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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富豪杰克·菲尼-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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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大鳄(5)
菲尼夫妇和米勒夫妇都是香港名流交际圈的成员,可是他们很少一起出席社交活动。丹妮尔喜欢鲍勃,因此跟米勒夫妇关系很好。不过,查克记得米勒夫妇只来过他们家一次,他也只去过米勒家一次。在人生抱负方面的差异,更加剧了两位创业*之间的冷漠。鲍勃·米勒和钱特尔·米勒憧憬着高档消费,向往跻身于优雅的上层社会,钱特尔曾向丹妮尔倾诉道:“我的女儿们要嫁给王子。”(其中的两个后来真的做到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尼开始反思自己对待目前生活的态度,他已经离往日的生活太远了——他的家人和朋友还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区继续过着这种生活。对于丹妮尔来说,她只是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丈夫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充斥着正装晚宴和休闲游艇的世界,觉察到他变得如何痛恨香港的虚荣浮夸,如何鄙视这里的繁华生活。
  DFS的两位创业*在公司的慈善捐赠方面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当他们开始赢利时,菲尼建议把税前利润的5%捐赠给慈善事业。这么大份额的捐赠是有悖于当时的公司道义的——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g)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言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大约只有10家香港公司对慈善事业有所贡献。米勒认为捐赠的太多了,可菲尼不为所动。查克在公司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由蒙蒂罗负责,吸收了一些名人作为顾问团,包括香港政府高官(后来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政府官员钟逸杰爵士和前政务司司长丹尼斯·布雷迪爵士。公司的慈善信托基金主要捐助无家可归的人、盲人和老人,这也提升了DFS的声望。
  至于谁对公司发展的贡献最多,在这个问题上,查克和鲍勃的个人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知情人看来,是菲尼在独撑大局。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在公司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米勒为公司拿下了夏威夷和香港的两个关键性的DFS经营权。“鲍勃是出于乐趣,而查克则是想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一位DFS经理说,他记得菲尼说过,再也不会与米勒进行第二次合作了。“不能否认,鲍勃是个机敏而精明的商人,只不过查克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鲍勃·马托塞克印象中的米勒“时尚而健谈”,而且善于尽情享受生活。艾伦·帕克认为,菲尼作为公司的领袖和几乎所有创意的贡献者,应该在DFS拥有独揽大局的发言权。
  也许在人们意料之中,菲尼开始独自争取一些商业主动权。他发现可以顺便向亚洲各国代理销售卡慕干邑和阿马尼亚克,并在这些地区代理香奈尔香水。他没有告诉合伙搭档,就于1970年4月1日在巴哈马注册了一家独立的公司。他劝琼·根茨伯格来全职帮他,开出的条件是给他分红。为了让这个法国人相信这是一笔好买卖,他从业务手册上撕下一页方格纸,大致写出了预期中的月成交量,并表明除去运转开销之外,50%的利润属于根茨伯格,另外的50%属于菲尼。他们都签了名,并握手相庆。他们将以“机场零售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这是为了与DFS4位股东的机场零售股份有限公司相区别。两个月后,根茨伯格带着他的牙科医生妻子艾琳从法国来到香港,开始了这里的事业。
  后来,菲尼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无人涉足的好机会,才成立了独立的卡慕经销处。他说,卡慕“如果只在DFS销售,而不进军整个亚洲,注定只是一个二流品牌”。实际上,对于他的搭档们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一步。卡慕公司在全亚洲的姿态越高,在DFS的销量就越高。
  托尼·皮拉罗说,一年后他在东京遇到根茨伯格时才发现了这件事。他问根茨伯格:“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当他和其他几位DFS合伙人发现菲尼已经独立开了公司之后,有一种蒙辱的感觉。在艾伦·帕克看来,菲尼与卡慕的关系是由DFS与干邑制造商的关系延伸出来的,如果说它属于谁的话,就应该属于他们几个的全体。“查克不这么认为,”他说,“他的眼睛被蒙住了,也许直到今天他也不这么认为。”
  据皮拉罗回忆,他们一起找到菲尼,菲尼痛快地答应把自己需要纳税的卡慕经销处合并到机场零售股份有限公司。“他就这么妥协了,”米勒说,“我觉得他一直把这件事闷在心里,事实确实如此。”他们付给琼·根茨伯格万美元——让他狂喜的一大笔钱——让他出局。整合后的公司重新取名为“卡慕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卡慕干邑经销商,为4位合伙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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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围日本(1)
1969年,约翰·蒙蒂罗开始准备离开香港,移居火奴鲁鲁。他提醒查克·菲尼,当年他们签的合同中有一条是他们会帮他移民夏威夷。可这确实很困难,DFS必须在火奴鲁鲁请律师向美国移民局表明,他们真的需要一个能说葡萄牙语、粤语、英语和一点日语的管理人才,而约翰·蒙蒂罗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最终我获得了去美国的许可,于是,我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包、送上船,然后自己买了票,”蒙蒂罗说,“这时,查克·菲尼给我打电话,说:‘公司确实需要你去阿拉斯加,而不是夏威夷,希望你能谅解。’”
  蒙蒂罗和妻子卡罗尔一直居住在香港的湿润气候中。现在,他们却按照菲尼的指令来到了安克雷奇,这里的冬天冷得出奇,覆盖着平均深度为60英寸的积雪。那时,只有10万多人口的安克雷奇很有边境城市的气氛,犯罪频仍,它还正在从1964年大地震带来的灾害中复苏,它是蒙蒂罗在地球上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们带着年仅1岁的儿子,卡罗尔还怀着身孕。在香港的寓所里,她有两名女仆伺候,可如今在阿拉斯加,到处都是积雪,无法开车,她丈夫又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菲尼答应他们,只要在这里坚持一年,就可以去夏威夷。
  菲尼在阿拉斯加需要蒙蒂罗的干劲和经验,是因为1969年他向美国政府争取到了在安克雷奇机场开设DFS的经营权。荷包鼓鼓的日本游客不仅大批涌向夏威夷和香港,而且开始进军欧洲和美国本土。随着波音747时代的到来,世界正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途经北极点往来东亚的飞机都要在安克雷奇中转加油,因为它们不能进入前苏联领空。在飞机加油的空当,乘客们必须到地面上,在古老的航站楼周围闲逛。
  “是谁想着去阿拉斯加这样一个中转加油站开DFS?”鲍勃·马托塞克说,“是查克,他就是要冒这个风险。他有着离奇的天分、知觉和能力,总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波音747飞机拓宽了公司的业务,打开了潮水之门。”
  这个以大腹便便的北极熊为标志的阿拉斯加店铺迅速获得了成功。每天上午都有五六架从日本飞往伦敦或巴黎的航班飞抵这里,乘客们涌出航站楼,为DFS的低廉价格而尖叫,随后就投身于购物的狂潮。到了下午,飞往欧洲或亚洲的航班抵达时,又会产生一个冲击波,旅客们争先恐后地购买酒水、手表、香水和皮草。他们可以把买到的东西先留在安克雷奇,返程途经这里的时候再取走,还可以顺便订一些阿拉斯加出产的鲎和鲑鱼。
  有一次,菲尼和琼·根茨伯格路过安克雷奇的时候曾在这里停留。卡罗尔·蒙蒂罗已经又生了一个儿子,由于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于是请菲尼做孩子的教父,因为他们开玩笑说,菲尼是当时他们周围唯一的天主教徒。蒙蒂罗带菲尼和根茨伯格参观城市的夜景,其中有一个邋遢的酒吧,里面有一些衣着暴露的女人在推销酒水。根茨伯格找到酒吧里最胖的女推销员,一个250磅的无牙的女人,给了她20美元,并告诉她菲尼非常欣赏她,但却羞于开口。那女人说她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家伙,就走上去坐在菲尼的大腿上。她块头太大了,压得菲尼动弹不得。“不,不,”他拼命抗议,可那女人却说:“别紧张,我知道你很害羞。”他的朋友们都笑翻在地。

9 包围日本(2)
安克雷奇店的成功也促成了菲尼所说的“彻底崩溃”,即决定在巴黎开设一家面向日本游客的DFS。鲍勃·马托塞克说,那是“我们最大的失败”,那时他已经成了菲尼的一个好朋友。1970年,巴黎DFS在戏院大街开业时,他被派去担任经理。他们的思路是:当日本旅游团取道安克雷奇或香港到达巴黎时,沿途的DFS经理就要获得这架飞机的一些信息,并将其电传给巴黎。巴黎DFS则要做好安排,找人把旅游团带到店里,游客们可以在那里购买便宜的酒水和烟草,以及巴黎出产的商品,比如香水、领带、丝巾以及皮革制品,这些商品将会在机场享受退税优惠。
  然而,这几个美国人并不是巴黎“大鳄”们的对手,作为竞争对手的商店和旅行社都以DFS为敌。“巴黎是一个拥有上百万家商店的城市,而日本线的旅行社随着资历的增长也变得越来越老练,因此他们在金钱方面大获成功。”菲尼说,“最大的失误只是在于,我们没有料到导游们会耍弄我们。我们最终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行为,于是关闭了那家店。”
  不过,DFS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夏威夷的成功,正在成为旅*业的热门话题。很显然,那里的免税品经营权是个金矿。只有几位合伙人才知道自己有多赚钱,不过其他零售店也在密切关注。夏威夷的DFS已经在1967年没费什么力气就续签了三年的经营权,但他们担心到1970年再次续签的时候——这次是10年的期限——他们会输给出价更高的对手。那样一来,他们所有的好创意和付出的努力都只会便宜了别人。
  1970年7月,菲尼、米勒、帕克和皮拉罗飞到火奴鲁鲁,商讨他们在续签夏威夷的经营权上应该出价多少。他们听到传闻,说有一个名叫“贸易帝国”的日本公司将在投标方面跟他们激烈竞争。令人担心的是,为这些日本人出主意的是曾在DFS任总会计师的德斯蒙德·伯恩,他在1965年公司陷入危机时来到夏威夷并跳了槽。伯恩知道那些账务数字,知道DFS的运作流程和潜在能量。
  保密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招标方邀请投标者们缴纳一笔巨额的保证金,这笔钱必须占投标数额的一定比例。这几位合伙人知道,如果他们到银行购兑一张保付支票来支付保证金,那么银行里就会有人算出他们的总出价。为了掩护自己的行为,他们到好几家银行购兑了五六张保付支票。4位合伙人聚集在艾纳海纳沙滩菲尼租的房子里,商讨投标事宜。投标额就是他们能够为了这10年的经营权而每年支付给夏威夷政府的最小数目。作为会计,艾伦·帕克负责提供原始数据。在销售规划方面,菲尼是最固执己见的。他们最终将价格定为6 900万美元。
  1970年9月1日,在夏威夷政府运输部的土褐色办公室里,一顶吊扇在天花板上旋转,椅子全都面朝一块黑板,这一天将正式揭晓投标结果,DFS的几位合伙人都来到了这里。菲尼和帕克的旁边是鲍勃·马托塞克及财务主管迈克·温莎——这个英国人是之前在香港加盟DFS的。机场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赶来观看结果,《火奴鲁鲁星报》的凯·伦德也到场了。据温莎回忆,艾伦·帕克看起来很紧张,而菲尼则显得异常平静。
  总共有4位投标者,不过只有两个势均力敌,那就是DFS股份有限公司和贸易帝国。一位官员在黑板上逐次写下了每个公司报出的年租金,数目都非常接近。贸易帝国投标6 500万美元,只比DFS少了400万。凯·伦德写道,虽然人们已经预料到胜出的标值将是个大数目,但当最高数额出现时,机场的官员们还是倒吸了一口气。他还写道,那些巨额的数字表明,对于DFS乃至整个夏威夷州,免税业务已经变得何等的炙手可热。

9 包围日本(3)
多年后,迈克·温莎指出,那次成功的投标“彻底改变了几位合伙人的生活”。假如DFS输掉了那次竞标,将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它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继续保有经营权,他们就可以站在这个领域的风口浪尖上。
  在随后的三年中,日本出境游客的总数翻了一番,达到了230万。怀基基店的销售姑娘们也从1962年的6人增长到了1972年的160人,她们还是肩并肩地站着招揽顾客。日本人的存款率在世界排名第一,他们总是揣着鼓囊囊的钱袋子,里面装满了美元和日元。在DFS,这两种货币都可以用。日元占销售额的1/3,DFS也由此成为日本以外最大的日元汇聚地。主管们有时会带着装满日元的手提箱到日本,通过银行渠道兑换美元。在香港,他们的日元堆积如山,不得不动用金属手推车来搬运。“我们深信货币必须进行再估价,”艾伦·帕克回忆道,“我们在香港银行和上海银行各租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保险箱,将这些日元存放几个月。然后,我们在香港的财务人员科林·赖特买一辆那种旧推车,我们在里面装满面值1万元的日元钞票,之后他飞往东京,把它们兑换成美元。”20世纪70年代初期,1美元可以兑换的日元从360元降到了280元,因此,DFS成堆的日元钞票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他们也通过其他途径将日元进行套汇。他们在火奴鲁鲁成立了“金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市区的DFS购买地产。“金凯买下一栋楼,然后租赁给DFS,而租金是用日元支付。”托尼·皮拉罗说,“然后我们就到三和银行以1%的利息贷出日元,我们则拿出5 500万美元,购买了利息为7%的国债。风险为零,利润为6%,这简直是不需要本钱的买卖!”
  1970年,菲尼在东京设立了一个DFS办事处,并雇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日本姑娘佐川典子来管理。通过这个办事处,他们可以掌握旅游业的风云变化,并与日本旅游团洽谈“批发”贸易事宜。他在东京的帝国大厦租了个房间,后来还在另一幢大楼里设立了办事处和展销厅,日本蓬勃增长的游客量中有一半都要到那幢大楼里领取护照。他跟日本几大旅行团的关系都很好,这几个团每年都事先制订出游计划,并考察来年的线路。他研究日本航空公司对乘客和航线的方案,请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用最先进的“计量经济模式”来预测日本的旅游方针。这种研究必须非常精准,因为在这个阶段,DFS已提前6个月预订存货。
  有些日本顾客回国后会发现,自己在DFS买的东西有遗失或破碎的,于是DFS开始在东京成田机场和大阪机场为他们提供售后服务。菲尼想让日本顾客把DFS当做他们出境旅游中一个理所当然而积极正面的组成部分,并且认为DFS会为他们提供上好的服务,确保他们准确无误地收到商品。所有售出的商品都是正品——在这个假货泛滥的世界,这一点尤为重要——而且一切有瑕疵或破损的商品都可以调换。售后服务办公室也向日本顾客保证,即使他们所购买的商品没有运送到他们的返航飞机上——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最终也会收到。售后服务办公室里存放了一批免税商品的样品,游客们还可以带走4页的宣传册,上面详细列出了在他们将要到达的目的地国家的DFS店里出售的商品。然后,游客们可以申请DFS信用卡。DFS致力于维护客户关系,每年都会在日本举行奖金为20万美元的高尔夫比赛。日本原先有一项法令规定,日本可以向回国的游客销售免税品,但DFS在东京进行疏通游说,成功取消了这一法令。。 最好的txt下载网

9 包围日本(4)
“我们建立了一支跟所有旅行社都有联系的员工队伍,所以他们知道旅游团什么时候到,乘坐哪趟航班。”鲍勃·马托塞克说,“负责客户关系的同事会在接机的地方跟地陪导游会合,然后一起带游客们来到市区DFS,这样,旅行社就能拿到佣金了。”导游每带来一名游客,DFS就给他的旅行社1美元;另外,DFS还按旅行团消费总额的5%给旅行社提成。
  菲尼画了一张日本周边的地区图,想找出日本游客可能会去的其他地方。他来到菲律宾群岛,可是马尼拉的第一夫人和掌权者伊美黛·马克斯提出了过多的要求。“伊美黛·马克斯试图跟我们合伙,不过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们做:筹资、经营、冒所有的风险,而她只想坐拿回扣。”菲尼说,“当‘行贿’这个词一浮出水面,我们就放弃了。”给旅行社佣金是一回事,而向贪婪的政客行贿则是另一回事。
  菲尼把目光转向了关岛这个太平洋岛屿,它也是美国时间开始的地方。菲尼预测它会成为日本人将来旅游的目的地,并从东京乘坐4小时的飞机前去一探究竟。关岛是马里亚纳群岛最南边的一个岛,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归属美国。1941年,它曾被日本占领,不过三年后又被美国军队夺回。关岛的面积相当于三个华盛顿特区——不过其中1/3的陆地面积都是美国军队的驻地——它的常住人口只有万;通行的货币是美元,商店里陈列的都是美国货。
  日本游客还没有到来,不过菲尼认为他们肯定会来。关岛拥有美国文化,温暖舒适的气候,还有美丽的珊瑚礁,很可能会成为日本人眼中的“迈阿密海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们想要找的地方,它是个天然的度假胜地。它也像香港一样:只有酒水和烟草征税。所以,我们可以开一家店,卖烟酒之外的商品。这简直易如反掌!”
  “托尼,我们可以占有这个地方。”皮拉罗记得,在1971年飞往关岛的飞机上,菲尼这样对他说。“他把一面无形的旗帜交给了我,就在我们乘坐的飞机上,他说:‘我想让你来掌管。’我来到关岛,购买了日常用品,购买了机场的经营权,在酒店租下了店面,很快就投身到了那里。”
  关岛机场当时被称为“布鲁尔海军机场”,没有航站楼,只有一个木制的小棚子。一个因为美国在1944年的胜利而来到关岛的美国老头儿肯尼思·琼斯,已经在这里成立了一家名为“琼斯–格雷罗”的零售公司,在机场拥有零售经营权,不过菲尼觉他并不懂经营之道。DFS在关岛的首家国际酒店——第一酒店开设了一家商店,这里地处杜梦湾,可以俯瞰金黄的沙滩、碧绿的礁湖,还有湛蓝的海水。店里陈列着尼娜·里奇香水和卡慕干邑,皮拉罗说:“我们带来了一丝巴黎的气息。”1972年,他们在市区开了第二家店,并在年底取得了机场DFS的经营权。在杜梦湾那一排高级酒店里,他们又开了4家店。查克派来他最好的汽车销售员鲍勃·布鲁索——他曾是美国海军的一名军需官——管理关岛的生意,以便在日本游客如他预料的那样蜂拥而来时应对自如。
  DFS在关岛的成功促使菲尼决定考察一下*,它属于北马里亚纳群岛,面积只有关岛的1/5,但与日本的距离却近了200英里。*甚至连个机场也没有,登陆*的飞机都是在一条土路上滑行,停进那个匡西特活动屋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岛属于日本,可是在1944年6月那次堪称二战最激烈的战役中,美国海军打败日本军队,接手了这里。岛上的32 000名日本士兵中,有29 500名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成百上千的日本士兵和当地居民带着他们的家人,从*最北面800英尺高的拉德兰断崖跳下去,宁愿自杀也不愿被美军俘虏,这也构成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根据美国在战后签署的一项协议,*成为美国的托管领土。1974年,当菲尼乘坐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到达*时,他发现岛上仍残留着战争的遗迹。不过,它的海滩比关岛的还好,而且西海岸长满了珊瑚礁。这里也是日本人纪念战争亡灵的圣地。
  “塞班没有任何旅游业,甚至没有一家酒店。”艾伦·帕克回忆道,“查克突发奇想地认为这里会成为旅游胜地,可是战争只在这里留下了一条飞机跑道,破旧、漫长而杂草丛生的跑道。我们找到当地政府,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修建机场大楼,修缮跑道,不过筹码是20年的塞班免税经营权。’”“然后我们就做成了这桩世界上最划算的交易,”皮拉罗说,“我们把塞班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免税天堂。我们运作通过了一项法令,免除了在*产生的所有收入的税收。我们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这里是个金矿,而且免税。”
  DFS花了500万美元来建设航站楼,1976年塞班的国内机场开放时,DFS一手操办了所有的事——DFS、礼品店、咖啡厅,以及4家开在旅馆里的店铺和一家市区店铺。在DFS公司内部,人们都称那条机场跑道为“皮拉罗跑道”,以表彰他在建设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不久,这里的游客数量就达到了每年1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日本。大型连锁酒店纷纷进驻塞班,而日本游客的数量再次飙升。“这是商业界的一块无价之宝,在岛上没有什么事可做,只能去沙滩和我们的店。”皮拉罗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末从东京飞到关岛或*打打高尔夫、买上二三百美元的东西,然后再飞回来,整个的消费水平比在日本打一局高尔夫还便宜。
  进入迅速膨胀期的DFS已有能力获得加拿大多伦多机场、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机场和奥克兰机场的DFS经营权,并且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市区都开了店,服务于海外游客。当时,华尔街已偃旗息鼓,DFS却成了轰鸣资本主义的成功投资。从1968年到1974年,华尔街的股票平均跌了70%。而在同一时期,DFS的现金红利却以每年好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着。1977年,公司年红利达到了3 400万美元,菲尼和米勒各得到1 200万美元,帕克拿到了大约600万美元,皮拉罗拿到了差不多100万美元,所有这些都是用现金来支付的。他们正迈向超级富豪之列。
  

10 怎样才算富有?(1)
在香港之外奔波了4年后,菲尼已经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开创DFS以外的事业了。他跟父母说,为公司日复一日地操劳,他感觉自己在退步。在1971年的一次董事会上,他建议由托尼·皮拉罗接任首席执行官。菲尼还继续保留股东的身份,参与新店选址、制定海外发展战略、共同进行续签经营权的投标等事宜。
  菲尼已经厌倦了在香港的这种类似于流放的生活。他和丹妮尔回到法国,主要是为了孩子们能进入法国的学校。现在他们有5个孩子了,最小的帕特里克出生于1971年11月。他们先去了巴黎,随后转到里维埃拉,菲尼在圣让卡普费拉买了一栋豪华别墅,那里是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富人们最喜欢去的度假胜地。从这里可以俯瞰维勒弗朗什海滩,15年前,查克和丹妮尔就是在那里相识的。这对夫妇于1972年5月搬到了那里。房子的外形很简单,花园里野草丛生,不过一家人都很喜欢那里。菲尼执意保留那些旧藤椅和天鹅绒面的家具,但丹妮尔发现他不舍得在装修上花钱,他似乎在财富带来的享受和对这种奢华生活的不安之间挣扎。买这栋房子是他用自己攒的钱进行的一项投资,可他对金钱以及他们所用的奢侈品却表现出日益剧增的不安。
  他甚至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可以有这么多钱。多年后,当问起他那时候是否富有时,他回答说:“怎样才算富有?可以说,它高于所有期望得到和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只是得出了一个结论,钱可以买到船和其他所有身外之物,但对我没有吸引力。”他有意识地培养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戴一块廉价的天美时手表,买了一辆二手的沃尔沃。即使是跨越大洋的飞行,他也坚持自己和家人乘坐经济舱,因为这样能更好地体现金钱的价值。他勉强到巴黎和蒙特卡洛参加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正装晚宴,但当一幅他和丹妮尔的照片出现在《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上时,他顿时大怒。从此,他不再参加任何类似的活动,也切断了与上层社交圈的联系,而他们在法国南部的时候曾是其中的一员。
  菲尼用自己的穿着表示了对虚荣的厌恶。DFS曾在曼哈顿雇用克雷萨普–麦考密克和佩吉特”顾问团队,以对日本的旅游业趋势进行评估。曾在该顾问团任职的托马斯·哈维尔回忆起他到火奴鲁鲁会见这位DFS最高执行官时说:“面前这个人穿着一件褪色的夏威夷式运动衫、白色粗棉布裤子,光脚穿着鞋。这就是查克·菲尼。”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之所以保持如此低调的姿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20世纪70年代,绑架幼童案在意大利非常普遍,而菲尼在法国的家距离意大利边界只有30英里。1970~1982年间,意大利的犯罪团伙和政治集团制造了512起此类绑架案。菲尼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到克里斯蒂娜·马佐蒂那样的厄运——这个18岁的意大利女孩1975年被绑架,在家人支付了200万美元赎金后还是被罪犯杀害了。他不允许女儿们去意大利,孩子们在成年之前确实也没有去过。绑架团伙的罪犯们有时也会穿越国境:1977年,一个5岁的意大利女孩在日内瓦的上学途中被绑架,歹徒在拿到200万美元后将她释放。
  在女儿卡罗琳与伊莎贝拉·里佐利交上朋友后,菲尼对孩子们人身安全更加担忧了。伊莎贝拉的父亲安杰洛·里佐利是个意大利电影制片人,也是米兰《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出版商,他们家距离菲尼家只有5分钟车程。她们考入了同一所学校,卡罗琳开始带伊莎贝拉回家。当卡罗琳到伊莎贝拉家玩时,她看到警卫们拿着Uzi手提机关枪在周围巡逻。有一次,两个姑娘去一个休闲公园玩耍,伊莎贝拉的父亲派出了装甲汽车和六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她父亲是重点攻击目标,我总是悬着一颗心。”菲尼说,“她们总是炫耀自己的富有,开着大型轿车去学校。”他不让卡罗琳陪同伊莎贝拉去意大利,“因为歹徒们可能会为了一个目标而抓两个人”。伊莎贝拉非常喜欢菲尼一家,以至于几年后菲尼家搬到美国时,她就央求父亲允许她跟他们一起到美国。可是,家人却把她送进了瑞士的一所贵族学校。伊莎贝拉在那里染上了毒瘾,1987年,在她23岁生日后的一个月,她自杀身亡。“卡罗琳那个美丽的朋友吸毒之后,从摩纳哥一座大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菲尼说。她短暂的一生也戏剧性地表明,有钱并不代表着幸福。

10 怎样才算富有?(2)
菲尼在家中举行了一次*,专门接待像伊莎贝拉那样失意、不幸的年轻人,尤其是家庭破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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