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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为什么可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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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都是2。3分，印度是2。7分，中国是3。5分，巴西为4。0分。
正如我们所料，有确切证据表明，腐败水平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腐败极其严重的国度里，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做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里介绍的那些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事情。然而腐败的影响在各个国家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分析了集中式的腐败和分散式的腐败的异同。在集中化的腐败情况下，某个领导人可以决定贿赂的总体水平，例如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而在分散化的腐败情况下，各个官员和政治家都在争夺贿赂，例如印度的情况。
如果统治者较为聪明的话，集中式的腐败的破坏程度会比较低。如果腐败所导致的〃税收〃比率太高，对于统治者而言其实是不利的。然而在分散式的腐败情形下，众多掌权者都竞相捞取好处。这样的破坏性的竞争会造成经济的崩溃，就像尼日利亚那样。政府是天然的垄断者，掠夺者之间的竞争绝不是好事。
腐败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政府被私人利益集团所俘获，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是鲍里斯·叶利钦时代的所谓〃寡头〃政治。在经济新贵们争夺利益的时候，他们竞相对决策者和官员进行腐蚀。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00年告诉俄罗斯的商界巨头们，〃你们自己造就了这样的政府，你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和准政治的方式控制了政府。因此，你们可能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责怪镜子了〃。这样的俘获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因为精英们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公正的法治。只有广大竞争性的商业群体才需要法治的支持，但这样的群体在政治上的有效组织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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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2）
在一个法官、公务员和政治家们对于受贿熟视无睹的社会，那些希望改革的人们会遇到陷阱。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在欺骗、收受贿赂的社会里，作为个人没有不参与进去的激励。在这样破坏性的游戏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应该是随波逐流，因为罪行普遍存在，大家都没有独善其身的激励，被抓住的机会很小，处罚也很轻。然而在一个欺骗和贿赂很罕见的社会里，人们采取欺诈行动的动力就小得多，因为这种恶行更容易被发现，也会因此失去正常的收益。不过，从糟糕的社会向诚实的社会的转型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结论
好的市场需要好的政府的帮助，国内市场如此，在全球市场上也是这样。我们在下一章将会谈到，全球市场是从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然而糟糕的是，好的政府并不容易建立起来。即使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中，政府的行为虽然相对来说很规范，但与市场体制一样，政治和行政流程中还是存在各种缺陷，一般来说，我们还需要对市场的缺陷和政府的缺陷进行权衡对比。而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表现通常更加不称职。许多政府是完全的无能或腐败，甚至兼而有之。这既是糟糕的政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分散式的、竞相追逐的腐败，包括被私人利益集团俘获的政府，对发展尤其有害。除非这些障碍至少部分被清除，否则那些国家不可能有显著改善。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就是让本国的经济对世界的竞争打开大门。
如何改革政府
良好的、相对廉洁的政府虽然在本质上也很不完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尽可能好的政府。对此的回答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内部的改革和治理的竞争。
内部的改革
在发达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治理改革中，其设计目标就是提高其效率。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反映着以上讨论的好市场和好政府相互需要的观点。更准确地说，就是政府越关注自己的必要职责，越少参与经济事务和监管，其运转一般就越好，经济就越能正常发展。好的市场保护了政府，好的政府也在保护市场，它们存在共生关系。
这是私有化运动的重要理由之一。对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而言，国有化通常意味着政治干预和资源浪费，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身的精力和注意力的分散。在公用事业中，私有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和清晰的管理体制，这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也提高了监管的质量。政府既作为生产商又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两种活动有着本质的差别。
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迫切。它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减少腐败的机会。批评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人们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控制、监管或限制会带来更多的腐败机会。在市场价格与官方价格或政府许可价格之间存在差价的时候，就会产生说谎和行贿的动机。如果外汇的黑市价格是官方价格的两倍，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拿到外汇后到黑市上去出售。类似的，如果某种大受欢迎的产品的进口有数量限制，或者要缴纳的关税很高，商人们就会给官员们行贿，以便能够更便宜地输入货物。还有，如果我们需要一大堆政府许可才能从事某项业务，官员们也会产生索贿的动机。但更糟糕的是，一旦人们知道政府可能创造出这些腐败的机会，就会出现相应的游说势力。这样一来，非但政府的腐败在严重制约发展，而且会有大量的资源消耗在这些企图寻租或者对破坏性的利润的追求上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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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大夫，请先把自己治好（13）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曾在肯尼亚工作，那里正好实行了进口控制政策，我亲眼见到这样的措施带来了公务员的腐败。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世界银行的印度办公室工作，那里的腐败的进口控制制度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的末期。然而与英国不同的是，这样的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没有放松。相反，整个限制体制变得越来越更加复杂。这些限制和其他监管措施一样，都在侵蚀着公共权力部门。如果英国在1945年实施的控制体制也像印度那样再延续45年的时间，它的公务员体系还会保持现在这样廉洁自律吗？我看很难。
治理竞争
掠夺行为是不劳而获、颇有吸引力的。在历史上，国内的压力和境外的竞争都是对政府施加的重要约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有些国家远远落后于邻邦，许多人才已经准备离开，投资也大量转移到别处，国库空虚、资本外流，令糟糕的政府不得不推出改革。就像第三章介绍的那样，对于人才、资本、新观念的开发和应用的竞争，是解释欧洲文明的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政府是自己领土上的天然的垄断者，在同一块土地上展开竞争会导致内战。我们知道，垄断者往往是掠夺性、压迫性、懒惰和懈怠的３０，因此鼓励开放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会给政府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总是正直、明智和负责的，那或许可以不要这样的压力。但很多反对全球化的批评者们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多数人对这两者都不接受。于是，他们就不免陷入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要政府更多地进行干预，但这会带来腐败，同时又要关闭国际市场，但这会让糟糕的政府减轻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指望政府更多地为民众的公共利益服务。然而理论和实践都显示，政府的干预越多，市场越是对外封闭，政府就越是容易被特权集团所操控。既反对自由主义的经济交往，又要防止政府被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的政客控制，那是自相矛盾的。
结论……找到谦卑的公仆
好的政府是必需的，它自身能良好地运转，又要服务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而市场的发展是繁荣和自由的摇篮。市场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常微妙的共生关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谦卑而诚实的仆人。那么，我们能找到多少这样合格的政府呢？目前还不多。这个现实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看到，当市场跨越国境之后，这种影响将变得尤其重要。糟糕的政府是让经济活动跨越国境、实现更大收益时要面临的巨大障碍，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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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
第九章 不平等带来的愤怒
全球化虽然把人们空前紧密地连接起来，却极大地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200个人掌握的资产超过了经济阶梯最底层的20亿人的收入的总和，这样的现实足以令每个人驻足深思。
杰伊·马祖尔先生不会感到孤独，伊格纳西奥·拉莫内也在《外交世界》中抒发过类似的感慨：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急剧扩张……伴随着不平等的爆炸性增长、大众贫困和失业现象的再现……这是现代政府和现代公民权利原有的基础的对立面。
其结果必将是不平等的剧增。如今，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有超过6 000万贫困人口，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欧盟有超过5 000万贫困人口。在美国，1％的人拥有全国39％的财富。在整个地球上，前358位最富裕的人（都是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之和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45％的人口的年收入，那可是整整26亿人。
让我们暂时不去仔细探究上述的推导的逻辑……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区域的贫困人口（到底是如何定义的？）有多少……给我们传达的到底是关于全世界的不平等或者贫困的信息，还是美国和欧盟内部的不平等的信息。让我们也先不要理会，用一群人的资产和另一群人的收入进行对比，是否就像拿苹果和橘子做对比一样不太合适。因为要计算富人们的持续收入，我们至少应该把他们拥有的资产价值除以20。其实，这样荒唐的言论不过是让拉莫内的咒骂成为对全球化的众多批评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空话罢了。不过，他的不严密的言论背后的问题仍然需要回答，如下是对于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在过去20年带来的影响的七个主要的批评。
第一，最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穷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之比持续提高。
第二，高收入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第三，个人之间的全球性的不平等现象在加剧。
第四，绝对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在增加。
第五，绝对贫困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也在增加。
第六，世界上的穷人不但收入水平在恶化，而且其他很多人类福利指标上也在恶化。
第七，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特别是在大多数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家。
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将考察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以及答案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但在入手之前，我们还是需要弄清楚人们究竟关心什么。大多数讨论要么是判断世界上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否在拉大，要么是计算贫困人口的数量是否在增加。然而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自己也经常提出，生活的内容不止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因此，最重要的一定指标是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它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收入，是广义的关于健康、预期寿命、营养和教育情况的综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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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2）
同样，我们还需要知道，不平等的扩大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我们很快能想到如下三种可能：富人们的收入增加，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富人们的收入增加，穷人的福利没有受到直接影响；富人们的收入增加，并通过各种渠道也让穷人收益，只是穷人的收益与富人的收益增加不成比例。看起来，第一种情况是不理想的，第二种可以接受，除非富人的福利增加毫无意义，第三种无疑是值得采纳的，虽然我们可能希望收益能更多地向穷人倾斜。很自然，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会不同意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极端平等主义者甚至会认为，一个人人都是赤贫的小农的社会也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好，因为那是最平等的。但我相信，包括许多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在内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想法太疯狂了。那样极端的平等主义者基本上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甚至并不赞成已故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主张的平等主义，他认为，只有在不平等的程度对穷人有利的时候才是可以容忍的。
我们同时还需要仔细考虑全球化与不平等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可能在多个方面影响全球不平等，例如有如下一些可能：全球化导致穷人的收入降低，由此扩大了不平等；全球化提高了富人的收入，而对穷人的收入没有什么影响；全球化同时提高了穷人和富人的收入，但穷人的收益的提高幅度不及富人；全球化提高了穷人的收入，其比例超过富人的改善程度。第一种情况肯定是糟糕的，前三种情况都肯定会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后两种情况的发生则都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也有这样的可能：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并不是全球化带来的，而是全球化与拒绝全球化的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全球化可能有助于提高全球化的参与者的收入，而拒绝全球化却导致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收入水平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时代可能伴随的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就不能归咎于全球化，而是其对立面所致，因为某些国家拒绝（或没有能力）参与其中。
因此，我们在如下的讨论中要关注的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广义的人类福利水平在提高吗？生活在绝对贫困状况中的人口的比重是否有下降？如果不平等有所扩大，是不是因为富人在获得好处的同时牺牲了穷人的利益？是全球化在危害穷人还是拒绝全球化在危害穷人？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起点，从经济增长开始。
经济增长与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是世界银行驻印度的高级经济学家，那段时间是该国独立之后经济最困难的10年。在早期的通过内向型发展模式刺激经济增长之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停滞了，其结果导致数亿人陷入了毫无希望、没有止境的贫困。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著名的悲观环境主义者保罗·埃利克（Paul Ehrlich）把这个国家从整体上否定了。３作为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人，在印度当经济学家是很有意思而令人惊讶的经历：如此常见的贫困、如此巨大的沮丧、如此盲目的自满。但我当时就坚信（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走向正确的政策改革道路，这个庞大的国家完全可以启动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减少贫困。因为没有哪条铁律规定，印度的真实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只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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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3）
自那些不幸的年代以来，印度从两方面的革命中取得了成果：绿色革命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自由化革命也随即启动。在拉吉夫·甘地领导下，政策改革一开始显得很犹豫，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1991年由于严重的外汇危机而促成了改革的〃大跃进〃，那是由印度最杰出的官员、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指导下完成的。逐渐地，印度放弃了伪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的控制模式，转而为个人、企业和市场服务。结果在1980～2000年间，印度的人均真实GDP翻了一番，滞胀也已经成为历史。
印度不是唯一的增长榜样，它甚至还远远落后于更加充满活力的、自由化步伐更大的邻邦……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那里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提高了400％。应该记住，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之和占全球的2/5，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整个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总和。许多东南亚国家也取得了高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3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从1975年到2001年，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1％）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达到了5。9％，南亚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则是2。4％。从1990年到2001年间，东亚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5。5％，南亚的速度则提高到3。2％。
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和占世界人口比例如此大的人群的生活水平能得到如此巨大的提升。从1975年到2001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的人均GDP增长速度为每年2。1％，从1990年到2001年，则仅为1。7％。这段时期出现了部分的收入趋同：占世界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收入，与最富裕的国家相比，增长速度要快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马祖尔和许多喜欢他的人们犯了常识性错误的坚实证据。全球化并没有加剧而是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减少了贫困的发生。批评者们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的巨大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不是一直都在扩大么？的确如此。世界上主要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是也在拉大么？也的确如此。那么，全球的不平等状况怎么可能得到改善呢？借用比尔·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来说，〃是增长，傻瓜〃。拥有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贫穷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给最重要的一种不平等……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于改变世界的贫困现象也有类似的作用。亚洲的崛起正在改变了世界，正在让地球更加美好。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故的冈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名著来说，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上演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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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4）
那么读者也许会问，这样的进步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有什么关系？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进行了分析，在2002年公布的报告中，它把73个发展中国家（它们在1997年总计拥有40亿人口，占全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80％）分为两组：４第一组是自1980年以来，贸易额对GDP的比例增长幅度最大的排名前1/3的国家，第二组是其他的2/3的国家。前一组国家的总人口为29亿，贸易额对GDP的比例提高了104％（在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同一比例提高了71％），而其余的2/3的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例有所下降。
从1980年到1997年，前1/3的24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了67％，相当于每年增长3？1％。相反，另外49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幅度只有1？0％，相当于每年增长0？5％。如表9？1所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教育水平在1980年并没有显著优势，同时总体上比第二组的发展中国家更穷。世界银行指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成员〃的进口关税下降了34个百分点，而其余国家只下降了11个百分点。积极参与全球化国家的法治水平的改进程度也比第二组好得多。因此，世界银行的结论是，〃随着这些更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内部改革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融合，它们开始迅速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2？9％持续提高的90年代的5％左右〃。５
世界银行报告的结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24个积极全球化国家的组成有些特别之处。其中，中国和印度就占了全组国家总人口的75％，如果加上巴西、孟加拉、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则占了92％。还有，这一组以亚洲国家为主，它们的人口占这组积极全球化国家的总人口的85％。
我们能够从世界银行概括的这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到什么启迪呢？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宣称，所谓国际经济一体化会必然导致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说法没有根据。这么多的国家在积极加入世界经济融合之后实现了繁荣，有些国家的进步幅度还特别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是，这些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究竟采取了哪些正确的政策？批评者们会说，成功并不意味着应该全盘接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自由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他们在坚持这种怀疑态度的时候，却往往会因为对个别政策的讨伐而否定了整个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方向。其实所有这些取得成功发展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向市场经济靠近，也就是推广私有产权、自由创业和竞争，越来越多取代国有制、计划经济和保护。不管过程是否犹豫，这些国家都选择了经济自由化以及和国际经济融合的道路。这才是核心，其他都是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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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5）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如今的中国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如今的印度和英迪拉·甘地时期的印度，差别将是相当惊人。在很多情况下，市场力量的运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自由基本上被禁止。在印度的控制体系下，一家像样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也不能随便开展生产、投资和进口。从一开始，许多重要的自由化必然也很自然是针对国内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仅仅是农业部门的解放就把中国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之类似的，取消对工业发展的若干荒唐限制也加速了印度的成长。在这两个国家，都是这些初期的改革，加上充足、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保证了经济的加速启动。
然而，这两个国家也都不能忽视全球经济融合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中国。中国的出口额在1980~1990年每年增长13％，在1990~1999年增长11％。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以市场价格计算从33％提高到了44％，对于如此巨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商品贸易对总产量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47％提高到了66％。６2001年，中国的总商品出口额达到了2 660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4？3％，而在1977年仅为0？7％。７到200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商品出口国（欧盟国家相互的贸易也包括在内），落后于英国，但已经超过了加拿大和意大利。同时，流入中国的私人资本也从1990年相当于GDP的3％提高到2000年的13％。到2001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3 950亿美元，占世界的6％，而在1990年仅为250亿美元。到2000年，新增外国直接投资相当于中国总固定资本形成的11％，外国企业贡献了中国制造品销售额的31％，以及更令人吃惊的出口额的50％。８或许理论上依然有这样的可能：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与它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无关。但这样的猜想未免过于荒唐。
印度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要差得多，因此不奇怪的是，其增长速度也不那么惹眼。不过印度的变化正在逐步显现。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商品出口额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汇危机的爆发，结束了80年代面向国内为主的自由化改革进程。而在对外的自由化改革启动后，自1990年至1999年，印度的出口额保持了5。3％的年增长速度。印度在世界商品出口额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2。1％下降到1980年的0。4％，到2001年已逐渐提高到0。7％，位居世界第30位。在1990~2000年间，商品贸易额与GDP的比例从13％提高到20％。印度还在商业服务业出口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软件业），到2001年，服务业出口收入达到了200亿美元，接近于商品出口收入（440亿美元）的一半。印度在世界商业服务业出口中的比重达到1。4％，两倍于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排名世界第19位，不过还落后于中国的330亿美元（占世界服务出口的2。3％）。印度在吸引直接投资方面也较为落后，在2001年只得到了34亿美元。但对于一个数十年以来一直反感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来说，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的。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存量仅为17亿美元，到2001年已达到了220亿美元。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在独立之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十年，也是印度对于国内外的商业最为开放、最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十年。这是偶然吗，恐怕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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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6）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银行所提到的另一个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经济体、更有意思的孟加拉国。毫无疑问，孟加拉国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穷的大国之一，我清楚地记得，许多人曾认为它毫无希望。但即使这个国家也从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孟加拉国的人均GDP在1975~2001年间保持了2。3％的增长速度，在四分之一世纪略多些的时间里提高了60％。从1990年到2001年，那里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而大大加速，达到3。1％。在1975年，孟加拉国的人均真实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一半，而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和对方相当。在80年代，孟加拉国的商品出口额几乎完全没有增长，而90年代以后的增长速度却达到年均15％。从1990年到2000年，出口额与GDP的比重从18％提高到32％，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6个百分点。孟加拉国没有在一夜之间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吸铁石，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75个国家的腐败成本排名中，它的表现是最差的。然而到2001年，该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是达到了11亿美元，比1990年的1。5亿美元大有提高。即便对孟加拉国来说，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还是值得的，这还只是开始，但结果已经显现。
如果说，成功的市场改革，包括更大幅度地融入世界经济，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去20年里许多国家的巨大发展，那么失败的案例，没有利用好全球经济一体化机会的国家又该如何解释呢？发展的失败要涉及制度、资源禀赋和政策等许多方面的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于制度及其演化机制的强调，目前已经成为研究发展能问题的侧重点。如我们所料，许多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表现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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