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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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但这证据，你只能在法庭上见到！”我毫不示弱，一切害怕瞬间离开我。美国研究生院七年的学习，使我学得英文流利且用词刻薄，现在，我要“抖”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我再也不愿忍气吞声了：我不用你认同我。

　　“大老板，你讲不讲公道？”我转向大老板。

　　此时，大老板一言不发，坐在他昂贵的紫色大办公桌后昂贵的紫色大皮椅上，那修剪整齐的音乐家修长的手指，玩着一支名牌钢笔Monte

　　Blanc，他精心修理过的整齐光亮的斑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我凶狠的眼光下，他慢慢地不动声色地转向米切尔轻问道：“有这事？”

　　“当然有！”我喊起来。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公司在全美国有十八个分公司，近千名雇员，哪一位的薪水不经大老板同意？我的合同书上就有大老板的签字。

　　大老板看了我一眼，他的双眼闪着光，这闪光的双眼又转向米切尔。　　　　　米切尔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他不屑的表情表示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就是有，又怎么样？

　　“大老板，你也许不完全知道，与我一起雇来的员工都无经验；而且这三个月以来，我的成绩最大，一共完成三个项目，其中一个是独立完成的，给公司创汇七万多美元，但被人抢了功。这，您知道。”我加重语气，“而且有目共睹我是多努力，米切尔根本没有耐心教我任何专业知识，却把我的成绩当作他个人的功劳，在公司获取最高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薪水还要少于他人，这很难让我接受。我相信，这也难以让您和法官接受。”我吸一口气又说下去，“如果谁因为我的种族而欺侮我、歧视我，我一定和他拼到底！”突然，我的声音里情不自禁地带上了眼泪，“如果我是你们家庭的一个成员，你们的小妹妹，你们会这样待我吗？”

　　办公室一片沉寂，我们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我们的眼光都具有杀伤力，屋里一片火药味。

　　难挨的一分钟在沉默愤怒中挨过，无声胜似有声。终于，大老板定定地看了我一眼，转向米切尔说道：“This　must　be　a　payroll

　　mistake。（这一定是公司发薪部门弄错了。）”

　　“斗则进，不斗则退”，半小时后，等我与大老板和米切尔小老板言归于好，从办公室走出来时，即将落下去的太阳的余辉将大老板的办公室和我的格子间涂成金色一片，远处的湖水和海鸟也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着金子般的光。

　　五点钟，当我从洗手间回到我的格子间时，我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公司的信封，打开来，里面有一张薄薄的公司信纸，上面打印着“Deep　apology　for

　　the　mistake”（为错误诚恳致歉），同时给我加薪50％，并且补足原来的数量。　　　　　“Thank　you！〃

　　我轻声对自己说，拿着信纸，半天不松手，看了又看。

　　后来，我的大老板告诉我，他们替我加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能“舍命”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能保护自身权益的人，就一定能保护公司的权益。”他说。

　　提倡信奉民主的国家，首先得有人人平等的法律；没有法律的保护，就没有民主。

　　接下来就是怎样把这些最初看来不可能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变成工作、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人。　办公室政治3

　　人，是不能记前嫌的！这是我后来在工作中发现的又一条美国原则，这条原则将个人的利益变为团队的利益，使公司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第二次撞的暗礁，正好给了我一次机会验证我上面的结论，考验我是不是一个能想得到、说得到和做得到的人。这两件“办公室纠纷”相隔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次“祸起萧墙”的原因是米切尔的霸道态度得罪了太多的成员，团队决定去掉他，选斯蒂汶做组长。在我眼里，米切尔态度固然坏，但他的专业知识是无人比得上的，而且他绝顶聪明。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八十年代中期曾是纽约李曼兄弟投资银行南美市场外汇交易员，二十七岁就当上副总裁，如果不是因1987年股市崩盘，他的仕途前景一定十分可观。但股市垮了，他的部门也关闭了，随之他也失去了工作，于是他回到波士顿，在市场低潮期投资房地产，同时在市政府做一些无报酬的义工。当我们的大老板第一次见到米切尔时，他正在市法庭上替一犯了抢劫罪的西班牙人充当翻译，我的大老板因公司的一件诉讼刚好也去这家法庭。大老板认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法官和律师以及罪犯，惟一看起来聪明的人是米切尔，他于是向米切尔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大老板马上转入正题：雇用米切尔，让他开辟金融界的人力资源业务。四年下来，米切尔成绩不菲，公司因此在华尔街扬名。

　　斯蒂汶呢？他担任过王安电脑远东地区的销售部主任，知道怎样拉拢人，也能体察民心；但他的学业与专业知识远远不及米切尔。当时的情形是：斯蒂汶已联系和串通了所有的团队成员，包括米切尔的前女朋友珍妮佛，要在第二天的会上给米切尔一个措手不及。之前，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的意见，我想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女人，又没有专业知识，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已经谢天谢地，还会过问谁是领导？举手表决不就成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欺侮，但我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我确实更关心我的工作和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切关于投资、上市、股票、证券等等的专业知识，然后我就可以挣“大钱”。

　　第二天的晨会上，米切尔同十多个组员和斯蒂汶大吵起来，最后举手表决时，我没举手。我保持着沉默，眼睛不自然地看着桌面。谁知我的沉默激怒了所有的人，包括斯蒂汶与米切尔在内。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尽量不做声，不断对自己说要保持冷静，然后找了个借口，站起身跑出会议室，跑进洗手间，用凉水使劲地洗脸，把自己狂跳的心和轻轻发颤的手镇静下来。我没想到弄到后来矛头居然对准了我，而我只是想好好工作！等我十分钟后跑回会议厅时，人人都怒目圆睁地盯着我，米切尔和斯蒂汶同时朝我喊：“你选谁？”

　　我豁出去了。

　　“我谁也不选！我不介入你们的争吵。我不会表态的！”我顿了顿，让声音不要发抖，“我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我来工作，我要挣钱，我要养家，我要养我三岁的女儿。你们的父母在美国，你们失业了还有地方可逃，我失业了往哪儿逃？我没地方去！如果你们要吵，你们吵去，我弃权！怎么着，辞退我？”说完，我便收拾了桌上的纸笔离开会议室，跑回到我的格子间，心想：完了，我与所有的人成仇了。

　　事实如此。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回到自己的格子间，我的格子间在进门的第一个位置，平时，人们总是要和我打招呼，如果我是在电话上，也会有人在我肩上拍一下表示友好，可今天谁也没理我。想想看，十二个人的小组，一个也不理我！原因是我没有站到他们一边，推翻那恶魔般却明里来明里去的小老板！

　　难道他们不知，这小老板如今控制着公司在华尔街的所有客户，我们的客户全都要经他过滤，否则不能开户，米切尔在华尔街浪迹多年，深知人在金钱面前很难守住信用，知道怎样对付华尔街的公司和银行。有些确实是大骗子，他们认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所有的人都会打破头跟他们做生意，为什么要付人力资源咨询公司高昂费用呢？他们可以用了我们的服务而找借口不付费，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对付他们，米切尔有他自己的一招：挖他们的人才以示胁迫。别人很难做得到这样，别人不买账，但米切尔的账有人买，他名声太大。有一次，他把一家投资银行创造财富的外汇交易员全拉走，结果另一家商业银行买下这家银行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堆债务，他还骂人活该，“为什么事先不做了解？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雇员愿意被卖给你吗？Know

　　your　business！（了解自己的生意！）”

　　我跟他们一样，也不喜欢米切尔――如果我以后查出癌症，那一定是在他手下做事时给种下的种子，但我们俩能够合作，能把事情办成，能完成公司给我们规定的“底线”任务。过去五个多月，我们做成了好几个项目，给公司创下二十多万美元的纯利润，尽管我自己一分钱还没见到，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替米切尔做市场“研究员”，当他的助手，我心甘情愿地交学费，为以后能够赶上他，超过他，打败他。

　　办公室政治4

　　我咬着牙挨到中午，又挨过下午，晚上下班回家，只见家里电话的录音键闪着红光，按键一听，原来是小老板的前女友珍妮佛留的言：“我们认为你的行为极其自私，也许这是你们中国的传统所致：临危保自己？如果你以为这样做后，米切尔就会成为你的野男人，那你下地狱吧！听着母狗：他永远是我的！”

　　我的肺给气炸了！此时丈夫也刚好下班回家，他听后也十分生气，他知道我绝对不会与米切尔有任何瓜葛――连我们的小女儿也认为魔鬼的名字就是米切尔！但息事宁人的丈夫总是设法宽慰我，说我也该理解团队的意图，而且珍妮佛的怒气也情有可原，恋爱中的女人总是爱吃醋。

　　“把这事忘掉吧！如果实在忘不掉，就和她谈一谈，让她向你道个歉。”

　　第二天，我一进公司就径直去了大老板的办公室，大老板也刚到，正将风衣挂起来，还没等我开口告珍妮佛的“状”，大老板就说他已知道昨天的事。因为他是全美人力资源协会主席，在硅谷参加一个关于1993年度美国高科技人员才源与培训计划的会议，这两天没在办公室，错过了昨天的“办公室硝烟”。

　　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举手表决，同意改选斯蒂汶当组长。米切尔状告过我那么多次，我们两人随时进出大老板的办公室就像进公司的自助咖啡厅，为什么不借机让米切尔滚蛋？多行不义必自毙嘛！

　　我于是把两只手合在一起说：我们这个团队就像我的十个手指，有大有小，有能力强弱之分，要合起来才能成为有作用的双手，而米切尔便是把这十个指头连接起来的力量。

　　“但人人都恨他。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事纠纷因他而生？”

　　“他确实不得人心，但哪一个真正干事的人又能得人心？”我吐了一下舌头，我并不想得罪我的大老板，便赶快补加一句，“我没讲你，你除外。说真的，除了米切尔，谁又能得到这么多的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事做，也就没有了我们，公司也就缺少了这个全球金融人力资源部门，因而也就缺少吸引力。况且，当领袖的目的就是干事，不是寻名，让大家喜欢你（seeking

　　popularity）。”　　　　　大老板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以为让斯蒂汶辅佐米切尔，行吗？让斯蒂汶处理人际关系，米切尔开辟客户市场？”

　　我真没想到大老板会与我如此推心置腹，但我深知我到这里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虚荣，不是求当大老板的谋士，更不是有野心想在公司的梯阶上往上爬。这是美国，不是我的国家。

　　“您为何不把他们俩叫进来，直接告诉他们您的想法或决定？”

　　大老板不让我走，让我坐到角落的一张大沙发上。两分钟后，斯蒂汶与米切尔同时进到办公室，米切尔看起来像只打败了的鸡公，而斯蒂汶也像一只受了重创的老虎，两人一声不吭地坐在大老板对面的两张红皮椅子上。在平静的气氛中，大老板宣布了他的决定。

　　“如果你们两人没有意见，那就请握手言归于好，埋掉利斧（Bury　the　hatchet）。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后类似的情况不能再发生。”

　　米切尔与斯蒂汶默默地握手。　　　　　“没事了吗？”大老板问，“如果没有了，再把公司的职场手册好好读读。”

　　我们在公司合同上签字之前，公司的“训”是必读的，特别是构成被公司辞退的八大理由是要时刻记在心上的，其中有三条是：“如果恶意中伤公司，将被辞退；如果恶意中伤上级与下属，将被辞退；如果互相恶意中伤，导致同事之间的工作关系破裂，将被辞退。”这些理由源于一点：公司就如自己的家，每天有十个小时在这里，如果你不爱这个家，就请走人，或被请走。美国人以直言著称，但公司的行为是与鸡尾酒会上的随意大相径庭的：每个人说话做事都要得体才行。

　　“珍妮佛恶意中伤我，那该怎么处理？”大老板的话提醒了我。我把小录音机拿出来，再把从电话里取出的小录音带放进去，“你们听听吧，我需要公道。昨晚我去了我们社区图书馆，专门查找了美国厚厚的民事法中关于‘恶意伤人’的定义与惩罚：我咽不下被人如此谩骂的气。”

　　两小时后，姗姗来迟的珍妮佛刚一跨进自己的格子间，便被桌上的内部电话叫到大老板的办公室，不一会儿，她两眼通红地来到我的格子间，哽咽着向我道歉。

　　我接受了她的道歉。　　　　　那天中午，大老板邀请我们组的全体成员在公司餐厅用午餐。

　　第二天，米切尔搬出他在我们大隔子间里透明的全玻璃私人办公室，让位给斯蒂汶，他自己则搬到走廊尽头的单间办公室。在其他组看起来，他高升了，但事实上他被孤立了起来：谁会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去呢？除了每天的早会外，我们很少再看见他。他在大办公室里拉着嗓子叉着腰教训他人的模样，成为过去。

　　一年后，珍妮佛离开公司，回到波士顿大学去完成她东亚文学系日本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由于她的聪敏、美貌与毫无口音的日语能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二次聘去做“特工”――她在大学时就干过“特工”。听说她去日本的一家大公司为美国政府工作一年后，又回到波士顿，供职于一家日本电器公司，继续与米切尔纠缠。他俩真是“棋逢对手，各不相让”，或者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因我1996年初去纽约开辟公司在纽约的业务，1995年年底以后就没再见到珍妮佛。我最后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2000年。这几年间，他们两人双双与他人结婚，后又双双离婚，后两人又同居一处，最后又分手各奔天涯。有显赫的学位以及做人的霸道，我想他们永远会有工作，只是他们很难找到幸福、安宁和踏实。华尔街的铁姑娘1

　　1995年是我扬眉吐气的一年。这一年，我替公司拉进四个跨国洋行并独立完成了近四百万的生意，这让公司瞠目，也让华尔街的客户吃惊，更让同行羡慕。另外，我还建立了有四百多精英的“人才库”，并且按照客户的要求和市场的标准，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人才评估理论。在当年举行的“如何雇佣到最优秀的雇员”行业讨论会上，我的“交叉易位面试建议”得到称颂。我们公司的一大项目是替美国赫赫有名的大银行招纳雇员，我的建议中提出为了节省新雇员在在职培训中用去的大量时间，在面试应聘者的提问中，应有两份问/答卷子，也就是交叉提问法：一份卷子上面是应聘者如何看自己；另一份卷子上是应聘者易位到雇佣者的角度，从雇佣者的角度看自己。如此一来，应聘者便能知己知彼，不是盲目地推销自己为得到一份工作而工作，而是在实际情况中衡量自己，在接受工作之前，便能够百分之百地了解工作性质、工作期望、工作的提升条件等等。一个雇员只有在将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热情与工作紧紧相连时，才能爆发出最大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满足，同时在经济上得到在该行业内最高的回报。我的这个建议实施后，公司和个人找到“合适伙伴”的成功率，往往在80％以上，为此，在完成每一个项目以后，我能心安理得地收取昂贵的费用――有时费用高达到每小时一千美元！我还主动参加公司主办的培训班，为公司“克隆”人才，潜心为公司的发展尽力工作。

　　而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的每一步是怎样走过来的，我的客户和应聘者也知道，我心里为此感到踏实。

　　怎样正确地评估人才，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只是众多的原因之一，我将在下一本书《人才评估》里，用十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专门来谈这个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我曾经成功地让我的客户给一位应聘者增加了100％的薪水；我曾说服客户将另一位年薪加分红四十八万的国债销售员的收入，增至七十五万美元的总收入；我也曾坚持让客户将一位应聘者的薪水降底了30％；我也有维护原来基本薪水不变而改动激励机制的案例；我有坚持亚洲人与美国人在海外工作时享受平等住房补贴费、孩子教育补贴和享受豪华车权利的案例；我也有宁愿拿不到提成也不做违心推荐的案例。尽管读者也许永远不会重复这些人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背后的道理，是可以借鉴的，会有“它山之石，也可攻玉”的启迪作用。

　　1995年我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将JP摩根银行纳入我们的账上。JP摩根银行是一家特别受人尊重的老牌美国银行，从来只使用他们指定的人力资源公司替他们推荐人才。在众多的人力资源公司里，有三家名字特别响亮，R＆R，KF和HS。1995年以前，我们公司（S＆C）在银行界是没有名气的，知道的人并不多。JP摩根银行最习惯R＆R这家人力资源公司。R＆R的第一届总裁曾在JP摩根银行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创建了为摩根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R＆R公司。因为在JP摩根银行做董事多年，他对摩根的行为方式、内幕情况、对核心人物的要求等等都了如指掌，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有主人翁的精神，对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工作有热情且干事时能以身作则；什么样的人才具有领袖气质，什么样的精英对公司具有吸引力，或者说摩根银行会对什么样的个人具有吸引力。因为知己知彼，这位总裁创办R＆R以后，R＆R这家公司在华尔街十分有名气，他们的股票也表现良好，远远超过任何一家竞争者。

　　如今，摩根银行要在东南亚重振私人银行。1995年以前，摩根就设有远东地区私人银行部门，但形同虚设，起的作用仿佛花旗集团今天在大陆设点要办私人银行业务一样，有名无实。七十年代在香港设私人银行部门与今天在大陆办私人银行业务大同小异，因为今天中国大陆的富人对私人银行业并不熟悉。尽管民众手中散布着七十八个亿的美元，但怎样找到这些客户，对他们实现金融产品的教育，培养他们的投资意识，从而使他们将自己的现金存入银行做各项投资、融资、股票的买卖等项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时间、耐心与努力。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改变了。由于土地的增值和各大银行、各大企业进军香港，香港资产猛然聚增，南海有钱的富人也立即增多。如此，以前保守的投资方案和不完善的私人银行理财方式和质量都完全需要改变。

　　华尔街的铁姑娘2

　　以前私人银行家主要的特长是他们的关系网。他们整天价和自己的客户喝名酒，吃名餐，聊股票，谈孩子，妻子长，丈夫短，男士打网球，女士打麻将，联系感情和关系，将他们的资产保留在银行，只要不抽资到他处就行。可是到了1995年，这种现象必须改变：私人银行部门必须盈利，那就是说，客户必须盈利。

　　谁能替他们盈利呢？　摩根银行在自己的伦敦分部找到他们认为最有能力的“turn－around

　　specialist”（使生意变得有起色，从输到赢的专家）罗伯特。罗伯特生于法兰克福，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有双硕士学位：工程与金融。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JP摩根银行直接从学校录取，进入摩根银行纽约总部股票部门，五年后被提升为副总裁，副总裁仅做了两年，因在伦敦、巴黎两大金融市场收购三家金融机构时成绩显著，被公司破格提升为董事，年仅三十二岁。十年后，当公司启用他到亚洲创办私人银行时，他已在摩根银行全世界的各大金融中心工作过，口碑甚好。

　　1995年4月，我的一位美国男助手享利，打电话给JP摩根银行（香港）的一位雇员查询一个数据时，因同名的原由，他的电话被误转到罗伯特办公室，接电话的正好是罗伯特。那天他在两个电话会议的十分钟休息空档中，正想和谁聊聊天，治一治由他纽约大老板大谈数字带给他的头痛。当他得知亨利的老板是一个中国女孩后，立即表现出兴趣，要与我谈话，电话于是转到我的手中。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一个中国姑娘怎么能被一家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看中并雇用？你凭什么从事华尔街金融界的人力资源工作的？你在哪家银行干过？干的什么？说给我听听。”

　　我于是将我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故事从头到尾告诉他，一直讲到我怎样面试七次进到这家公司。一般我们与新客户交谈时，不能多聊个人的经历，随时随地应该提到公司的名字，公司的服务，公司的信誉，这样才能给予他人公司的职业形象（professional

　　image）。不知为什么他的一问，我的一答，那天就没跟公司有什么大关系。他告诉我他刚到香港三个星期，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大的私人银行队伍，但他到目前为止，一个被R＆R推荐来的人也没见。

　　“为什么？”我大为奇怪。

　　“那些坐在纽约办公室的人能了解多少亚洲？他们可以花上半个月读《亚洲经济周刊》，写上一份150页无用的人才报表。那对我有什么用呢？”

　　“他们在亚洲有分公司。”我说。我给JP摩根银行亚洲部去过电话，被告知他们用R＆R在亚洲的分公司，不用其他公司。

　　“有又怎样？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实话告诉你，我上周在泰国买下一块地，要建一个博物馆，展现泰国的习俗和为什么会有这些习俗。比如说，长脖子女人。她们的颈上带着二三十个项链圈，把脖子拉得长长的。这些女人以展示这一奇特景象谋生。美国人一看就大惊小怪，认为这不人道，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制止这种风俗。可他们却忘了，制止住这种风俗后，这个村子又靠什么生活？这些人权机构就没看见那些男人的腿，常年累月地泡在水田里，腿骨都泡弯了，走路只有圈着腿走，眼睛永远看着地！而且，这是这些女人们的自由选择！在她们眼里，当长脖女人，总比当娼好！娼，还没人要。”

　　他呼出一口气不等我说话，又自顾自说下去，“美国人应该喜欢日本吧？不对。一听说在日本买车要先提交停车位才能被授与买车权，又大呼小叫，说什么人权受了限制，买车的自由都没有。但他们哪里知道日本一个小岛国，人山人海，连地铁都挤得要让人窒息，更何况街道！再说新加坡吧。这么干净的国家，这么优秀的政府，美国人不该再有什么说的了吧？可还是要指责：什么最好的政府？连车都不能开进城！犯了个小法，也得遭毒打，没人情！他们不知道新加坡的地铁系统有多么好，完全用不着驾车进城污染城市；新加坡的法律对所有的人平等，总统、皇后为你犯了法的臣民求情，也没用！再说中国。让那些对中国‘一个孩子’政策横加指责的人权者、国会议员，通通去看看中国那些贫困与穷苦的地方，那些山村，那些乡下。不实地考察之前，不许他们乱说。他们骂中国重男轻女，可不想想今天谁在重男轻女？中国的乡下人――我指意识里还是乡下的人，是他们在重男轻女。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这些乡下家庭，还没有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他们把儿子当作养老的工具，因为男人比女人能在田里多当几日牛马。这些人权者，应该实地考察一下，考察后，他们还会喊多生孩子吗？还会对那些多生了好几个孩子又无法养活的中国穷人，给予政治保护吗？你美国真要保护，那让中国移民五亿人到你美国来，看你国会和人权组织还有什么好说的？给这些人安排就业，提供学习机会，提供养老院，你能搞定？美国的这些政治家、人权者，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拿别人国家的麻烦和头痛制造事端，以此提高自己的存在价值，保住自己的工作和选票，卑劣！”

　　罗伯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然后顿了一下结束道，“我要一个真正了解亚洲的人力资源专家帮我推荐人才。他不仅对亚洲的历史、民情、风俗非常了解，他还必须对亚洲有极大的热情和真诚，真心希望亚洲富有，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替我推荐同样对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有热情和信念的将才，与我共同建立JP摩根在东南亚的私人银行部。听着：一个有专业技术的人，可他不爱他自己的国家，不为他自己国家的兴旺做任何有益的事，而且斤斤计较，讨价还价，JP摩根的事业，绝不会放在这种人肩上的。我从来相信，一个企业的成功，一个团队的建立，一种金融产品在市场的产生与存在，决不是靠一个天才能办到的。集体的努力才是企业立于不败的基石。你们中国字‘众’，是由无数的人组成的，你们的祖先早就知道众人的力量。能轻易被钱搬动的人，完得成项目，但很难做成大事，更难共同创业。你要永远记住：一个人无论多么富有，也没有一个国家富有；一个富人的母国不强大，他在其他强国人的眼中，只能是一块愚蠢的肥肉，供他人桌上就餐！”说完这话，电话突然挂掉。

　　华尔街的铁姑娘3　我拿着电话，看着话筒，他的话如雷贯耳，我还在震惊着，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早已挂了电话，耳机里传来接话员的电子声音：“如果你要打电话，请拨号……”

　　我放下电话后，立即翻看我的人才库资料。我的资料很多，三年来，我与美国前二十五名的明星大学与商学院人事部（personnel

　　department）都保持着联系，我有这些学校最优秀学生的名单。这些学校为自己将来的发展，也希望送他们的学生去最有前景的公司，特别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学生挣钱多，将来对学校的捐款也多，对学校的校誉也好，以后学校增加学费，也有好的理由，比如哈拂大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应届毕业生里是肯定找不到这样的人才的。首先，他们没有工作经验。我于是查看前二十名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亚洲业务的专门人才。跨国银行的业务分布图大体一致，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