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全国土地收归国有，这是另一个奈良风格的政策。占全国土地约1/4的幕府土地，是最先被国有化的。然后，1869年3月，萨长政府领导人士说服其藩主奉还版籍，以便重组为县；其他大名不久也仿效之。有些大名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放弃领地，但他们不想触怒政府且在这件事上也没多少真正的选择。1871年8月，政府再进一步，合法地废藩置县。在这一阶段有77个县（德川时代结束时有260个藩），但在1889年县的数目被削减至今日的47个县。
　　政府以丰厚的俸禄并任命为知事（县长），来说服大名接受废藩。大名不仅获得丰厚的俸禄，政府也接收藩债并负责付俸禄给其武士家臣。政府慷慨对待大名与武士（后者获得的待遇不怎么丰厚），其政治意义重大，因为此举有助于减少武装反抗政府的风险。
　　然而，政府财政从维新前就一直不健全，如此的慷慨对政府财政没有益处。新政府在最初几年实施若干财政改革。政府设立新式铸币厂以及新式银行制度，而以日圆作为基础的标准化十进制货币得以建立。这些改革由诸如大藏大臣（财长）大隈重信（1838～1922，来自肥前藩）与先前被派去美国学习货币制度的他的助手伊藤博文等重要人物监督。
　　一个特别重要的财政改革是1873年7月实施的固定土地税，根据地价按百分比抽税。这一措施取代了封建时代课税根据收获好坏而定的制度。土地所有权现在被视为是属于传统上依土地收获而付税者（通常是家长）。这项改革有助于诱导人们增加生产。然而，它也产生了较不令人满意的结果，佃农比率增加至高达全国40％，因为较贫穷的农民在凶年不得不抵押土地来纳税。
　　新政府为现代化铺路的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废除封建身份制度。这绝对不是奈良时期影响的反映。根据1868年御誓文的承诺，对阶级职业的限制于1869年被废除。阶级从士农工商被重组为华族（贵族，包括大名）、士族（武士后代）与平民，而皇室构成另一不同的阶级——皇族。1870年，政府允许平民称姓的权利。1871年，秽多与非人等贱民阶级在理论上被废除并获得跟平民同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差别待遇仍根深蒂固。1872年，政府基于四民平等原则宣布教育机会均等，但这要等到几年后才成为现实。
　　对旧阶级制度的最大打击或许是分阶段废除武士阶级。实际上，维新的###意味着大多数武士没真正的职业，即使是官僚性质的职业。他们逐渐被期待去找新工作自谋生计。有些武士的确继续担任行政人员，这次是为政府工作，有些武士从商成功，或转任警察或农民，但许多人仍依赖逐渐减少的俸禄。但1873年政府实施征兵，意味着各行各业的男子现在都有资格从军。1873年，政府订定“家禄奉还规则”，给华族、士族不领俸禄而接受政府以公债一次付清的选择。1876年，又将所有华族、士族的俸禄一律废除，另发行“金禄公债”以为代偿。同年，不接受政府此种做法的旧武士最终将被剥夺佩剑的权利。
　　这种种改革内容丰富，而虽然它们象征新政府的自信与权威，改革并非总是得到良好反应。许多农民坚决反对被称为“血税”的征兵与新的土地税。他们几次以暴力示威表达内心的感受。
　　但最严重的不满表示来自旧武士，而非农民。其高潮是1877年的萨摩或西南事变。出乎意料，乱首是新政府的最杰出人物之一——西乡隆盛。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3）
西乡在1873年10月遭遇了一次政治挫折。当大久保、木户、伊藤与岩仓等政府高官正在海外进行岩仓使节团（1871～1873，这是向西方学习的若干游学团之一。使节团访问了美国与欧洲，也企图修改德川末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但没成功）活动时，西乡提出征韩论。这将是一个惩罚性入侵，因为有些人认为朝鲜不直接与日本新政府建立关系，是对日本的侮辱。尽管西乡参加新政府，但他是忠实的旧式武士，有学者将其征韩论解释为为旧武士提供目的与价值感的手段。刚好在1873年岩仓使节团返国后，征韩论被政府否决。
　　但翌年政府派遣远征军3500人去台湾惩罚原住民，因为后者杀害来自琉球群岛的船难渔民。这次远征的主要目标是把被杀害的琉球渔民视为日本国民，主张日本拥有琉球群岛的主权，该主权不属于清廷，远征军在这一方面获得成功。这也是让旧武士感觉价值感的一个机会，但在这方面较不成功。
　　史实暗示，征韩论只是被延期，并没被断然否决，但西乡很伤心，甚至病倒。他跟若干支持者返回昔日萨摩藩首府鹿儿岛市。不久，他成为不满士族与一般反政府人士反抗的焦点。
　　其后几年，鹿儿岛紧张形势升高。政府怀疑当地有人谋反，并于1877年1月派遣军舰至鹿儿岛搬走弹药。军舰受到攻击，此后战斗升级。2月底，西乡率领的约4万人在鹿儿岛以北的熊本城和政府军交战。接下来的战斗持续6个星期，但最后由政府靠征兵制征召的新式军队获得胜利。西乡带领约400人（仅以原先兵力的1％）慢慢地边打边退回鹿儿岛。在鹿儿岛，在勇敢的最后冲锋后，9月24日他自杀身亡。
　　旧武士的不满与暴力行动又持续了几年。其中一项行动是翌年5月大久保被暗杀的事，他被一位把他视为叛徒的萨摩旧武士暗杀。然而，西南事变是“旧式武士”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西乡与那些跟他一起死的人好像一开始就知道，武士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他们宁愿和那个时代一起结束。西乡迷恋死亡，他是个反对西化的极端爱国者，同时也是个真正的旧学派武士，反对商业化与工业化。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1）
除了现在已死的西乡之外，新政府视西化为现代化的主要成分。西化将使日本更加强大，比较能跟西方列强竞争，或许甚至能匹敌或超越他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口号之一是“追上，超越”。西化的日本将能被西方国家较认真地看待，而日本很想被西方国家认真看待。新政府不喜欢幕府垂死时期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屈辱，很想修约。新政府希望西方国家平等对待日本，而日本的理想是比西方国家更优秀。
　　西方制度与做法不仅被引进政治、军事、工业与经济等领域，也将被引进社会。社会的西化有时比政府希望的更繁杂，但它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重要背景。
　　模仿西方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变革非常多且往往令人困惑。从1873年1月1日起，日本采用太阳历（公历）取代旧的阴历，这意味着日期向前推进了3～6个星期。例如，1873年1月1日是农历明治五年十二月六日。由于闰月与闰年，这两种月历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电信局成立于1869年，邮局设立是在1871年。新式报社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纷纷设立，至1875年已有超过100家报社，这见证了日本的高识字率。但最早的现代报纸是英文报，1861年由外国人在长崎创办。西方服饰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从1872年起政府规定政府官员与诸如邮差等公务员必须穿西方服饰（天皇本人几乎总是穿西服）。西式发型也逐渐流行，成为民众现代作风的象征。留西式发型的男子，比例从1872年的10％上升至1887年的98％。吃牛肉也在进步主义者之间流行开来（传统日本食品的素喜烧被认为是从吃牛肉发展出来的），而牛肉餐馆逐渐出现，以迎合本国顾客与逐渐增多的外国人的需要。
　　虽然鹿鸣馆仅被少数人使用，但它是最著名的西化的物质象征之一。这所靠近皇居的政府建造的会馆，是由英国一流建筑师约瑟夫·康德（Joseph　Conder）所设计，于1883年完工。该馆被用来作为举办有西方名流参加的舞会或举办其他社交活动，外相井上馨常利用该场地。当时的内阁被昵称为“跳舞内阁”，而日本人创造了新词“舞蹈热”（butonetsu），在几十年后英文才出现“dance　fever”的类语。
　　现代化的最大物质象征可能是铁路。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在1872年5月启用，在外国人居住的横滨与品川之间，而同年9月铁轨延伸至东京新桥。在15年内铺设了1000公里的铁道，至世纪末更达到5000公里。
　　铁路对人员与货品移动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德川时代，江户与京都之间的行旅几乎总是靠徒步，一般费时两个星期。甚至花得起钱请轿夫抬轿，也仅能节省大约一天而已。但在连接两地的铁路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通后，这段路线的旅行费时不到一天。此外，铁路车费还不到坐轿费用的1/3。
　　明治时代的其他交通发展包括1869年人力车的发明（英文rickshaw源自日文人力车jinrikisha），以及1868年汽船与公共马车的载客营业（在早期几乎都是由外国人拥有与经营）。人力车并非发明于古代中国，而是1869年8月由秋叶大卫在东京发明，并迅速从这儿传播至全日本（在10年内全国有15万辆左右的人力车），并且传播至亚洲许多地区。
　　政府重视交通发展，因为政府认识到基础设施对经济与国力的重要性。在1870年与1874年之间，1/3的国家投资被投入铁路建造。社会评论家津田真道（1829～1903）1874年6月撰文指出，他认为交通发展是达成国家昌盛的最重要的优先项目，甚至“应该排在军事系统与建造学校的前面”。
　　从社会与人口角度来看，城市内与城市之间交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都市化形态。车站一带产生人口密集区，而路线的交叉口尤其产生密集人口。当距离不再是障碍时，都市区域也蔓延开来。人们的世界扩大，因为他们现在能相当自由地旅行。他们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社区。
　　交通的扩展也意味着人们住的地方可以和工作的地方分开，这是意义重大的。就是说，乘车通勤（在这方面日本有坏名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仅仅二三十年内高峰时刻的通勤交通已经成为问题。《二六新报》1910年3月23日号的一篇报道抱怨说：“通常前几站的乘客能设法上车，但其他站的乘客没机会，除非他们像疯子那般硬挤上车。”而如同今日日本，有些男乘客趁车厢内乘客拥挤吃女乘客的豆腐。例如，见田山花袋1907年的短篇小说《窥视女孩的人》。性骚扰在今日日本是严重问题，通勤女子有90％以上在某个时候受过骚扰。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2）
在较不明显的层次，思想类型也在改变。借着译本与阅读英文及其他语言能力的增加，一批西方小说家、哲学家及科学家的著作涌入日本，从歌德至达尔文至卢梭。各式各样彼此矛盾与对立的思想——在当时人们并不这么看——开始涌进日本。
　　当时的日本文学显得特别的混乱，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分不清，功利主义与逃避主义分不清。但它也显示出西方事物的权威，就像是维新的领导人士需要天皇的权威来合法化其行为，许多作家也寻求西方人物的权威来增加其思想的分量或为他们自己辩护。甚至当代的小说也常常提到这个或那个西方作家或思想家，不光那些积极提倡这种或那种西方模式的作家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模式也被用来描写那些无法适应西化过程的日本人的挫折与失败。俄罗斯文学的“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的概念，对那些感觉困惑且跟不上变革步伐的日本人特别有吸引力。
　　出自屠格涅夫的《罗亭》或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用现代流行术语来说，“多余的人”（superfluous　man）很类似查理·布朗的人物。以当代日本文学来说，见二叶亭四迷（1864～1909）写的小说《浮云》的主角。
　　在日本“多余的人”意指成王败寇的残酷世界中的失败者，这一世界中，人们突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获致成功或失败。德川时代严格规定的正统主义至少意味着，人们有固定的地位，且被告知如何思考与行动。那样的安全感现在消失了，自由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点儿也不意外，“适者生存”与“自助”的相关观念很流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1859年所发表有关“天助自助”的《自助》一书，在1871年被译成日文并成为畅销书，这是最早被译成日文的英文作品之一。
　　自助哲学完全呼应明治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与西化提倡者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的心境。
　　福泽数度跟随官方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他跟西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某时期所有有关西方的书，不管作者是谁，都被人们称为“福泽本”。远在1858年当时他才20岁出头，他创办一所学校提倡其观点，这所新学校就是后来的庆应大学。在其早年，他倡导人权，但后来他开始以较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方式应用其自助观点，倡导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他逐渐变成反西方。从1881年起，他也因提倡“脱亚论”而闻名。
　　他在1872年发表的《劝学》一书中指出：
　　贵与贱、富与贫的地位差别不是天生的。只有勤勉向学、精通某技艺或学问的人，才成为富与贵，反之则成为贫与贱。
　　达尔文的进化与自然淘汰的理论在明治时代的日本很流行，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很流行。这从那位造“适者生存”一词的英国哲学家贺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吸引力可以看出（“适者生存”这句话常被误为达尔文本人说的。丸善书店在1902年“就什么是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针对78位著名日本人所作的调查显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得23票，史宾塞哲学得15票）。
　　史宾塞受到如此的敬重，以至于明治政府中期的最高阶层私下就日本应采取什么政策征求其意见。他在1892年8月26日发出的回函，依据其要求直至他死前不予公开，因为他担心这封信函会让他的国人为难（1904年1月18日，即史宾塞去世一个月后，《泰晤士报》最先刊登了这封信。正如他所预测的，这封信函引发了读者的震怒）。他提出忠告说“日本应该采取与美国及欧洲国家保持距离的政策”。应该禁止外国人拥有地产与限制外国商业权利，而日本种族不应与外国人通婚以保持纯种。总之，日本政府至今仍因为他的许多建议受到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的批评。
　　他的提议之中有许多刚好原本已被日本政府实施过。例如，日本政府于1873年通过一项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律。史宾塞的忠告因此更像是对日本政府的做法的一种支持。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节　社会的西化（3）
除了史宾塞之外，日本政府也依靠许多西方专家。他们有许多人被邀请来日本，这些人包括采矿、航海、铸币、运输、银行业、法律、政治学、农业、教育，甚至军队的专家。并非所有的外国顾问（至少在早期）都是西洋人。在1872年，地方政府雇用的160名外国人之中有多达42位华人。由于茶是明治早期的重要输出品，这些中国顾问之中有许多人是烘茶技术的顾问。他们的角色通常局限于技术事务，做重大决策的机会相当少。至1875年，日本政府雇用约520名外国人。外国人的雇用随后逐渐转移至民营部门，至1897年，民营部门雇用约760名外国人。根据某些估计，明治时期政府支出之中有高达5％被用来支付有关雇用外国人的薪资及其他费用。外国人也占日本第一所新式大学——东京大学预算的1/3。东大成立于1877年，是一个以雇用外国专家特别出名的机构。
　　除了邀请西方人来日讲学之外，日本人还访问西方国家以吸收知识。有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使节团前往美国与欧洲，最大且最有名的使节团是1871～1873年的岩仓使节团。该使节团有大约50名政府官员，包括伊藤、大久保、木户以及岩仓本人，且另有人数至少与官员人数相同的非官方随团人员（大多为学生）。在维新才进行几年后就能够派出高官组成的使节团，证明了新政府的自信。跟其他使节团一样，许多赴海外者在回国后发表感想与印象，传播他们获得的知识。他们的游记在这个教育普及、识字率高的国家——热烈的向西方学习，但仍然对它感到困惑的国家——被民众广泛阅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统制（1）
19世纪70年代崛起的自助哲学，对于新政权是潜在难题。假如个人变得太强大并且独立，他们可能将难以控制，政府的权威可能甚至会受到影响。这将使国家受到削弱，而假如列强考虑殖民日本，日本将难以抵抗列强的侵略。
　　另一方面，政府不容易把软弱且不效忠的人民组织成强国，而政府又很想领导强国。人民必须被鼓励去变得强大且能够达到目标，但必须在限度内——这是德川式的做法。他们刚得到解放的精力必须加以统制。
　　民族主义是一个理念上的肇因，它巧妙地与国家认同感的复苏以及因外国威胁的重返而触发的危机相结合，而立基于德川时代的国学之上。靠着诸如标语等方法，它容易在民众之间传播。强大起来，建立强国！使你自己的成功成为国家的成功！强大起来且向西方人显示日本是不可以玩弄的国家！口号不仅是“赶上，超越”，而且是“富国强兵”　。当时流行的是“刻苦奋斗”。
　　民族主义不仅需要口号，也需要象征。对于其权力由天皇予以合法化的那些人，这也十分方便，因为天皇本人能够成为主要象征。对天皇的支持意味着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是他的拥护者。
　　在一个这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彼此竞争的时代，管制人民的思想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论动机有多么好，少数几个坚决的诽谤者就可能制造问题。一个主要工具是教化，但有些讽刺的是，这被当时日本少数几个真正的长处之一（高识字率与教育）所妨碍。牺牲这一长处是很可惜的。事实上，这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基础。
　　答案是明确的。教育本身必须加以控制，人民的阅读物必须加以管制，更好的是，在写作时就加以监控。控制下的教育将意味着，随着时间人们的整个世界观（人们如何领悟人生）随时可以被控制。
　　1872年，政府宣布全民教育是追求的一个目标。至1879年，全国将近2/3的男童与1/4的女童正接受至少小学水平的教育。起初，许多学校教材是西方学校教材的译本，因而学生因此有机会接触诸如平等主义与个人权利等理念。
　　指出这种教育不合需要的正是天皇。1878年他巡视本州时，得到的结论是西化已走过头且牺牲了诸如孝顺等价值观。此后，在御师儒者元田永孚（1818～1891）的指导下，教育将加强重视适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儒学与民族主义／神道价值。国家在教材的选择上逐渐发挥影响力，到明治结束时，国家在这方面获得了全面的控制。在今日日本，中央政府严格控制学校教科书仍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教材里的西方英雄被儒家道德人物所取代，诸如勤勉的二宫尊德（1757～1856，又名金次郎）。日本国旗开始出现在每一种教材的每一章前面。学校###开始唱宣扬道德的歌曲。
　　在某些方面，日本也与英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在课堂里宣扬民族主义。但日本在教育上更进一步，严厉控制学生的世界观。重要的一项举动是1890年10月发布《教育敕语》，它实际上主要由元田永孚与山县有朋草拟（8年前的1882年，山县曾负责起草《军人敕谕》，这敕谕后来成为1890年《教育敕语》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强调效忠天皇的重要性）。《教育敕语》是给整个社会的一项讯息，其对象不限于学校里的学生：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济厥之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此。
　　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独朕忠良之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
　　斯之道，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之俱所遵守，通古今不谬之，施之中外不悖。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庶几一咸其德。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节　人民力量的统制（2）
所有学生必须背诵《教育敕语》，而在重要场合，《教育敕语》被大声宣读。并非所有民众都欣然接受，尤其是教师们；而它所代表的国家团结之路也不完全平稳。但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逐渐较稳固地被确立。
　　当代年轻人因此被教导要勤勉，要有礼貌，要献身公益，要服务国家与天皇。《教育敕语》的神道价值将天皇与国家合而为一，把这一结合当成跟生命本身的起源完全一样。其儒家价值把天皇当作仁慈的父辈人物，并且也协助提倡日本以前未常常出现的对家庭的尊敬。和谐始于家中。
　　宪法规定人民享有宗教自由，而《教育敕语》强调神道，似乎违反了这一规定（儒学不是问题，因为儒学没有神祇，它与其是一种宗教，毋宁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政府对此进行辨护，宣布神道是爱国表现，不是宗教，这就是“国家神道”。
　　《教育敕语》对于外国威胁并未使用危言耸听的措辞。它倒是给予人民民族主义的目的感，因为甚至于那些在商业上或在任何特定领域未能获得耀眼之成功的人，也能感觉他们因为忠实地服务天皇及其家国而有所成就。《教育敕语》没说这是日本人自从创世以来所做的吗？这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吗？侍奉天皇是真正的日本人。那是没被扩展给外国国民的特权，这暗示他们是次等人种。
　　在许多方面，这是天皇合法性的加强，令人想起一千多年前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教育敕语》与其他类似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日本的“现代神话”。它也使用古文，这绝非巧合，而我们又看见与大和奈良时代相似的一个例子。
　　明治政府从日本古代领导人那里重新学习教化的价值。
　　　。　想看书来

第四节　朝向民主的举动（1）
不管自助运动如何为国家利益的目的被利用，它对于新政府仍是潜在问题。它鼓励人权与民主的思想，这些是日本史上未曾听说过的思想。如此的思想可能在政府统合全国事务上造成妨碍。
　　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显然似乎珍惜这些理念。政治上，日本至少跟着做，这将对日本有帮助。西方国家较倾向于认真看待一个信奉他们自己的政治原理的国家。这有助于加速修订不平等条约，这一个目标已成为日本现代化成功与被世界列强所接受的一个象征。显然，如同其伙伴自助运动一样，民主应该提倡，但必须受到控制且在限度内。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也同样是个潜在麻烦。明治政府知道，西方人认为基督教与民主是密切关联的，而他们甚至倾向于从一个国家对基督教所持的态度来评估其文明程度。在某一个阶段，这看起来好像要成为一大问题。约6万名“隐性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在维新前几年已出现，而有些武士甚至改宗信耶稣了。新政府在1868年有点儿恐慌地重申基督教禁令，但西方列强提出抗议，禁令在1873年被解除。津田真道等社会评论家甚至建议官方采纳基督教将可能对日本有帮助，因为它是西方列强的宗教。
　　但对新政权幸运的是，威胁没出现。基督教没风行起来，从未有超过全国人口1％的日本人被基督教所吸引。即使当它对有潜在影响力的日本人有吸引力时，也往往被大和化了，即被改变成较有弹性且强调诸如责任与努力工作等价值观。
　　内村鉴三（1861～1930）是一个主要例子。他轻视宗派的理念，而他也是一个坚决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必须建立不受西方影响玷污的日本基督教。今日日本人流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婚礼，占将近全国半数，但这只是特殊化的社会风尚，不可与真正的基督教相混淆。
　　很快日本能够向西方宣布，日本很高兴欢迎基督教，因为日本知道基督教不会真正成为问题。
　　较有问题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早期从事“自由民权运动”的非基督徒。自由主义的中江兆民（1847～1901）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留学法国，深受卢梭与英法自由主义的影响，并通过其诸多著作倡导民权。至1880年，日本已有大约150个民权组织。翌年，自由党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主要政党。而仅仅一年后，第二个主要政党立宪改进党成立，呼吁制定英国式宪法与议会。从这时起直到今日，日本政党将频繁地成立、解散、重新组党以及改名，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
　　民权运动人士也没忘记政府在1868年答应尽早建立国会的承诺。19世纪70年代结束时，“国会期成同盟”声称代表全国约13万会员。不仅从政治主题的小说的风行，也从无数国内产生的要求制定适当的新宪法的建议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对政治感兴趣。
　　小说主人公大多是世界史上成功的政治人物，而其主题大多是他们如何获致成功的政治过程。关于“国产”宪法，许多乡村议会提出他们拟定的宪法草案。
　　民主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运动，它无疑包含着真正希望建立较民主形态政府的成分。这一成分之中有些是受到崇高理想与梦想的驱策，同时也包含对政府领导人士不满的成分，因为他们以天皇的名义垄断权力，是一个寡头政权。对比之下，后者之中有些是受到自利与务实主义的驱策。两个主要政党的创立人——板垣退助与大隈重信，曾经是政府成员，但两人都不是来自萨摩藩或长州藩，且两人的动机之中都包含有个人野心与不满。板垣是因为“征韩论”失败而下野的政府官员之一。大隈是伊藤博文的有名的对手，但他的名声被伊藤掩盖。
　　寡头执政者对这种种讯息不是没听见，就是完全不表同情。他们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民主是一种必要的表象。这样做有其政治价值，因为西方列强将因此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反政府情绪。但它必须在控制的步伐下且在某种限度内付诸施行——理想的情况是，外表有这么一回事，但不一定有多少实质，这是自古以来日本人的做法。它必须是符合寡头执政者的条件的民主，一种“威权的民主”。
　　

第四节　朝向民主的举动（2）
处理自我矛盾不是容易的工作，而它不是始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