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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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这种“人之常情”继续下去，国民只能背离我们的国家，因为这种情况国民心知肚明。向民众索要钱财的公务员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辞退。
　　这些上级部门动不动就对认真履行职责的基层单位进行评价、检查，与其他部门进行比较，说什么这个部门没有做好准备，不可能得到高分，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给评价机构送丰厚“辛苦费”的部门被评为优秀部门，能够得到奖金，因此在经济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我们不能搞一刀切的结构调整或人员裁减。由于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众多善良、无靠山的人遭受痛苦。如果要进行真正为民的调整，就应该找出那些贪污*的公务员予以严惩。他们留下的空缺，要聘用具有廉洁奉公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人，使之能够接近百姓。此外，要废除总务科、监察室等特权部门。
　　我再一次恳求，如果在目前困难的局势下，为广大国民和公务员着想，就不应该执着于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例如，我这个月就三次接受了从事相似业务的其他部门有关人员做出的评价。难道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行评价，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们必须对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方式进行变革。”
　　上述内容是一位公务员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表的帖子。从他所讲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行政部门的歪风邪气几乎没有改变的迹象。为了写报告书，获得上级好评，采取形式主义做法的现象依然故我。
　　特别是对行政业务的检查、评价过程中，接待上级的做法仍然根深蒂固。在接待上级时，甚至都要根据所属部门和部门等级区别对待，可想而知，他们对于信访人的态度又将如何。
　　“国民政府”执政以后，监察院以工作懈怠、收受钱财、贪污公款等罪名检举了141名公务员，其中包括33名高级公务员。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将业务促进费转换成贿赂金，进奉上级领导或当做接待费使用。
　　无论口号喊的多么响亮，无论怎样周而复始地阐述改革的重要性，也无论怎样强调要从根本上尊重行政部门的自律性和创新性，但是政策一旦下达到下级部门，他们就会动用三十年前军事政府搞运动式的行政手段，加以应对。公务员迫不得已采取的搞运动式行政方式，与沙城堡又有何异。
　　为迎接政府成立50周年庆典开展的悬挂国旗活动中，一线区厅和洞事务所向居民分摊任务，并强行要求居民购买国旗，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初衷。虽然一些部门对此进行自我反省，说“今后不能再对居民做动员了，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长期沾染惰性的韩国行政现状是，我们依然未能改变形式主义行政。若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应尽快从只求数量增加的、以“量”为中心的形式主义行政，转换到以“质”为中心的行政上来。
　　监察或评价、检查方式今后也需要进行变革。不间断的监察和评价、检查、会议等，都会消耗公务员投入到创新工作的时间和热情。所以，包括日常业务在内，在评价上也要提高其行政效率。
　　若要改变历经几十年形成的行政惯例，岂能一朝一夕就可办到。这正是我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最为苦恼的事情，同时也是我将来必须要攻破的课题。即使是组织管理者也不能手持印章，只等下属前来审批，而应制定明确的目标，在为职员制定公正合理的工作制度、提高组织的积极性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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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部门的厄运（JINX）（1）
任职初期，主管防灾部门的一位干部向我反映，该部门的职员不吃狗肉。这是因为，他们需要24小时保持警惕不能放松，所以担心身体出现异常情况，一般都不食用狗肉。得知此事，我为他们尽职尽责的行为深受感动。
　　行政自治部是总管台风或洪水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三丰百货、圣水大桥坍塌事件、煤气爆炸事故等大型事故的部门，并且由部长担任中央灾害对策主管。因此，不得不对事故和灾害格外用心。
　　1998年夏，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集中暴雨，致使夏季气候出现反常。7月末，灾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气象厅，一致认为“今年的汛期已都过去”。原以为每年夏天都要出现的洪涝灾害，今年可以安然度过。但是，几天后，暴雨从智异山一带开始袭卷而来，在京畿道北部和首尔等首都地区及中部地区流动，进而肆虐全国，被称之“游击性的大暴雨”。
　　这种状况很难预测。此次水灾堪称史无前例。IMF危机加上水灾，全国人民陷入了双重危机之中。尤其是那些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百姓，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丧失了生活的信心。而作为政府官员的我，心中更是焦急万分。
　　中秋前夕，九号台风“亚尼”强袭南部地区，造成60余人员伤亡，这对于我们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同一时期，比九号台风威力更为强大的飓风“乔治”袭击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时，只有两人遇难。相比之下，威力小于“乔治”的“亚尼”却令我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这不得不说我们的政府部门尚存在一定问题。另外，虽然气象局和防灾部门彻底的准备及不懈努力至关重要，但是我想，本国民众安全意识的麻木，是否也是一个问题呢？
　　巡视水灾和台风现场时，我再次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治水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路相随，今天我们拥有尖端设备，并且气象观测技术也日趋发达，但是在防止自然带来的严重损失方面，我们依然感到力不从心。
　　我们的祖先可以通过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气的变化。比如，听到青蛙叫，就预测会下雨，于是开田缺放水；看见蜘蛛结网，则预测会天晴，于是晾晒衣物。不过，现代人在远离大自然以后，对灾害的感觉也变得越发迟钝。另外，不顾及相关规定、安全意识麻木及守法精神的不足，也为其带来了灭顶之灾。
　　智异山地区的水灾情况足以说明这些问题。来到这里休假的避暑游客，在智异山的蛇谷、皮啊谷、大愿寺等山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野外露营，结果集中受害。需要强调的是，原本此处是禁止露营的，但避暑游客们无视规定在山谷露营而被洪水卷走。当时，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撤出，他们反而揪住了管理员的衣领，并喝到：“管你们什么事。”虽然如此，但是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和行政部门，也存在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
　　京畿道北部的坡州、东豆川、议政府等市，自1996年开始连续遭受水灾困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他们一直面对垃圾成堆、恶臭四散、各种皮肤病和传染病肆虐、生活必需品不足、断电、断水等各种苦难，整个灾区简直和战场没什么两样。
　　这次水灾期间，我几乎一直生活在灾区。在智异山地区首次发生水灾时，我走访了重灾区求礼郡、下洞、山清郡等地。由下洞至山清因为距离较远，原打算乘直升飞机前往。但是，飞机起飞不久，就因恶劣的天气影响，依靠雷达指引迫降于泗川机场。随后，我改乘汽车前往受灾现场。　。。

灾害部门的厄运（JINX）（2）
下属地方组织得知我要前往灾区，为了迎接部长的到来，立即准备简报，并重新制作了报告资料。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繁重，我多次变更日程，最终才发信告知他们将乘直升飞机飞抵灾区。为此，他们还专门选拔招待人员负责迎接。在应该投入全部精力寻找失踪人员的关键时刻，为了能够给上级留下好印象，他们竟然还走这种空洞的形式。
　　因此，再次前往受灾现场时，我并没有通知地方行政组织，而是直接前往灾区。这是为了防止其预先做好准备，以便从受灾现场直接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过，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飞抵灾区后，在京畿道坡州市却找不到直升飞机的降落地点，最终只有降落在军用机场，然后改乘军车赶往受灾现场。翌日，我依然没做任何通知，直接前往江华灾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当地职员不知从何处获知“部长已经抵达”的消息，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做任何形式的通知，前往地方巡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即便真的做到，也未必会获取预期的效果。所以，有人指出，每次发生大型事故或灾害时，部长、国会议员、自治团体团长依次访问，反而妨碍了灾后恢复工作。但是无论面对他人怎样的质疑，至少我们要清楚，巡访灾区的目的，是以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则，规划及制定合理、有效的救灾方案。相反，在受灾现场，部分地方组织不是在全力进行灾后恢复工作，而为了确保日后的预算，把精力放在接待上级领导及报告上。
　　倘若你来到受灾现场，将有幸见到那些为救灾工作舍生忘死的军人、警察、公务员、自愿者、119救护队员。尤其是119救护队员更加值得称赞，他们利用直升飞机将游客和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河中救助落水民众，用一根缆绳将自己吊在空中拖出汽车等，可以说为救灾不遗余力。
　　庆尚南道泗川消防队的李正根消防长和李内元消防尉，京畿道九里消防队张顺元消防员，在救助工作中不幸以身殉职。而且，李内元消防尉还将自己的眼球捐献给了需要它的人，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杀身成仁”之精神。面对他们这种牺牲精神，我再一次肃然起敬。
　　不久前，富川市发生煤气站爆炸事故。爆炸持续将近三个小时，致使其周边变成一片火海。不过，爆炸发生后，由于消防队员奋不顾身投入灭火救灾，所以，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时，在煤气站的后方伫立着冷藏公司的大型氨气储存罐。一旦这里发生爆炸，将给附近居民带来巨大的伤亡。正当周边人群急于躲避之时，20余名年轻消防队员奋不顾身，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经过几个小时的顽强搏斗，虽然付出了受伤的代价，却成功排除氨气罐发生爆炸的危险。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袭击京畿道北部的暴雨，又袭击了首尔。人们在对“中浪川和安养川的水位上涨了”、“　汉江干流要泛滥”等灾情的担心中，度过了焦虑不安的一段时光。在这次全国性灾害中，媒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详细地向国民传达了灾情相关状况、应对方法及交通管制区。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令人感到遗憾之处，那就是过分制造危机感，并带有一定的宣传性。
　　今后，应该制定一项制度，规定当预测到或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媒体有报道灾害的义务。如这次的水灾，政府正式发表的损失统计结果为一兆两千亿韩元，而据估算，实际损失将达到该数字几倍以上。
　　水灾损失与相关建设的投资规模成反比。首尔地区在暴雨的袭击下，几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与以往修筑河坝、进行森林绿化等对于山水治理的集中投资分不开。
　　其他地区也是在经历过水灾后，并没有只做灾后重建工作，而是投入更多的费用，对需改良之处进行治理，所以，这次造成的损失相对少些。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对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是生产性的，而对于灾害预防工作的投资则是消耗性的，所以在投资优先顺序中，灾害预防工作只能居于末端。
　　1997年，对于防灾领域的投资总额为两千四百亿韩元，而这个数字不过是公路领域投资额八兆一千亿韩元的3％。在大型开发事业中，对于防灾领域的关心度颇低，并且，在制定防灾计划和措施时，欠缺与风灾水害相关的事先研究。
　　提高生产力固然重要，但为了减少每年因大规模水灾而带来的巨大损失，做好预防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从守护国土及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意义而言，防灾工作应等同于生产，甚至要比生产看得更重。
　　

申昌源事件
通过越狱犯申昌源事件，我们可以得知目前韩国的警察力量和治安现状。这次缉捕申昌源行动的失败，充分表现出警察错误的工作态度和无能、散漫的纪律。
　　1997年1月，因谋杀罪而正在服刑中的申昌源撬开釜山监狱洗手间的铁窗后逃逸。随后，他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担任部长以后，申昌源事件是最令我感到头痛的事件之一。每次通过媒体看到相关报导，做为主管治安的部长，总是会产生一种有愧于国民的感觉。
　　治安和国防是保障国家生存的两大支柱。国家以国防阻挡外患，以治安解决内忧。如没有它们的支撑，国家将无法立足。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如果得不到国民的信任，整个社会将会变得动荡不安。
　　以申昌源事件为导火索，韩国警察将面临国民的怨愤和耻辱性的责骂。五次抓捕亦未能成功抓获罪犯，任何苍白的辩解都不足以平民愤。
　　其实，如果警察做好讯问、巡察、发布情况指令、指示报告等基本工作，申昌源事件是完全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的。在缉查总部，我严厉地批评了抓获失败的两名警察及缉查负责人。
　　面对逃犯，警察如见到猫的老鼠一般，畏缩不前。全副武装的十名警察，竟然让赤手空拳的逃犯几次从手中逃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申昌源在监狱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锻炼身体，并精心制定了周密的越狱计划。最终，犹如电影场景一般，他顺利逃逸。越狱后，在与警察的对峙中，他每次都能够神出鬼没地逃走。他如侠盗一样，只劫掠高级别墅中的汽车、美元、现金。并且，他又不断揭露监狱和警察中存在的各种黑暗面。他的这些行径不但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将他视为英雄。社会上已然出现以申昌源为主人公的小说和漫画，网络上居然有人发表“希望申昌源永远不被抓住”的荒唐帖子。
　　但是，无论如何，申昌源也是杀人犯和越狱犯。而且，越狱后继续实施盗窃行为。我想，也许是人们对于警察的失望，最终转变成为对于罪犯的怜悯。
　　我对未能抓获申昌源的警察进行严厉指责后，立即有人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一位市民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贴表示：“应该让那些警察在国民沉睡的拂晓停止讯问，让他们在警车上喝酒或者找个地方睡觉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他们的父母、子女、亲人们，就不会看见他们没有出息的行为。我想在这一时间糊涂了事的警官一定不在少数。我能够理解您作为治安负责人的心情，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压力必然很大。不过，我更担心因为这次事件，那些警察会养成只看上级眼色行事、敷衍了事的习惯。”
　　又有一名大学生发表了这样一篇贴子：“部长似乎与警察毫不相干一样、只批评现职警察的做法，令人感觉到部长是在将责任全部推给警官，以躲避来自国民的批评。警官的责任当然要追究，但是更重要的是为警官提供抓捕申昌源的机会和支持”。
　　批评相关警官并不是为了推卸我作为主管部长的责任，而是作为一名组织负责人，对下属给予的批评和激励。面对多次抓捕不利、接到市民报案后没有及时出警等问题，我不得不追究警官的责任。
　　警察确实非常辛苦。与任何职业的公务员相比，他们更需要具备献身精神。潜伏、紧急出动、交通管制、*非法*、巡逻等一线警察的任务十分繁重。
　　但是，国民信赖度的积累十分缓慢，却能因某种原因一落千丈。因申昌源事件导致的国民对警察信任度的降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得以恢复。作为主管部长，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万分焦虑。
　　不仅仅是针对申昌源事件，对于那些侵犯公共权力的行为，必须以果断、迅速的方式进行处理，借以塑造警察的形象。因为，警察是与不法行为做斗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权力的象征。
　　但是，果断、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要以恢复国民对其的信赖为前提。为此，我们准备组织“警察行政改革委员会”，对国家现行的警察制度做出综合诊断，促进“自治警察制”的引进，改组信息、侦察、警备等整个警察领域，及派出所的警力安排。
　　韩国警察要脱胎换骨，彻底消除民众心中无能、纪律散漫的警察形象。对于那些影响警察名誉、不能为国民安全服务、*无能的警察，要果断坚决地予以辞退。而且，要向组织中增补年轻有为的警察，借以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并通过全面的教育培训，树立一个崭新的警察形象。
　　未来的犯罪趋势，将呈现如申昌源事件一般对全体国民造成恐慌或以非特定的多数人作为人质的恐怖犯罪、被称为“虚拟恐怖”的各种互联网犯罪以及包括学校暴力的青少年犯罪等多种形态。这些犯罪形态已经超越以往的治安管理范围。
　　因此，我们一定要打破犯罪之后再做缉查的落后思想，从预防为主的角度出发开展警察活动。最佳的治安政策就是预防犯罪，一旦出现犯罪状况，不仅会为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危害，而且还会引起社会恐慌等现象的发生，带来各种间接损失。
　　针对犯罪行为，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采用了所谓“破碎窗户论”的犯罪对策。这种政策的核心不是犯罪发生后收拾残局，而是侧重于预防犯罪发生。诸如无视被打碎的地铁窗户等可能发生犯罪的环境，其本身就是对犯罪的一种纵容，甚至有可能助长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即，这是一种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从而抑制犯罪发生的政策。此政策施行后，在他任职的四年中，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60％。
　　另外，要改变人们仅依靠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意识。从申昌源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给予破案的帮助愈发重要。所以，我们要建立起由居民组成的“社区警务（munity　policing）”，大家都要担负起治安官的责任。警察行政也需要向分权化及积极与市民合作的新模式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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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
我认识一位事业有成的美国侨胞。他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却对在韩国的投资心存顾忌。问其原因，他表示韩国在交易上还没有形成公平的市场原则，政府也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尤其是在交易过程和市民生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令人忧心忡忡。所以在韩国，若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相对比较困难。
　　原本令人感到陌生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一词，如今却已成为韩国的流行用语。将其翻译成韩语则为“道德松懈”。道德松懈是指存在交易或合同的利害关系双方，其中一方在对方没有充分掌握自己信息的情况下，利用充分掌握信息的自身优势，不为其谋反而逃避责任的行为。这一词原属经济学用语，是倡导市场经济效率的亚当·斯密，在其250年前的着作《国富论》中用“疏忽与挥霍”（negligence　and　profusion）”加以诠释的。
　　在现代经济学上，自出现美国参保人利用保险条款漏洞、骗取保险金的不道德行为现象后，经济学家从三十年前开始用“道德风险”一词命名这种现象，并集中精力加以研究。
　　“道德风险”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灾难和极其恶劣的影响。在韩国，第一次出现因道德风险造成具有交易、合同关系的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进而波及到地区居民、纳税人利益的现象后，为防止道德风险，交易双方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的信息收集和监督活动，无形中增添了各种附加费用，并且彼此间不再信任对方，最终导致市场经济的根基……伦理意识和信用机制的崩溃。
　　不过，如今这一用语的应用范围已经得到扩大。在政府、政治圈、公共部门、企业、金融圈、利益团体等整个社会中，只要是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法律或制度的不完善、欠妥的赔偿体系等方面的问题，“道德风险”一词就会如影随形。
　　如果出现道德风险现象，组织成员就会丧失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诚实性，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陷入集团利己主义，最终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工作懈怠、敷衍了事、处处送人情、只要一有机会就偷偷地中饱私囊，这些就是道德风险。
　　在政府部门，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在：浪费预算和问题成堆的国策制定工作，官僚的不作为，年末盲目使用剩余预算的行政，国营企业的不透明经营和低效率性，政府机关的“降落伞”式人事管理等方面。尤其在类似于公共机关等“主人”和所有关系不明确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企业亦是如此。通过已成惯行的不透明的会计管理，盲目扩大销售规模，夸大其信用额度；为准备政治圈的游说费筹备秘密资金；与技术开发相比，更注重对官僚的招待问题，甚至有时故意破产。
　　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时，没有对其财务健全性或效益性进行准确的信用评价。贷款的发放与否，更是以官僚的眼色行事，而忽略了银行其他股东的意见。在“大企业不会破产”的错误想法左右下，银行沦为“财阀的私人金库”。
　　IMF危机以后，在整个社会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道德风险现象日趋明显。成为被合并与收购对象的银行职员，竟然隐藏电脑资料，前往银行收购业务窗口，妨碍业务开展等，此类现象层出不穷。
　　而且政府规定，宣布破产的金融机构，可向其职员预先支付最后三年的退休金。但是他们在组织停止运营之前，已经开始核算退休金，并另行支出高额名誉退休金。由此造成的损失，只能全部由股东、储户及纳税人承担。。　最好的txt下载网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2）
以高薪金、安逸舒适的工作为众人所羡的国营企业职员，在被以名誉退职处理时，将一次性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偿。部分国营企业部长级职员，退休金可达数十亿韩元。而中小企业一旦破产，企业职员莫说是退休金，甚至连被拖欠的薪资都无法索回。与之相比，公务员的某些做法是否有些过分？
　　地方自治团体在进行改组时，出现部分被合并部门职员丢置手中工作，将全部资料锁进文件柜中集体休假等工作麻痹的“行政空洞化”现象。
　　公务员在韩国一直是处于优势的阶层，从而直接造成公务员纪律的散漫及权威意识的膨胀。对于其对国民指手画脚而自己却无所作为的行为，我不得不怀疑部分公务员是否具备最基本的道德观。最终，包括公职纪律在内，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成为导致IMF危机的重要因素，进而又成为解决危机的重大障碍。
　　我与在世宗路政府综合大楼工作的警卫和清洁工一同吃饭时，曾询问过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我才能够真正了解工作第一线存在的问题。
　　但是，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清洁工提出了办公大楼内的垃圾分类回收问题。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已经实行数年之久，而在政策的制定处……政府大楼内却无法得以实行。而且，早在1995年，政府已经宣布在整个办公楼内禁烟，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随处吸烟，甚至将烟头扔在电梯内。
　　显然，应该执行政策的政府大楼却成了管制上的盲区。于是，我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在政府大楼内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回收措施。并且规定除指定吸烟场所外，任何人在其他地区吸烟，一经发现将给予公开批评，并予以参加值班或扫地等社会服务活动的惩罚。
　　最近，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现象，在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上投下阴影。如果不能有效地整治道德风险问题，将难以打破混乱的改革局面。这尤其需要主导改革的政府部门，率先纠正错误的道德观，并为消除低效率因素而施以不懈的努力。国家发展初期，必然重视经济资本的产出，但是，当国家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则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积累信赖度，维系最基本的良知，以作为社会更进一步发展的资本。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这一阶段。
　　“公开垄断的信息、加强奖励制度”是为解决道德风险问题提出的制度性方案。为了消除政府和社会领导层垄断各种信息而导致的弊端，我们必须做到信息共享和公开。追其根由，产生IMF危机的直接原因，与政府和青瓦台的封闭性信息流通渠道有关。
　　而且，我们应该制定对“首先考虑公共利益，尽职尽责”的行为予以奖励的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权力和监督功能向民间部门转移。
　　例如，最近引进的居民监察请求制，在提高地方行政透明性、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监督活动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居民如若发现地方自治团体在处理行政业务时，违反法律或没有正确履行其业务职责，可以亲自出面请求监察。相关部门在接到居民的监察请求后，立即对其进行监察并公开结果，并向地方议会提交监察报告。
　　解决已成痼疾的道德风险现象，应从加强监察活动力度开始。另外，要改正错误的制度和习惯，并通过奖励制将所有“成员”引入正确的方向。
　　但是，若要治愈这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国民的意识转变以及国家整体风气的改变。将来，我们需要形成“莫独以己之益为重，当与万众大同”的世界共同体意识，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改正拥有权力并垄断信息的社会领导层的道德观问题。而且，重新确立道德和秩序是“公共财产”的认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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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的行政服务时代
“今后，干部们都将使用电脑审批文件，并且审批的件数会被列入工作评定的一项内容。做为局长，不会使用电脑将很难在行政部门立足”。
　　虽然我一再强调干部们都要使用电脑报批文件，但是使用电脑的人仍然没有增加。为了实现行政电子化，政府投入了庞大的投资和不懈的努力，然而收效甚微。不管建立多么完善的系统，如果无人使用，系统的成效也不能显示出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干部都不会使用电脑。
　　在为每个公务员配置了高性能的电脑并建立数据库后，从1996年开始，为了实现电子审批、电子文件的流通和互联网的利用，政府安装了部门内部（LAN）和办公楼（WAN）之间的宽带网。1998年6月底，70％的公务员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名公务员就拥有一台PC机的普及率。政府计划，到1999年为止，将会给十万名公务员分配E电子信箱ID地址。
　　实际上，目前政府的信息化水平仍处于初始阶段。然而，为了将业务效率和对民服务再提高一个层次，应用电脑和建立网络就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我已经强调了几次，但是到目前为止，像行政自治部这样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