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国的涅槃-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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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假称进行科举考试，要求地方官把读书人都送到成都来，不愿意来的押也得押送来。来了之后在大慈寺里点名，高于四尺的统统拉出去杀掉，他们遗留下的笔砚堆积如山。据说只有两个士子实在年纪太小，还达不到绳子的高度，被留下来当书记。其中一个小孩子叫做欧阳直，嘉定人，后被张献忠裹挟到川北，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侥幸逃脱，和彭遵泗的叔祖是亲家，因此这桩暴行才得以流传至今。
　　据说张献忠还开招武举人，把候选人都撵到操场里，再撵出千余匹劣马，让备选武举们自己去找一匹骑上。然后，旁观的献军士兵齐声鼓噪，金鼓齐鸣，群马受惊，狂跃奔腾，马上的人都被摔下来踏为肉泥。
　　张献忠这样开科取士，搞过好几回，倒也不是回回都搞这么要命的恶作剧。
　　至少有一回，他正儿八经点了个状元张大受，文武双全，状貌奇伟，手下纷纷拍马屁，说我大西皇帝得一天下奇才。张献忠颇为高兴，赏赐这位状元公刀马金币，赐宴时心血来潮，又批准把桌上的金银器皿全赏给他。第二天一早，状元入朝谢恩，张献忠再赏宅第一座，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再明天一早，状元又入朝谢恩，张献忠皱皱眉头，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教他再来见咱老子。”
　　结果这位状元先生，糊里糊涂地给宰掉了。
　　据说张献忠曾亲见天神对他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他自己再加了两句：“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让所属州县刻石昭录，称之为“圣谕碑”，就碑文读来，确乎是劝诫的意味。但有些史料却又记载碑文为：“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将其称之为“七杀碑”。刻有这两种碑文的石碑，据说都有残留下来的，但究竟孰是孰非，却又成了历史的谜团。
　　“七杀碑”只是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说，但当事人留下的亲身经历，却确确实实在向我们讲述历史的真相。
　　曾经闻名天下的蜀锦制造，也因明末这次大###而没落，只有孙可望留下了十三家织工，后来将他们带到了云南。所谓的云南“通海缎”，就是这些织工所传下的蜀锦遗孑。
　　

六、大西政权的败亡（1）
张献忠攻入成都的时候，清军已经入关四个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尚在苦守山西，南京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奉立小福王监国，天下正在混乱中。
　　但张献忠没能抓住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他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并没能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反而因为率性妄为，残忍嗜杀失尽了民心，也摧毁了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
　　明朝残余力量因为他不留余地的杀降杀俘政策而被迫拼死抵抗，并与南明福王政权取得联系，获得了正统地位；地方上稍有些力量的强者，也总是试图反抗他。
　　纵观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说，他虽然在谋士们的劝导下，也曾一时心血来潮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在这方面迈出了脚步，但骨子里，他仍然只是个“流贼”，信奉的还是罗汝才式的流寇理论：“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张献忠在那个纷繁###的时代里，不是一个具有帝王风范的领袖。他最喜欢采用的手段就是杀人，而只会杀人的皇帝，老百姓是不喜欢的。
　　两千年曾有一段智者的对白。
　　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
　　孰能一之？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张献忠显然不是个“不嗜杀人者”。
　　他也是牛金星所说的“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
　　张献忠攻陷重庆之后，随即向成都进军，并未留多少兵力守城。防守长江的明将曾英，尾随其后，于一###五年初占领了重庆，川东溃散的明军士兵和难民纷纷归附他，重庆一时成为川东抵抗张献忠的旗帜。
　　对此，大西政权当然不能忍受。二月间，张献忠派刘文秀率兵三万再次攻打重庆，进抵合川，据多功城为营。多功城是南宋威抵抗蒙元而建的堡垒要塞，今属重庆渝北区。
　　十八日，刘文秀在此兵分两路，陆路攻佛图关，水路自嘉陵江而下，夹攻重庆。曾英得知情报后，先将老弱难民送往涪州，只留下精锐部队，准备与刘文秀决死一战。他以于大海防守嘉陵水路，在沙坪龙门设防，张天相防守佛图关陆路，并再三叮嘱这两路不得出战，任务是把刘文秀牢牢钳制住。
　　随后，他亲率五百轻骑兵，绕道潜出多功城。刘文秀轻敌，疏于防备，多功城被一举攻破，断了后路。曾英随即取大西军旗帜，沿嘉陵江急行，与于大海合击刘文秀主力于沙坪龙门。
　　当时的古战场，即在今重庆沙坪坝与石门之间一段江面上，江中有石矶两座，分水路为三，在此下游，还有数里长的鹅卵石滩涂伸入江中，在二月枯水季，与嘉陵南岸之间仅间隔数十米。
　　余大海以竹笼装卵石，沉入江中为堰，并以竹索、铁链横截南北，隔断嘉陵水路，自率水陆军在石矶和两岸设防抵抗。刘文秀至此后，顿兵不下。曾英遂伪装大西军，自背后突袭，于大海也趁机以水陆两路夹攻，刘文秀大败而逃，舰船损失殆尽。
　　曾英随即又挥师击败陆路大西军于亭溪。这是张献忠军自入川以来，遭受到的最大失败。
　　自成都逃出的参将杨展，也收集旧部数千人，于三月初六，自永宁攻叙州，以守备马应试偏师夜渡雪滩头，次日晨与大西军战于南岸，生擒两千余人，大西军溺死无数，南明军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但杨展随即被张献忠派来的孙可望击败，退到鱼腹关自守。
　　张献忠的处境也逐渐开始不妙起来。李自成在清军多铎的进攻下，放弃西安南下进入湖广。四月间，李自成留在陕北的部队在李过、高一功率领下，放弃延安、榆林南下，自川东北南下湖广追赶李自成主力，这支部队一路攻陷川东北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大西政权的东北方门户洞开。
　　此时张献忠更加暴躁，遣兵四出屠戮，称之为“草杀”，作放弃四川的准备。
　　保宁等大城市相继被屠城，成都市民也被有计划地分批屠杀，大西军以人手验功，在验功的地方，人手堆积如山。甚至有些大西军的将士，因为实在不忍心下手，干脆自己自缢身亡或逃走。张献忠的总兵温自让率百余骑兵逃跑，其全家被杀，温有个小儿子，粉白可爱，张献忠在孩子周身烙上万字符，称为“锦孩儿”。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遭剥皮而死，全家被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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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西政权的败亡（2）
被派出担任“草杀”任务的各路部队，都不敢把杀人数据报得太低，为了让张献忠高兴，大兴浮夸风。孙可望报杀男子五千五百八十余万，杀女子九千二百万；刘文秀报杀男子九千五百六十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万；李定国报杀男子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万；艾能奇报杀男子七千六百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九十六万……累计数约六亿八千万人。
　　所以清人编撰的《明史·流寇志》说大西军，“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据显然是浮夸的，但浮夸的根源，还不在于清人，而在于大西军上下因畏惧张献忠而编造的数据。后世所谓清人“诬蔑”张献忠之说，多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为例，认为当时四川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并进而推论连“张献忠屠四川”都是清人的栽赃。
　　编《明史》的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毋庸置疑，在感情上当然会有所偏向，但他对于《明史》的编撰还是比较客观的，所言基本上都能做到有所依据，这些数据虽然不可信，但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的来历，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
　　把周边破坏得差不多后，张献忠先生准备离开成都，嫌自己的兵们拖家带口太累赘，杀！嫌老弱病残人马太多，杀！连自己的家口也不放过，趁醉酒把自己的幼子扑杀，醒来又以姬妾人等不劝阻为由将这帮人也杀了……
　　八月中，他隳成都城，焚蜀王宫，还烧掉了残存的民房，凡石柱亭栏也在其中，过大难毁者，聚柴草焚烧。成都中园有梨花数千株，每年三月三到此游赏，已是成都风俗，但这些梨树也没能躲过这一劫，被当作柴火烧掉了。
　　史书评价道：“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无人，空如沙漠，自亘古以来，未尝有也！”
　　他毁灭成都后，带兵北上，攻陷顺庆，屠杀顺庆居民五六十万人，并宣示城中，称四川人为“蜀獠”，说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负朕之极，故尽屠之。
　　张献忠将刘进忠屯于保宁，所部多是川兵，听说张献忠尽屠川兵，都很惶恐，刘进忠就带着部队叛变，走投无路之下，听说清军已到汉中，便投降了清军。
　　五月中，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余部陷入混乱，清廷遂以肃亲王豪格替代阿济格，统帅追击李自成的这支部队，转进汉中，准备入川消灭张献忠。刘进忠投降后，豪格便以他为向导，南下进川。
　　十二月十一日，清军探知张献忠屯兵于西充凤凰山，潜兵偷袭。这天清晨大雾，清将鳌拜率所部登山，张献忠部下发现敌情，向他汇报，他轻蔑地说：“摇黄贼耳！”将报信的人斩首，不相信清军来得这么快。
　　直到清兵已到营门，他才穿着飞龙蟒半臂，也不披甲，腰边随便插着三支箭，嘴里还咀嚼着早饭，带几个人出帐查看敌情。当时清军前锋与他只隔一条溪流，他着装太明显，立刻被担任清军向导的刘进忠发现，刘随即指示鳌拜手下蒙古章京雅布兰：这就是张献忠！
　　雅布兰抽箭射之，张献忠咽喉中箭落马而死。清军大呼“献贼死矣”，大西军群龙无首，大乱，孙可望等人用锦被包裹张献忠的尸体，草草将他埋葬，然后率残部突围向东逃走。
　　清军清理战场，发现了张献忠的尸体，将他挖出斩首，后悬挂于成都北门示众。
　　一代枭雄，就这样草草落幕了。他只比李自成多活了半年，这一年，是农历乙酉年，西历一###五年。
　　

七、最后的大西军
清军击杀张献忠后，慕名进入已不成其为一个城市的废墟成都，可这个曾经的锦绣都市，在战略上，经济上都失去了价值——如今连来自异域的落后民族也觉得没有兴趣占有她了，清军随即退出成都城，向东追击张献忠残部。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部沿江东走，后折入贵州，在清军强大的压力下，也觉惶惶。
　　李定国、艾能奇都提议和南明政权合作，而南明唐王也表示出合作的姿态，称：“献忠所害者，兄弟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
　　一天艾能奇问汪兆龄：“现在老万岁死了，我们该怎么办？”汪兆龄不解他的意思，回答道：“将军们照旧行事不好么？”艾能奇大怒道：“老万岁在成都，你当宰相，不能辅佐他治国，一味劝他杀人，以致人心危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我们叫做‘贼’！今天已到如此地步，你还要劝我们做‘贼’！”即拔刀杀掉了汪兆龄，这一段对话，也客观反映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
　　随后，四个养子分掉了张献忠的军队，进入贵州，在名义上投降了南明政权。
　　从此，这些内战英雄又走上了民族的战场。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
　　张献忠的四个养子中，孙可望投降了清朝，并引导清军攻击自己曾经的义兄弟们；艾能奇、刘文秀先后病死，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有李定国，在南明永历帝的旗号下，和清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也一度取得了击杀清军敬亲王尼堪、定南王孔有德这样的辉煌胜利。
　　但时代的大幕既已落下，仅仅靠一两个英雄的奋战，又能改变什么呢？
　　一六六一年，历时十五年之久的南明永历政权覆没。
　　次年，也就是康熙元年的六月十一日，李定国闻知永历被吴三桂杀死于昆明，他本已重病，仍仰天大哭，吐血数升，二十七日，那个时代的最后一颗名将之星，陨落在南蛮异域，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任死荒郊、勿降也！”
　　这一年，李定国才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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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公元一八零四年，清嘉庆九年，也就是震动川、陕、甘、楚、豫的白莲教王聪儿起义被彻底平息那一年，一个叫做阿发的十五岁小男孩从粤东家乡来到省城广州打工。他先是当学徒，干过制笔匠，还学过画工和木板印刷。
　　一八一五年，这年拿破仑皇帝在滑铁卢吃了败仗，大英帝国气焰正嚣张，在那半个地球上称王称霸。而在这半个地球上，阿发则审时度势地受雇于英国鬼子米怜，拎着铺盖卷去了爪哇。在当时人眼里，那可是个红毛碧瞳的鬼子世界。此时的清王朝虽已不甚中用，但毕竟老底雄厚，国民生产总值还略超出整个欧洲之总和——所以去那种番邦蛮夷之地，绝不会有人投以羡慕的眼光。
　　等他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已经是嘉庆二十四年了。虽然白莲教发动的叛乱已被平息了十五年，但各种传统宗教迷信相当盛行，给这个正走在向衰败的王朝不断地添麻烦。
　　嘉庆十八年，在北方广为传播的天理教，居然在几个太监的内应下，骤然聚众攻入紫禁城，与宫廷护卫激战于隆中门、中正殿、养心殿。这让嘉庆皇帝很是吃惊，大呼“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当时宫中乱得一塌糊涂，不但庄亲王四出买烧饼充军粮，连皇二子旻宁也在养心殿南参加了战斗，据说还亲自用火枪击毙天理教徒两人。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让嘉庆感到欣慰的地方，皇帝因此通令嘉奖他儿子“忠孝兼备”，还把老二用的那支枪封号“威烈”。不过据这位二爷，也就是未来的道光皇帝自己说，当时主要是事出仓促，他身边又没有足够的警卫人员，所以只好亲自扛枪上阵，事后想想也是很后怕的。
　　因为社会上邪教盛行，所以当阿发回到家乡，刻版大印小册子，还四处送人时，警惕性很高的大清朝地方官员就盯上了这个蛊惑人心的家伙。探事番子报来，这厮在番邦蛮夷之地加入了个什么组织，据说叫做“受洗入教”，虽然官儿们目前看不出会有什么问题，但想来也断不会是什么良善之辈，先抓起来再说！
　　于是，阿发被官府逮捕，毁版烧书，笞三十。这场官司让洋人愈发看到了阿发对西洋宗教的虔诚，把他保了出来，送往国外深造。四年后，阿发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再过了四年，又被授教士职。
　　阿发五十岁时，已经是道光十九年了，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夜又回到了广东。他刻印的《劝世良言》等书，在广州颇为流行——那是垄断中外贸易的十三行大本营，吃洋饭的人比较多，自然也容易找到读者。一八五五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夜，六十六岁的阿发在广州死去。他到死都不知道，他那被当时的国人质疑不已的一生，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古国前行的轨迹。
　　他家的窗户外就响彻着震撼历史的风雨声，可是他已经老病得听不清了。毕竟，一代人只能做成一代人的事，谁也不知道潘多拉的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样的妖怪——于是这个打开盒子的人，只得闭上眼睛，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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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思维的新外壳（1）
这个阿发，有个广东人常见的姓氏“梁”，所以历史上把他称作“梁发”或“梁阿发”。他小时候读过四年私塾，虽然受教育的年头连今天的小学还没毕业，但在当时多少都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因为读过些“四书”，所以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知道如何把外来的宗教教义推销给中国人。他用了十一年时间劝说了十余人入教，而英国人马礼逊发展的教徒只有数人而已，自然望之汗颜。
　　梁阿发的小册子在广东流传开来，但绝大多数人读后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只有少数法力深厚的施主看出这是佛教旁支的歪门邪道而痛加挞伐，也有些博学鸿儒把它当成是传说中的明教但弄不明白为什么它事魔而不吃菜……
　　那是个新旧思维与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与融合的年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夜之间突兀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按传统的史学分期，是由古代史进入到了近代史），但旧时代的影子还依旧笼罩在帝国上空。指导这个王朝运作的，仍然是两千多年前就已存在的国家理论。政府以科举功名为手段，以黄金屋、颜如玉为悬饵，诱导天下英雄循规蹈矩，进则以此为安天下之道，退则独善其身，以此与天下安。
　　无数人在昏黄的烛光下皓首穷经，有的取得功名并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还有的则屡试不第，愤而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这两种人中的佼佼者，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然而他们并不完全明白，他们已经走到了大变革的前夜，他们终生所学习和遵从的这套理论，即将被弃若敝履。
　　落第秀才们，大多对黄巢这个屡试不中的前辈抱有几分崇敬。二十来岁的花县人洪火秀，自然未能免俗，他也羡慕黄巢“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派，偷偷写过“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之类的诗句——尤其是他参加广州府试一再落败之后，更感同病相怜。据说他在考场门外，曾得一位长发穿道袍的老者捧书见赠，说什么“功名二字，尔应大受，切勿忧，切勿病”，老者言罢飘然而逝。这个故事是非常传统的神仙传套路，更糟糕的是——我们今天清楚地知道，这个送书的断不是什么神仙，不过是洪火秀的广东老乡梁阿发而已。至于那本书么，也不是什么天书，乃是篇幅十万字的基督教免费宣传材料《劝世良言》……
　　这位洪火秀先生，又名仁坤，日后为了避洋神仙“爷火华”的讳（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乃改名为洪秀全。他的老家花县，就是现在的广州花都。不管他日后有怎样翻天覆地的手段，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只不过是个一面教授蒙徒，一面刻苦攻书，颇有些狂妄而又屡试不中的落魄童生而已。不过据孟心史先生考证，认为他和冯云山还曾入过“三点会”，师从于朱九涛——但孟心史先生还说这个“三点会”就是“上帝会”。这一说似乎不妥，倒是“三点会”为“洪门”分支的说法能让人信服些。孟心史称“九涛死，以秀全为教首”，似乎洪秀全还一度担任过“三点会”的小头目。
　　传说他于一八三七年落第之后，既忧且病，卧病四十余天，恍惚中出现幻听幻象，仿佛上了天堂，所以醒来后俱讲天话。他说有位金须黑袍高大老者向他耳提面命，还送了一剑一印——为此他特地订做了一柄长三尺，重九斤的“斩妖剑”。但这柄太平天国的“镇国之宝”，在洪天王手里从来没有杀过生，却在一八四七年夏天去紫荆山的路上，于梅子汛被几个强人剪径劫走——一并被抢的，还有洪天王借来的路费，刻有“全”字印记的剑鞘等物。这帮天杀的强盗，总算良心未泯，还给洪天王留下一套破衣服，使得他不至于光着屁股去报案。肇庆知府托辞梅子汛不在他辖区内，所以此事爱莫能助，但鉴于大家同是斯文一脉（洪天王多少有个童生的学历），送了他价值半两银子的铜钱一串——按当时的市场价，应该有一千二三百文。
　　

一、旧思维的新外壳（2）
不过即便和洋神仙套上了关系，但洪秀全还是又勉强参加了几次次府试，结果一如既往，仍不及格。从此，他绝意科举仕途，在《劝世良言》的启发下，与一同落榜的冯云山开始创建拜上帝会，但初期信者寥寥，只有冯云山和他的族弟洪仁等几个人，当时条件比较艰苦，连洪秀全本人的洗礼都是自己“以水灌顶”。
　　那时候拜上帝会的教义还很简单，只是劝人拜上帝，不要信仰别的宗教，死后可登天堂，并规定禁止奸淫、忏逆、偷窃、赌博、游荡为恶等戒条。为了表示对新宗教的虔诚，他们几个人还砸了村里的供奉的中国圣人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灵牌——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村人的愤怒，因此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传教，游历了粤桂边界。这年秋天，估计到家乡风头已过，洪秀全回到花县，继续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而冯云山则来到广西桂平紫荆山中，开始脚踏实地地发展群众。
　　两年后，洪秀全在家里写出了《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把传统观念中的种种神仙菩萨，一概指为“阎罗妖”，更大逆不道的是，他居然把当朝皇帝也算在妖怪里了……此外，他还忙里偷闲，和来自美国田纳西的教士罗孝全联系看是不是能给他做一次正式的洗礼。洪天王成功地通过了面试，政审也合格，但在他成为正式教徒之前，出了点差错。在罗孝全手下工作的一些中国信徒，怕洪秀全入教后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便怂恿洪天王去向罗孝全要求将来的经济保证——而罗孝全最厌恶的就是这些以受洗为名，找工作或骗津贴为实的家伙。于是洗礼就被搁置下去，直到洪天王坐上天京城的金銮殿，他也仍然是个私淑弟子。
　　而此时，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的传道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他在那里做短工，当私塾教师，广交朋友，两三年里发展了三千多淳朴农民和开矿工人加入拜上帝会。一八四七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同时又模仿着基督教的“十诫”，制定了十款“天条”，严禁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饮酒等，要求严格的道德生活和组织纪律。
　　洪秀全的妹婿萧朝贵家居桂平，与种山烧炭的杨秀清是邻居，所以洪秀全和杨秀清是有些渊源的。再加上当地人韦昌辉，贵县人石达开，这就组成了拜上帝会最初的核心集团。
　　洪秀全的宗教理论源自梁阿发的《劝世良言》，但却照着中国人的思维进行了大改动。他将《劝世良言》中那些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故事附会于自己的病中幻影之后，并宣称天父上帝是古今中外独一真神，天下之人都是上帝赤子，都是兄弟姐妹。上帝耶和华（爷火华）派自己的长子耶稣（爷苏）下凡救世，替人赎罪；派次子、耶稣胞弟洪秀全佩金玉玺宝刀，下凡斩邪留正，建地上天国、为太平天子；派其儿子及女婿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下凡辅佐洪秀全，一起统率天下凡间兄弟姐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洪秀全虽然拜的是洋神仙耶和华，但在骨子里却是根深蒂固地浸透了传统思想。拜上帝会除了信奉不同的神仙之外，和张角的太平道、韩山童的独眼石人、王聪儿的白莲教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二、金田起义（1）
嘉庆、道光之间，两广、湖南土匪横行，会党遍地。这一局面，直到清末仍未好转，如清末民初的广西军阀陆荣廷，就是绿林豪杰出身，而孙中山先生在两广发动的屡次起事，也都是凭借会党的力量。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还要结合更多的偶然因素。一八四三年，为巩固香港这个具有重要价值的东方殖民地，大英帝国任命了一名新的香港警察署助理监督，皇家海军也加强了在华南海域清剿海盗的活动——这，和太平天国起义也有关系？还别说，真有不小的关系。这位新任的助理督察先生，不但通晓汉语，且深谙中国三教九流的内幕，所以他上任后，长期出没于香港的华南海盗群落立刻感受到了压力。他娴熟地利用当地的告密者，而且通过审讯香港水域的舢板获取海盗的去向。而皇家海军则充分发挥蒸汽战舰的威力，结合精确的情报，痛下杀手，逐渐将这些海盗赶出了海洋。
　　失业的海盗们只得进入内河，沿着西江水域上行。而这一带的大清水师装备仅仅是：大舰四艘，每船配备官兵水手十四人；小船十八条，每条能载两人——就这点力量，要管得过来才怪。这些新进的“河匪”通过会党关系，与当地的“土匪”结合在一起，导致广西“匪患”大盛。
　　既然到处是盗匪，而官府又不能尽皆剿灭，老百姓自行组织力量守卫乡里，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这就是当时的所谓“团练”，胡汉三们的“还乡团”就是“团练”的嫡系子孙。由于“团练”的后代中有了胡汉三这样的反派人物，所以颇让今人望之侧目，然而在当时，这却是地方上维持治安的重要力量。地方上团练办得好，还会得到政府的表彰，而办得不好则形同盗匪。到一八四六年，“团练”的数目急剧膨胀，成为政府愈来愈难以控制的中间力量。
　　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遂借口地方上匪患太重，为维持治安计，在金田村自办团练，称为“保良攻匪会”，公然练兵筹饷，招收徒众。由于官府里关节没有打通，加之与地方团练有摩擦——这个“保良攻匪会”没有得到地方上的承认。还没来得及保良或攻匪，先引来了一队团练抄家，冯云山被捕去，押入桂县大牢。更糟糕的是，还有十七本会众名单也被官府缴获了。洪天王亲自跑到广州，想找两广总督耆英理论，可惜总督大人正在北京御前听旨，他只得无功而返。
　　而紫荆山中，群龙无首，亏得杨秀清等一干人临危不乱，方才稳定局面。当时正因患病而耳聋口哑的杨秀清，“忽开金口”，代“天父”传言，和代“天兄”传言的萧朝贵一起，震慑会众，扫除了反对派的声音。由于当时广西遍地土匪，官府忙着剿匪，对属于地方治安武装的“保良攻匪会”并未刻意留心，银子一到关节全通，不久便将冯云山等人放了出来。
　　杨秀清是贵平紫金山人，原以种山烧炭为业，虽目不识丁，但机智聪黠，豪迈而素有大志。常接引四方豪侠，虽然穷困，却每将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待客。途中时时引吭浩歌，有掉臂天门之概。此次事件后，杨秀清也因代“天父”传言，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第二号人物。
　　四方亡命之徒纷纷来会，著名的有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阳海盗罗大纲等。
　　一八五零年，是多事之秋。当年道光皇帝病死在圆明园，而广西一带的匪患日重——说实话，当时清廷还真没注意到在金田村即将发生的那场搅乱天下的大乱，尤其是修仁、荔浦等地的匪患尤重。八月，清廷调固原提督向荣入桂。九月，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与前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