占总收入的0003％。曾经名震九州的大寨梯田，有一半已经退耕还林。
2008年，一位央视记者采访大寨时，见到两位正在修梯田的老人，一位73岁，另一位67岁。他们是大寨农业组的成员。农业组一共有40人，平均年龄55岁。40多年前，正是他们修建起了举世闻名的大寨梯田。如今，仍是这些老人在侍弄着这400亩土地。
比起1992年郭凤莲在上海时的那个百万元梦想，大寨已经走得很远了。大寨已经完成了从昔日的“政治品牌”到今天的“经济品牌”的转变。
郭凤莲曾讲起自己对企业的理解，在她看来：“家里有个好媳妇才能过个好光景，家里头没有好媳妇就过不上好光景，有钱也不会花。每一个企业的当家人（就是这个角色），你总经理当好这个家，这个企业就可以做好；你总经理当不了这个家，这个企业就越来越完蛋。”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4）
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董事长，这两个角色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其融洽地聚集到郭凤莲的身上。她从没忘记那些开创了大寨辉煌的人们。
郭凤莲制定了一系列的养老政策，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养老金，金额从1992年的每月40元调整到现在的200元。2008年重阳节，郭凤莲第16次组织老年人聚餐，除了按惯例发放保健酒和油之外，她还宣布了一条好消息：70岁的老人，每月都领300块钱，60岁以上是200块钱。只要大寨经营良好，养老金就会一年一年往上涨。
在大寨村，不光老人享受着特殊的福利。2006年全国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而大寨的孩子们从1994年开始，幼儿园到小学就已经免除了一切学杂费和书本费；考入大学的，村里每年发放800~1 000元的奖学金；村民全部实行医疗保险制度。如今大寨有1/3的村民已住在至少165平方米的别墅中，到2009年，还有40户农民将搬入新居。
人们的生活富足而安逸，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郭凤莲忧心忡忡。大寨有了新的生存之道，也有了新的忧虑。
井沟村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曾被称为“小大寨”。2005年，昔阳县号召“富村带穷村”，郭凤莲兼任井沟村党支部书记。现在，井沟村又叫“大寨二村”，因为交通闭塞，井沟村的人们自己集资，自己动手，修起了直通村口的水泥路。村里还出了好几个白手起家、自己办企业的人。而在大寨，现在维修房屋这样的事也都雇外面的民工来做，村里的人会干也不再干了。
2008年，一位记者记下了郭凤莲与“大寨二村”马村长的一段对话：
郭凤莲：你看井沟现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石一块也是人搞起来的。
马村长：都是两只手干出来的。
郭凤莲：现在人家看了十分感动，说井沟出了井沟精神，我说在井沟可以找到大寨精神，大寨现在找不到大寨精神。
马村长：逐渐逐渐地也有问题。
郭凤莲：是，你说大寨年轻人现在一出去就回来。宁肯在家里挣几个小钱，也不愿意去挣大钱，这都是贪图安逸，这就是小富则懒，他不想往前走，个人创业很少。
郭凤莲既欣慰于“大寨二村”的艰苦奋斗和创业精神，又失望于创业精神在大寨自身的淡化。为了鼓励大寨人创业，郭凤莲曾经组织大伙到“大寨二村”参观，她还多次在集体会议上表示，希望大寨村能出几位像井沟村那样艰苦奋斗、自主创业的企业家。但年轻的人们更喜欢过得轻松一点，娱乐一点，他们对于扑克和麻将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梯田，大于昔日的光荣与梦想，大于今日的创业和开拓。
当尘埃落定，郭凤莲突然发现曾经激昂的精神气儿似乎被一些东西侵蚀得锈迹斑斑，而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创业精神却还没得到足够的彰显。正是那股精气神儿，让郭凤莲和大寨在低谷中重获新生。现在，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大寨的创业精神？怎样在新时期给大寨人提供新的发展驱动力？我们依靠什么继续创造未来？这是郭凤莲最大的课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中国农村的课题。
经历过风雨沉浮的郭凤莲再次陷入思考。她知道，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是她还是大寨，今天都源自昨天，明天都始于今天。
郭凤莲希望：让岁月带走那些该带走的，留下那些该留下的。
“命运曾经向他关上了一扇门，但张希永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
1986年8月3日，一家不为人知的小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在今天，这样的消息根本不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但是在当时，这条消息却使全国为之震动。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公有制企业，《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新闻，而这家小小的企业只有72名职工，企业全部财产只有30万元。
在这72名职工中，一位叫张希永的年轻人陷入了绝望之中，他的妻子胡百君也在这个厂，他们还要抚养下一代。全家赖以为生的厂子突然破产倒闭，这个消息让毫无思想准备的张希永感到茫然。当时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国有企业是不存在破产倒闭这个问题的。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成为现实时，处在事件旋涡中心的人们顿感手足无措。
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八个年头，城市改革开放也正向纵深推进，悄悄地改变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这一年，张希永26岁，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最年轻、学历最高的工人。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与“下岗”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人，张希永的人生，从此被这起具有历史意义的破产所改变。
不经意间，张希永以“小人物”的身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编年史。
在惶恐与不安之中，张希永开始了为生存而挣扎的漫漫长路。命运曾经向他关上了一扇门，但张希永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
今天的张希永，已经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个体演员兼婚礼主持人，他已经习惯了人们称呼他的“艺名”——阿希。
1978年：人生中新的一页（1）
我们今天的很多故事，似乎都要从1978年说起。
这一年年底，18岁的沈阳青年张希永翻开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页，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匆匆结束学业，成为一名工人。
当时，还没有人叫他阿希，都叫他的大名——张希永。在1978年的中国，虽然“###”已经结束两年，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但随着“###”初期狂热气氛的消散，上山下乡逐渐被人们视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下乡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选择。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中的工作岗位非常珍贵，接班顶替是那个年代年轻人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常常是一个工作岗位父母亲干了一辈子，再传给儿子接着干。在沈阳这样一个重工业城市，能接班到国营企业工作也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理想。1978年，张希永的母亲退休，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就业机会，也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上山下乡，张希永没等高中毕业，就顶替母亲的岗位成为一名工人。
张希永参加工作的那一天是1978年12月10日，多少年后，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已经逐渐淡出了张希永的记忆，但是这个日子，张希永一直记得很清楚。
其实，张希永并不知道，就在他工作的前两天，因为一位在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女知青的意外死亡，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云南知青回城运动，云南8万知青用######、卧轨和上京请愿等激烈行动，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的浪潮。第二年，长达1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进了历史，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
这一年更早的时候，1978年3月，复出不久的###在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再早的时候，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
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虽然是针对知青问题的，但是用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了。
1978年进入人们记忆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封闭的国门开始被重新打开，改革开放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主题。
在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在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国营大厂成为人们就业的第一选择，进了国营企业，就意味着终身有了保障。张希永现在谈起当年的国企，语气中还透露出艳羡：“大厂房，大设备，工人上下班，我就特别羡慕，瞅着他们特别牛，都是饭盒驮在自行车后面。下班了，整个气势磅礴，很浩荡地从工厂的大门出来。上班的时候厂子有音乐，那时候流行的就是什么《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类的。”
这些当年的歌曲中充满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期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从母亲那里接班得到的工作却让年轻的张希永感到有些沮丧。母亲退休的那家工厂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当时的厂名叫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它的前身是街道组建的一个解决家庭妇女和家属就业的小企业。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78年：人生中新的一页（2）
张希永工作的企业就在他家的后院，在参加工作之前，他对这个街道工厂非常熟悉，全厂就几十号人，大部分都是张希永眼里的“大娘”，年轻人很少。在1978年12月10日这一天，与张希永一同走进这家工厂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胡百君，和张希永一样，胡百君也是顶替母亲进了这个厂，两家是几十年的邻居。
曾经担任过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的石永阶对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企业非常熟悉，“这个厂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厚厚的一本书。”这是石永阶经常对来访者说的一句话。
1966年，沈阳市变压器厂的职工家属成立了一个街道生产组，在没有资金、设备、产品的情况下，靠着变压器厂资助的一些旧砖瓦、木料，家属们捡砖头盖起了一间80平方米的厂房——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身。厂里40多名职工，除了两名因经济问题刑满释放人员是男的，其余都是家庭妇女。在当时，为了解决家庭妇女和街道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中国很多城市的街道办都开办了这样的弄堂工厂。
这个白手起家的厂子刚起步的时候，生产过螺丝、垫圈等产品，后来又组装过电焊机，自负盈亏，有活就干，无活就散，挣钱就开支，停产就回家，上边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1975年，48岁的石永阶被派到了这个厂当调度。这一年，这个街道的生产组被沈阳市上收，这个厂变成了市属“大集体”，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沈阳市拖拉机总厂。从此，工厂开始完全采用全民企业管理模式。但是，虽然企业在生产关系上进入了“高级形态”，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业当时连买肥皂都没钱。石永阶回忆说：“当时这厂没领头的，那大汽油桶烧着火冒着烟都没人管，大伙儿找到我，让我领他们生产，我就去干了。”使石永阶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这个七八十人的小厂，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个。石永阶觉得，企业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指导下，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厂，像当时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厂一样，被划归国营企业管理。工人们发现，企业和过去不一样了，领导上边派，经营有人管，就是劳保福利也都参照国营企业。但是，工厂在经营上却没有任何起色，甚至每况愈下。
1976年，这个被命名为沈阳市拖拉机总厂第六分厂的企业开始生产汽车水泵。大批量生产后，一天能生产近100台，但质量太差，卖出去10台就会被退回三四台。石永阶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上面要产值要数量，不管质量好坏。由于没有技术员把关，一天生产50台，就有40台不合格，最后竟然积压了2 000台。
从此，这个厂开始走向连年亏损的道路。生产的汽车水泵，由于质量差，产品不断积压，但是企业被上收后没有了生产自主权，结果亏损不断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业上划以后，职工待遇迅速向国营企业看齐，各种开支猛增，但生产却没有多大发展。
在张希永进入企业的1978年，全厂工人生产一年的结果是：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但是工厂亏损了30多万元。上级单位的对策是换领导，结果在1978年一年之内，企业就换了4个厂长。石永阶说，上面派下来的人一看企业债务太多，把乱摊子一扔就走了，上级单位重新派人当厂长，搞两天干不下去了就调回去，走马灯似的来回换。
这个街道小厂的生存状况，其实是这一年中国国营企业的缩影。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国家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国民经济面临调整。运行了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潜力发挥殆尽，弊端###无遗，积重难返。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旧体制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活力，贫困和物质短缺无处不在，广大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1975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到天津第一棉纺织厂作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电动车间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占939％。
该厂贫困户张淑珍，每月总收入357元，供养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全家四口人一个月的开支账单总计是4205元，人均月消费105元，虽精打细算也只能用入不敷出来形容。按照张淑珍一家当时的收入情况，不能保证每顿饭都有新鲜蔬菜，要吃一些咸菜和大量低价处理的白菜，按照国家标准发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证不能买全，很少能吃到肉。
张希永没有讲述当时他们家的生活状况。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张希永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资是19元，身份是学徒工。张希永说，第二年他的工资是21元，满徒以后是30多元钱，这已经是他参加工作几年后的事情了。
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改革在农村悄悄进行的时候，在城市里，改革的呼声也与日俱增。这一年年中，《人民文学》在当年第7期发表了天津作家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大刀阔斧治理整顿的“改革厂长”乔光朴的动人形象。蒋子龙和这篇小说迅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乔厂长”也成为改革的符号性人物，以至于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人们都习惯地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当时的《人民日报》这样描述“乔厂长”给人们带来的冲击：
据说，有的读者忘记乔光朴是小说中的人物，到处打听乔厂长现在哪里；有的还写信给工业领导部门，要求把乔厂长调到他们那个单位工作，带领群众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一部短篇小说在群众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确实是不多见的。
在张希永工作的这个工厂，并没有“乔厂长”这样的人物出现，张希永甚至记不清楚当时工厂的生产情况，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工厂生产的好像是一种水泵，收入和其他企业一样。
1985年：铁饭碗不保（1）
张希永后来说，他对当时的工厂情况记得不清楚，主要是因为不喜欢自己被安排的这种命运。他觉得工厂太小，不是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张希永当时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够去一个大一点的、正规一点的工厂，
在当时，能够去一个国营大厂是像张希永这样的年轻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好的福利和前途。但是，张希永知道，他当时没有其他选择，毕竟就业的机会不多。而且，这是他摆脱下乡当知青的唯一选择。
作为新工人，张希永被送进了上级单位——沈阳市拖拉机总厂学习。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张希永又开始读沈阳市开办的电视中专，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教育。
就在张希永在外面学习的时候，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却江河日下。当时身为调度的石永阶对这个时候工厂的情况非常清楚，自从1978年一年换了四任厂长后，工厂在1979年又熬过了一年。到了1980年干不下去了，工厂领导召集全厂职工开大会，宣布工厂干不下去了，从今天开始大家自谋职业，可以利用厂里的设备和厂房自主合作。
工人们组织了三个生产组开始自谋生路，但是还有20个老弱病残没人要，石永阶就带着这些老职工开始寻找出路。
作为工厂的“能人”，石永阶找到自己的小舅子，拉到了防爆电器的活，成立了一个生产小组。结果，在石永阶的带领下，这个由老弱病残组成的生产小组反而干得红红火火，到1982年，职工不仅能按时发工资，连保健、福利待遇都有了。1983年，在上级的要求下，其他三个生存不下去的组也被归并到石永阶这里，工厂改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石永阶也成了厂长。工厂的主管单位变成了沈阳市汽车工业公司。
但是石永阶很快与主管单位之间因为产品的定位问题发生矛盾，他因此被撤职，
这个刚刚有点起色的企业又无可挽回地衰败了下去。
防爆器械厂和上级单位的矛盾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普遍现象，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厂长必须听命于上级。当时一个比较极端和常见的例子是，许多工厂的厂长连修一个厕所都要向上级打报告，待批准后方可动工。
此时，张希永对工厂的经营状况并不了解。对工作没有太多热情的张希永，很快找到了释放激情和剩余精力的地方。从小爱唱爱跳的张希永参加了沈阳市总工会举办的工人歌舞团，在这里张希永接受了非常专业的舞蹈训练。这个业余歌舞团白天工作，晚上排练，周末演出。没有任何报酬，却让张希永内心感到非常充实。张希永说，他喜欢舞台上的那种感觉，灯光、大幕、漂亮的演出服都让他觉得，舞蹈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和状态是最美的。
工人歌舞团经常到大工厂的俱乐部或厂区为工人演出，台下工人们的掌声给了张希永巨大的满足。不过，当时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演出会成为他谋生的方式。
直到现在，张希永都非常怀念当年的时光。张希永说，当年的经历让他现在受益无穷。
还有一件事张希永一生都铭记在心，那就是他的恋爱和结婚。这个时候，张希永和同他一起在电视中专学习的同事胡百君逐渐熟了起来。张希永说，胡百君学东西很慢，他总辅导她，胡百君就逐渐对这个聪明外向、爱唱爱跳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学习还没有结束，两人就成了恋人。
1985年：铁饭碗不保（2）
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谈恋爱大多是骑着自行车去公园玩，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感觉就如同今天开车带女友出去兜风一样。但是，此时的中国还处在物质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自行车属于紧俏物资，买不到自行车的张希永，自己动手用自行车零件组装了一辆，带着胡百君去公园划船。张希永记得，当时他们最喜爱的流行歌曲是《太阳岛上》，在划船的时候，张希永觉得，自己的生活比这首歌描述得还要美好。
但是，两个人的恋情遭到了胡百君家里的强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家里就一个女儿，张希永的单位太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在那个年代，单位几乎可以决定人们的前途和命运。胡百君的父亲对从小就爱唱爱跳的张希永也没有好印象，觉得这个年轻人不稳当。不过，张希永家里对胡百君倒是挺满意的，张希永的母亲觉得这个姑娘懂事，会操持家务。
矛盾升级的结果是，张希永进不了胡百君家的门。倔犟的胡百君却认准了张希永。张希永自得地说，他那时候年轻、帅气，比胡百君长得好看，而且胡百君也很喜欢他的聪明劲儿和活泼的性格。于是，外界的阻力反而成为爱情的动力和催化剂。
张希永和胡百君的奋斗有了结果，他们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双方家人的同意。1983年10月，一场隆重而热闹的婚礼在张希永家里举行。结婚那一天，张希永家里专门请了一个大厨师，备办了10桌酒席，一桌14个菜。张希永说，当时的婚宴一般是12个菜。
当时的中国，很多商品供应依然紧俏，但是张希永和胡百君却感到很满足，许多父辈根本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都摆进了他们的新房。双方的父母为这对新人准备了单缸洗衣机、单卡双喇叭台式录音机，还有皮箱、立柜、高低柜、沙发。张希永的哥哥还给他装了一台12英寸的电视机。直到今天，张希永还对当年的婚礼颇为骄傲，他说，当时一般家庭用的都是9英寸的黑白电视，12英寸的电视让他觉得非常有面子。
唯一让张希永不太满意的是住房，在当时住房紧张的情况下，张希永的父母在自己家旁边接了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算是他们的新房。
房子没有暖气，冬天很冷，但那时人们的生活普遍是这样，张希永并没有太多的不平衡。
结婚的第三天，夫妻二人去照相馆拍了一张5寸的彩色结婚照。在张希永夫妇的想象中，日后的生活就该是这样风平浪静地继续下去了。
但是，生活并不像张希永夫妇想象的那样风平浪静。他们结婚后，单位的效益愈发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夫妻俩只好跟父母一起过日子。张希永的姐姐看到弟弟一家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就隔三岔五地回来送上一捆菜、几斤肉。
1984年的春节给张希永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这一年春节工厂开不出工资，第一年结婚，囊中空空的张希永夫妇只得靠着父母度过年关。张希永对妻子说，等过完年工厂开出工资后，要好好地请父母和姐姐他们吃一顿。
但是张希永始终没等到这一天，工厂情况始终不见好转。这一年，张希永的女儿出生了。张希永在感受到初为人父的喜悦之时，也感到家里的负担更加沉重了。
对于工厂的问题，此时赋闲在家的石永阶是最清楚的。石永阶说，工厂搞不好主要是缺乏技术力量，要不来大学生，自己培养的张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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