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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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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第一个小试身手的地方叫白驼沟，大寨七沟之一，750米长，10米宽，像一道槽。1953年冬，风如刀剑欲刮骨。大寨50多名壮劳力走上白驼沟，垒石筑坝造地，苦干不休。吃饭由妇女们送到白驼沟，但是再热的饭菜让太行山的风一卷，很快就冻成了冰，人们把这种饭叫做“冰碴饭”。大家嚼巴嚼巴咽下去，接着干活。这一干就干到腊月29日，正月初三接着干。一共干了18天，得田数亩，有的说是5亩，也有的说是9亩。不管多少，对于大寨人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颇有点愚公的意思。为了纪念此事，他们将白驼沟更名合作社，以志合作社成立后的功绩。
此战也让大寨和陈永贵走出了昔阳县。陈永贵被昔阳县选派参加晋中地区劳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引人注意，有具体的事例，有乡土气息的幽默，还有一定的逻辑。当时的地委书记在大会上说：“大寨的陈永贵就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此后10年，每年的冬天，陈永贵就带着大寨人一条沟、一道坡地搞建设。到1962年，4 700多块地连成了2 900多块。400亩坡地变成梯田，200亩梁地围起了一尺多的地埂，从7条山沟里硬是淘出了80亩好地。同时，通过对土地的“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治理，改善土质，加深耕作层，大寨的土地就像披上了一层一尺多厚的海绵，足以蓄水纳肥，保证农业高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地的褒奖（2）
就在陈永贵带着大寨人苦战的时候，毛泽东也陷入了思考。中国农村薄弱的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明显，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往往超出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规模，劳力不好调配，工程不好规划，建设不好进行。这需要将人们的力量集中到一起。
在此前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一化三改”。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一历史性进程，也就是说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但是这对于“只争朝夕”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太久了，他希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能以更快的方式开展。1954年，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10万个发展到48万个。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已经发现过快的农业互助运动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干部冒进思想抬头，希望快一点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过高，耕地、牲畜和大型农具无偿或低价归合作社集体所有，甚至有的地方连零散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也取消了。但手里刚刚有了土地的农民却并不十分愿意把土地再归到集体，“怕归公”的顾虑让一些地方的农民人心浮动，甚至滥杀牲口或者贱卖，滥砍林木。
还有的高级社规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户扩充到成百上千户，比如安徽蚌埠郊区86个初级社两个月之内并成6个高级社，最大的社包括2 900余户。事实上，许多农村干部根本没有领导上千户进行集体劳动的经验，乱弹琴、瞎指挥盛行，大呼隆、一窝蜂普遍，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大受影响。同时，大锅饭已露头，勤者懒者一个样，贫者富者全拉平，人们的积极性大受影响。
1955年初，邓子恢汇报了这些情况，建议控制一下进度，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同意。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刘少奇签署了一则通知，要求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提出了“停、缩、发”三字经。3月18日，刘少奇对邓子恢说，农业合作化“一五”发展三分之一，“二五”发展三分之一，“三五”发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泽东在4月的一次视察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看到了长势良好的庄稼，这么好的长势能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吗？他认为，这是“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放出的风声。他要求邓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运动进度。但邓子恢一番研究的结果是维持原议，这让毛泽东感到十分不满。
7月3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语气严肃，态度严厉：“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法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最后，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下了断语：“理论家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8月26日，毛泽东明确要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由中央直接管，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被尴尬地放到了一边。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促使农业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顾实际条件是否成熟，加快了并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国65％的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则达到了90％以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地的褒奖（3）
不过，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自然条件的严酷让那里的人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依靠集体力量。
当温州永嘉县干部戴洁天在燎原社实践包产到户的时候，大寨和几个村庄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为社长。对于社员的积极性，陈永贵的办法是干部带头。他的名言是“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随着公社越并越大，有些农村干部滋长了一些不良习惯，比如不愿意再深入田间地头，养的闲人也多了。有人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好好劳动七八分，游游逛逛十来分，坐在家里瞎指挥，秋收时节地没耕，男女老少一肚气，埋怨干部不上地。”
陈永贵为大寨干部参加劳动制订了一个“三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一般不准占用劳动时间；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不准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干部在晚上开碰头会，研究第二天的工作；结果在第二天一早边吃饭、边开会宣布，不占用劳动时间；如果临时有事，就在劳动间隙找社员谈事，又称“地头会”。
陈永贵本人一直带头劳动，甚至在上地回家的路上也顺手搬石头回村，好用来盖房子。到县里开会，他会把村里生产的粉条拿到县里去卖，回去的时候再捎带着给村里买些生产生活资料回去。即使日后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每次回到大寨，他还是参加劳动。对于他来说，劳动已经成为深植骨髓的生活方式。
此时，陈永贵并没意识到一种激情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甚至这种激情可以在欧洲、亚洲的许多地方找到共鸣。无论这种激情是否理性而客观，它只是一部分人在某个时期关于梦想的实践，只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1957年11月6日，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15年后苏联将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超过美国。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被这个巨大的构想而触动。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2月2日，一个陌生的字眼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5月5日，###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要在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大跃进”开始了。当时，衡量是否实现超英赶美的标志是钢铁产量。
9月1日，一个数字——“1070”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社论说：“全力保证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目前我国正在形成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
1957年，中国钢产量不过535万吨，如今翻一番实在是一个过于艰难的数字。为此，不仅钢铁厂开足马力，遍布全国的几百万座土高炉也开始冒起了黑烟，人们将大量的生活资料投入到土高炉里，甚至连生活必需的铁锅、铁锁都熔了进去。其结果，只有800万吨钢可用，其余的300多万吨土钢根本不能用，但造成的资源浪费（比如大量森林被当做炼钢的燃料，一些铁矿石因为土法上马，质量不过关）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却极为严重。
大地的褒奖（4）
此时，与“大炼钢铁”一起走进农村生活的还有“人民公社”。
1958年8月1日，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人们在一个公文里使用了一个新名词：“人民公社”。几天之后，毛泽东视察华北农村。在七里营，他对“人民公社”大加赞扬，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他还特别表扬七里营公社“一大二公”。
消息一传到大寨，陈永贵大为振奋，立即联络了7个村组成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后改称大寨人民公社。但随后出现的许多现象却让陈永贵感到困惑。
比如湖北一个乡开大会宣布：1958年某日就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第二日便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大会散后，人心浮动，有人直接跑到商店，想拿啥拿啥；有的跑到邻居家里，捉鸡取鸭。甚至有人问乡党委书记：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党委书记瞠目结舌，不知怎么回答，说要请示上级。许多地方的公社把农民家里的粮食集中起来办集体食堂，好吃好喝，甚至一天五餐，吃饭不要钱，来了就吃，吃完就走，宛若流水席，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陈永贵想，如此做法，何以长久？毕竟粮食的总量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各过各的日子，精打细算；如今颗粒归公，人们生怕吃亏，猛吃猛喝猛浪费，哪里还有持久之道？
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虽然也办起了公共食堂，但并非流水席，而是根据劳动日确定基本口粮，按月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如此，在尽量公平的基础上，既节约粮食也保证了生活。
对于风靡全国的“大炼钢铁”，陈永贵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农民不种地，却去炼钢铁，实在是不务正业。当土高炉蒸腾的黑烟飞舞在全中国上空的时候，大寨静悄悄地干着自己的“主业”——种地。
对于甚嚣尘上的“浮夸风”和农业“卫星”，陈永贵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看到《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的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两个星期后，又一颗“卫星”傲视中国苍穹：“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多斤的高产‘卫星’，从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的田野上腾空而起。”
其实，这些数字还只是一个起点。此后，广东连县亩产6万余斤，广西环江县亩产13万斤纷纷出现，粮食似乎不再是实实在在用来果腹的事物，而是美丽而虚幻的彩虹，好看却摸不到。
祖祖辈辈在地里刨食的陈永贵，对于土地就像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大寨人惨淡经营那么多年，年年搞基础建设，不断施肥改造，才让土地亩产提高到540斤。陈永贵很怀疑那动辄上万斤的产量是否是在地球上发生的事？那宛若孙悟空翻筋头一样一夜十万八千里的产量到底是现实还是神话？
在一次省里的劳模会议上，陈永贵在座谈中明确怀疑这种神话。他说，谁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就请谁到大寨吃拉面。但人们说，如果真打这么多粮食，谁还用到大寨吃拉面？陈永贵意味深长地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到了。”
事态的发展让陈永贵不幸言中。1959年，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人民日报》撰文宣布：1959年，虽然遭受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 500亿斤。其实，当年粮食产量只有3 400亿斤。由于估产过高，当年征购粮食高达1 348亿斤，高征购让许多地方甚至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地的褒奖（5）
“大跃进”的恶果开始显现，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合同，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开始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2 870亿斤。当时的湖北省省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告急，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的脑壳，也要给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沉吟良久，苦涩地说：“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
此时，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这个当年红军浴血奋战，得到过人民全力支持的地方，他发现人们在用红薯叶充饥，一时悲从中来，说：“我对不起永新县的乡亲们。”
1961年初，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来到农村调查研究：
毛泽东组织3个调查组，分别去了浙江、湖南和广东。
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天华村住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
朱德去了四川。
陈云去了江苏青浦。
###和彭真去了北京顺义。
调研的成果体现在这一年6月的《农业六十条》里：允许农民养猪、种菜，经营家庭副业。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时，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农村的公共食堂被解散，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
此时，安徽宿县褚兰公社冯楼村的60多岁农民刘庆兰的创造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为叹服。在困难时期，刘庆兰带着患肺病的儿子进山垦荒，凭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4年内居然开荒种地50余亩，产粮一万余斤，交给生产队近5 000斤，还有现金、牲畜若干。就在不远处的一个200余人的村庄，种地500亩，每年应上交2 100斤粮食，却总不能完成任务。
曾希圣提议实施“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包产到户。1961年8月，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猛增到748％；两个月后，这个数字达到844％。此时，安徽省经过调研发现，落实“责任田”的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284斤，比上年增产389％，成效明显。
一些人对此又起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单干”、“倒退”。其核心是人民公社制与“责任田”制的冲突，是“一大二公”与农民自主性的冲突。对此，中央的意见并不统一。###借用刘伯承的话说：“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原本支持“责任田”的实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责任田”的性质疑虑重重。在他看来，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克服人民公社平均主义的有效途径，是调整和完善人民公社制的最后红线。但包产到户显然远远越过了红线，是“单干”，难道不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吗？
在1962年1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责任田”被批判，因为这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既没“大炼钢铁”，也没大放“卫星”的大寨，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为自己的实事求是获得了大地的褒奖。虽然连遭旱灾，但他们在1959年亩产仍高达600斤，1960年高达650斤。按照上级的要求，大寨每人留下400斤余粮，每户向国家卖“余粮”3 500斤。他们还把粮食借给周边的村庄，有的曾因为大寨不放“卫星”而嘲讽过大寨，但陈永贵依然给予他们帮助。
对于大寨人来说，每年400斤粮食不算多，但在那个时代，却已堪称“富裕”。虽然还不能保证人人都吃饱，但总算能勉强果腹。
当时的郭凤莲还在武家坪村读小学，留给她的最深记忆都和吃有关。有一天下午，郭凤莲与几个小伙伴在院里游戏，玩着玩着，几个人饿得不行，下午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等大人回家还不知要等到何时。孩子们饥饿的眼神在屋里院外搜寻，可是哪里还有吃的东西轻易出现在眼前！
渐渐地，孩子们的眼神聚焦在院里的大磨盘上。几个孩子焕发出惊人的力量，她们居然把磨盘抬了起来，把磨盘底下的面扫出来，然后放到锅里煮好，蘸了点辣椒，几下就吃了个干净。然后，再刷锅洗碗，恢复磨盘。大人们回来后，啥也没发现。只是再磨面的时候很奇怪，怎么磨了半天才磨出来。
当时郭凤莲正在长身体，有一次干着干着饥饿就上来了，于是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掰了一个玉米，跑到大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点堆小火，把玉米塞进去，一会儿就可以吃。还有收核桃的时候，偷偷吃一个半个的，决不敢多吃，因为吃核桃容易弄黑嘴唇，有时不小心弄上了，就得用石头磨磨嘴唇边，把黑迹磨去。
其实，这样的事在整个童年也不过两三回，不是饿到一定程度，郭凤莲他们是不会做的。那时候，大寨村里面，道两边都是###树。在郭凤莲的印象中，那些###总是红灿灿的，个儿特别大，似乎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么红、那么大的###。但当###落到地上时，孩子们都会拣起来送到村支部办公室，没有人会偷摘一个###吃。
对于郭凤莲来说，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是快乐的，即使是与艰难、饥饿的对抗也是在一个单纯而激扬的氛围里完成的，以至于她认为生活的一切本该如此。透过女孩朦胧的双眼，多难家事国事，纷繁世事，艰难时局，反复探索，都不过是一个玫瑰色的梦而已。不过，很快命运将在她的肩上放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从此，她将挑起自己和大寨的兴衰荣辱。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1）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八个字，40岁以上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这八个字曾经牢牢地与大寨联系在一起。
1963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大寨村，七天七夜的洪水弄得山流地冲，房倒窑塌。140眼窑洞塌了113眼，125间房子塌了77间，180亩土地被冲毁。洪水过去后，大寨简直一贫如洗，也就只有库房的粮食还存下一点，但好在人没死，牲畜还在。
原本就在艰难中度日的大寨人面临着最严峻的生存挑战，是向邻村请求帮助，还是向政府请求救济？人们似乎别无选择。
如今，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纪实影片中，还记载着陈永贵当时的决定，他说：“地是冲毁了，家也塌了，庄稼倒了，我们只要有人，家塌了我们会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能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都能办，有我们这个一把锄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条腿，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们集体经济的优越，一定能够战胜灾荒。”
大寨人选择了一条最艰苦的道路，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肩膀扛起灾难。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人们只是默默地走向面目全非的土地和被毁坏的家园，用加倍的辛劳来追寻幸福与富裕。陈永贵代表大寨人表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在那些像钢铁般不停地劳动的人们中间，就有年仅16岁的郭凤莲和22名同样年轻的少女们，她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最大的也不过17岁。
多年之后，郭凤莲回忆道：“正困难的时候，天不亮，人都下地了，干到晚上看不见路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还得加班修房子，修完了房子回去以后吃酸饭，酸饭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白开水下点小米，再放点咸盐，再放点野菜，这就是酸饭。男同志少吃点窝窝头，糠面窝窝头，我们女同志吃一碗酸饭都睡觉了，没有办法。”
那时候，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最大的敌人还是饥饿。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已是饥肠辘辘，人们盼着午饭赶紧送到地里。人人的饭量都变得奇大无比，一个四口之家用的大锅，每人都可以喝一锅稀饭，有时是玉米面条上放点萝卜丝，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油，很快就饿了，头犯晕。陈永贵会对大家说，把那腰带往紧的勒一勒，就不饿了。
宋立英的记忆同样如此：“那会儿确确实实是苦，冬天是吃冰碴饭，一天两顿饭，黑夜还得加班干，冻的冻的，我们也都不叫苦，也不叫累，怎么能修好，多打下粮食，咱们吃饱肚子，给国家作贡献。”
1963年11月，天特别冷。下午到五六点的时候，寒冷仿佛能够冻僵一切。少女们手上起了泡，开裂了，流血，然后再冻成冰。谁也没有戴过手套，没有穿棉鞋，没有钱去买，有的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手套，什么叫棉鞋。
数九寒天，陈永贵会点燃一堆玉米秆，让大家烤火。烤完火，陈永贵总是劝少女们早点回去。可是郭凤莲发现男人们却又接着干活去了，她不认为女人可以比男人少承担辛劳。于是，又喊着姐妹们回到现场。她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垒石头，抱起石头走一大段路，垒到堤坝上。
这些和男人们一样承受苦难和繁重劳动的少女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陈永贵感叹说，“这是群铁妮妮呀”。“妮妮”是山西农村对女孩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后来变成更具普通话味道的“铁姑娘”，并风靡一时。郭凤莲逐渐成为“铁姑娘”中的带头人。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是什么驱动力使郭凤莲们甘之若饴地承受如此艰难的劳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2）
2008年，郭凤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一脸激昂地说：“参加了第一线的劳动，那就是要奋不顾身地干，就是一个字——‘干’，就是把‘干’字放在当头，能干的事我们就干，需要我们干的我们就干，需要我们怎么样干我们就怎么样干，所以我感到它是‘干’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也没有想争个名，争个利，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想）把大寨恢复了以后，我们能吃饱肚子，能穿上衣服，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时想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青春岁月中的郭凤莲有一个外号，叫“大寨的刘三姐”。如今，已无人知晓是谁给她取的绰号。那时候，她虽然不知苦、不知累地干活，却也和现在的少女一样爱唱爱跳。
那是一个充满了单纯的激情与快乐的年代。繁忙的劳动、艰苦的环境并没有泯灭少女们的爱美之心。那个年代提倡“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化，要求女孩子们穿军装、理到耳根的解放头。郭凤莲却悄悄保留了自己对美的理解。白天，她穿着军装去劳动，晚上会悄悄地在家里穿着红衣服照镜子，甚至她的长辫子也不是自愿剪的。
有一次，郭凤莲参加民兵集训，一天睡觉起来以后，发现辫子突然掉下来一把，郭凤莲大吃一惊，不知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和她同住的另一个女民兵，觉得郭凤莲的辫子不够“飒爽英姿”，于是趁夜里把郭凤莲露在外面的辫子剪掉一股。郭凤莲一看只剩下2/3，实在太难看，只好全部剪到耳根。后来，“铁姑娘”们都剪了辫子。
1966年春，年届20的郭凤莲面临着人生的一个大关头，因为她的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当母亲了，但她没想到自己的婚姻问题居然摆上了大寨村党支部的会议桌，而且是连开三次会讨论她的恋爱结婚事宜。
此时的郭凤莲和“铁姑娘”队已经名声在外，有了许多追求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当“铁姑娘”队长、团支部书记、民兵连指导员等一个个光环落在郭凤莲身上的时候，这些给了她荣耀，也在她身上套上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摆脱的责任。无论是大寨还是陈永贵，普遍都不愿意郭凤莲嫁出去，希望她留在大寨，培养一个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郭凤莲对大寨的小伙子们没有产生特别的感觉，她甚至想着也许会在大寨以外碰到一个可心的年轻人，并愿意到大寨当上门女婿。但是陈永贵没有松这个口，而是明确表态，郭凤莲应该带头在大寨找对象。陈永贵还积极为郭凤莲张罗对象，最后他敲定的“最佳人选”是原来在大寨放羊，后来参军入伍的贾富元。
此后的一切让郭凤莲如坠梦中：明明是自己的事，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却动弹不得。当时为了做通郭凤莲的工作，大寨的领导们甚至跑到外村做她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再让她父亲和哥哥来做她外祖母的工作。当全体人员一致表示同意的时候，一肚子不乐意的郭凤莲也没办法了。
多年之后，郭凤莲对采访她的记者笑着说：“我跟我爱人的恋爱是一天半时间，两个人谈话是半天，第二天就订婚。”当时，她唯一能做的最后抵抗就是死活不在结婚证上签字。可她没料到，陈永贵居然乐呵呵地替两人把名字都签了。 。。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3）
到了婚期，郭凤莲头一天回娘家，第二天再返回大寨，这就算是结婚了。陪嫁的东西就是个包袱，里面有自己缝的衣服、裤子，还有哥哥们花了28元买的一双鞋和几块布。所谓的婚宴就是买了点白面，做了点拉面，吃了点年糕，这便算是“大婚”告成。下午，郭凤莲就开始参加劳动——搬沙。
第三天，爱人就回部队了，郭凤莲回父亲那儿去看了看，吃了点饺子就回大寨。整个结婚过程总共花了150块钱。据说主要是花在两个被面上了，一个被面是粉色，另一个是绿色，都是绸被面。爱人走了以后，郭凤莲越盖这个被面越心疼，干脆就把被面从被子上拆下来，拿到供销社又卖了，把钱换回来。然后，郭凤莲给爱人做了个布面被子，自己继续用“铁姑娘”时代的旧被子。
以今天人们的观点来看，郭凤莲的恋爱婚姻带着点不太让人“欣赏”的包办味道。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人此后琴瑟和谐，称得上幸福。
当时，郭凤莲因为经常要开会、接待参观、参加劳动，白天晚上连轴转，太辛苦了。贾富元就承担起带孩子、操持家务等一切家庭琐事。郭凤莲的二儿子因为长期没和母亲在一起，长到8岁的时候，还不愿意叫妈妈。此后，在郭凤莲人生低谷期，贾富元更是不离不弃、体贴入微，使家庭的温暖成为郭凤莲栖息心灵的乐园。
对郭凤莲来说，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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