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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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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初起，由于神道的复兴以及跟神道有关系的诸如《古事记》等早期经典再度受到重视，人们更加怀疑幕府。神道与《古事记》被视为是纯粹日本的东西，是国学的一部分。在偶尔有外国船只遇难漂流至日本海岸或外国船只要求停泊日本港口以补给物品的刺激下，日本民族意识崛起；在某些方面，神道的复兴是民族意识崛起的继续。这也是感觉日本有点儿过于华化的一种表现。国学学者包括本居宣长（1730～1801）与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物。本居批注《古事记》，并公开批判中国事物。平田主张神道与日本的优越性，而这将成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启示。
武士道的理想化、儒学的复兴、教育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的崛起，都将在近代日本的形成中起到作用。当然，形成其背景的顺从主义与正统主义也将起到作用。
第三节 庶民、文化与经济（1）
江户很快变成热闹的中心都市。幕府设在这儿与大名率领家臣定期来此居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一现象。至18世纪结束时，江户拥有人口约100万，使它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江户是那个时代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整个时期也被称为江户时代。江户是那个时代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这整个时期也被称为江户时代。
但江户不是惟一的繁忙的中心，大阪与京都都拥有50万左右的人口。在大名参勤交代所经路线，城镇自然产生以供应其诸多需要。在大名的代表能够交换食米成为现钞的地方，交易中心发展起来。而尽管对旅行有所限制，对城市居民惩罚严厉，许多农民还是被这些新经济活动吸引而涌入都市寻求财富。
这些各式各样的町人（城市居民）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他们的活力协助抵消幕府偏好的永不改变的正统主义。
富商尤其在这种新的町人文化中扮演角色。贵族优雅的、克制的能剧不合富商的胃口。他们偏好歌舞伎的色彩与虚饰，其动作夸大、剧情通俗简单以及有诸如地板门与旋转舞台等舞台效果；他们跑去观赏文乐木偶戏。优雅的、伤感的贵族诗歌也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偏好诸如俳句与川柳等较短且往往较幽默的诗句。
最著名的俳句诗人是松尾芭蕉（1644～1694）。俳句与川柳都是十七音节的诗句，俳句通常注意自然界，而川柳注意人文现象。
他们爱好富于机智的书（洒落本）、通俗小说（读本）、商人成功故事（町人物）或引起性快感的书（好色本或浮世草子）。他们爱好艳丽的木板画，它往往有明白的性意味。这种画称为春画或通称为浮世绘。“浮世”原是僧侣形容人生短暂所用的词，但在江户时代这个词意指人际关系的世界，尤其性关系。
对近代的西方访客，本时代的好色性往往被压低，但这是町人文化的重要部分。
许多学者所指出，对性方面的兴趣仍然是今日日本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从大量的色情物品与婚外情、性犯罪的频度可以看出。例如，Buruma追溯今日日本的色情刊物、电影与江户时代木刻画的直接关系。
早期的歌舞伎女演员几乎跟妓女没什么差别，而表演往往堕落至纵酒狂欢。幕府目睹歌舞伎女演员的放荡大为震惊，于是禁止女性上台。幕府担心的不单是混乱。许多武士以及商人与农民观赏歌舞伎表演，跟演员扯上关系（演员必定出身贱民阶级）。幕府不认为阶级之间的混杂是好事。然而，替换女演员的男演员展现了完全同样的效果。幕府下令他们规矩一点儿并加以监督，但没有什么作用。
歌舞伎这也是艺伎的时代，艺伎往往是男性。直到18世纪中期艺伎都是男性。在大多数情况下，艺伎（不管是男的或女的）只不过是有艺术天分的娼妓，因为虽然他们弹三味线乐器而且能背诵诗句，但他们也出卖身体。幕府设法行使至少某种程度的控制，限制艺伎与娼妓在每一城市的特定“玩乐区”，诸如江户的吉原町。
町人通常兴隆获利，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则不然。由于天气不稳定，发生过若干次凶作与饥荒。许多领地课重税，成为许多农民叛乱的原因。一些领地管理不善加重了他们的灾难。也有许多人无法应付作物逐渐专门化与商业化所带来的经济不安定，诸如丝、棉花、烟草、糖以及茶等经济作物。实际上，许多不成功的农民往往把他们的土地委托给别人，自己则变成佃农，尽管法律禁止这样做。结果，贫富差距加大。
然而，整体来说，农民贫苦的程度被夸大了。从本时代中期起，人口维持在约3000万，人口没有增长是由于贫苦农家杀婴。杀婴当然确曾发生，但这并非总是极端贫穷才这样做的。杀婴往往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水准，正如今日许多家庭限制小孩数目一样。换言之，杀婴往往是“产后避孕”的一种形态。
同样地，家庭规模有时以收养方式向上调整以改善经济效率，因为每一个家庭都是生产单位。正如乡村是整个单位为作物生产与纳税向领地藩主负责，在乡村里，延伸家庭是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对于这些延伸家庭，血缘关系不是特别重要。
第三节 庶民、文化与经济（2）
尽管有失败与苦难的情况，整体来说，本时期农民生活条件改善了，社会整体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事实上，本时期通过实施的各种法律本身就是财富增加的显示。1788年幕府发布的一项命令指出：
长久以来，穿着简单与用稻草绑发一直是农民的习俗。但近来他们已习惯于奢侈，忘记他们的地位。他们穿适合较高地位者的衣服，使用油与发髻绑头发。他们现在在雨天使用雨伞与斗篷，不用草帽与蓑衣。费用增加导致乡村衰微，人们离开乡村……农民绝对不可忘记他们的身份。农民从商或乡村有美发师都是不敬的。今后，农民应该避免所有的奢侈行为。他们要过简单的日子，专心农耕。
生活水准改善显示经济健全。这健全状态的原因反映了机敏与机运的结合：
⊙ 生产增长率比人口增长率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知道经济效率与家庭规模之关系的结果，但也是农业技术改善的结果；
⊙高识字率有助于新技术的普及与商业活动效率的提高；
⊙ 参勤交代制度使得大名必须获得流动性资产，以应付其庞大的各种费用，因而促成复杂的经纪和交易机制与先进货币经济的产生；
大多数大名出售藩领地内多余的食米，但有些大名也把专门化的经济作物换成现金，诸如来自南九州岛津家族萨摩藩的甘蔗作物。至18世纪，这复杂的机制甚至包括期货市场。
⊙ 由于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活动也随着多样化与专门化，因而更进一步提高效率、商业化与货币化；
⊙ 和平与政治结构提供了有助于国家稳定的环境；
⊙ 由于阶级制度，幕府未特别认真看待商人，给他们广泛的自治，对他们课税也相对地轻。
商人的崛起对日本的未来特别重要，诸如三井、住友等大商社都是在本时期发展起来的。获取利润的想法曾经被统治阶级轻视为不高贵，但现在逐渐被接受。石田梅岩（1685～1744）甚至发展了一种称赞赚钱与商人角色的哲学。
然而，商人的崛起也是最终拖垮德川政策的另一因素。把商人置于底层的阶级制度明显与现实脱节。在此现实下，大名欠商人大笔债务，而在某些情况下被商人控制，这是时有所闻的。有些商人获得武士特权，而有些武士则从事商业。作为德川政策支柱的如同坚冰的阶级制度，现在不可避免地开始解冻。
第四节 洋鬼子重返与幕府垮台（1）
日本借着长崎的荷兰商馆跟西方保持某种程度的接触。日本仍对“西学”（洋学或兰学）有兴趣，甚至非常仰慕，尤其是自然科学。医生学者，诸如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1651～1716）、菲利普·西伯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给日本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两人都是日耳曼人，但都被长崎的荷兰商馆雇用为医生。
时常有未经准许的西洋人在这个闭关自保的国家的海岸登陆，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无意的。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处死。约从18世纪末尾起，当西方列强在太平洋与东亚较活跃时，若干国家尝试重开关系，至少希望为其过境船只获得补给权。这些努力也注定要失败。1792年俄国首次尝试，接着1804年又尝试，但都失败了。英国在1797年、1808年、1818年曾三度尝试。在日本海域附近有捕鲸船活动的美国，先后在1791年、1797年、1837年尝试，而在1846年与1849年特别努力地尝试。
至19世纪中叶，幕府已了解西洋人不可能不理日本。但当日本知道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大清帝国时，日本更决心不让西洋人接近。在坚强的民族主义者的协助下，日本甚至尝试阻止讨论有关跟西方建立关系的问题。高野长英（1804～1850）因大胆敦促开国跟外国接触而被监禁且后来被迫自杀。甚至佐久间象山（1811～1864）的妥协观点也惹来杀身之祸，他提出“东洋之道德，西洋之学艺”（东方道德，西方科学）的口号，提倡融合日本与西方的长处。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提出“尊皇攘夷”口号。排外情绪可能获得幕府的欢心，但另一半口号不是那么受欢迎，因为这暗示对幕府本身缺乏尊敬。
尤其从大约19世纪30年代起，人们逐渐感觉幕府正失去控制，而人们也不再尊敬幕府。幕府未能对1833～1837年的严重饥荒作出建设性的反应。1837年甚至爆发大盐平八郎（1793～1837）领导的叛乱。大盐是大阪的儒者官吏，他长久以来不满政府缺乏效率与腐败。大盐之乱是小规模叛乱，但幕府因无力敉平该叛乱使人们更加不尊敬幕府。大盐本人虽然自杀，但他成为民众反抗腐败与缺乏效率的政府以及反抗被政府宽容的贪婪商人的象征。幕府确曾通过若干改革，但都没效果。
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官吏的武士，也失去了人们的尊敬。以前因为天下承平没仗可打已经够挫折了，现在失去人们的尊敬则更加有挫折感；而现在甚至他们的战技都受到怀疑。
1853年7月，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马太·培里（Matthew Perry， 1794～1858）率领4艘蒸汽军舰强行驶入江户湾，形势发展达到顶点。培里奉政府命令向日本要求三件事情：给予船难者较人道的待遇，开放港口提供补给品与燃料给过境船只，开放港口通商。他是意志坚决的人，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而他让日本人知道他的决心及其舰队的威力，他甚至向日本人展示白旗，敦促他们投降。他向日方提出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国书后就率舰离去，明言翌年回来接受日方的答复。
培里离去后，幕府手忙脚乱争论此事。幕府甚至向大名要求对这史无前例且屈辱的举动提供建议。然而，幕府确实无力抗拒美国。1854年2月，当培里率领由9艘船组成的规模较大的舰队回来时，幕府同意签约。在1854年3月签署的《神奈川条约》中，幕府接受美国的要求，包括有权在日本派驻一名领事。首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1804～1878）顺利地于1856年在下田港就职。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门户被迫打开了。
与其他列强的类似条约迅速跟着签署，诸如1854年10月和英国，1855年2月和俄国，不久之后与法国、荷兰签约。对任何一国的进一步让步都使其他国家也获得类似的让步，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享有最惠国待遇。日本失去了对本国关税的控制。对于日本人，这些由“炮艇外交”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是屈辱的。特别难堪的让步是领事裁判权，即违法的外国人由其领事审判，不由地主国的司法当局审判。此举明显地把日本归入“不文明国家”的地位，因此大大伤害了日本人的尊严，因为日本人不是蛮夷，西洋鬼子才是蛮夷。
第四节 洋鬼子重返与幕府垮台（2）
西方商人与冒险家也来到日本。他们不像外交官那样举止合宜、政治正当，但一些日本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在武士之间）不需要多少挑衅或根本不需要挑衅就会攻击他们。
理论上幕府拒绝为指定区域以外的西洋人的安全负起责任，但实际上幕府迅速处死任何攻击者。有若干次极端民族主义者攻击外国人的事件发生，比较著名的事件是1862年英商查尔斯·李察逊（Charles Richardson）被谋杀的事件，他是在横滨后面小山里骑马时被攻击的包括一名女子在内的四名英国人之一。甚至官方建筑物也不能免于被攻击，江户英国公使馆1861年受到攻击，1863年被焚毁。
幕府将军作为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却没有能力有效处理外来威胁，此举为幕府敲起丧钟。反对幕府的声浪增加，反对者有些是政治投机主义者，有些人则真正关切国家福利。
主要的反对来自外样藩，尤其是南九州萨摩藩与本州西角的长州藩。萨摩与长州是领地广大且强大的藩，两藩都嫌恶幕府，但传统上彼此之间不怀好意。
长州藩民族主义者尤其热心。长州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企图潜入培里的一艘军舰内偷渡至美国，以便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来强化日本，但偷渡没成功。不久后，他因阴谋暗杀幕府一位代表而被处死，成为尊皇攘夷运动的一位殉道者。
由于气愤幕府不采取行动，1863年7月与1864年9月前后两次，长州甚至炮击在下关海峡（长州控制该海峡）航行的外国船只。长州受到英国与美国军舰的武装报复，损失了许多船只且许多陆地军事基地被摧毁。幕府本身也决定惩罚长州，因此分别在1865年与1866年派出###军。然而，重新集结的长州军现在除了武士之外也使用农民兵，他们成功地抗拒了幕府军。
长州反抗德川幕府成功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因为这是大名首次反抗幕府成功，而长州反抗成功也是因为萨摩藩决定不与幕府军联合。两藩是争夺朝廷支持的对手，而朝廷在失去实权一千多年后现在感觉这是夺回实权的机会。两藩在1863年为争夺朝廷支持而交战，而萨摩胜利了；但不久后两藩缔结同盟。这同盟也是划时代的事件。
1867年1月有一位新将军庆喜（1837～1913）。他异常能干，采取了若干建设性的行政改革。他也热衷幕府与朝廷进行建设性的和解。幕府的反对者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拖延可能对自己不利，因为改革后的幕府将能持续下去。
在与长州有关系的朝廷贵族岩仓具视（1825～1883）的协助下，由萨摩藩与长州藩领导的外样藩同盟设法获得一项要求废除幕府的朝廷敕令。靠着这权威，他们在1868年1月3日占领皇宫，宣布“王政复古”。虽然幕府支持者的反抗继续了一些时候，庆喜本人经过短期的犹豫不决且不合作反抗后，奏请奉还大政。他退隐至静冈，平静地度过他剩下的45年人生。
王政复古的天皇是一位15岁的男孩，名叫睦仁（1852～1912），年号“明治”（光明的统治）。他在前一年，1867年1月，其父孝明（1831～1867，1846～1867在位）死后刚刚即位。孝明之死有诸多争议，他很可能是被毒死的。
下毒理论最直率的支持者是唐纳·卡尔曼（Donald Calman），他断言孝明被暗杀。当时在日本的日本学专家恩斯特·沙托（Ernest Satow， 1843～1929）也似乎抱持这种意见，许多现代医生也这样认为。对比之下，康拉·托曼（Conrad Totman）认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天花是其死亡原因。
他不完全支持王政复古运动，宁愿朝廷与幕府结合。他的死当然有方便之处，倒幕派获得了最重要的天皇敕令。他的死也去除了倒幕派面对一位不情愿的、难以对付的成人天皇的可能性，且反而留下一位可能可以操纵的男孩作为国家元首。
总之，持续将近700年的幕府统治结束了。外国鬼子回来了，没有想离去的样子。外国鬼子第一次出现时，一幅根据日本“放屁比赛”的风俗绘制的流行漫画描绘西洋人被日本人的屁吹走了。但是这个情景只是夸夸其谈，外国鬼子没有被吹走。相反，外国鬼子最终打开了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的门户。西洋人占了上风。
本章综述（1）
武人德川家康与他后面的几位继承人，强化了16世纪后半期展开的统一过程。基于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的成功与在许多情况下两人的实际政策，他们能够复兴幕府。德川家族占据将军职位达两个半世纪。德川政策的主要推力是尽可能保持日本在稳定的正统主义状态下，这包括去除西方的威胁（由天主教对幕府权威提出的政治威胁所象征）以及有效地封闭日本跟外界隔绝。其他控制的机制包括大名定期到幕府所在地江户参勤交代、依据战略需要重新分配各藩领地、社会阶级的阶层分离、限制旅行与交通、宵禁、监督、连坐法，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规定。违反规定通常意味着遭致无情的惩罚。
尽管理想是维持现状，但重大的内部改变发生了。尤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秩序的实际改变。例如，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崛起，以及武士因为无仗可打而弱化（武士实际上变成官吏，但却意外地被理想化）。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出现，以商人作为中心。此外，儒学的提倡原本旨在支持正统与秩序，却也出人意料地改善了教育水平与批判的思维。借着强调天皇为最高统治者，儒学也提出有关幕府的合法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中国对日本的过度影响、注重过去、以神道与天皇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崛起了，这些发展对苦恼于腐败无能的幕府绝不是有益的。
幕府因这些国内因素可能终会垮台的，但幕府的末日碰巧因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叶返回日本而提早来临。列强要求通商和其他权利，并强迫日本签订屈辱的条约。尽管幕府是日本的军事保护者，但却没有能力防卫国土对抗外国威胁，这使得长久以来反对幕府的外样藩有机会发动有实力的政变，尤其是萨摩藩与长州藩。他们的行动是机会主义与真正民族主义的混合。1868年初，末代将军不得不辞职。在这两藩武士的支持下，少年天皇得以王政复古，开创日本史上的新时代。
本时期的关键发展摘要于表3—1。
表3…1德川时代的主要发展
发展 时期
幕府重新建立 17世纪起
外国人被驱逐，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被镇压幕府控制政策就绪 17世纪早期至中期
至17世纪中期
武士角色转变为官僚 从17世纪中期起
新的市民文化发展 从17世纪中期起
以神道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开始发展 从18世纪早期起
人口停止增长，经济繁荣 从18世纪早期起
教育普及 从18世纪中期起
外国人又来“纠缠” 从18世纪晚期起
人民对幕府愈来愈不满 从19世纪早期起
外国人以压倒之势返回，日本重新开放门户，国家受到屈辱 从19世纪50年代起
外样藩武士向幕府挑战 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起
幕府被政变推翻，天皇王政复古 19世纪60年代晚期
我们也看见了和今日日本相关的价值与做法。有些是必然的结果，有些似乎是选择的结果。这些价值与做法列在表32。
表3…2德川时代的主要价值与做法
⊙流传广泛的正统主义与顺从主义
⊙普遍的服从权威（至少形式上）与一种“有限度的自由”的理念
⊙接续前代的正式权威与实际权力的区别，与引申而来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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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综述（2）
⊙继续将“犯错”与捣乱、不服从划上等号，不与邪恶划上等号
⊙对性的道德观念是较宽松的
⊙连坐的集体责任，靠互相监视与无情的惩罚来厉行
⊙对陌生人谨慎与内团体／外团体意识强烈
⊙经济的机敏，即使在许多农民家庭之中也是如此
⊙许多非武士的物质主义感
⊙持续生命相当不值钱的观点
⊙高度重视教育
⊙和风儒学的复兴
⊙武士道的理想化
⊙强化民族主义感，尤其强调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区别
⊙被西方列强压迫的屈辱感
这些要点之中有些与今日日本明显相关，诸如顺从主义与服从，教育与儒学，民族主义与对陌生人的不安。武士道的理想化很重要，不仅理想化本身重要，作为掩饰历史现实的象征也很重要。
某些其他要点有助于解释先前时期的矛盾。例如，严厉执行集体责任有助于压抑明显的自利表达。这暗示了，尽管中世纪有集体责任的法律基准，人们却明显自利，这矛盾是由于当时的当局未能厉行法律所致。
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1）
恢复统治的睦仁天皇年仅15岁，几乎不可能在无人指引的情形下放手进行其“光明的统治”。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他的顾问是支持其主张的武士领导者。这些人大多来自萨摩藩与长州藩，少数几个来自诸如土佐藩（在四国）与肥前藩（在九州）等其他的藩。在顾问群之中也有诸如岩仓具视等几朝贵族，主要是要增加新政府的合法性。
大久保利通（1830～1878）、西乡隆盛（1827～1877）与松方正义（1835～1924）来自萨摩藩。木户孝允（1833～1877）、井上馨（1835～1915）、伊藤博文（1841～1909）与山县有朋（1838～1922）来自长州藩。他们都年轻，大多30岁出头。他们大多数原先在武士阶级之中阶位也都相当低。
后来成为明治政府显赫人物的伊藤博文，是一个经典的“乞丐变王子”的例子。他出生于贫农之家，十一二岁时连同其父一起被一个低阶武士家庭收养。1863年，他因功绩显耀（包括焚毁英国公使馆）被封为武士。明治时代他四度出任首相并终于获得公爵头衔。
这些年轻人有双重动机：一方面，面对外国威胁，他们在民族主义的驱策下想为国家卖力；另一方面，他们想闯出自己的事业，他们感觉在旧幕府政权下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从未受到献身旧政权的束缚，但他们在思想上也未受到献身完全王政复古的束缚。它只是一个为他们自己与国家尽力的问题。至少暂时，高举权威性的王政复古旗帜似乎是着手行动的好方式。对于他们自己与国家幸运的是，他们拥有超过自己年龄的成熟与智能；对于皇室幸运的是，睦仁照他们说的去做。
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巩固新政权。人们因为###的政变事件而大为恐慌，群众的歇斯底里是在他们的长治久安的世界里所发生的创伤性变革的一种反应。民众与其需要王政已复古的保证，毋宁需要社会恢复稳定的保证。
“ぇぇじゃなぃか”（管它的）现象从1867年尾德川幕府即将垮台时展开，并继续了大约二三年。这一现象清楚地显示出快乐与焦虑、兴奋与迷惑的混合。群众的狂乱行为包括街头狂舞、衣着奢侈或丢衣服、公开做爱与纵酒狂欢、捐赠金钱与财物、故意表演猥亵、未经许可进入他人家中并拿走东西，放弃了理性行为的所有禁制与虚饰。社会心理学家Mita Munesuke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现象。
必须迅速敉平拖延不决的武装抵抗。江户是有约2000兵员抵抗的中心，但至该年7月已被完全平定。幕臣槺疚溲铮�1836～1908）率领一队军舰逃出江户，驶往北海道，在北海道宣布成立共和国，但翌年6月被击败。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美国支持槺尽Ｓ⒐头ü夹扑侵С中赂幢俚耐跽拦衔桓韧跽芙邮芡夤耍悦挥泄涔俜降钠颉Ｕ馊脴本以反叛者的形象成为内战的积极参与者。直至1869年初，部分由于英国的压力，美国才最终承认王政。
在其后若干年反抗仍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槺疚溲锸О芎螅刃蛑辽僭诙唐谀谝鸦竦糜行Щ指础�
天皇本人也必须向人民提出保证，尤其关于日本将如何处理外国威胁的问题。1868年4月，王政复古后仅三个月，他和其顾问公布五条御誓文：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文武一途，下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
⊙破除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从第五条可以看出新政府打算不对抗外国威胁，而是向外国学习，吸收其长处。以前的仇外口号“尊皇攘夷”不久将被较务实与较建设性的诸如“和魂洋才”的口号所取代。这种现代化方式跟古代大和与奈良时代的现代化方式类似，如此的类似出人意料之外但几乎肯定是有意识的。过去对于现代是有用的教训。
日本幸运地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自己的方式向外国学习，因为正如古代的中国或16世纪的欧洲人，19世纪的西方列强对殖民日本不真正感兴趣。他们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选择——这次不是新大陆，而是古老的中华世界，因为美国本身现在是西方列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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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维新的强化（2）
在御誓文的简短序文中，政府也承诺制定宪法。政体书（宪法）实际上在仅仅三个月后仓促发布，但令人吃惊地以低姿态出现。比起后来发布且远较为人所知的明治宪法，这所谓的1868年宪法相形见绌，但它倒是在理论上提供议会、官吏公选与太政官制。太政官制是当时惟一付诸实施的项目，而其各个部会进一步把合法性授予政府的年轻领导人。
明治政府想要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首都，反对有江户与京都的“双重首都”，这也再度反映了大和奈良政府的做法。江户被选定为首都并改名为东京。1869年，天皇从京都迁移至东京，新的太政官也设在东京。
全国土地收归国有，这是另一个奈良风格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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