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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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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员与推销员全做下了个人档案，使我后来的工作驾轻就熟。汤姆每天只打二十个电话，上午打十个，下午打十个，然后就站到公司玻璃门外抽他的烟，他与门卫开怀大笑，笑声顺着敞开的玻璃门传进二楼办公室。后来，我在我们这一行道认识了不少像汤姆这样从华尔街退不来的人，他们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才出来工作，也不是要获得什么成就感，他们实在是在家里呆不住才出来的，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是上天赐福。
汤姆虽说已结婚三十年，但他和他太太其实总是“不见面”。他说：“我二十七年都是早出晚归，她见不着我，我也见不着她。突然我们得天天见面，一个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上帝，我们至少应该离开对方五分钟，才能找到新的话题啊！”
汤姆的太太从未工作过，在家生养了四个儿女，汤姆退休回家时，先前还十分高兴，但与汤姆全美国游玩又去了一趟欧洲后，就对汤姆忍无可忍，天天指责他侵犯了她的空间，汤姆于是出来工作。他与我合作的条件是我每晚给他准备二十个我从当天工作中过滤后的人选：人名、电话号码，这样第二天他打电话时就不会打“冷电话”（cold
call）。 “家里冷，电话也得冷？”汤姆吐口烟，烟绕着他的头顶慢慢飘动。
“我的客户遍天下，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不屑于给这些小年轻娃娃打电话。他们错过我给他们的好机会，那他们活该！”每次汤姆在电话上被人武断地拒绝后（这种时候很少），他就这样来宽慰自己。“记住，我们给他们的只是机会，他们要努力，才能使机会变成现实。面试不是工作。”他说负责伦敦业务的同事斯蒂汶和他的助手柯玛珥，对应聘者如同对意大利通心粉一样，一抓一大把，往墙上一扔，哪一根通心粉粘在墙上，哪一根就行！“我不会让通心粉粘墙上去的。要粘，我给他们提供一堵墙，自己粘去！”
汤姆打电话时，我就站在他旁边听。他直截了当，丝毫不含糊，而且由于懂那么多的专业术语、操作技能并认识那么多华尔街的老熟人，每次他电话打完后，总是喜笑颜开，仿佛和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偶然相遇聊了一阵愉快的天，但同时也忘记了打电话的目的：对方愿意考虑新的银行、新的机会吗？
公司的规矩2
我在工作最初的三个月，一直与汤姆合作，我们完成了两个项目，这两个客户与两个应聘者虽然都是我找到的，可他们都曾与汤姆聊过大天而没聊到“正事”上。但因为他们对汤姆的印象好，使他们对我的印象也好――一旦得知我是舒利文公司的，他们都向我问起“那老头”。
我和汤姆搭档的时候，我也与组里其他成员搭档，向他们学习不同的工作方法，力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和米切尔的合作最多，曾经最多一次我们有二十二名选拔人在高圣全球进行面试，但后来终因高圣门槛太高，米切尔不够耐心，我又经验不足，没能成功地完成一个项目。但高圣的众多雇员以后却因此成了我的朋友，当我羽毛丰满能独立完成项目时，这家头号跨国投资银行，就成为我最好的客户，哪怕是2003年的今天，股市如此下滑，公司需要高手时，他们不少经理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我！
由于工作的性质，华尔街每一个具有特殊才干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相互竞争的对象，其结果是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与客户，谁就拥有最大的潜在收入。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办公室每天不充满火药味，倒是一件怪事。我那时还没把这些问题看清楚。首先，我还在试用期间，我的职称是“研究助手”（researcher），我没有资格分红。但是如果我能“协助”一位资深咨询者（executive
recruiter）完成一个项目，资深咨询者可以“酌情处理”，视我的贡献而“自由决定”是否给一点“物质鼓励”。哪怕我得不到金钱鼓励，但我的能力会被公司考虑，从而缩短我的培训期，这样我就可以独立完成项目，收入就会源源不断。
我拼命地学习和工作。我每天用两个小时从美国各大报纸和财经刊物上，剪下在美国政界和金融界有影响的人物和所有我认为重要的信息，因为我们被不断地告知，今天的全球战争已经改变了方式：今天的经济战争是人才战争。我将这些信息分门别类地粘贴起来，建立小档案，一边丰富自己对美国的另类知识，一方面培养对信息的灵敏。我一心想能在一年内，而不是公司规定的两年内，就能独立办事。我太急了，虽然我可以为工作发疯发狂，但那还不够，我还得跌跤。跌一次，才能往前冲刺一次。我后来发现，跌跤是学会职场道理和办公室行为的最佳方式，吃一堑长一智，为自己设置一套牢固的防护系统，才能不在华尔街的办公室政治面前败下阵来。我真的感谢自己能一路跌来，特别是因我“好大喜功”而跌的第一跤。如果一个人想将天下之功都归于己的话，一定“吃不了兜着走”，要坏事的。
那是我上班后的第六个星期，一天，我在为亚洲市场寻找一位资深外汇交易员时，偶然与李曼兄弟龙头债券的后起之秀哈利森通上电话，他的英文十分动听，一口标准的伦敦腔，我告诉他我小时候学英文听灵格风，就是因为这伦敦腔让我着迷英语和英语世界的。这是真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对我印象十分好，聊了好几分钟后，他告诉我他们也正在找人，他的老板戴维森是澳洲人，特别诚恳，只要我如此真诚地向他讲明我们公司的长项，我们工作的方式与能力，就能获得他的信任并得到这个项目。
“我们正为找不到合适的人犯愁，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猎到的人跟他们一样：无敬业与责任心。”他让我等五分钟打电话过去，他先给他的老板通通气。
五分钟后，我心跳着将电话摇通。果然；他的老板戴维森接的电话，他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背景与公司，便直言道：“我们没见过面；照理，我不应该让你做这个项目，但我交易员的直觉认为你也许能找到我要的人。作为交易员，我的话就是合同。你如果两个星期完不成这个项目，那就拉倒，不要继续干下去。”于是他把工作的要求一一告诉我，我也一一记下。
我放下电话，心跳不止，这是我在香港市场，不，是整个全球市场获得的第一个客户。想想，我才工作六个星期呢！尽管没有合同，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的项目，而且该项目完成后，我多少会得到一点佣金吧？我的脑子非常简单：为公司创了汇，我就应该有报酬，有多少，我不在意，公司会决定，也许是全额的10％，15％，25％，35％？最高就是35％了。
一般而言，要完成这样一个项目，我们需要十四个步骤： 一、签约（Contract）； 二、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
三、公司人力资料库搜寻（Dada base search）； 四、相互推荐（Referral）； 五、交叉对比（Screening）；
六、预备应聘者（Prep the Candidate）； 七、面试阶段（Interview）；
八、薪水协调阶段（Negotiation）； 九、聘书准备（Offer Preparation）；
十、受聘与反聘（Counter－Offer）； 十一、帮助应聘者辞职（Resigning）； 十二、上班第一天（Day One）；
十三、熟悉环境（Settling Down）； 十四、费用支付（Payment to us）。 公司的规矩3
我没告诉任何人，便单枪匹马立刻开始翻阅我们公司存有的各跨国洋行的电话通讯录。我想，如果香港当地的猎头公司在香港都找不到人，那么我应该从纽约市场开始，我相信纽约这偌大的交易市场，一定有不少的国债交易员。先找到这些国债交易员，再问他们是否要去香港。哪怕他们不去香港，他们也有可能替我推荐他们在海外的同事。六个星期来的工作经验，已使我相信我能找到这么一位人才，我在电话上发现，美国人都爱听与自己有关的机会，这个机会将是一个转机还是危机，他们往往能自己做出判断，而他们的判断能力几乎不可能被他人影响，这和在中国长大起来的我是完全不同的。
何况，李曼兄弟是个口碑很不错的国际投资银行，他们爱担风险，高风险高回报是他们的座右铭，而且他们利润一直很高。
我的判断是对的。三十七个电话打下来，我摇通了乔治工作的大通银行在伦敦分行的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原来大通银行因有大量的现金，他们在做国债时容许交易员的食用风险高达一个亿！这表明，乔治一定是个胆气很壮的交易员，敢担风险，这正是李曼要寻找的素质和特长。
在与乔治接通电话前，我和乔治身旁工作的几位同事聊上了天，我撒了一个小谎，说自己即将从波士顿大学毕业，想去大通伦敦培训部学习，想了解一下国债部门的用人情况，不知有否机会去他们那里工作。几个电话后，我了解到乔治毕业于牛津大学，每年大通直接去牛津大学招收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五名学生，乔治是1985年毕业生中仅被录用的两个学生中的一员，在此工作了八年。从去年开始，他想去大通（香港）设立的新国债交易团队，但香港与伦敦的老板之间不合作，乔治去不成香港，但也呆烦了伦敦，我这电话一定马到功成。我于是胸有成竹地找到乔治，告诉他李曼兄弟目前具有的这么一个机会。
他并没有露出任何惊喜，他认为李曼的风险有限――因为他们是投资银行，不像商行，有大量现金资产压底。“我是制造风浪的人，他们能给我制造风浪的工具？”
“我可以替你问问。” 我晚上将电话打给李曼兄弟，告诉戴维森我的发现，他沉吟一会儿道：“把他的电话给我，我直接跟他谈。”
“你怕我讲不清楚？”我确实也讲不清楚，但我更担心如果把电话给出去后，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我怕你讲不清楚，我不愿失去他，你已经尽了职。”他简单地说。我于是把乔治的电话给了他，心想戴维森也许就不会付我佣金了。话说回来，这只用了我不到三天的时间，能值七万五千元的报酬吗？李曼用了三十五万美元雇佣到一位称职的国债交易员，专做G7发达国家的债券交易，给我们公司的佣金将是三十五万美元的25％，也就是说七万五千美元！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目！如果公司要从我的收入中抽成65％，我拥有35％，我也有两万多的收入。加入公司才六个星期，能拥有两万多的收入，而且是完全靠自己挣来的，那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不要说35％的提成，就是10％也好啊！
但我跟他们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公司培训时，不是讲得清清楚楚的：没有合同，绝不能做事。我为什么忘记这点呢？ 我突然间像漏了气的皮球，瘪了。
我打这么多国际电话，钱是哪儿来的？我为什么要好大喜功啊？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既不敢给乔治和戴维森去电话，也不敢告诉老板――我瞒着不讲的一个很大原因是想让他们惊喜一下，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结果，适得其反，还越走越远。我心如针扎，各种听来的关于银行也骗人的故事，整天在我耳朵里轰鸣。第四天一早，我鼓起勇气给戴维森去电话，正是戴维森接的。他一听是我，便高兴地对我讲乔治从伦敦飞到了香港。
“眼见为实，让他看看我们的具体情况。”然后他又补上一句，“你是一个做人力资源的天才。乔治在人品、相貌、行为举止上都是我们的人。他的技术也正弥补我们的不足。你今晚帮我打听清楚他的报酬，明天告诉我。我们明天在送他回伦敦之前要给他合同。”
“好的。”我控制住自己的欢乐。 “你挣到了你的报酬！”他说，然后挂掉电话。
我高兴极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银行怎么会说话不算话呢？我什么也没多想地冲进大老板的办公室，告诉他这一喜讯。他非常高兴，拍着我的肩说：“恭喜你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客户和第一位应聘者！”
我欢天喜地回到格子间。
十分钟后，小老板米切尔来到我的格子间，让我将客户与应聘者双方的名字、电话都写上，以及薪水的提议，谁搭的线，等等。我老老实实一一写上，从怎样从香港市场到纽约市场，又从纽约市场到伦敦市场，再回到香港市场，写了一大堆，整整十五页。
公司的规矩4 下午下班前，大老板用内部电话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推门进去，见小老板一反两小时前的好心情，气哼哼地也在场。他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然后盯着大老板。
大老板咳一声，然后问道：“你知道吗？这个戴维森曾经是米切尔的客户。米切尔在澳洲市场替戴维森找过人，这乔治的哥哥曾经也是米切尔的客户和朋友，曾经还同过事，他们前不久还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喝酒。你在没有与你直接上司交换意见时就将这两人拉在一起，这是违反公司规则的。”
我气得差点晕过去，我控制住自己，问米切尔：“你告诉过我们这两人是你的吗？没有！他们认识你吗？我不相信他们认识你，因为我提到我们公司的名字时，谁也没有任何反应。”
“我可以证明我的话；”米切尔凶巴巴地说，“我们立刻给乔治的哥哥打电话。” “给乔治的哥哥打电话有什么用？接受工作的是乔治！”我说。
“乔治的哥哥会告诉你我早就跟他们兄弟俩认识。谁先认识乔治，谁就有第一优先权。”
还没等我来得及反驳他，米切尔又说，“你这样背着公司在外面找客户，合同也不签，我不知你存的什么心？今晚下班前，我要你将所有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和从事的一切活动写成书面报告，否则，你可以现在就离开这家公司。”
“我现在就走。”我气得浑身发抖，站起来牙齿打战地说道，“我会告诉乔治和戴维森，你和这家公司是怎样对待我的！你说得对，他们没签合同，他们可以不付费，在法律上也不承担任何补偿。至于这家公司，我将立即起诉你们。我要让戴维森与乔治作证，证明你们撒谎欺负人。”
我到公司六个星期，与银行的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交易员打了六个星期的交道后，学得天不怕地不怕，也学会了说大话。但说完这些大话后，我心里却没了底。如果乔治和戴维森不愿纠缠到我们公司的事务里来呢？我不仅失去工作，还会输官司，也许还会被反控。公司确实有规定要每晚将销售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可我因好大喜功，确实没写，违反了办公室规矩。仅此一点，我也输理。
大老板看了米切尔一眼然后对我说：“今晚我们都暂时别走。你给戴维森去电，我也想听个究竟。我不认识你们俩讲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谁讲的更是真话，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听听谁在讲真话。”
晚上九点，我们三人在大老板的办公室里，由我摇通了香港李曼兄弟戴维森的电话。他感谢我给他找到一个优秀的人选，“你送来关于乔治薪水的信息很及时……”
我心上一惊，这时米切尔抢过话头，“老兄，没我，你能完成这个招雇？”米切尔沾沾自喜。
“米切尔，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又找到我的，”这时，戴维森的声音变得十分生气，“我也不知道你是怎样雇用到这样好的助手的。如果不是她，我们找不到乔治，我们也不会再跟你做生意的！”电话挂了。
米切尔毫不害臊；“听见了吧，他不仅认识我，还记忆犹新！我就有这本事，让人忘不了我！”然后他自我安慰地一笑，转向大老板，“我下午给乔治去了电话，得到他的薪水信息，将它反馈给了戴维森，否则，这个项目不会如此顺利。”
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先前问我问得这样仔细，我想他一定是用我的名字发的传真，所以戴维森听起来这么吃惊。和米切尔继续争下去，有什么意义？戴维森不是已经替我作了证，说了话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能有佣金吗？
米切尔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根据公司条规，你在六个月的试用期间，必须有另一资深咨询者带你，你不能直接和客户交谈，你违反了公司条规，这是一。你没有将这项任务报上来，想占为己有，这是二；你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擅自工作，耗公司钱财，这是三；你的行为为公司其他雇员树立了坏的榜样，这是四。但鉴于你工作努力，而且干下了成绩，我作为组长，不做追究。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替戴维森工作，在他手下当交易员，你已经被辞退了！每一个行为，都会带来一个后果，今天这是一个好结果，但不能保证明天这样做，也有一个好结果，所以，公司的条规是不能改的。”
他顿了一下，我嘴唇发青地看着他。纵然我有一千个的不同意，我一个也说不出来。
“公司明文规定，在试用期间，与你共同完成项目的资深人力资源专家，获取佣金金额的75％，你获取25％，我允许你和我合作完成这一项目。你所得的25％，还将与公司35％－65％提成分配。我说得对不对？”他转向大老板。
大老板想了想，转向我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没有你们俩的合作，这个项目不会完成得这么快：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这给公司创下了记录。”他顿了一下，“至于提成，米切尔说的是对的，我认为你应该很高兴地接受。”他又补充，“但鉴于在这项工作中你的表现突出，六个月的试用期到今天终止。从现在起，你就是正式合格的人力资源咨询顾问，与你的同事享有同等佣金。”
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还能撞上戴维森这样的银行客户？ “祝贺你！”我的大老板说，接着他按了一下桌上的对讲机，他的私人秘书升迪进来。
“准备一份合同，今天Jeannie成为正式的雇员。” 升迪清脆地应了一声，给了我两个大拇指，然后轻轻地拉上门出去，我跟着她走了出去。
我在空无一人的洗手间里大哭了一场，五分钟后，我擦干眼泪，走进大老板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在摊开的合同上，我签了字。我一眼也没看合同。
我知道，这个项目在扣掉税和我六个星期的“底薪”后，我也许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我想，教训只会使我变得更聪明，我要让你米切尔大睁着眼，看我怎样超过你！
一年以后我没有超过他，但两年以后我超过了他。我跟他打了一个赌：谁输了，谁付钱五百美元请全组喝酒。我输了时，我请了；他输了时，他说我们打赌的合约期，早过限了办公室政治1
凡是在华尔街或美国大公司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办公室政治，对白领阶层来说，在美国，谁也躲不了税收、死亡和办公室政治。说来残酷，却是实情，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而办公室政治主要因利益冲突而起，上司、下属、同事、平级，甚至爱、恨、情、仇、性格、种族、肤色、语言、口音等等，都会演变成办公室政治。办公室纠纷真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下深埋的鲨鱼利齿般的礁石，随时让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触礁。我在公司才工作了四个月，便遇到两次这样的“暗礁险滩”，险些人没船翻。
第一次是因为我少于他人一半的薪水，第二次则是被同事“逼上梁山”。
“斗则进，不斗则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舒利文公司上班还不到三个月，我会遇到这么多事。比如说今天，我干吗要坐在自己的格子间，望着窗外连接波士顿与纽约繁忙的128号州际高速公路，望着公路两旁众多的高科技公司这美国的“硅谷第二”，用毛泽东的这段名言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鼓励自己，坚定无畏和必胜的信心？我吃饱喝足没事干了？
原来三个多小时以前，与我一起被公司录用的年轻同事卡赛，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楼下吃午饭时告诉我，我的薪水仅仅是她薪水的一半。公司在薪水方面一直是严守秘密的，谁透露自己的薪水或到处打探别人的薪水，是有可能招致解聘的。公司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这是导致办公室政治的行为。家有家规，公司有公司法。
“美国公司很歧视外国人，”她友善地对我讲，“日本公司也歧视外国人，特别歧视中国人。我在日本做交流学生时，去日本公司找工作，比中国人容易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接她的话，我的脑子已被她说的前半句话给气糊涂了。就因为她年轻漂亮、金发碧眼，讲一口流利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刚从哈佛大学东亚系毕业，是个美国女孩，我就该比她少拿一半的薪水？我究竟比她差在哪儿？因为我不是哈佛毕业的？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在三个月里帮助小老板给公司完成了三个项目，而她一个也没完成！衡量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奖励一个雇员的标准是什么？是看今天，还是看昨天，还是看明天？公司不是讲底线政策吗？我的底线是什么？她的底线是什么？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被这家公司欺负了，我能不生气？我在美国公司工作，日本公司与我有何干系？
一回到公司，我就在电脑上哗哗打了一封信，看也没再看，就发送给我的大老板和二老板一人一份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在四点钟以前给我答复。“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来摧毁我深深坚信的美国原则，那就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如果不是因为我工作上的无能，却是因为我的肤色、信仰、性别以及口音来排斥我，打击我，少付我50％的薪水，我不服。”
电邮发走后，我一直静不下心做任何事。如果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老板五点离开公司时，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公司与他们据理力争；但如果他们对我置之不理，我该怎么办？如果卡赛撒了谎而我听信了她，贸然行事，我又该怎么办？但我不相信卡赛会撒谎，因为她没有理由要对我撒谎，她一直对我很好，我们一块儿去商店买衣物，一块儿去美容美发，她还教我怎样用香水，用在哪儿；前两天我们在湖边跑步时，她还在一个小摊贩处给我女儿买了一个漂亮的水晶玻璃拇指指环，我也给她买了一个有中国图文的仿古手链。我为什么要怀疑我的朋友？她告诉我她的薪水，我跟公司闹，对她本人有什么好处？公司的大老板只会处罚她的――我们的薪水是不能互相告诉的。
现在是三点五十八分。大老板与二老板的办公室毫无动静，格子间的同事们都在干自己的事，我左边隔邻的大卫正在电话上与他行将离婚的妻子因大卫钟爱的一辆红色跑车Covette，压着嗓子大吵大闹，大卫的妻子一定要那跑车的车顶，大卫不给。我看着墙上的钟，盯着腕上的表，数着秒针，听着心跳，仿佛随时会窒息、晕倒。这感觉突然让我忆起小时候有一次被人鼓动后，我跳入洪波汹涌的锦江河中，差点淹死的感觉，水呛进我的口里、鼻里、肺里，在我最后清醒的一刻，我想我就要死在自己愚蠢的胆大妄为中。为什么呢？就因为别人说我不敢在洪水里游泳，而我就要证明我敢。我多愚蠢啊！就在我往水下沉的时候，我从眼角看见岸上有几个男孩正脱去上衣，跳进河里。我最终得救了。
今天呢？谁来救我？ 办公室政治2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想起刚才打电话给丈夫和朋友时，他们对我的劝慰和忠告。“你也不看看，那麻省大道上全是关了门的店铺，整个剑桥区全在低价卖房。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就不容易啦，干吗还要争个公平合理？”我在哈佛的好友这样说，他刚失去他在哈佛图书馆的工作。我的丈夫更是为我捏着一把冷汗，他知道我在报纸上找了多少日子，打了多少电话，等了多少天，经过多少次面试、口试，才得到该工作的。这是美国人的土地，以前中国人到这里来，不外乎呆在学校那世外桃源，或是开餐馆，开洗衣店。凡事得慢慢来，我难道不懂？
我能跳出困境吗？我要是真的失去了这份工作，又该怎么办？如果我的老板们在四点钟以前不理睬我，我该怎么办呢？他们下班绕我身后走了，我该怎么办？冲进他们的办公室？彪悍的门卫一定会把我架出去，然后公司的律师还会送给我一张传票，起诉我破坏工作环境，辞掉我，开除我。而且还罚我的款。那时，我又该怎么办？我想起我在美国读书的漫长岁月，生养孩子的苦痛，想到1992年的波士顿那人才济济的剑桥区：音乐家、歌唱家、画家、书法家、政治家比比皆是，他们在当地开中餐馆，开洗衣店，开理发店，办文艺沙龙，同时炒股炒得荡产，真是应有尽有，一言难尽。虽说人人抱着美国梦而来，但美国梦真的能在醒着时实现吗？有多少中国人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我又想到前些天，大老板的太太生了第三个孩子，全公司都去祝贺，连生病卧床的同事贝尔丽也去恭贺，但我却没去。现在，我又怎么这么糊涂地要争个高低？要争口气？为了争口气，就该把自己在美国社会的路给断了？人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活一口心气吗？
就是！进了这家美国公司，我就没有打算走，至少，我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心情沉重地走。我就是要与美国人竞争一次，哪怕一定得走，我也要走得理直气壮！我要将他们告上法庭，他们欺侮一个少数族裔！只有法律，只有人权法（Bill
of Right），才是我惟一的保护。突然，我的眼睛涌满泪水。 我的肩膀被轻轻地碰了一下：“老板请你谈话。”秘书升迪柔和地说。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墙上的钟：三点五十九分。从3：58到3：59；这是我在美国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分钟！
“是谁告诉你你的薪水少于他人？”米切尔此时也跟进大老板的办公室，气势汹汹地问道。米切尔为人从来就尖刻，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亚洲人和黑人。我常躲他，也恨他。这薪水跟他一定有关，旧恨新仇，我恨死了这犹太人！
“是你应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少付我薪水？” “有何证据？”
“当然有，但这证据，你只能在法庭上见到！”我毫不示弱，一切害怕瞬间离开我。美国研究生院七年的学习，使我学得英文流利且用词刻薄，现在，我要“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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