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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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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幕降临之前，陈坚还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给远在温州的二老报平安。
戴洁天和陈小梅牵挂着异国他乡的儿女们，尤其是那个“不听话”的陈坚。直到今天，戴洁天也很少谈起陈坚的生意，夫妻俩都认为做生意总是会有风险的，宁可陈坚做事稳一点，不要跨大步。
偶尔的只言片语，还是掩盖不住一个父亲的忧虑。或许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父子关系。
53年前首创包产到户的戴洁天已经步入晚年，岁月慢慢改变了他的容颜和心境，儿女们的平安成为他最大的愿望。他和陈小梅安静地生活在温州一栋普通的住宅楼里。每天养养花、闲时写几篇毛笔字，仿佛这个家庭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安逸和平静。
2008年7月的一天，86岁的戴洁天和75岁的陈小梅来到了温州永嘉县的燎原社纪念馆。
老两口每年都会回来看一看，因为这里还有许多老朋友，这里存留着他们太多的人生记忆。隔着半个多世纪的距离，他们已经能够平静地回味那些曾经的风雨了。
那一天，陈小梅还笑着读出了纪念馆里的文字：“戴洁天，由于包产到户问题，划为右派分子，开除政籍、团籍。1958年10月11日，永嘉县人民法院永刑字1255号刑事判决，利用职权，首创包产到户。”
戴洁天则念出了当年写下了诗句，“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人问津。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戴洁天的诗句很有预见性，2008年距离1958年他戴上那两顶帽子，正好是50年。如今，历史已经证明他是对的，但是最为此感到自豪的人还不是他，而是陈坚。
母亲一直是儿子温暖的支持，父亲则一直深藏在儿子心里。
燎原社纪念馆，作为戴洁天和老朋友们回忆历史的家园，有关戴洁天的内容和说明文字，是陈坚专门回国来整理撰写的。
父亲曾经是他童年时代的陌生人，是他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阴影，是他青年时代试图飞翔时的反对者，但父亲更是他心中的英雄。
对包产到户和温州经济的研究，凝聚了戴洁天一生的心血。陈坚默默出资把父亲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在他看来，包产到户影响了父亲和自己，甚至还推动着温州人走向了世界。
书的名字叫《燎原火种》。陈坚把书带到了欧洲，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朋友们。那是一段后人应该铭记的历史，它记录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实践和思考，也记录了一个国家进步的历程。对于陈坚来说，这是他的力量之源。
2008年8月，戴洁天和陈小梅回到了阔别54年的老宅，眼前的一切都如此熟悉。
54年过去了，一切物是人非，现在的老宅里住着一群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这里成了他们温暖的家。在这里，戴洁天仿佛看到了整个温州。
据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的温州人达160多万，侨居在世界81个国家和地区的温州人也达50多万。200余万温州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温州的对外贸易出口达到了100多亿美元。
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符号，“温州模式”成为各地争相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戴洁天对于眼前的一切再没有遗憾，曾经的苦难已是过眼云烟。“现在国家中兴在望，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了，我前天晚上想到了两句诗：喜看千家仓廪实。千家万户都富裕起来了，农民的仓里头粮食也多了。安心老病卧残阳。现在是老病，太阳也下山了，没有什么遗憾了。20年如一日，两字值千金，就是‘###’两个字，其实都算了，一笔勾销了。”
陈小梅同样很知足：“事实证明我们当时做的是对的，你反过来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牺牲了多少战友，他们得到了什么补偿？都没有嘛。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无怨无悔。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就希望身体健健康康的，家人平平安安的，这就是幸福，不求什么。”
对陈坚来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欧洲的风云和波涛已经重新打磨了他，但他有一点没变；那就是敢为天下先。“温州人总是喜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喜欢不停地开拓，总是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商品市场的大潮中。是我父亲，我家里，我们出生的那个地方，使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
如今父亲退休在家，更多时候他是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而在万里之遥的地球的那一端，儿子正沿着父亲曾经梦想开辟的市场之路续写传奇。
罗卡角，整个欧洲大陆的最西端，距离陈坚的第二个中国城70公里，距离温州14 000多公里。这里是500多年前欧洲航海家起航探寻新大陆的地方，也是世界市场形成的起点，这座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陆地在此结束，海洋由此延伸。
“人不能和历史赌气。”
2008年6月26日上午11时10分，奥运圣火在太原传递的最后一位火炬手点燃了圣火盆，在她身后的背景墙上写着“点燃激情，传递梦想”。她对记者说：“这是一项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我代表农民承担起这个使命，就要代表农民跑好这一棒。”
在她六十余年的岁月里，几番逐浪沉浮，几度如花开谢，不变的是中国农民的激情和梦想，那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曾经荣耀地站在虎头山上放声高歌，也曾经失意地待在家中闭门苦思，如今她正沉着练达地驰骋于商海。
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的一生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她所经历的光荣和迷惘、挫折和重生，其实是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心灵旅程。
不过，在历史汹涌的潮流中，她从没失落过肩上的责任感和心中创业的激情，那是使她重生的力量。三十年沧海桑田，大地上每天都有新的辉煌诞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昨天的故事随风远去。
她说“人不能和历史赌气”，她不愿生活在历史的辉煌中，却也无法割舍历史的记忆。她叫郭凤莲，她的村庄叫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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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1）
也许是因为山西这片贫瘠的土地无法养育太多的人口，历朝历代都有大批的山西人走出太行山，西迁陕西，东行河南。更有无数山西农民北出西口，唱着《走西口》的悲怆歌谣，向北方寻找一片果腹之地。也就是这些原本赤贫的人，在走向荒凉而广阔的草原之后，迅速发现了无数的商机，原来世间还有如许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用自己被贫寒困苦磨砺出的坚韧和智慧，成为古老中国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晋商。
1824年，晋中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以此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从此“汇通天下”。在晋商繁盛的时代，大寨所在的这片土地，被明清两代命名为乐平。1914年，改名叫昔阳，一直延续至今。大寨这个地方出名很晚，直到20世纪初的县志上，还没有书面记载。但是从20世纪中期开始，大寨以农闻名天下，后又用工商业另写篇章，走上了与先辈相仿的路径。几起几落，别有传奇。这一切，都与一位女子有关，她是见证者，是参与者，还是领导者。
故事要从1950年的某一天说起，那天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一眼窑洞里，一个3岁的小女孩怯生生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窑洞，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千百年来安居乐业的住所，是从山体里挖出来一个空间，有钱的人家会用砖石砌柱，没钱的人家会在门口用石头碹那么一层，看起来像是砖石式的窑洞，其实还是土窑洞。更贫穷的人家，连这个形式都没有。
在这个小女孩眼中的陌生窑洞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窑洞，其实那眼窑洞，不过在里面有一个通道，在里面放着些许玉米棒子之类的杂物。光线很暗，将那些杂物涂上了一层可怖的阴影。小女孩甚至不敢向那里多看，仿佛多看两眼，她的魂魄就会被牵走似的。窑洞里还有一台织布机，一种老式的手工织布机，那个年代的许多中国农民就是穿着在这种织布机上织出来的粗布衣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最吸引小女孩目光的是两幅挂在最醒目位置的画像，上面是两位戴着军帽的男子，笑容含蓄而温暖（她将在十几年后见到这两位伟人）。当时幼小的她还很难明白，历史的机缘就像风一样，明知道它的存在，却很难看到它的形迹。
就在这个小女孩打量着眼前陌生的一切的时候，一位老妇人也在打量着她，眼里充满了泪水。一个小伙子擦着汗水说着情况。
小女孩的母亲刚刚去世，年仅31岁。这个在今天来说还很年轻的年龄，在那个年代却意味着已经饱尝人间苦难。这是一个艰难的家庭，就像中国一样多灾多难；这也是一个顽强的家庭，像中国一样从未在艰难中弯下腰杆。
小女孩的父亲是邻村——武家坪村的一个农民，子女众多，当时已有四子二女。小女孩的大哥在太原总机厂当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被选派到苏联学习技术，归国后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后来当上了车间主任和工会主席。二哥很早就参军，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先后跟日本人和美国人在战场上拼杀，堪称百战余生的老兵。三哥、四哥也都通过自己的学习成长起来。在1950年，因为母亲去世，父亲无力抚养这么多孩子，所以安葬完母亲后，让哥哥背着小女孩把她送到外祖母家。由此开始，这个外村来的小女孩一生都与大寨联系在一起，和大寨一起辉煌，一起失落，一起奋起。
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2）
她的外祖母年轻的时候是给地主家做饭的烧火丫头，后来嫁给了一位非常贫寒的农民，育有四子一女，四个男孩子饿死了两个，病死了一个，最小的一个战死在抗日战场上。她的外祖父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只剩下了她的外祖母和母亲。如今，她的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家门户萧条，一家7口就剩下她一个人，守着最小的儿子留给她的“光荣烈属”的牌子和每月几块钱的救济金，以及两眼解放后从地主家分得的土窑洞。
对外祖母来说，眼前的外孙女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将把这个小女孩抚养###，并在她长大之后接受她的赡养。从小女孩到大寨的那一天起，大寨人的视野中就出现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俩。老人是小脚，颤颤巍巍地走在前面；小女孩拽着她的衣襟，跟在后面。老人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就好像一个怕丢了姥姥，另一个更怕丢了小外孙女似的，那是真正的相依为命。
周围的人们对祖孙俩比较照顾，一方面是感叹她们的艰辛与苦难，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怜悯心；另一方面则是认为她们的亲人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在那个年代，军烈属的身份在人们的心中还是沉甸甸的。
人们迅速接受了这个出现在大寨的外村人，只有在小女孩和小伙伴的嬉戏中，偶然产生一点小争吵，才会口无遮掩地斥责她是外村人。童言童语宛若山间的风，只是吹过而已，留不下什么痕迹，大人们也只当是一句玩笑。但对这个小女孩来说，这种偶尔的小冲突让她十分谨慎小心，显得比一些同龄的孩子更加成熟。她不会向外祖母撒娇，不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她常常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外祖母做针线活。好多次当外祖母去给她做饭的时候，她就接着干起来。一会儿，外祖母回来一看，总是微笑着拆掉重做，没有训斥，也没有赞赏。
小女孩从来不问为什么，她知道肯定是没干好。但当她看着年纪越来越大的外祖母踮着一双小脚，费力地为两个人的生活操劳着，心里总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她对外祖母说：“你现在教会我做针线活吧，等我长大了我给你做，万一你眼睛看不见了，花了，我给你做。”从那一天起，外祖母开始教她做衣衲鞋，做饭炒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的生活给了她最大的财富——生活的技能和面对苦难的忍耐力，这将对这个小女孩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这个小女孩来说，另一个重大的影响来自邻居家经常彻夜不熄的灯火。她家住东窑，有一户邻居住北窑。男主人叫贾进才，是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女主人叫宋立英，与小女孩的外祖母有些亲戚关系。
贾进才和宋立英两口子堪称患难夫妻，贾进才本为同村富户贾登元之侄，因为家贫寄养在贾登元家。他7岁干农活，14岁就成了田里的行家。名为贾家的侄儿，实为贾家的长工。35岁时，贾登元以150斤玉米替贾进才买宋立英为童养媳，宋立英同时也是贾登元家的佣人。1945年9月，昔阳解放，实行土地改革，大寨35户农民分得土地400多亩和一些生产用具，贾宋二人才有了立锥之地，开始独立生活。一年之后，贾进才加入共产党，并迅速成为大寨的首任党支部书记。他在大寨组织互助组进行生产，支援解放战争。
宋立英成为大寨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堪称大寨第一个“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她挣脱传统“三台”（灶台、磨台、炕台）的束缚，走出家门，演新戏、做军鞋，办托儿所和幼儿园，解除妇女后顾之忧。这个小女孩称宋立英为“姨姨”。
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3）
就是这对夫妻让这个小女孩感到神秘和好奇。那是一个月色如水的晚上，她从梦中醒来，月光很亮，不经意间她发现宋立英家里泛出隐隐的灯光，几个模糊的剪影印在窗户上。
小女孩问：为什么姨姨家这么晚还点着油灯？还这么多人？
外祖母说：他们是大寨的干部，他们在研究工作，比方明天都干点什么。
小女孩问：当干部就那么辛苦，晚上就不睡觉？
外祖母说：他们经常通宵开会。
小女孩问：为什么？
外祖母说：他们是共产党员。
小女孩问：什么是共产党？
外祖母说：共产党就是解放咱们穷人的，跟着毛主席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来他们又当了八路军，你舅舅就是参加八路军牺牲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日本鬼子也经常来咱们大寨村扫荡。天不明，狗就开始叫唤了，村里头的人就赶紧藏身，都得赶紧躲起来，要不日本鬼子进来了以后，把男人都抓走，抓走以后，逼着他们干活，你不给他干活，他就把你活埋了，光在大寨村就残害了12个青壮年劳动力。如果听到小孩儿哭，把小孩儿抓起来都一劈两半，太残忍了。我带你妈妈抱着你哥哥一块儿跑，都藏起身来，要不被鬼子逮到就被害了。你姨姨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她是后方，后方就是给前方送粮食，送物资，还送一些军鞋，像你姨姨都是做军鞋，这么整整折腾了八年。现在咱解放了，平安了，谁解放的？都是毛主席带着共产党解放的。
故事常常会讲到大半夜。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样的故事也许缺乏吸引力，但对那些从战乱和饥饿中活过来的人们来说，却是最真切的情感表达。虽然那个时代还不富裕，但他们至少已经从100多年的屈辱中走了出来。对于一个从无数苦难中挺过来并无数次地用生命来维护尊严的民族来说，他们可以送丈夫、父亲、儿女、兄弟走上战场，即使明知他们会一去不回，也在所不惜。
1950年，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最重大的事莫过于6月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到了1953年春天，中国大陆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到了7亿多亩土地，并免除了以前每年向地主交纳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负担。中国农民因为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激情。
土地改革时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后来说：“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党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全国农民拥护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
1951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约亿吨，比1949年增长了。
当中国农民开始为属于自己的土地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大寨却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摸索着自己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探索与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思考一致。这也为十余年后，大寨执掌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1946年，大寨刚刚解放不久，人们在喜悦之余突然发现，贫瘠的土地、生产工具的极度简陋，使分散耕种变得很困难，贾进才将15户农民组织在一起，以“变工组”的名义组织生产，实际上就是互助组。农闲时各干各的，农忙时便采用换工互助的方式，互相帮忙，共同劳作，提高效率，成效明显，人称“好汉组”。
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4）
但这也###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好汉组”不愿吸收老幼劳动力参加，怕在换工时吃亏，一些被拒之门外的家庭面临着许多困难。此时，一个32岁壮劳力的“奇怪”选择让他走上了大寨的政治舞台，这个看起来憨厚的农民凭借严谨、勤劳、聪明和极具乡土特色的口才，还将由此走向昔阳，走向山西，乃至走向北京，写下一段传奇。但在那个时代，他还只是“好汉组”的一个精通农活的普通农民。他叫陈永贵。
陈永贵也不是大寨人，他原是昔阳县巴洲乡石山村人。1920年，昔阳大旱，饿殍遍野。为了让子女们能活下去，陈父卖掉妻子、女儿和小儿子，用一个箩筐挑着只有6岁的陈永贵流浪到大寨，寻得一眼破烂窑洞安身。20年后，再度逢灾荒，艰难一世却依然难得温饱的陈父自缢于祖坟。此时，已成年的陈永贵留在了大寨。1945年，昔阳解放，陈永贵却被抓了起来，因为有人说他是汉奸。
抗战期间，大寨属于游击区，日本军队经常过境。为了应付日本人，村里推举他当伪代表，陈永贵本来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但八路军独立营一位姓曹的干部动员他去阳奉阴违，他只好应命而为。那个时代世事变化莫测，战斗、牺牲、转移是家常便饭，曹姓干部在战后不知去向，无法为陈永贵正名。好在陈永贵任伪代表期间从未伤害过乡亲，甚至自己还被日本人关押过。人们虽然不能证明陈永贵的清白，但还是相信他的，只是几次上报入党都被这说不清的历史问题挡住了。好在陈永贵遇到了一位很认真的区委书记张怀英。
时年24岁的张怀英觉得不能以“莫须有”之名，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世声名。于是，到处寻找知情人，后来甚至寻访到陈永贵老家，那里还有几乎坍塌的破窑洞，尤其是陈永贵一家的悲惨遭遇让他无法相信一个这样的人会给日本人卖命。当然，更打动张怀英的还因为陈永贵的那个大胆决定。
1946年，加入了互助组的陈永贵以娴熟的农业技能奠定了在互助组的地位。此时，和他同住一个院子的几位老人，求他做做工作，一起加入互助组。但互助组的一些壮劳力怕被拖累，不同意老人和小孩儿入组。也许是老人们辛酸而无奈的眼神引起了他对父亲的记忆，也许是孩子们希冀而稚嫩的目光引起了他对不知去向的兄弟姐妹的记忆，他从“好汉组”退了出来，组织了一个新的互助组。因为由4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和6个14~15岁的少年组成，所以人称“老少组”。
在刚开始的时候，“老少组”实在不是一个褒称，因为“老的上不了马，小的开不了弓”，一些人很怀疑这样的互助组到底能干什么。也许陈永贵组织“老少组”是一时感情用事，但当他一旦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用足够冷静的头脑分析所面对的一切情况，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并把仅有的资源发挥到最大限度。他曾很自信地说：“不怕，老的有经验，小的会长大，我们会超过他们。”
互助组的少年们刚开始生怕因为干得少挨骂，但结果让他们很吃惊。陈永贵总怕他们干得太多，影响身体。为此，他经过研究发现，只有将人们有效组织到劳动的全过程，才能提高效率。比如原来运肥，各运各的，老的少的跌跌撞撞，效率很低，但如果人们分布在全程一个传一个，不仅少跑路，而且速度快，还带点娱乐因素，大家积极性很高。事实证明，“老少组”的成果不比“好汉组”差；如果各自与互助之前的情况比，“老少组”的增长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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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这次带有“冒险”意味的举动不仅让他收获了心灵的慰藉，而且也意外地收获了威望。人们服膺他的同情心和组织能力，这一举动也让张怀英毅然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上写上了“同意”。不久，陈永贵成为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不管对大寨还是对陈永贵本人来说，他的入党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组织和村民们对他品德与能力的肯定，也为他和大寨走上历史舞台打下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
那的确是一个单纯、朴素而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陈永贵“横空出世”的能力让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有了些“别样”的想法——退职让贤，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认为陈永贵比自己更能干，陈永贵一定可以把大寨带上更为光明的道路。贾进才的想法得到了妻子宋立英的支持。但陈永贵本人刚开始并不同意，贾进才又找到了张怀英等上级领导。几次做工作之后，大寨村党支部重新进行了选举，结果由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两人的位置换了一下。
这一现代版的“让贤”故事后来传得很远，甚至传进了中南海。
1964年1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分外热闹，一场别致的宴会在这里举行。宴会的主人是毛泽东，客人们是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由头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他用自己的稿费宴请正好来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劳模们，其中就有陈永贵。毛泽东对陈永贵说：“贾进才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少。”
但是贾进才和陈永贵都没想到，对于他们干得卓有成效的互助组，山西省委很早就有了结论，而这一结论却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交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村的阶级结构会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并以明确的语气说：“如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
对于此文，华北局不同意。于是，问题提交到了中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判断却很不相同。刘少奇认为，农村经济发展虽然会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变成贫雇农，但这并不可怕，是可以控制的。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明确表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于1951年9月通过《###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毛泽东批示道：“把农业互助合作当做一件大事去抓。”
消息传来，陈永贵很是高兴，向县委提出办合作社的请求。很快大寨便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任社长。
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说，国家的沧桑变化她还体会不到，但就在她眼前演绎的一幕幕“活剧”却不能不影响她的心灵，尤其是贾进才和陈永贵的责任感和品德。不过，郭凤莲最害怕的人就是陈永贵。
她关于陈永贵的第一个幼年记忆就是威严，甚至一见到他就吓得掉眼泪。一次，郭凤莲在一条小道上路遇陈永贵，吓得不知进退，哭个不休。陈永贵说：“黑眼妮，我没有打你，也没有骂你，你怎么见了我就哭？”
她还是哭个不休，陈永贵只好说：“你快走，我不走了，你先走。”
她一溜烟跑了个没影。幼小的她自然不会知道，多年之后，陈永贵会成为她工作上的领导，精神上的导师，婚姻上的介绍人，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她将一步一步追随陈永贵的脚步走上人生的顶峰。多年之后，世人不会知道一个叫做“黑眼妮”的小女孩，却都知道大寨有一位年轻而美丽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大地的褒奖（1）
有时候，历史的车轮是加速还是延缓，看起来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其实这又是必然的。没人能跳出他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心灵，至多是因为思想的高度而提前看到一丝曙光，但这已经足以让一些看起来普通的人站到时代的高点上。
郭凤莲听过很多故事，“愚公移山”是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这个故事让郭凤莲既对太行山充满感情，也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当然，这个故事在陈永贵、贾进才的心头则有更为清晰的意义。
1945年6月11日，###“七大”闭幕，时逢抗战胜利前夕，原本力量极弱的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的八年血战中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在这一天的闭幕致辞中，毛泽东讲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认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建国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无影无踪，终于让人们搬走了。这时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前进路途上的新的“大山”应当是贫穷。
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大课题，同样也是陈永贵、贾进才乃至后来的郭凤莲面前的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南海里久经战火的领袖和太行山深处那个小村庄的领导者居然形成了共识：重整山河。
大寨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粱、一面坡。800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成4 700多块，还很贫瘠，产量很低。怎么办？陈永贵心里盘算着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叫做“十年造地计划”，他试图在深沟筑坝再填上土，山坡里切外垫造梯田，让小地连成大地，斜坡变成平地。他用“愚公移山”表达自己的决心：“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一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
陈永贵第一个小试身手的地方叫白驼沟，大寨七沟之一，750米长，10米宽，像一道槽。1953年冬，风如刀剑欲刮骨。大寨50多名壮劳力走上白驼沟，垒石筑坝造地，苦干不休。吃饭由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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