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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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到达地方以后我才发现，地方公务员的数量确实不少。工作清闲、无所事事的冗余人员比比皆是。在访问市、道信访办时，我看到平均每天只处理20～30件业务的接收窗口，竟然安置了三名职员，而其上面还有股长、科长、室长。
　　只需一个人利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处理的业务，既然浪费国民的税款养活三、四名工作人员。如果是在私营企业，会出现这种形态的运营吗？
　　在平民政府执政的5年时间中，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数量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居民减少一半，而公务员数量却增加一倍的现象。另外，某些部门在原负责业务结束后，仍被予以保留，导致行政机构中冗余部门比重不断增加。
　　江源道旌善郡1981年的人口数量为13万3千名，共辖10个科480名公务员。1997年人口减少至5万5千名，而行政组织却增加至15个科，所属公务员达745名。全罗南道长城郡的人口数量由1970年的12万人减少到1997年的5万余名，但公务员数量却从200余名增加至664名，是原来的三倍。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出台了至1998年末为止裁减行政人员10％，到2002年国民政府任期届满时，共计裁减人员30％的裁员方案。但是，该方案并不意味将所有行政部门人员一律精减30％，对于那些过于散漫的部门，裁员率将达到40～50％。而人员分配比较合理的部门，可以酌情减少其人员精减数。但是，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职务分析，考虑地区情况，予以合理安排。

雪浓汤和小型巴士（2）
巡访地方时，我着重强调了地方自治团体的紧缩运营。在经济危机导致政府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税收紧缺的情况下，机关负责人的责任尤为重要。
　　作为最坏的准备，我向他们指出地方自治团体破产的可能性，并指示其重新全面研究IMF之前制定的大规模工作计划。另外，我要求他们不要只依靠中央政府挽救，一定要学会自救。而且，作为鼓励，对于预算管理和结构调整比较好的优秀自治团体，政府将予以提供更多的分享税等各种奖励。
　　在巡访釜山的过程中，我遇到早期担任在野*会议员时，在地区结识的两名警官……影岛警察局冬三派出所的郑区宪警司和金仁德警长。他们均是在原辖区工作尽职尽责的优秀警官。
　　我于1985年～1992年期间，在釜山影岛区担任国会议员时，有幸在管辖区内亲眼见到为生活拮据的民众全心服务的警察。每逢节日，去访问那些生活贫苦的百姓时，总是发现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领先一步为他们送去大米、蜂窝煤等日用品。
　　我仍然记得1988年郑警司任警长时，曾因过度劳累患上胃病。医院要求他立即住院做胃切除手术。当得知这一消息后，辖区居民们立即自发组织起来，为其捐款，垫付所需手术费。而当时只是巡警的金警长，则每次从微薄的工资中取出一部分，用以帮助生活贫困的居民，尤其是他为那些孤寡老人忘我工作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其实，当时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但限于在野党的身份只好作罢。我以“你们牺牲自己、默默无闻地为民众工作的精神给了我很深的感触，所以我一直想为你们做点什么，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见面”的话语，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他们听到后非常高兴，对我说道“我们只是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可是没有想到已经过了十年，部长却还记得”。
　　在韩国，如他们二位这般尽职尽责工作的公务员不在少数。在位于世宗路的政府综合大楼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公务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最近，虽然行政部门饱受指责，但是，导致公务员负面行为的责任，并不一定都在于公务员。以前的军事政权利用公务员参与*及选举，只注重经济发展的*政权催化了贪污*现象的产生。如今，*政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社会氛围也已经发生变化，我想公务员也应该尽快改变。
　　结束对自治团体的巡访不久，在雨季到来之前，我乘坐直升飞机，利用三天时间巡视了13个市、道的地铁工地、旧公寓、排水站等易出现险情的地方。平均每天要巡查3～4个市、道，也许是过于劳累，我双眼的毛细血管*，眼球中布满了血丝。
　　诸如亡羊补牢一般，在事故发生以后再去补救，又有何用？为了在雨季和台风来临之前，对相关责任地区公务员表示关心及鼓励，督促他们做好防灾工作，我预先对其进行了一次亲切访问。
　　每一次发生重大事故后，人们立刻就会展开“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倘若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必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例如三丰百货和圣水大桥倒塌事故，如果预先能够做好检查，稍加注意，我想一定可以避免大型人员伤亡。
　　因此，各自治团体都对灾难、危险设施实行实名责任制，以做好事故预防工作。在全国选定易发事故的设施，分为五个等级，指定责任职员、区厅长、郡守等管理责任人。今后，如若因负责人管理疏忽造成事故，必须追究其渎职责任。
　　事故发生率与其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成正比。韩国应该早日洗刷“不良共和国”、“事故共和国”的恶名。
　　

地方行政的盲区（1）
地方自治制就是要求地方行政自治的制度。1995年，民选自治时代正式来临的同时，也为韩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首先，地方自治制度为*主义在社会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地方；以地方自治团体团长为中心；自然而然产生了“地方经营”的用语。一刀切的权威性行政组织开始向满足居民需求的方向转变。
　　公务员的行政服务质量和亲切度得到明显提高。地方逐渐成为一个保障生存和趋于繁荣的单位。但是，在这种改革热潮中，却出现了与“地方自治时代”的口号不符、需要我们以冷静的态度客观对待的地方行政盲区。
　　部分自治团体在弥补地方财政不足的名义下，发展一些只考虑其收益的事业，从而与地方企业发生摩擦甚至导致经营亏损。这正是地方行政盲区的一个断面。
　　忠清南道一个地方基层团体开设了一家荞麦面馆，美其名曰“公务员为市民直接提供干净、美味的荞麦面”。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影响附近饭店的生意而遭到强烈反对。但是，自治团体却一意孤行继续推进，结果，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因经营亏损而导致饭馆关闭。
　　庆尙南道的A郡和B集团，于1996年以第三部门的合作方式创立的AB矿泉水企业，也是其中一件失败事例。该企业在成立第一年就亏损20亿韩元，第二年亏损则达到40亿韩元。其主要原因是，大型超市和矿泉水批发商，均不愿意销售该公司的产品。因为大多数矿泉水企业能够提供不开具税款单的交易，而且保障其30％的利润率。但是，由于该公司属于国营企业，受到政策限制，无法提供上述交易方式。
　　C公司创立的C旅游开发公司的情况，与之也较为相似。开发之初，公司是以建立高尔夫球场、开发温泉、建设民俗村及电影村等大规模观光休闲事业为主要经营策略成立的。但是，当其见到开发工程未能按期竣工时，遂引进大型游船，结果导致13亿韩元的亏损。而后，该公司又筹备运行环游该地区旅游景点的观光火车，却遭到民间企业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政府向在此地运营了20年的循环巴士观光公司下达了停止运营的命令。
　　诸多国营企业在经验不足或没有制定别具一格的事业计划的情况下，武断地投入到与民间企业相冲突的事业领域。我认为，国营企业的投资重点应放在公益性较强、初期投资庞大且资金回收时间相对较长的社会间接资本上。
　　赚钱的项目交给民间企业，并且帮助这些企业正常运营、获得收益，这才是地方自治团体应该做的事情。企业的蓬勃发展能够增加税收，可以消除财政赤字。但是，很多国营企业想要亲自挖出这桶金，急不可耐地踏入到民间事业领域，结果导致民间企业的群起反抗。并且，其经营状况也不尽人意，一直难以摆脱亏损的局面。
　　截止到1997年末，地方国营企业数量为271家，预算规模达到15兆韩元。从其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来看，盲目地投入公寓开发、骨料开采、农产品直销、陶瓷公司等事业，导致亏损的情况比比皆是。
　　1997年，在70个地方国营企业中，有43个属于亏损企业，而赢利企业只有27个。另外，国营企业总收入为2兆400亿韩元，而总支出为2兆7200亿韩元，造成6800亿韩元的亏损。
　　其中，地铁事业和医疗事业带来的亏损额最大。另外，从整体上看，国营企业经营效率呈继续恶化趋势，而这部分亏损则以国民交纳的税款加以弥补。没有做好准确的事业评估，只想要同时抓住公益性和收益性这“两只兔子”，这是国营企业面临经营难问题的主要原因。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地方行政的盲区（2）
目前，自治团体的财政状况非常恶劣。尤其是IMF危机以后，地方税的大幅度减少，对自治团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半数以上的自治团体仅依靠所得税和注册税等地方税款，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无法保障。以1997年全国自治团体财政独立度为例，市地区为，郡地区为。
　　民选地方自治团体团长，对于过去所遗留的各种地区开发事业，同样一筹莫展。各广域团体开展的地铁、道路、住宅开发、开发区等需要天文预算的事业，均在进行之中。这些事业的推进，原本依靠贷款及中央政府的支援，但是伴随财政紧缩、高利息等诸多因素的产生，以致出现初衷与结果相背离的现象。所以，众多国营企业面临停产危机，负债额也逐步扩大。对实行地方自治前、后的人均负债规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993～1994年人均负债额为27万2000韩元，到1996～1997年则为38万9000韩元，相对增长43％。
　　部分自治团体为了能够继续推进事业，采取引进外资和民资的措施。但是这种做法在实施上存在很大难度。在经济已经出现萎缩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愿意将投资放在初期投入高、资本回收不透明的国家事业上。
　　自治团体滥用预算的情况可以从各种送人情行政事例、高级办公楼和公房建设以及办公费规模上看出来。
　　1997年，全国247个自治团体因预算应用不当被检举的事例为2506件，平均每个自治团体就达到10余件。尤其是面临地方选举时，自治团体团长的政绩宣传、送礼物、发放纪念品、派出产业视察团、募集捐款、向非补助团体提供补贴、过多举办活动等现象一直不断。
　　自治团体将其他事业弃之不顾，建设大规模办公楼以及自治团体团长恣意增加办公费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大田的一个区厅在IMF危机以后，依然一意孤行地进行新建区办公楼的工程。在上报预算时，因预算额超过初期计划的两倍而遭强烈斥责。在先抓建设的意识支配下，最近几年，难以计数的新办公大楼、文化会馆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
　　地方郡守的正式办公费，根据郡的规模，定为每年3600万韩元～4800万韩元不等。但是事实上，郡守可以在业务推进费、补偿金等方面支出经费，所以办公费的实际支出可达到数亿韩元。
　　地方自治团体所拥有的公房数量亦是如此，一直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全国共有公房2338座，平均每个自治团体占座，合计金额为970亿韩元，每年的管理费用为20亿韩元。可入住公房的资格范围极为广泛，包括自治团体团长及副团长以及室长、局长、院长、科长，邑长、面长、事业所长、议会事务处干部、警察干部、消防干部等诸多人员。
　　今后，我希望各地方自治团体能够将半数以上的公房向民众出租及出售，或者作为公共设施使用。另外，缩小相对过大的公房面积，将其平均面积规划为30余坪左右，以防在经济状况好转之前再度出现新建或购买公房的现象。
　　目前，在地方税收管理方面尚有很大的改善余地。几年前，一个在仁川区厅工作的公务员，利用骗取地方税底根及发票的方法，私吞数十亿韩元。事情被揭发以后，全国人民为之震惊。虽然国家一再促进地方税电脑化进程，但是，每年依然会发生28万5千余起多收或误收事件。
　　最近，京畿道D市发生政府在提高居民税税率后，将提高部分应用于弥补前年财政空缺，遭到行政诉讼的事件。审判结果，政府败诉。由此，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消除漫无计划的惯例，在正确的征收原则下预测征收规模，并在此范围内确立事业计划，而且，有必要在财政方面制定更健全的管理制度。
　　地方自治制的根基是坚实的地方财政。与从国民处征收各类赋税的预算案相比，为了更有效地执行计划，形成立足于投资优先顺序的资源分配体系，则更为可行。
　　当然，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地方议会、市民团体以及地区媒体积极、持久的监督。我们要以民选时代初期的执行错误为警钟，在未来建立起正确、完善的预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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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伯拿与法国的自治制度
在发达国家之中，法国的行政领域较为发达。我曾有幸与法国行政学研究院副会长、道知事职业群协议会名誉会长保罗？伯拿博士进行了有关法国地方自治制度的讨论。他是为了参加行政自治部下属地方行政研究院和韩法政法协会共同召开的学术大会来韩的。
　　在法国地方自治制度中，最吸引我的是中央政府对自治团体行使权力的方式。法国执行由国民直接选举的知事兼任自治团体团长和道议会议长，与中央政府任命的道知事共同主持地方工作的制度，以此来保持了整体国家行政的一贯性。
　　法国是拥有5千7百万人口的独立国家。1982年修改《地方自治法》后，实现了行政上的分权自治。在法国，基础自治团体“公社”（mune）达3万6千7百72个，相当于中层自治团体“道”的部门（department）有100个，广域道地区政府（region）为26个。
　　《地方自治法》规定，各行政部门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原则。即，对于下层自治团体，上层自治团体根本没有监督权。
　　法国积极应用了“道知事任命制度”。每个道都设立国民选举的道知事和政府任命的道知事两位负责人，而在广域道，由政府任命的道厅所在地道知事兼任广域道知事。以前，政府任命的道知事权力很大，但在修改自治法后，政府将自治权转让给了由国民选出的道知事。法国通过两名道知事共同执政的方法实现了国民代表性与国家政权的统一以及自治团体之间相互协调的两种作用。而且，因为法律上明确划分了各自的权限，两者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道知事任命制度”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地方行政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制度的制定标准也基于彻底的分权概念。分权是地方自治制的必需条件，它由行政分权和自治分权构成。
　　行政分权是将中央政府部长掌管的行政权力及监督权，移交给由政府任命的地方道知事，意在解决中央政府权力集中问题，消除中央部门拖延地方事务的现象。它能够维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并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解决问题。自治分权则是由国民选出的道知事所拥有的权力，中央政府无权进行干涉。
　　政府任命的道知事可代表首相和各中央部门的部长，监督各道是否正确执行法律及政府的政策决定。部长向道知事传达行政方针，而道知事则与之建立直接的联络网。
　　而且，政府任命的道知事还负责指挥以“道”为单位的国家地方行政机关所属农业局、建设局、社会保障局等部门，领导履行中央政府特别任务的、具有规划团性质的行政机关。例如，由地方政府直接执行与社会福利相关的社会连带政策或在欧洲共同体（EU）执行部制定的政策。
　　此外，他们还拥有广泛的权力，如以国家警察的资格发布侦查、扣押、搜查、逮捕等命令，代表国家实施行政控制及组织中央部门层次的企业援助活动，许可国营企业及国库补助企业投资计划，负责非军事性质的国防事务，对地方自治团体的指导、监督等。
　　法国的“道知事任命制度”呈现出在彻底的分权过程中，一直以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形态。中央政府虽然赋予地方自治团体充分的自主权，同时也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实现了制度上的互补性。直至地区居民意识水平提高、媒体及市民团体能够正确履行监督权为止，中央政府将对其进行持续关注和指导。
　　我向保罗？伯拿博士详细咨询了法国的“自治警察制度”概况。法国总统在大选中承诺实施自治警察制度。法国政府认为，警察也要如教育和行政一般，建立自治基础。
　　将来，随着政治治安需求的减少，警察的工作性质将向满足市民生活治安要求的方向发展。抓捕抢劫犯、发生紧急状况时出警、帮助老年人及残疾人、消除百姓生活中的不便等等，这些将会成为警察的主要任务。
　　在法国，警察分为国家警察和行政警察，行政警察是国家警察职能上的补充。国家警察的职责与韩国警察比较相似。另外，行政警察负责停车管制、卫生监督、自治团体的警备等工作，这与韩国自治团体的维持秩序业务如出一辙。
　　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事例的研究，我认为韩国在引进自治警察制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法国的模式。根据韩国国情，有体系地训练地方自治团体的各种管制权限，明确各自的责任，并使其有机地与国家警察进行结合，是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
　　法国行政的权威性很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也丝毫不逊色于韩国。而且，行政部门录用职员时，远比我们国家更为重视学历。可以说，法国是名门大学毕业生支配社会的彻底的精英社会。如果不是国家行政学院（ENA）出身的人员，很难晋升到高层职位。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是第二次大战以后，为了培养高级行政人才由戴高乐创立的。就读该学院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而且，学院只招收以优异成绩获取大学毕业证书的高端人才。可以说拥有该学院的毕业证书，就等于拥有飞黄腾达的保证。
　　包括历代总统在内，法国首相、国会议员、部长及大企业的领导人，大部分出身于国家行政学院（ENA）。所以有人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诸多弊端，甚至有人在大选中将“ENA的废除”作为其选举公约。
　　法国社会中存在一种十分令人羡慕的现象，那就是职业的流动非常自由。如伯拿博士，他曾经担任过副知事和郡守、政府任命的道知事、广域道知事。目前，他一人拥有国营企业经理、地方财政金库经理顾问、大学教授、研究合作官等五项职衔。
　　由于目前韩国的权力仍然集中于部分阶层，轻率地身兼多职尚为时过早。今后，为了谋求社会发展，我们将通过理论家与实干家之间的共存、开放和交流，分散及多元化权力，彻底解决不正之风问题。
　　只有具有渊博知识的各方面专家，在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并形成充足的人才库时，才能有力地推动国家的发展，进而为地方自治打下牢固的基础。
　　

依旧不变的“拉关系”现象
在韩国社会中，存在一种叫做“关系主义”的习惯性现象，即优先帮助自己的老乡或校友。虽然不能说这种现象毫无可取之处，但是，若在办理公事时掺入这种私人关系，那就是严重的社会弊病。社会上最极端的形态，不就是东、西之间的地区情感造成的吗？
　　在行政部门中，也存在以“学缘”和“地缘”来区分人际关系的现象。同门或同乡之间自然而然的形成派别，不但互通人事信息，而且一旦前辈被提职，必然给予其后辈一定帮助，借以四处安置自己的嫡系人员。
　　因行政部门不亚于既成政治圈的照顾同一派系、拉关系现象，导致一部分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深受打击，进而失去工作的欲望。有些人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只能提升到股长或科长，另一部分人虽然能力出众，却因为是湖南地区出身，在庆尚道出身的政治势力执政的情形下，无法跻身于高层之中。诸如此类问题，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于是，人们为了得到升职机会，只能四处寻找人脉。对于上司的爱好了如指掌，并信誓旦旦地在上司面前表示忠诚，甚至发生派自己夫人去上司家做临时保姆的事情，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为了消除这种弊害，建立“根据业绩进行客观评价后给予升职机会的”行政部门透明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媒体在评价地方选举时指出，其最大特点是行政部门拉关系现象严重。248名现职广域、基础团体的团长中，有80％以上的人再次参加第二期民选自治团体团长选举。所以，公务员拉关系及公职人员内部拉帮结派的现象更为严重。
　　公务员们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利用公职帮助所在团体团长成功当选后，可以确保自己今后工作无忧。
　　一部分公务员虽然并不愿直接参与这种活动，但是由于担心与自己有隔阂的人当选后，会为其带来不利因素，所以迫不得已参与其中。
　　当然，公务员也是人，他们这样做亦是人之常情，不可对其过于责怪。我认为，更令人不齿的是那些强迫公务员为其拉关系，并且不停打击报复的自治团体候选人。
　　我们不可能阻止公务员在下班以后，去拜访自己的亲朋好友，并要求他们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问题的关键是，部分公务员弃本职工作于不顾，利用工作时间进行拉票活动，而其负责人却默许这种行为。
　　现任自治团体团长如果入选可能性较高，他则会发布地区开发事业的政策信息，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且，会给与政府部门关系融洽、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名流打电话，要求其予以帮助。由于他们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入选活动中，以至于将管制、防灾、信访处理等职责弃置不顾，从而出现损害国民利益的行政空白。
　　民选自治团体团长为了选举成功，有意推迟居民反感或对选举不利的政策决定，或者将其延后执行，这种现象叫做NIMEY（not　in　my　election　year）现象。此外，还有一种任期内不推进任何有可能发生问题事业的现象，被称为NIMTOO（not　in　my　term　of　offlce）现象。
　　某些自治团体内部分成派系相互攻击，而一些人通过为候选人提供有关竞争对手私生活和弱点的情报或者帮助其制定选举程序等做法，向候选人表示忠诚。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特权职位公务员，为帮助自治团体团长成功获选，在选举期间集体辞职去从事选举活动，待团长再次当选之后，又被重新招聘为特权职位人员。试想一下，这种行为会为行政部门带来何其恶劣的影响！
　　在地方选举中，因涉嫌公务员介入选举案件被立案的前任及现任地方自治团体团长达116名。另外，192名公务员以履行公职为借口参与选举活动，164名公务员为了选举后的“论功行赏”而介入选举，被立案审查。
　　公务员介入选举的行为，在首次地方选举时并不明显，而二次选举时，因竞争激烈导致拉关系等现象骤增，这是现任自治团体负责人参与选举所带来的副作用。
　　现行法律规定，自治团体团长任期四年，可连任三次。因此，现任团体团长参加竞选，导致了送人情行政、公职人员互拉关系等各种问题的出现。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急需制定现任团长参选时停止其业务或予以辞退的制度。
　　我曾要求过那些一线行政机关，举报现任自治团体团长违反选举规定或强迫公务员参与选举的行为。但是，直到选举结束为止，虽然传闻颇多，却仍然无人向我举报。无论政府、总统、部长对解决不正当选举的意志多么坚定，但是，如果没有无人敢于举报，则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另外，公务员要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拉关系的不良作风不能予以清除，必将为之所害。为了营造公平合理的选举气氛，每位公职人员都要发挥监督者的作用。而且，一定要建立起无论何人当选市长、道知事，都要履行自身职责的职业公务员制度。如果不能改掉那种“胳膊肘向里拐”的思考方式，拉关系的劣行将不能被彻底制止。
　　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以能力和业绩去衡量每一位职员，对于那些工作认真、德才兼备的人员，要及时地给予相应鼓励和正确评价。如果空喊“竞争机制”的口号，却不加以实践，那么我们今天所遭受的痛苦和挫折感必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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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行政，低效率的惯例
“我是一名拥有五年工龄的地方最底层公务员，凭心而论，近期我对公务员职业愈加怀疑和失望。原因在于，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令人难以理解的政绩行政现象，却依然如故。‘国土大清洁运动’，就是其中一个简单事例。
　　‘国土大清洁运动’是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而推进的事业。为了能够合理、正确地管理国土，检查部门分为几个领域开展工作。例如，一部分人负责自然保护领域，而另一部分人则负责国民精神启蒙领域，玩起了文字游戏，以各种名目开展活动。在上属部门，每人负责一项业务，而最底层组织则是一人负责全部业务。
　　而且，季度评价、年终评价、检查等不胜繁举，令下属部门难以应对。公务员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口口声声说是“人民的公仆”、“先进韩国的基石”，却让我们在毫无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目前，国家陷入困境，国民举步为坚，可我们的工作方式依然如故，依然是上级部门下指示，要求我们按旨奉行。与民众最为接近的，就是我们最底层的下级组织公务员。如果我们回到家中，对朋友、邻居谈及我们的工作仍然毫无变化可言，试想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高层公务员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动员职员收集可回收物品、废铁、空瓶等。而且，在这些事情被媒体报导后，他们却自以为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沾沾自喜。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知道。每次上级部门下来进行检查或评价时，下级部门都会邀请检查人员的熟人或与其关系亲近的人陪同共同进餐。另外，还要以“检查工作辛苦”为名送辛苦费或餐费。当然，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但是，如果这种“人之常情”继续下去，国民只能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