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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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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制度及其演化机制的强调，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发展能问题的侧重点。如我们所料，许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表现糟糕的国家往往有着腐败、残忍和掠夺性的政府，有时还要糟糕，完全没有像样的政府治理，而是陷入军阀之间的内战。政府失灵、政府没有提供发展必需的很多服务，乃是非洲的灾难的根源。这既反映了政府造成的人为的障碍，又反映了非洲的大人物们道德责任感的薄弱（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恐怕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只是其中之一。如今我们依然看到，统治者的破坏把曾经繁荣的津巴布韦变得和扎伊尔几乎一样可怕。１１更令人失望的例子是非洲的大国尼日利亚，尽管在30年里获得了丰厚的石油收入，但都被愚蠢的公共开支和资本抽逃夺走，导致如今与1970年相比，该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几乎没有增长。处于极端贫困的尼日利亚人的比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每天1美元）在这段时期提高了一倍。同时精英阶层却在大肆劫掠，2000年，最富有的2％的人的收入相当于底层的55％的人的总和，１２尼日利亚的许多财富被转移到海外。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据估计，在1990年，大约40％的非洲的私人财富都存放在海外，而糟糕的政府却没有钱提供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结果，非洲国家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它们本已落后的经济水平所对应的理论水平相比，还要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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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7）
发展的第二个障碍是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地处热带对经济发展不利，但这种因素是通过各个国家的制度演化发生作用还是发挥着独立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也有可能是两方面都有影响。各种疾病在热带地区比较流行。另外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体制也倾向于在热带地区建立掠夺性的制度。与海洋的距离太远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对内陆国家。由于地理封闭导致的不利可以理解为自然形式的对外保护，也构成了这些国家拒绝全球化的理由。
另外，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发展也有影响，特别是矿产资源，似乎对于经济发展不是刺激，而是障碍。这种〃资源的诅咒〃有许多发挥作用的形式：资源可能导致政治腐败，带来竞逐资源收益的斗争，经常还会诱发内战；资源可能导致贸易条件不稳定，因为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资源可能导致实际汇率水平太高，阻碍了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的发展。
人均真实GDP的变化数据显示，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1990年间的增长速度比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快2～3倍。世界银行证明，在过去40年中至少有45个国家经历了〃不可持续的增长〃。研究者把它们在1999年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与过去10年进行了对比，有的甚至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些未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国家中，除了6个以外都掌握着〃单点资源〃（point？source natural resources）……石油或矿产。尼日利亚就是个被石油拖垮的国家，安哥拉是另外一个，其人均GDP水平到今天还低于1960年。此外，所谓成功的发展需要更多援助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如果说外国援助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充分条件的话，安哥拉和尼日利亚就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
即便自然资源没有产生腐败、寻租的社会，也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成功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促进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品的出口，中国内地就在追随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四小龙所走的这条道路。这些经济体在制造业出口方面的成就令人惊讶，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出口商品中还只有25％是制造品，到1998年已经提高到80％。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的观点已经完全过时。如今，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通过工业制造品的出口（以及服务的出口，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9％提高到了17％）来换取大宗原材料商品的进口。
制造业发展道路有一些显著的优势：世界制造品市场尽管还不是完全自由，但相对开放、有活力。而农产品的市场相比之下则增长缓慢，价格敏感度不高（例如典型的热带商品：可可、茶叶和咖啡），或者主要进口市场的保护倾向严重（例如主要的温带作物），或者两种困难都存在（例如食糖）。制造业还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设计了自然的价值链。专注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会发现，它们难以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因为在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它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较高，从而必须从事相对高生产率的环节。但由于制造业有着边干边学和其他外溢效应，在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直接跨入较高层次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并不容易。这种产业转变还可能受到普遍的保护政策的制约，如阿根廷和其他资源富裕的国家就遇到过种类情况，其目的是把资源的收益惠及政治上强大的工人阶级。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制造业的任务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美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从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近来，智利也在以往的资源产品出口之外走出了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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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8）
最后一个方面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既有隐性又包括显性的部分。隐性的人力资源包括社会深层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即所谓的软实力。在显性的人力资源部分，则包含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所有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欧洲、英国的部分前殖民地以及后来的东亚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农业国的历史，成熟的行政管理传统和发达的商业传统，这不是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当然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他们依旧受到古老的部落传统的束缚，在国家独立之初缺少足够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随后又犯了各种错误。
最后还有政策的制约。如果资源禀赋和既定制度能决定一切，我们就不会看到政策改变给某些国家带来的腾飞。然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汇率改革和出口促进政策后出现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在不断重复各种失误，包括真实汇率水平高估（经常用于抑制财政超支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例如今天的津巴布韦）、关键部门（如发电、送电、出口产品销售等）的效率低下腐败不堪的国有垄断企业、成本高昂而变化不定的进口保护和糟糕的经济控制系统等。这些错误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如果某个国家有着足够多极其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如今天的中国，则更容易在拥有这些失误和政策缺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而阿根廷或墨西哥则无法持续。然而，也只是在一系列改革后，中国才开始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没有中国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的国家，当然更需要找对好的政策。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通过参与一体化进程而成功取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对于世界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呢？不平等是对相对收入分配的描述，如果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国家的平均真实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国家，那么以人口权重衡量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减少。即使全世界最富裕的个别国家和最贫穷的个别国家的收入比拉大，或者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拉大（实际如此），整体的不平等也会缩小。
以上两个特殊情况需要多一些解释。首先，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比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提高了440％，同一时期，美国的水平只提高了6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平均真实收入水平在1980年仅为美国的3％，到2000年已经提高到12％。所以在相对不平等指标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从20 600美元扩大到了30 200美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生活水平在初期只有美国的1/30，如果想缩小两国之间的绝对差距，中国的增长率就必须比美国快30倍才行，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更快的发展速度，绝对差距最终将会缩小，就像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接近美国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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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9）
其次，尽管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比值一直在拉大，但居住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中的世界人口的比重却在下降。3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而今天的最穷国家却是塞拉利昂，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今天已经是塞拉利昂的10倍以上。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极端贫困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它在2000年拥有1？27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40，中国的1/5。因此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富和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的扩大，与按人口权重计算的各国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其实并不矛盾。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完全有可能扩大（马祖尔认为这是事实，其实不然），但全球的不平等情况仍然可能同时缩小。除非国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扩大，能够抵消各个国家之间以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的缩小，否则，不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而且全球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缩小。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德烈·波尔索（Andrea Boltho）和罗马大学的吉亚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计算了49个国家（包含世界人口总数的80％）自1900年以来按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在计算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的时候，他们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收入乘以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果发现，各国之间按此方法计算的不平等水平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为0？54，此后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0？50，这是过去60年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好转。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情况。
衡量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要考虑人口多寡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因此，正确的做法就一定是也要同时考虑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弗朗索瓦·布吉翁（Fran？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为世界银行提供的论文对1820~1992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大胆的前沿研究，如图9？1所示，他们得出了如下五个重要结论：
第一，从1820年到1980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渐扩大。
第二，在过去160年中，全球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全部都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而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变化。他们经过相对粗略的估计发现，各国内部在1980年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1820年严重。
第三，在1820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有13％的部分是由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而到了1980年，由国家之间的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却占到了60％。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世界不平等的扩大〃。到1980年，决定某个人的贫富状况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不再是他所处的阶级或从事的职业，而是他所居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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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0）
第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1910年达到顶峰，此后到1960年逐渐下降，然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第五，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抵消了各国内部不平等状况的轻微加剧，从1980年到1992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有所减小。
因此最重要的结论是，自19世纪初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家之间的相对贫富变化决定的。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个人之间的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发展速度很快而另一头的亚洲国家增长缓慢所致。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乃是较长时期中的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结果在过去20年里，亚洲国家的增长速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显著进步，完全扭转了世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世界银行的这份研究也存在两个弱点：由于回顾的历史很长，有关的数据非常有限、粗略；另外，截止时间是在1992年，而那正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刚进入增长高潮的时候。更新的研究依照这个思路弥补了上述缺点，例如世界银行另外一个项目组的三位专家，以及以前服务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瑟吉特·巴拉（Surjit Bhalla）、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拉…伊拉…马丁等人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庭或者个人之间的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不但来自国家内部的平等化，而且是源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的缩小。
例如，世界银行的三位专家发现，高收入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1980～1995年之间有所增加，然而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却从1965～1969年时期的高峰持续下滑。这一现象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国家之间按人口权重计算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巴拉的结论与此相似，而且更强烈。他认为，全球的不平等在2000年要低于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已经从1980年的顶峰下降了5个百分点。他也认为，在1980年之后，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仍然显著低于1960年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如果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则大为缩小，如果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则没有缩小。最后，萨拉…伊…马丁的结论是，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精确地说是1978年）达到了峰值，那以后直到1998年，不平等程度减少了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如果按照其他一些指标来看，下降的幅度甚至更大。
也有其他人反对这种〃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在全球化时代有所改善〃的说法，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是或许来自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者。例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就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分析他所说的〃从1988～1993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真实情况〃。２７这项研究（以及以下要提到的关于世界贫困状况的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和上文提到的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它们没有采用国民账户的统计数据，而是根据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调查包括了家庭消费，这对于贫困国家的穷人来说非常重要；同时排除了存货增长和未分配利润，这对于居民的现实福利没有影响。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一个重大的不利之处：调查得到的开支水平和变化幅度，与国民账户数据的关联度往往比较低，这不免令人怀疑数据的准确性。国民经济账户或许有缺陷，然而却有着自我检查的优点，因为它的数据是通过产出、收入和支出的独立数据分别汇总形成的。而在家庭收入和支持调查方面，则没有类似的核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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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1）
总之，米拉诺维奇的结论是，1988~1993年之间的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按照基尼系数计算，不平等从0？63提高到0？66（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5个百分点），他还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南亚的农村居民的按购买力调整后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同时，一些主要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快速增长〃。２８这样的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几位研究者的看法很不相同，但至少在有一个方面是一致的。米拉诺维奇也承认，〃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的差距……是决定世界不平等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它解释了全部不平等来源的75％~88％的部分（与不同的指标有关）〃。２９米拉诺维奇还得到了其他一些统计结果：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的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底层的57％的人；位于国内平均收入最下层的10％的美国人比世界上2/3的人的生活状况更好。
米拉诺维奇提出的世界不平等状况在5年时间里快速扩大的结论，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维德（Robert Wade）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影响很大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不过，他的结论可信吗？３０又有哪些启发意义？部分的答案在于，那是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使得结论更为可信，但启发意义却会打折扣。例如在1989年的政治波动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而印度也在1991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因此，米拉诺维奇分析的正好是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最缓慢的时期。３１其实，萨拉…伊…马丁也曾发现，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1986～1989年之间有所恶化，但在1990年后又开始改善（参见上页图9？2）。因此，把这段时期的结论推广到整个20年是危险的。同时，米拉诺维奇估算的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幅度令人惊讶，根据巴拉的估计，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需要增长27％，才能导致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扩大5％（以基尼系数计算）。这样大的增幅显然不存在，因此，米拉诺维奇的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例如，米拉诺维奇采用的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收入水平在1988~1993年之间没有提高，但国民账户统计的数据却不同。那么，实际情况如何？部分原因如上文所述，是因为家庭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在家庭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速度要慢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调查数据是来自两位权威的世界银行研究员，他们估计了1987~1999年的绝对贫困率的变化，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消费水平只增长了11％。３２但巴拉却发现，同期的国民账户（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后）显示，平均真实收入增长了24％，消费增长了21％。11％和21％的差距不能算小，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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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2）
巴拉还发现，在1987~1998年，收入调查显示的平均收入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之比在东亚各国从56％下降到46％，在南亚各国从75％下降到6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9％下降到63％。在消费调查方面，两个数据来源得到的平均比值在东亚各国从82％下降到81％，在南亚各国从73％下降到5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125％下降到115％。类似的，米拉诺维奇也发现，在非洲，他使用的平均家庭收入/开支的调查数据在1988年相当于国民账户的数据的79％，而到了1993年只剩下70％。而亚洲国家的下降幅度不大，从61％降到59％。总之，在米拉诺维奇的研究中，从1988年到1993年，有着最多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低于国民账户（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反映的数据：亚洲国家分别是49％和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分别是19％和33％。从这里，我们一定可以部分解释他的研究与使用国民账户的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释调查反映的增长率和国民账户反映的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呢？在理论上存在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算消费和收入水平时是正确的，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远远低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国民账户并非可信的估计，而是有宣传成分。第二种可能是，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对于它们所覆盖的指标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所有被家庭调查低估的开支和收入数据都是来自富人，如果富人在收入和开支方面的真实比例都在快速增长，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并且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开支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变化速度比关于不平等的标准估计更快。第三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计真实收入和开支方面成了越来越不可靠的办法，虽然在我们需要计算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时间变化的时候，它们还是主要的手段。
第一种可能并不现实。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有关经济增长的国民账户数据，那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就相当于一无所知。还有，尽管人们对于国民账户的准确性，特别是中国的数据，存在某些疑虑，但是对任何国家而言，国民账户都是收集最仔细、最详细的全国性数据。于是，留下了后两种可能性。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还不能进行辨别。或者说，这些国家变得不平等的速度有可能超出所有数据的显示（由于富人的收入和开支的快速增长没有在调查中充分显示出来），也有可能是家庭调查本身不够可靠。
这还不是唯一的困难。把收入水平换算成购买力平价的时候，也会产生严重的扭曲，因为可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的消费，和不可贸易的服务消费在不同家庭之间比例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例更大，而富人消费的服务的比例更大。从西方来到发展中国家的旅行者都会惊讶地看到，当地的富人能够雇佣成群的仆人（这种景象在西方国家早已尘封在历史中），却未必买得起最先进的机器。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收入分配将会比按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结果更加不公平。相反的情况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会上涨。如果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重超过富人，他们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就比富人要多。主要的推论是，尽管初始的收入分配可能比按照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实际效果更不公平，但其通向公平的速度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快。这又强化了如下的观点，穷人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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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3）
最终的结论是，过去20年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很可能有所缩小，因为主要亚洲大国的相对快速的增长。这同时可能伴随着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最富裕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困的国家的相对比例拉大，高收入国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也有扩大。但后者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残酷现实，在1980年的时候，国家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绝对差距不可能马上缩小，只有当相对收入的差距足够缩小后才有可能。
不过这样的描述没有考虑到，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其中大多数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的增长速度也不行，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转轨时期的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各国。例如在90年代，根据世界银行的人类发展报告，占世界人口总数12％的54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占世界人口总数26％的另外71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只有0～3％。３３类似的，根据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总计拥有11亿人口的许多国家在1980~1997年的真实收入水平陷入停滞。虽然有许多国家的糟糕表现，但世界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仍然可以继续（随着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就很可能发生），不过，世界贫困状况的规模和地区分布却会受到显著影响。这个话题与收入分配一样令人烦恼，下面我们就转入相关的讨论。
增长和贫困
从所有指标来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世界的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自那之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成长。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推动导致世界不平等状况在过去两个世纪长期扩大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从英国开始、极不平衡地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其影响波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大幅度的改善，而极少有人的情况恶化。但这样富有活力的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因为气候、资源或政策方面的优势，世界上某些地区更能利用增长带来的新机遇。同样，在某些国家内部，例如中国或印度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某些地区可能比别的地区更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要怨恨这样的不平等的增长，就等于是在怨恨增长本身。它相当于说，与其让某些人先富起来，即使到最后会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也不如让大家继续保持同等的贫穷。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关心贫困的变化要比关心不平等更有意义。虽然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存在某些争议，但我们仍可以得出部分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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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4）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对于绝对贫困水平的定义是，按照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布吉翁和莫里森也使用这个标准对于1820年
以来的绝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与他们考察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同期。３４他们从中得到了三个有趣的结论：第一，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从1820年的9亿人增加到了1960～1980年时期的峰值13～14亿人，然后逐渐下降到1992年的不足13亿人。第二，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820年的超过80％，下降到20世纪初期的2/3，1950年的近50％，1980年的32％，以及1992年的24％。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下降反映了产出的增长和人口的繁衍之间的竞赛，特别是在贫困国家。1820年，世界的总人口只有10亿多一点，到1910年达到17亿，1992年则已经增加到55亿。
在这个领域，布吉翁和莫里森的研究又给我们提供了保持乐观的理由。总体来说，绝对贫困现象虽然还不少，但相对于数量大大增长的总人口来说已下降到不足1/4。当然，我们还必须仔细分析自1980年以来的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变化。这里的权威研究同样来自世界银行，该机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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