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国的涅槃-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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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余韵
刘邦拿二哥开玩笑，问父亲刘太公：今天我和老二的产业，哪个大？当时自然没有人回答——答案不是明摆着的么！
　　可是时日流逝，到唐朝，有人过刘仲隐居之山，感叹道：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旧山河。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这个答案费人思量。
　　因为厚厚的黄土下，业已湮尽繁华。两千多年后，原上空余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满目是秦砖汉瓦，劫火余灰。一切似乎都已深埋在那些遥远的时代。
　　然而历史绝不只是旧纸堆中那些古老的符号，它常会穿越时空，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咸阳北五陵原上，随便一阵风雨的蚀剥，也许就会揭示一段历史。
　　一九六八年，咸阳市一位三年级小学生，在韩家湾狼家沟路旁的田沟里，偶然发现了一方仿佛是印章的东西。印钮雕刻着像是老虎的动物，印文刻画着古怪的文字。
　　“也许是文物？”于是这方“印章”被辗转送到当地文物部门。
　　它高二厘米，边长二点八厘米，重三十三克，系以和阗美玉制成，螭虎钮，四侧刻云纹，印面阴刻篆体“皇后之玺”四字。
　　在行家们眼中，这方小小的“印章”褪去了起初的神秘面纱。这方“印章”的印文，揭露了它的身份——“皇后之玺”。
　　该是哪位皇后的用玺呢？
　　这方“皇后之玺”出土的地方，距西汉开国帝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的长陵，仅一公里之遥。故考古学家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西汉第一位皇后吕雉的用玺。
　　这方玺印在它的主人辞世后，就成为长陵中的附葬品——也许是陪葬棺椁中，也许是在陵边的便殿中用于祭祀。从此它就静静地陪伴着它的主人，打发寂寞的光阴，等候末世的劫数。
　　它离尘出世，看完了刘吕宫廷纷争、吴楚七国之乱，又看见了铁骑绝大漠，蒲桃入玉关，还看见了长门赋幽怨，金屋锁阿娇，然后是昭君出塞，一曲琵琶汉宫秋，紫塞青冢未归人。
　　终于有一天，不再有钟鸣鼎食。祭祀的袅袅香烟，在别人家的祖庙上飘起。
　　这就是沧海桑田。
　　又过了些年，一群乱哄哄的山东农民来到这里，他们拆毁了建筑，掘毁了陵墓，然后放了一把大火。附葬的器物、珍宝，都被这他们带走，这方“皇后之玺”，不知被哪个不识货的家伙，随随便便地扔在水沟里，从此深埋了两千年。
　　也是偶然，一个过路的孩子，惊醒了它两千年的沉睡。
　　然而，那又是个离奇的时代，历史上的女主，如武则天、吕雉，甚至于造反的女“贼”陈硕真、唐赛儿等，都被重新加以评价，一种异样的舆论正在营造中。
　　因此，这方“皇后之玺”的出土，也就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被小心翼翼地送到北京，被触摸，被凝视，被回味……
　　人们感叹：那是个多么遥远而又如此相似的时代啊！
　　然而历史的大幕终究落下，当尘埃落定后，这方“皇后之玺”回到了它最该去的地方。
　　今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吸引着两千年后的人们惊异的目光。对于一块经历过沧桑的石头来说，这一切，都已经淡若烟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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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那是一个被预言笼罩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预言，在那个时代里被奉为神示。王莽篡汉，献图谶语言者，就达数十万人，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天命所归。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也痴迷于此道，他老人家对各种稀奇古怪的预言图谶，简直到了迷信的地步。当年他起兵造反，就是因为李氏兄弟给他看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后来他手握重兵，割据河北，势倾中原，群臣劝他称帝，他却死活不肯——为啥呢？因为他觉得还差道手续，天命未予。亏得老同学强华了解他，编造了个“赤伏符”献上，说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这才觉得功德够圆满了，敢于当皇帝。
　　当了皇帝后，他仍然迷信不改，和大臣郑兴研究郊祀活动，竟提议遇到难办的问题以“谶”断之，对方受惊不小：老板啊，“谶”这个东西俺没读过，不专业啊！刘老板才不管你专不专业呢，眼睛一瞪：你说不读“谶”，那就是准备和俺作对了？瞧他这话说的！这位郑先生吓得连死的心都有了，赶快辩解：老板您误会了……俺，这个……只是书读得比较少（还没涉及到“谶”这么高深的东西），哪敢反对您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刘秀先生这个上不得台面的爱好，造成了东汉以来谶言流行的局面。
　　东汉朝以谶言而兴，又因谶言而衰亡。
　　公元一八三年，也就是东汉灵帝光和六年，一夜之间，京城洛阳和各地官府、寺庙的大门上，都被人用白土涂上了“甲子”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许多人茫然不解。次年就是甲子年，难道是有什么变故即将发生？但另有一些人，却一点也不觉得疑惑，因为他们正在到处传播这么一句谶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他们正是“太平道”的信徒。
　　这些年，皇帝正忙着在后宫里开设商铺，亲自经商营业。还因为他喜欢乘坐毛驴车，导致京城中显贵纷纷效仿，一时毛驴都卖到了马的价钱。更有创意的是，他还给斗犬脑袋戴上“进贤冠”——当然，这也是根据狗的战绩高低而有所区别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唯贤是举，狗儿们绝无侥幸获官之嫌。
　　“进贤冠”本是朝廷中文官的官帽，戴在狗脑袋上，确实有些有辱斯文。不过当时民谣唱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看来配不上这顶帽子的，还不只是狗儿们的脑袋。
　　朝堂上折冲御辱的人才若此，也就怨不得野心家们蠢蠢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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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言笼罩的时代（1）
“太平道”的领袖人物，是张角三兄弟。
　　张角是冀州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境），早在此前十多年，他便以帮人治病为手段，私下里传播太平道。他和他的弟子们，广泛活动于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州，经十多年的活动，竟发展起数十万教众。
　　他们传播的“太平道”，是个什么东西呢？“太平道”的核心理论，是源自《太平清领书》的《太平经》。早在西汉成帝时期，就有个叫做甘忠可的方士，编写了一部叫做《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书，共十二卷，自称是天帝派遣真人赤精子下界传授给他的，鼓吹汉朝应该改元变号，再次受承天命，以挽救危机。这个创意实在是荒诞不经。所以这位异想天开的甘神仙，被下狱处死。到了汉哀帝时，甘神仙的弟子夏贺良，再次将此书呈上，这回汉哀帝可是相信了，改年号为太初，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恢复了前代已废的神祠七百余所，一年内祭神达三万七千次……这样的改革，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这位夏贺良先生也遭到了他老师同样的命运。
　　然而这些思想及其所依托的书籍，都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到了东汉，传说中的“神仙”于吉，得到了一百七十卷“神书”，号称是《太平清领书》。在顺帝的时候，由他的弟子献给朝廷，据说张角也从这部书中受到了启发。后人甚至认为，所谓《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
　　那是个探索的时代，人们在不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但屡屡的错失，使得那个时代的智者们，走上了向神道寻求帮助的道路，这无疑是方法论的错位。然而即便在这些所谓的神授之书里，仍然有许多东西是立足于现实，反映着现实——因为传播这些思想的人们也是清楚的：无论怎样将精神寄托于神道，一切终归要回到现实中来。
　　除了前世诸人在虚无思想上的铺垫外，张角还有一个更有利的现实因素。
　　东汉末年，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关于瘟疫的起源，据说是源自两汉征讨外族的战争。《汉书》中记载了一名匈奴俘虏的话：“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今人认为，这一记录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病的情况。
　　在当时西方世界的历史记录中，也对源自于匈奴的疾病有相当篇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译本为《疾病改变历史》）中称：“公元一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在东方，是远征归乡的战士，把来自异域的传染性疾病，带回了本土。而在西方，则是来自东北亚草原的入侵者带来了传染性疾病。从未接触过这些异域病毒的居民，缺乏抗体基因，对此毫无抵御能力，因此大量地染病、死亡。
　　灵帝时代，中国曾于公元一七一年、一七三年、一七九年、一八二年、一八五年五次爆发流行瘟疫。而在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正被公元一###年至一###年间流行的多场瘟疫所威胁。这一系列疫症，被称作“盖伦医生疫病”。
　　盖伦医生的名字之所以和这场大瘟疫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致命的传染性疾病，还因为他留下了对这场瘟疫的描述。卡特赖特写道：“这种疾病初起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地方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并且使人的皮肤化脓。”一八零年，连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也在这场瘟疫中死亡。一###年，这场疾病又一次侵袭罗马城，高峰期一天就死了两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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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言笼罩的时代（2）
这一系列几乎同时发生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致命瘟疫，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卡特赖特对这些瘟疫的评价是：“除了毁灭罗马帝国以外，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个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假如罗马帝国不是在基督教诞生后的一些年中受到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式。再者，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那么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卡特赖特将瘟疫对宗教历史和医学本身的影响联系在了一起。
　　在东方，这场大瘟疫同样造成了类似的后果。
　　一方面，这场瘟疫削弱了东汉王朝，并导致异族纷纷进入帝国的疆域填补空隙，从而引起“五胡乱华”的大乱局。这场瘟疫还在此后不断折磨着据有中原的各个王朝，并结合其他###因素，使这个疆域广阔的帝国沉默数百年之久，直到唐朝才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另一方面，这场致命的瘟疫使得人们无法从现实中得到希望与帮助，转而向宗教信仰寻求解脱，从而导致一系列宗教思想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发展。各种各样的宗教流派蔓延开来，其宗教领袖中也不乏胸怀天下野望的家伙。
　　于是，天下变得愈发好玩起来。
　　张角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侥幸逃脱了疾病的魔爪，并趁机以医生的身份传播“太平道”的思想。在那样的时代里，能治好病的医生自然是备受人尊敬的，因此张角能在短短十余年间收纳数十万弟子，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早在传道之初，张角便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似乎治病的手段也颇说得过去。他派出自己的八个得意弟子，周游四方传播“太平道”，信徒颇多，甚至宫中的宦官，也有人信奉大贤良师。
　　张角将自己的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由一名渠帅负责统帅，成为地下军事化组织。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太平道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然而要想改朝换代，仅仅只有力量还不够，还得要有“天命”的眷顾。
　　《尚书》说得好，“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命”的眷顾，也不过就是舆论导向罢了。按当时流行的“五德始终”学说，汉朝是火德，尚赤色，将取代火德的，则是黄色的土德。因此《太平经》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所以张角自以为“黄天”，而《太平经》又以“甲子为初始”，有除旧布新之意，故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宣传口号。
　　这个预言，笼罩在中原大地的茫茫苍穹之上。
　　东晋著名的道士葛洪，给张角的定性是旁门左道——“假托小术，坐在立己，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在他看来，张角既不好好治病，也不研究长生之术，简直是不务正业之至。
　　然而，葛洪只看见了历史的表象，并没有看见在冥冥中，操纵着历史进程的那些深层因素。他甚至都没有看见，历史正在他身边重演着，只不过是“太平道”变成了“天师道”。
　　那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二、岁在甲子，天下大吉（1）
“太平道”教众，计划于甲子年三月五日（公元一八四年）起事。
　　为此，教中重要领袖，大方首领马元义，组织荆、扬二州教众数万人，相约到期会聚于邺城举事。他又数次亲入京师，联系内应的宦官中常侍封、徐奉等人，准备至期内外俱起。
　　然而事机不密，一八四年的二月间，张角的另外一位弟子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发此事。东汉政府大惊，迅速行动起来，逮捕并车裂了马元义，并任命钩盾令周斌全权负责调查侦破此案，根据唐周报告提供的线索，周斌在洛阳城捕杀了太平道教众千余人。
　　东汉朝廷并下令冀州地方官员，追捕张角等人。张角闻讯后，自知事机已泄，只得派人星夜四出，通知各方提前举事。太平教众们头裹黄巾为标识，故被当时人称为“黄巾贼”，也有叫做“蛾贼”的。
　　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中原大地黄巾四起。在“天下大吉”的呼声中，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乱世即将到来。
　　张角兄弟三人起事于河北，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路黄巾军一时蜂起，焚烧官府，劫掠聚邑，所在州郡失据，长吏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两地的老百姓，甚至把汉朝分封去的诸侯王也抓起来以响应黄巾军。
　　“太平道”蓄势十余年，一朝爆发，可谓有天崩地裂之势。如果不是内应的中常侍封、徐奉等人已先被捕杀，里应外合之下，东汉王朝恐怕很难再苟延数十年之久。
　　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汉灵帝即位之初，在宦官们的怂恿下，曾大行诛禁，将朝中的清流人士，或者杀害，或者禁锢。这一事件，史称“党锢”，这标志着汉末宦官势力的抬头，也被认为是东汉朝灭亡的预兆。当时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就说道：“《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鸟爰止，于谁之屋耳！”
　　奸竖当权，清流止步，汉室是看来是要灭亡了，只是不知道鹿死谁手罢了！
　　未来那位领袖天下英雄逐鹿的老兄，此时年纪还小，和后来与他在官渡打得死去活来的那位袁绍先生，交情正好。
　　两个人都是少年，好为游侠，到处惹是生非。人家娶新媳妇，这两个家伙潜入主人园中，半夜里四处大叫：“有偷儿贼！”等闹洞房的人都被他们骗出来之后，这两个家伙就拔出刀子冲进洞房，把人家新媳妇给劫持了。在逃走的途中，慌不择路的袁绍掉进荆棘中，怕疼，不敢挣扎。咱们这位大英雄可真是不得了，就地大呼：“偷儿在此！”追击的人闻声赶来，袁绍大惊，也顾不得疼了，居然一跃而出。于是两个人都顺利逃掉。
　　大概是因为这事儿，若干年后，他在许昌请大耳贼青梅煮酒，当两个人论及天下英雄时，他会大大咧咧地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那时候年幼的孙仲谋还没走上历史舞台，也难怪这两个人打破头都想不出第三个英雄是谁，只好互相吹捧，自我陶醉一番了事。
　　这些都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张角起事的时候，这两位英雄正当壮年，然而境遇大不相同：一个是正规军统帅，家世显赫；另一位却只是个卖草鞋的，虽说顶着中山靖王之后的牌子，可还是掩盖不住穷得丁当响的事实。
　　眼前的黄巾起事，把汉灵帝气得不行。
　　为什么呢？
　　从登基起，宦官们就成天在皇帝耳边说“党人”祸国欺君，可如今呢？在皇帝身边的宦官中，就有“太平道”的内应，更让皇帝生气的是，居然连“十常侍”中也有人参与造反！倒是被他们成天诋毁的“党人”，却没听说有一个参与了“太平道”的。这还了得？
　　当时的政治力量，分为三股：一股是宦官，一股是外戚，一股是党人。宦官已经证明是靠不住了，外戚虽然相对让皇帝放心些，但靠裙带关系谋来的高位，似乎还不能证明有相应的能力——能用的，就只剩下被禁锢的“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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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
所谓“党人”，都是当时一些有名望的清流人士，在朝野之间有很高的号召力。如最重要的“党人”李膺，当时人都以被他接见为荣，称之为“登龙门”；又如张俭，在“党锢”事件发生后，望门投止，四处逃亡，到处都有人肯冒着危险收留他——如孔融一家，竟争着为收留张俭领罪。《后汉书·张俭传》中称：“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在当年“党锢”最高潮时，连大名鼎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都因没能列名为“党人”，感到相当遗憾。
　　所以此时，皇甫规的侄儿皇甫嵩乘机向灵帝建议解除党禁，中常侍吕强也说：“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灵帝遂在他们的建议下，诏天下解除党禁。这一决定，受到了天下人的拥护，从客观上为东汉政府平息黄巾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解除党禁的之前，东汉政府还诏敕各州郡修备攻守器具，简练器械，于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关隘设置都尉，以拱卫京师洛阳。同时皇帝自己掏腰包筹措军费，并以西园厩马补充部队。
　　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东汉政府还远没有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三、从颍川到冀州（1）
黄巾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其力量相当分散，主要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等三个地区，其他各部也只局限于本地。这就使得东汉政府有可能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从初期的混乱中回过神来的朝廷，以外戚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统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于都亭，以拱卫洛阳。
　　以卢植为北中郎将，北上冀州###张角。
　　以北地太守，沙场宿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与右中郎将朱发五校，并三河骑士及招募精勇四万余人，共同###离洛阳最近，对东汉政权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波才部。
　　《后汉书》称皇甫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可见皇甫嵩是一位很得军心的统帅。
　　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四月中，皇甫嵩与朱联合进攻颍川黄巾军。一开始战事并不顺利，朱被波才军击败，皇甫嵩则退保长社。当时汉军兵力薄弱，而波才军声势浩大，皇甫嵩的部下都惶恐不安。
　　然而黄巾军毕竟缺乏军事经验，随即被皇甫嵩抓住了破绽。他冷静地对部下们说：“战斗的胜负，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兵法之奇变。你们看，黄巾军黄巾军虽然士气旺盛，但波才却缺乏军事常识，竟然在草丛旁建立营寨。如果趁月黑风高，半夜里放上一把火，敌军必定惊乱，这时候纵兵出击，必定获胜。”
　　于是皇甫嵩命令少数部下点燃火炬登城防守，给波才造成汉军主力忙于守城的假象。暗地里，他却组织精兵悄悄绕出包围圈外，纵火大呼，城中部队也击鼓出战，波才军大乱，四散奔走。这时恰逢被时人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骑都尉曹操奉命率军来援，朱也组织残兵合力围堵败逃的黄巾军，波才军被斩首数万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曹操这位未来的枭雄，第一次面对真实的战争。
　　东汉朝廷随即以此功封皇甫嵩为都乡侯。而朱却因与宦官有隙，未得封赏。
　　皇甫嵩、朱乘胜进攻汝南、陈等地的黄巾余部，在阳翟再次击败波才，在西华击败彭脱，其余黄巾余部或投降，或散去，颍川、汝南、陈等三郡都被平定。
　　皇甫嵩归功于朱，并替他上书求赏，朝廷遂进封朱为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以皇甫嵩军进讨东郡黄巾，朱军进讨南阳黄巾。八月，皇甫嵩军在仓亭一战中击败黄巾军卜已部，生擒卜已，斩首七千余人，随即奉诏北上驰援冀州战场。
　　这时，冀州战场上战事并不顺利，东汉王朝虽先后派遣北中郎将卢植、东中郎将董卓指挥这一战场，但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处于僵持中。因此，当皇甫嵩军平定颍川、东郡的黄巾军后，东汉王朝立即将这支主力部队调往冀州，以期打破冀州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冀州黄巾由张角兄弟亲自统率，有二十万之众，是黄巾军中最为强大的战略性力量。卢植进入冀州后，与张角军连续交战多次，斩首万余人，双方僵持于广宗一带。卢植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牢牢牵制住了这支强大的黄巾军，为其他战场的胜利赢得了时间。
　　然而以皇甫嵩在颍川的辉煌胜利为参照，东汉王朝仍对卢植不满意，派遣小黄门左丰前往冀州前线视察战况。左右劝卢植贿赂左丰，卢植不肯，于是左丰回朝后，向皇帝说坏话，称张角军易破，只是卢植不肯尽心。朝廷听信了左丰的一面之词，将卢植用囚车征送京师，另派东中郎将陇西董卓替代他指挥冀州战场。然而董卓也好不到哪里去，他随即在下曲阳之战中失利，并因此获罪——不过这次小败仗似乎并没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
　　这年十月，皇甫嵩率军进入冀州巨鹿郡，与人公将军张梁部对峙于广宗。此时张角已经病死，其部队由他的弟弟张梁率领，这支部队人数众多，精锐勇猛，皇甫嵩力战无功，随即闭门拒战。张梁军多是临时招集起来的老百姓，缺乏与正规军对阵的经验，见皇甫嵩闭门拒战，逐渐松懈下来。
　　

三、从颍川到冀州（2）
皇甫嵩在夜间组织好部队，于黎明时分驰突张梁军阵地，双方激战到晡时，张梁军支撑不住，大败。汉军阵斩张梁，击杀黄巾军三万余人，另有五万余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将士家属全部被汉军俘虏，辎重车辆被焚烧三万余辆。汉军破开张角的棺材，将尸体斩首送往洛阳示众。
　　广宗之战后，皇甫嵩又联合汉军巨鹿太守郭典进攻下曲阳的张宝军，斩杀张宝，俘杀黄巾军十余万人，将战死者的头颅堆积成塔，筑“京观”于下曲阳城南。
　　皇甫嵩因在平定黄巾军的战事中立下赫赫功劳，被东汉王朝任命为左将军，领冀州牧，加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皇甫嵩是个有见识的官僚，他在冀州牧任上，以民不聊生，请朝廷用冀州一年的田租赈济灾民，缓和了社会矛盾，颇得老百姓爱戴。时冀州歌谣唱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当时，皇甫嵩威震天下。
　　黄巾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然而统治者们并没有因此而觉悟。
　　当时海内虚困，而朝政日乱，有识之士纷纷自谋前途，原信都令阎忠游说皇甫嵩道：“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机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如今天下大乱，时机难得，皇甫将军您在刀刃上游走，总得有个打算吧？
　　皇甫嵩：“啊，您说啥？俺不明白……”
　　阎忠：“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扫，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名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你皇甫将军威震天下，人心拥戴，然而朝廷昏暗，你立此不赏之功，很是危险啊！
　　皇甫嵩：“俺成天为国事操心，忠心耿耿，有啥危险的？”
　　阎忠：“那么，俺不妨说得更明白一点……不过你得先保证不出卖俺……想当年，韩信因为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而不忍心背叛他，拒绝了蒯通劝他乘刘项对峙之机自立为王，放弃了三分天下的好时机，最后利剑已揣其喉时才后悔不迭。今天你皇甫将军威权重于当年的韩信，而当今皇帝的权势却远不及当年的刘项，正是独树一帜，夺取天下的好时机，可千万不能学韩信啊！”
　　所以，你应该“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怨之积”。
　　如此，“虽童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固迅风之士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
　　否则，“夫既朽不雕，衰世之朝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流纵掉，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