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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海外征战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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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抛出的这几手“杀手锏”果然厉害，确实给各地菲律宾游击队的抵抗活动带来了巨大困难。一时间，华盛顿方面连电嘉奖，颂声如云，坐在马尼拉总督府里的麦克阿瑟更是笑逐颜开，心中好不得意。
然而，为自由而战的菲律宾人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他们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在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牺牲在腊子口之役的菲军将领德比拉就是一位令国人自豪、让敌人胆寒的杰出代表。
格里哥里奥·德比拉，原是马尼拉的一名大学生，从1897年开始，他积极参加反对西班牙人的作战，因机智过人，战功卓著，深得阿吉纳尔多的喜爱。阿氏流亡香港时，德比拉忠心耿耿，出生入死，始终不离左右。回国后，阿吉纳尔多任命他为布拉坎军区司令，领准将军衔。
在随后的抗美游击战中，德比拉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因他常骑一匹白色战马，故人称“白马小将”。德比拉曾于奎加一役，击毙美军斯托森柏上校。从此，“白马小将”的威名传遍菲律宾列岛。
这一天，麦克阿瑟终于探到阿吉纳尔多的行踪，立即派麻契少校率领300名士兵前往追捕，并责令他务必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得到情报，阿吉纳尔多只好率总部人员匆匆转移。危急关头，他把掩护的重任交给了素所信赖的德比拉将军。
战斗在腊子口打响。德比拉率领60名战士，死死地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终于为总部的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最后，菲军60名战士全部牺牲，德比拉亦不幸阵亡，年仅24岁。
1900年，适逢美国大选，反对菲律宾战争的各种势力抱成一团，齐心协力，借机刮起了一场“扳倒”麦金利总统的政坛风暴。
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基力特辛辣地指出：“我并不特别反对扩张的野心。但是如果我们到菲律宾去的动机是野心，那就老实说吧，而不要说什么出于仁慈之心。在我看来，虚伪是最大的罪恶，它要比扩张本身坏得多。”参议员霍阿的一次演说更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总统的政治措施做出了一个成绩，那就是把本来准备欢迎我们美国人并把我们看成解放者的菲律宾广大人民变成了我们不可调和的敌人，使他们对我们充满了仇和恨，如果屠杀可以叫做战争的话，那它已经进行1年了。它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下去，还要继续100年，如果我们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予改变的话。不错，我们会有和平和安静的时期，有表面看来是百依百顺的时期。你们可以用高官厚禄收买一些人，可以用武力吓住一些胆小的人，于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现表面的太平。但火山内的火仍在燃烧着，火山口会随时喷火，你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使用正确的政策。”
菲律宾岛狼烟惨绝人寰 华夏大地生灵横遭涂炭（4）
然而，抗议也好，咒骂也罢，这一切对于视菲律宾为“上帝的礼物”而志在必得的麦金利来说，无疑是隔靴搔痒，丝毫动摇不了他的信心和主张。随着1901年麦金利连选连任，任何阻止对菲战争的指望均化为乌有。
麦克阿瑟看准了这一时机，立即着手实施更为强硬的政策。
在一次次残酷的围剿之后，起义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小，处境也越来越困难。阿吉纳尔多率领他的指挥部东躲西藏，饥寒交迫，几无藏身之所，日有性命之忧。1901年3月，麦克阿瑟手下的劳斯顿将军在几个菲律宾民族败类的配合下，突施奇兵，里应外合，终于抓获了阿吉纳尔多。
一个月后，心力交瘁的阿吉纳尔多在麦克阿瑟的百般威胁利诱下，被迫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接受美国的统治并号召他的爱国同胞结束抵抗。
此举标志着菲律宾第一共和国从此退下了历史舞台。
但是，各地菲律宾游击队并没有立刻放下武器。尤其是活动在八打雁省的马尔达尔的部队和另一支出没于萨马的卢克班的部队，仍然高擎义旗，坚持抵抗，不时地给占领军以沉重打击。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决定不惜一切手段，尽快剿除这两支起义军。
一场罕见的大屠杀开始了。
受命“荡平”萨马岛的史密斯将军咬牙切齿地要求他的部下：“我希望你们去杀、去烧，你杀的人越多我就越满意。我想把所有能够佩带武器、敌视美国的人统统杀死！”没过多久，岛上所有的成年男女被杀戮殆尽，所有的农舍、庄稼均化为灰烬。
另一个负责平定八打雁的美军指挥官贝尔，在创造烧杀抢掠纪录方面同样不甘人后，他口口声声地宣称：“无辜者必然也会受罪，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他手下的美军所过之处，无不白骨如山，血流盈野，村村户户变成了惨不忍睹的无人世界。
至于屠杀中的种种暴行，更是骇人听闻，举不胜举。
《纽约邮报》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了美军严刑拷打、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等等令人发指的暴行之后，接着写道：
如果我在上面所说的那些酷刑是18层地狱的话，那么水刑可以说是19层地狱。被抓到的土人被按在地上，他的四肢被紧紧捆住，头朝天，以便灌水。想闭嘴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竹筷通鼻孔，使你无法闭嘴。现在，灌水开始了，可怜的人要做挣扎，但这是徒然的。一加仑是不少了，但接着是第二加仑、第三加仑。这时，受刑人的身子简直是爆破了，但估计不对，因为接着又来了第四加仑，第五加仑。这时，身子已不成其为身子。在这种情况下，说话当然已不可能。于是，开始了放水。如果幸运，放水可以自然进行。但大多是使用压力的。一个士兵对我说：‘我们就踩在他身上，使放水的速度得以加快。’这位士兵在描述这个动作时还哈哈大笑，得意非凡。试问，天底下难道还有比这更为残忍的吗？人们势必要问，这样的刑罚使用过多少次？没有人能回答。有一个士兵对我讲，他亲眼看见过两三百次，一天有时高达20次。另外一个士兵对我说，他见过80多次。有一个军官对我说，他见过4次，但他知道的有200多次。我说的这一切的确不太美丽，但它们却是实事啊！士兵安德鲁·韦尔的作证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当时，我们抓到了一个俘虏。我的同伴们把他的衣服剥了个精光。然后把他按在地上，一个士兵压住左臂，一个士兵压住右臂，一个士兵压住左腿，一个士兵压住右腿。然后另外一个士兵用刀片切开了他的脚踝，在脚踝上切开一层外皮，他把这层皮卷在一根细竹条上，然后像人们打铺盖卷儿那样向整个身子依势卷上去，剥下了一整块人皮。”
就这样，靠着惨无人道的野蛮屠杀，美国占领军最终平定了菲律宾起义军的剩余势力。到1902年7月4日，因麦金利遇刺身亡而刚刚上任不久的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向全世界宣布：这场战争胜利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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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岛狼烟惨绝人寰 华夏大地生灵横遭涂炭（5）
这一建立在菲律宾人民鲜血、尸骨、眼泪和痛苦之上的所谓胜利是极不光彩的。一位美国将军直截了当地把它称之为一场“邪恶的战争”，另一位则承认美国人“在菲律宾残酷地镇压了一场比我们自己引以为荣的革命还要正义的起义运动”。
美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无独有偶。如果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美军欠下了菲律宾人民一笔巨大的血债的话，那么，它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更是给华夏大地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浩劫与灾难！
美国在对西班牙战争获得胜利并占领菲律宾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夺取诱人的、庞大的中国市场。但是，此时的中国已被其他列强强行划定了“势力范围”，根本没有美国的插手余地。
想凭武力夺取吗？英、俄、德、日、法、意国可不是破败的西班牙，哪一个也不好惹。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中国市场取得垄断地位并把太平洋化为“美国湖”的美国政府只能另打主意。
一来二去，美国煞费苦心地提出了一个“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其中心意思就是要求列强保证：中国现存的各国“势力范围”对美国商品实行“门户开放”，即保证美国人的行动自由，维持“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一提议首先得到了当时正有求于美国的英国政府的支持，其他列强迫于形势和压力，也都勉勉强强地表示同意。这样，美国人硬是从列强的牙缝里挤出了一线机会。随后，财大气粗的美国公司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偌大的中国内地，美国的星条旗随风招展，触目皆是。
然而，欲壑难填的美国资产阶级对此并不满足。不仅美国商人，就连美国传教士们也坚决要求政府采取更明确、更强硬的政策，以捞取更多、更大的好处。为此，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开反对保持中国的完整，大肆扬言：将来瓜分中国时，美国“应准备通过谈判或强占的途径至少取得一个良好的港口，以便以这港口为据点来行使它的权利和运用它的势力”。
正在这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列宁在谈到中国义和团运动时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正因为这样，1898年首先在中国山东省兴起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疾风骤雨、掀天揭地之势迅速蔓延华北，席卷京津，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伟大篇章。
还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初期，帝国主义列强即合谋武装侵华，联手进攻中国。美国唯恐落于人后，马上表示与列强“同舟共济”，“合力以相助”。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5月30日，英、法、俄、美公使又至总理衙门进行威胁，声称“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
5月31日至6月10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等8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陆海军部队，由军舰和运输船载运至大沽、塘沽，并进入天津租界，“八国联军”正式形成，总兵力最多时高达万余人。其中，美军5800余人，司令为沙飞上校，由美国本土及吕宋岛驻军编成3个步兵团、3个骑兵团、3个炮兵营及1个炮兵连。另有海军陆战队约1000人。
在随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八国联军攻大沽，陷天津，犯北京，每战皆有美军士兵冲锋陷阵、烧杀抢掠的狰狞身影，同时他们也饱尝了义和团的铁拳重击。廊坊一战结束后，英美联军指挥官西摩尔仍心有余悸，连声哀叹道：“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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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岛狼烟惨绝人寰 华夏大地生灵横遭涂炭（6）
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随后纵兵抢劫3日，皇宫、住宅、商店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与此同时，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战士及大批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侵略者无恶不作，奸淫掳掠之事，不可胜计。
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以至于许多美国人都感到无地自容。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我们杀人的比例至少是十对一。我们洗劫和焚烧了价值以百万美元计的财产，整个情景会使最野蛮的人都感到自叹弗如。”
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官洛克希尔写道：“从大沽到北京，整个区域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文明的西方军队所到之处，所产生的后果不堪描绘。想来13世纪蒙古人的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吧！从港口到北京，几乎没有留下一间完整的房屋，凡可以拿走的东西全被拿走了。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房屋在洗劫一空后被纵火焚烧了。在北京进行了公开洗劫。从将军到士兵，从公使到最低级的随员，从大主教到小牧师，人人都参加抢劫和勒索。我和我妻子昨天到北京的观象台去，那里有一批精制的铜质天文仪器，大概是从13世纪保存至今的。但联军兵士正在进行拆卸，准备运往巴黎或柏林。这些仪器经历7个世纪而无损伤，但如今却不能逃过文明的西方人之手，不亦悲乎！我无脸待在中国了，所见所闻实在难以为人。这次战争一定会以本世纪最可耻的战争而列入史册。”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直接恶果是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古老的中国更加步入痛苦和屈辱的深渊。
90年后，世纪伟人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创伤之巨！
先训后战潘兴坚持己见 边干边学美军终成劲旅（1）
美国对德宣战后，政府立即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宣传热潮。“武装起来，最大限度地武装起来，毫无限制地武装起来！”这是威尔逊总统向全国发出的战斗号召。与此同时，国会很快便颁布了1917年征兵法。根据这项法律，短短几个月之内，美国陆军和国民警卫队就招到了近70万名志愿者，另有300万人被征召入伍，到1918年11月，美国军队男女军人共有480万人。如此庞大的军队，在林肯时代或罗斯福时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战争的号角一吹响，早已赋闲在家的西奥多·罗斯福就满怀军人的激情匆忙赶到华盛顿。这年他已59岁，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自从到亚马逊河流域进行那次著名的丛林探险染上疟疾后身体一直很虚弱。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要求陆军部和白宫批准他组建一个师的志愿军，由他亲自率领到法国参加战斗。
富兰克林·罗斯福深信他叔叔的这一做法将会对振奋国内外的士气大有好处，于是就安排让他到白宫去见总统。谁知，现任总统一句不冷不热的话却令这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前总统大为扫兴。威尔逊说：现代战争中不能搞英勇的表面行动，美国将在战争中依靠征召来的正规军而不是靠志愿军。会见结束后，威尔逊又对助手说：“我认为对待罗斯福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别搭理他。”老斗士西奥多·罗斯福虽遭如此怠慢和奚落，但仍热情不减，没过多久，他就把自己的4个儿子全都送上了前线。临别前，最小的儿子昆廷这样安慰他：“还是让我们来把您的志向化为行动吧。”
除开这两位政坛夙敌的相互成见不说，威尔逊的话的确是很有道理。须知，美国即将面对的敌人是20世纪称雄一时的德意志帝国，而不是1898年气息奄奄的西班牙；指挥一场现代化的战争绝非像当年罗斯福率领“莽骑兵”攻打凯特尔山那么简单。
换句话说，如果把上一次战争的成功经验照搬照套入下一次战争指导之中，那无疑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那么，由谁来统率这支前所未有的美国远征大军呢？威尔逊总统和陆军部长贝克掂量来掂量去，最后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陆军少将潘兴。
约翰·潘兴，1860年生于密苏里州林恩县拉克利德。1886年西点军校毕业后去骑兵部队服役，是一位勇敢、严厉、极富献身精神的指挥员，素有“铁锤”之称。他曾参加过剿灭印第安人的血腥战争，担任过西点军校战术教官。1898年参加美西战争。后来又几度供职于驻菲美军，在棉兰老岛上屡建战功，备受西奥多·罗斯福的喜爱，以致当他看到法律不允许他将潘兴从上尉提升为少校或上校时，罗斯福干脆越过822名级别比潘兴高的军官，直接将潘兴擢升为准将。到了威尔逊时代，潘兴仍然“圣眷不衰”，备受重用。美墨边境危机时，潘兴作为征讨军司令官又一次表现出色，大获好评。所有这一切，无疑巩固了他在华盛顿高层人士心目中的地位。1917年5月26日，陆军部长贝克签署了授权潘兴指挥美国远征军的命令。据说这位部长私下里曾对人说，他对担任美国远征军司令的潘兴只准备下达两个命令：“一个命令是去，另一个命令是回来。”由此可见他对潘兴是多么的信任。
从历史上看，美国陆军部长同作战部队的司令官之间始终处于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是非纠葛之中，相互敌视、拆台者有之；谩骂攻击者有之；对簿公堂、吵得一塌糊涂者也有之。为什么单单到了贝克—潘兴时代，两人竟“化干戈为玉帛”、关系好到了如此程度呢？
原来，贝克出生于美国南部的弗吉尼亚州，父亲曾是罗伯特·李将军麾下的一名老兵。后来他在研究内战历史的过程中，始终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内战的教训之一就是，文官政府必须将其对军事指挥官的干预减到最低的程度。贝克自小就接受了他父亲的这一观点并牢记在心。因此当他终于等到机会处理与潘兴的关系时，尽管他对陆军业务十分懂行，并被所有的正规军官誉之为“陆军部长中的佼佼者”，但他对指挥驻法美军的决策性问题，却故意采取放弃权力的方针。他公开承认：他的主要职责是建立一支可以由潘兴带领打仗的军队，然后交给潘兴去打就是了。
先训后战潘兴坚持己见 边干边学美军终成劲旅（2）
无独有偶，威尔逊在对待潘兴的态度上竟和贝克部长极其相似。虽说无论用哪种标准来衡量，威尔逊都是一位争强好胜、酷爱权力的总统，但他唯独对军事工作不感兴趣，最希望由将军们自己去管打仗的事。在通常情况下，他并不关心如何对军事部门实施精心领导，也不注意采用何种战略，而是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地致力于战时外交工作以及为实现和平而进行准备。战后，当他在举世闻名的巴黎和会上纵横捭阖、大放光彩的同时，却始终没有到美国士兵作战和牺牲的任何一个地方去过。他对战争、军人以及流血牺牲之冷漠，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一来，潘兴便得到了“美国的法律、条令、制度和习俗所能给予一位战时在战场指挥陆军的司令官的一切权力和职责，并享有相当于部局长们平时和战时的权力和职责”，“总而言之，他拥有根据本指示精神积极进行战争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所需的一切权力”。对此，凡熟知美军历史掌故的人无不咋舌叹道：即使当年身兼美国陆军总司令和波托马克军团司令二职的格兰特所拥有的权力，也未必比眼下这位潘兴将军所享有的权力更大、更全面！
一贯非常自信的潘兴很快就把这份被称做是“格兰特之后无人比拟”的权力运用得十分娴熟，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还在美国陆军第1师开始抵达法国之前的3个星期，从墨西哥边境调回来的潘兴将军征尘未洗，便远渡重洋，来到法国筹建驻欧美军总部，搜集有关情报，以便估算派到法国的陆军需要多少兵力。
潘兴同法英两方进行协商并观察了他们部队的现状之后，于1917年7月提出了一个总编制设计方案。他建议派往法国的美军人数，远远超过了威尔逊发表关于运用美国全部力量的战争咨文时的设想，要求在1918年12月31日以前向法国派出110多万人。潘兴认为美国必须派出一支由20个师加上保障部队组成的完备的军队，因为这样一支军队“是现代战争中作为完整的配备均衡的战斗组织的最起码的部队”。除此之外，潘兴认为法军和英军都处于凋敝状态：法军在凡尔登一役之后已经兵源枯竭，有些师已从序列表中勾销，再也不能复原，而且法军的士气也几乎丧失殆尽。英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因发动1917年的攻势而把部队投入屠宰场。只有一支强大的美国陆军才能打败德国人，因此在法国放上100万人，而且“不应该理解为这就是法国战场所需要的最大兵力”。
陆军部将潘兴的总编制设计方案以及他补充提出的关于保障部队的建议发展为一个计划，准备在1918年12月以前向法国部署由1372339人编成的30个师及辅助部队。然而潘兴对英法两军前景的估计变得越来越悲观，而事情的发展证实了他的这种担忧。英军发动的1917年攻势终于徒劳无益地宣告夭折，伤亡了20多万人，到了1917年底，英军在法国的士兵比当年1月少了10万人，损失已无法再弥补。
1917年11月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势必退出战争，于是潘兴估计德国因此而能集中250～260个师于西线以对付协约国的160个师。德军1918年攻势发展顺利，旷野战这种形式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出现于西部战线，于是，潘兴对美国远征军规模的估算进行了修正，认为到1919年5月时需派出一支由66个作战师计300万人组成的部队。他于1918年6月21日提出了这一估算，那时德军已在马恩河上的梯厄利堡摆开阵势，准备对40英里以外的巴黎发动最强大的攻势。潘兴同协约军总司令斐迪南·福煦元帅会谈之后的第三天，又提出了他的估计：“为了在1919年赢得胜利，必须拥有数量优势，而这只有当我们的驻法部队于1919年4月达到80个师，7月达到100个师之时才能办到。”
陆军部虽然对到了那个时候可以是否有必要在法国集结100个大型美国师心有疑虑，但陆军部还是答应潘兴在1919年6月以前组建98个师，其中有80个师配置在法国境内。原计划在1918年12月31日之前向法国派遣30个师计1372339人，现在扩大了计划，要求在上述期限内交给潘兴52个师计235万人。
先训后战潘兴坚持己见 边干边学美军终成劲旅（3）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征兵年龄放宽至18岁到45岁。
潘兴“80个师的计划”尚未实现，德军就因其1918年攻势受挫而令人惊奇地迅速瓦解，从而宣告了战争的结束。但是停战到来之时，美国正在顺利实现这一指标。此时已组建完毕的有62个步兵师，其中43个师已在法国，加上保障部队，总数将近200万人。
这就是说，在有关美国远征军人数、规模这一本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出决策的重大问题上，却由潘兴一人唱了主角，华盛顿方面完全顺从了潘兴的指挥棒。
紧接着，华盛顿官员们一次又一次地领教了潘兴这种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办事风格。
第一件事发生在1918年夏，随着美国参加战斗的进程加快，陆军部和总参谋部考虑要设立一个与潘兴的司令部相平行的后勤供应司令部，由高塞尔斯将军负责，对驻欧洲的保障部队和基地进行统一指挥。按理说，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况且高塞尔斯将军此前历任代理军需司令、总参谋部采购、储藏与运输处处长，对陆军的全部供应工作得心应手，了如指掌。但是潘兴却不想削减自己的权力。他坚持认为，对战区指挥官来说，掌管本战区的保障工作乃是一种传统特权。为了不让陆军部先采取行动，潘兴立即将他的第一参谋长詹姆斯·哈博德少将调任全军供应勤务长官，并给哈博德的司令部增加了更多的权力。眼见生米已做成熟饭，陆军部也只能默认了。
另一件事也与后勤供应有关。当时，美国军队每个作战师每天要消耗25车皮的补给物资，因此，美国远征军运输兵司令一职因其权高位重，自然引起不少职业军官们的垂涎。可是潘兴却偏偏选中了一位平民百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威廉·文特伯里，并特意为他弄到一个准将军衔，让他指挥美国远征军的运输兵。虽然有不少人对此事议论纷纷，说三道四，但潘兴毫不理会，依然故我。
当然，最能体现潘兴的独特性格，也最容易招致非议的事情莫过于他那项完美主义的训练计划。
本来，按照陆军部的规定，步兵在美国本土训练4个月之后，就可以派到法国去。许多参加过墨西哥战役的老兵们想得更简单。在他们看来，这次战争不过是一次快速清剿行动的翻版，德国人像潘乔·维拉一样，只要一交手就会四散逃命，然后便是舒舒服服地凯旋而归。
然而，事实却让美国人马上认识到了他们参加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同时明白他们在体质、技术和心理上都对这场战争的艰苦和恐怖缺乏准备。当潘兴率领他的参谋人员先期抵达法国，并到战场上实地走了一趟后，这种感触尤其明显。他不仅被双方在这场可怕的消耗战中进行的大屠杀吓了一大跳，而且对美国部队完全没有经过这种战斗训练感到震惊。一个强烈、牢不可破的意识在他的大脑中从此产生：在美国部队学会如何保存自己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入战壕。
作为驻法美军的司令官，潘兴有权不让美军投入战斗；作为一个陆军厄普顿派的坚定信奉者，他历来追求完整、系统和彻底的训练方式。于是，潘兴凭着这种权力和信念，坚持要执行一项长时间的训练计划，直到他满意为止。
潘兴清醒地认识到：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那种在内战时期也许够用的关于纪律、军队生活、战术和兵器的基本训练，看来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像炮手这种专业士兵，就必须接着进行本兵种或与本军种有关技术的深入训练。潘兴坚持认为，即使步兵也需要十分细致的补充训练，在训练时间上要明显延长。步兵战士必须学习堑壕战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在西线的3年战争中已经有所发展；他们还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堑壕战的专用武器，如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以及使用铁锹和铁丝网。
在堑壕战的训练方面，美国陆军向经验丰富的英法军官求教。但是这还不够。潘兴强调，为了赢得战争，美国陆军必须发动进攻，将德国人赶出他们的堑壕，因此美国士兵必须摆脱英法两军对堑壕战的固定看法，学会适于越过堑壕进行旷野运动战的进攻战术。美国士兵尤其应通晓刺刀的使用，应学习射击技术，这是美国正规步兵的固有标志。潘兴嘲笑法国人的战术，法军士兵在德军溃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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