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一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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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钱方面，孙文具有一种几近神经质的洁癖。他的亲哥哥孙眉已经破产，原因当然有许多，但将私产充当革命经费亦是其中一因。
　　与革命派相较，保皇会在募款方面更为得心应手。康有为此时遭西太后所忌，但之前他原本是皇帝的宠臣，常以此自夸，更何况他在学界亦是名号响亮。
　　相对地，孙文只是个来历不明之人。有如此一说，康有为已募款逾百万。
　　新加坡的富豪邱菽园曾资助康有为三十万两，而康转手给自立军的唐才常仅不过二万两。提供住所给康有为的邱菽园不久之后便宣告破产，但康有为之后仍过着优渥的生活。他的家产早被清朝政府没收，这种事委实不可思议。
　　孙文不满的是，陶成章对清清白白的自己指指点点，但对在敌对阵营保皇派中疑似私吞巨款的康有为却未加指摘。
　　一九○九年末，孙文从伦敦赴美。
　　宣统二年的元旦恰值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日。
　　同盟会会员中也有人对孙文的做法采批判态度。武力需靠会党与新军是一种共识，但孙文却较偏重会党。然而，有人认为对新军的革命教育渗透已经见效，现在大可不必依赖会党，而要改为以新军为主的起义。
　　倪映典出身安徽，将其论点告知同盟会的干部胡汉民，并亲自潜入新军阵营展开工作。
　　行游在外的孙文将同盟会托交给黄兴与胡汉民。倪映典去到香港，向胡汉民要求及早起义，并说清朝当局似乎已察觉新军的动态，因此希望尽早发动。
　　但在除夕当晚，一名新军的士兵在广州的书店因价钱问题与店家发生口角，警察介入干涉。士兵唤来伙伴与警察互殴，就在此时，倪映典从香港来，大喊“革命了”。
　　时机原本尚未成熟，而争吵一事更让起义时间又提前了些。准备不足是理所当然之事。倪映典动员了一千数百名兵力，在牛王庙展开战事，革命军不幸败北，包括倪在内共有百余名烈士殉难。
　　——怎么又牺牲了？
　　非难之声四起。
　　在由章炳麟、陶成章等所写的《孙文罪状》这本小册当中，无谓牺牲同志是第一条罪状。
　　倪映典的起义与孙文遭日本驱逐出境相隔三年之久。的确，行游在外的孙文也会与同盟会总部进行联络。而此次起义的军费八千美金也是从美国以电汇方式送来的，但这一切皆委由胡汉民全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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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黄昏（4）
保皇派照例加以抨击，说革命党首领只知派人去送死，自己则高居华楼大宅不涉风险。
　　孙文的左右手汪兆铭遭此一抨击激怒，便组成七人暗杀团，打算在北京暗杀重要的皇室成员。
　　他调查了摄政王必经的道路后，选定甘水桥这处绝佳地点。能用来投掷的爆裂物皆嫌威力过小，故而改为在地下埋炸药并用电流通过雷管加以引爆。
　　他们在深夜埋下装有炸药的铁罐并牵好电线。但不巧有一名车夫为寻找因吵架而离家出走的妻子而来到现场，正在进行安装作业的是曾在横滨学习炸弹制造技术的黄树中，在急忙中他仅拔掉了电线。
　　警官立即赶到。通过日籍技师的帮忙，发现了炸药、雷管等装置，还发现爆炸威力可达一公里范围的铁罐。
　　汪兆铭等人为掩护调制炸药作业而开了一家照相馆。他们过度掉以轻心，认为现场被发现的爆裂物不至于被查出与自己有关。从埋炸药之日算起两周后，他们仍待在北京准备下一个计划，这显然是过度低估清朝警察的办案能力。
　　包装纸及其他对象全是外国产品，唯独铁罐是国产，而且很快便被查出铁罐的制造者。
　　“啊，这是琉璃厂的照相馆订制之物。”
　　被警方传唤到案的鸿泰永铁匠行的老板说道。
　　汪兆铭与黄树中因而遭逮捕。连手枪、电线也全被查扣，简直可说全无戒心。
　　虽是未遂犯，但既然扯到谋杀摄政王一事就难逃被处极刑。
　　大清国警察归民政部管辖。民政部尚书（内政部部长）是肃亲王善耆。
　　汪兆铭被逮捕后受审讯，写下数千字的供词。此份供词让肃亲王受感动，免去一死而减一等，判决无期徒刑即永久监禁。
　　肃亲王家族是少数皇族中的佼佼者，其一言一行动见观瞻。努尔哈赤、皇太极一脉相传的清朝皇统原本轮到嫡长子的豪格继承，但豪格固辞，便由当时年方六岁的福临（顺治帝）一支代代相传为帝，后来的康熙、雍正、乾隆皆出于此。因豪格一支让出皇位，故而肃亲王家族代代在皇族当中居首位。
　　从豪格算起至肃亲王善耆是第十世。肃亲王有子女数十名，将其中一人过继给结拜兄弟的日人川岛浪速当养女，此女即川岛芳子。
　　他为人富任侠之气，而发言具有分量实出于家世渊源。正因他是民政部部长，所以汪兆铭或许方才免于一死。
　　当时尚有一名女性同志潜入北京，即未来的汪兆铭夫人陈璧君。
　　汪兆铭暗杀摄政王未遂事件发生在孙文从美国本土赴夏威夷之际。汪兆铭在四月十六日被逮捕，孙文则在三月二十八日抵夏威夷。
　　檀香山的欢迎会在四月四日举行。不愧是第二故乡，人情特浓。加入同盟会者仅一晚便超过百人。
　　“越来越清晰了！”
　　孙文说道。
　　——是什么事越来越清晰了？
　　无人提出这一问题。
　　孙文的眼中仅有“革命”存在。越来越清晰当然是指革命的面貌。革命的面容五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从第二故乡转赴第三故乡，亦即日本。一九○七年二月，因大清国一再要求，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孙文驱逐出境。
　　表面上是驱逐，但日本方面赠予巨额饯别金，并口头承诺在三年后取消驱逐令。此时已过了三年。
　　但大清国对革命党的严厉态度始终未变。
　　——无法长期加以庇护。胡惟德先生在俄国也是秉持相当强硬的外交立场的人物。一开始我们还可以装聋作哑，但总不能永远这样啊！
　　宫崎滔天从黑龙会的干部得到此一讯息。
　　孙文使用化名阿拉哈博士（），寄身于小石川区原町的宫崎滔天家中。在夏威夷成长的孙文要化身为夏威夷人乃小事一桩，但宫崎滔天这号人物会让人立即联想到孙文。继杨枢之后担任驻日公使的胡惟德老早就知悉阿拉哈博士究系何许人也。他的前一驻地是俄国。他在革命后又再度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是个外交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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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黄昏（5）
大清国公使的横加干涉使孙文滞留日本的期间缩短为两星期。在这段期间，孙文进行了各种联络，深切感觉到革命成功之日渐渐逼近。
　　他与服部登相会，谈起久违的儿玉源太郎之事。儿玉任台湾“总督”时曾拟定支持孙文的计划，但后来遭伊藤博文反对而未能实现。
　　——若在年轻时，我必定会挺身大吵一架，但既然身居负有重责的高职，就不能率性。现在只能将另一个自己暂时脱下来，期盼总有一天能再穿上好好跳一场自己喜欢的舞蹈。
　　这是儿玉的口头禅。
　　“莫非你就是儿玉所脱下来的另一个儿玉？”
　　孙文问道。
　　“脱是脱了下来，但无人捡起来穿啊！左等右等，还是等不到人。现在看着你的舞蹈，不难想象儿玉‘总督’究竟是喜欢哪种舞蹈呢！”
　　服部说完这话，落寞似的笑了起来。
　　儿玉源太郎大概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耗尽了心力，于战胜的翌年（一九○六）便因病去世。
　　孙文在日本会见了黄兴与赵声，商量今后之事。赵声出身江苏，任职新军军官，倪映典等人是他的部下。
　　孙文建议，为了让下次起义更具效果，目前宜暂停一切“不成熟”举动。
　　六月二十五日，孙文搭上中途停靠香港的船只赴新加坡。香港的治安当局不许孙文上岸。
　　孙文的母亲杨夫人此时正在香港。孙文知道高龄老母健康不佳，但因有兄长孙眉照顾，孙文也就将此事全交托给兄长。他拿出笔记本，喃喃说道：
　　“今年的旧历六月十三日，是新历的七月……十九日。算起来母亲今年就要满八十三岁了……”
　　孙文没料想到，母亲竟然会在七月十九日生日当天撒手尘寰，噩耗是事后从兄长处获知的。
　　孙文对日本此次的做法大致感到满意。横滨的警察署署长奉命驱逐孙文，但孙文翌日赴东京时却获“出国”待遇。他能在东京短暂停留据说是出自陆军大臣的意思。
　　——日本的政要们显然也看得出来大清国政府来日无多。这种待遇倒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
　　孙文暗忖。
　　英国不许孙文登陆香港，似乎是意图和大清国维持较慎重的关系。
　　孙文在越南召开秘密会议。那是十一月，说明了此时他并未感情用事而失去判断力。会议的目的是检讨汪兆铭等人此次在北京暗杀摄政王的任务失败，以及搭救汪等人的行动。
　　“我方有汪兆铭在对方手中当人质。他应该是考虑到万一的时刻，所以才未遭杀害。”
　　“他是指谁？肃亲王吗？”
　　黄兴问道。
　　“我认为应该是摄政王。”
　　孙文说完这话点了点头。
　　越南毕竟不是能够久居之地。不仅越南，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如英国、荷兰皆以如下理由拒绝孙文入境：
　　——妨碍地方的治安。
　　天性乐观的孙文反倒为此感到高兴。清朝政府再三要求驱逐他，殖民地政府无奈只得下达驱逐令，这意味着清廷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
　　——只要再使劲一推！
　　他说道。
　　——与初次起义相较，我是乐观百倍。
　　这是孙文的口头禅。
　　大伙在越南讨论下次起义的计划。决定以广州的新军为主力，由赵声率一支部队从江西进攻南京，黄兴军从湖南进攻湖北。另外，集合长江流域各省的起义军，进行北伐。
　　因获悉将遭驱逐，故孙文无法亲赴东南亚各地进行募款活动，此事便交由黄兴、胡汉民、邓泽如处理。与新军之间的联络，当然是由赵声负责。
　　十二月初，孙文离开越南赴欧洲。他经巴黎抵达美国时已是一月十九日。
　　

王朝的黄昏（6）
募款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他以华侨所拥有的致公总堂（洪门会馆）当场质押借得三万港元，立即将此笔款项寄给香港的同志。在多伦多与蒙特洛，同样以华侨的公产当质押而筹得革命经费。
　　演讲在各地陆续展开，经常见到受感动的华侨劳工动辄捐出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资。
　　他又从旧金山转赴温哥华，每天为募款及演说而忙到深夜。每一场演讲皆是听众满堂，就连下大雨时也不例外。
　　孙文坚持一个原则，即巡回时单独一人，不带秘书或护卫等同行。反观保皇派的康有为则身边总是包围着各地的门生，经常是一大群出动。孙文总是单独一人，相伴者唯书籍而已。
　　在外国时，孙文仍注意祖国的动态，并尽可能搜集各种情报加以分析。
　　他最信赖的外国东方观察家是出生于澳洲的马礼逊。
　　马礼逊原本是位医师，从这一层意义来看让孙文对其感到亲近。他发表于《伦敦时报》上的报道，每篇皆是孙文在旅途中的必读之物。马礼逊信奉“力”，对力的存在带有一种灵敏的嗅觉。
　　一九○九年九月七日的《伦敦时报》所载的马礼逊报道，让孙文难抑兴奋连读数遍。当时他恰好滞留伦敦。
　　马礼逊指出，清国政府“积弱得可怕”，他写道：
　　——袁世凯下台后，既无堪与其比肩者，亦无任何肯负责的人物出现。
　　对手如此积弱，而己方对寄望殷切的新军所施行的革命教育又与日俱进。这场战争必胜无疑——孙文如此认为，也因而感到兴奋不已。
　　清初，军中主干号称八旗军十三万。然而满洲人当时人数不满三百万，大多是居上位者，普通的旗兵仅不过五万。还在辽东东征西讨时，满洲族将归顺的汉族编成汉军八旗，另将同盟关系的蒙古族也编在蒙古八旗，合计旗营十三万骑。
　　旗营官兵因常获特殊恩典，不久便松散堕落而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装饰部队。开国三十年后发生了三藩之乱，平定此乱的非八旗兵而是汉人的绿营，此乃与汉军八旗毫无关联的一个集团。
　　绿营长久下来成了清朝的武力，但在白莲教之乱（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与鸦片战争（一八四○至一八四二）时暴露出不堪作战的弱点。敉平太平天国（一八五一至一八###）的则是守护乡土的义勇兵——湘军与淮军。如今的“清军”仅不过是上述之流的武装集团罢了。与这种汉人部队相抗衡，我绝不会输——孙文如此暗忖。
　　时机已到来。就是现在！
　　说起来，以北京一地而论，五千名新军当中两千名会有倒向革命派阵营的可能。然而，己方也并非全无问题。
　　自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看似团结一致，但其实不然。散布《孙文罪状》小册的章炳麟等人自始至终都采取反孙文的行动。
　　而在湖南派中，黄兴虽以副会长身份辅佐孙文，但两人也常大声争吵。
　　有一次，孙文将青天白日旗帜挂在壁上。黄兴见状大怒，原因是同盟会尚未制定徽章。黄兴属意的是有“井”字的旗帜设计。
　　“以太阳为标志，岂非与日本太过相似？这样不行！”
　　黄兴大吼道。
　　据说古时周朝实行井田法。将九百亩的正方形土地以井字形画成九等分，周围的八区分由八家耕种，中央的一区则由八家合耕。
　　——平均地权。
　　若作为标榜此一公约的同盟会的徽章，则井字确实很适合。
　　“我认为井字设计较佳。”
　　听黄兴如此一说，换成孙文大怒。
　　“为了此青天白日旗而牺牲性命的人不知已有几万之众。若不同意此旗，则须先将我孙文打倒！”
　　

王朝的黄昏（7）
“此一井字中包藏着中国人数千年来的心愿。若你当会长连这点都不懂，那我就要退出同盟会！”
　　黄兴几乎跳了起来。
　　——克强怒，发誓脱同盟会籍，未几，复还。
　　章炳麟在《自定年谱》中如此讽刺道。
　　广东香山的孙文、湖南长沙的黄兴、浙江余杭的章炳麟，在在皆是不好相处的棘手人物。
　　黄兴虽与孙文为此大吵一场，但为了革命还是忍辱“厚着脸皮回去”，彼此再成好搭档。尤其是在孙文遭各地驱逐，革命的核心无法运作时，黄兴便充当孙文的代理，负责实际指挥部队。
　　——克强（黄兴）未免操之过急。明明情势逐渐转为对我有利，清朝已将近半倒而趋于自我毁灭。
　　坐在行驶的火车中，孙文边查数据边读着书，同时还思考着问题。
　　清朝为避免毁灭而祭出一连串新政策，但在孙文眼中，那只不过是更加勒紧了自己的脖子。
　　行政机构不论是哪一部（相当于日本的省）皆设满人尚书与汉人尚书两名长官。依摄政王的改革主张，一部的长官仅限一人。十三部的长官以满族大臣占九人，汉族大臣占四人。
　　原本以为为了消弭汉族的不满，会增加汉族的职缺。不料全然不是这回事，而且满族大臣九人之中，皇族或宗室便占了六人。
　　世人称此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为了巡回募款，孙文绕经加拿大去到纽约。他在令人怀念的黄二嫂的“一碗面”店中吃着面。若换成是康有为，大概会率门生或秘书到一流的餐馆中用餐吧！孙文喜欢路边摊，“一碗面”正符合他的喜好。
　　吃完面后，一名男子走近。
　　“有什么消息吗？”
　　孙文搁下筷子问道。
　　“不是什么好消息。黄兴等人有动作，但起义似乎又失败了。仅此而已！”
　　也不知是友是敌，周榕总是捎来各种情报。他所捎来的情报无一不精准。此时他露出比平常更正经的表情，在孙文的面前摊开一份报纸。
　　——中国的革命党再次起义失败。
　　斗大的标题底下画着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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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中原（1）


　　孙文（左二）与黄兴（左四）等同盟会成员在上海的留影。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孙文从科罗拉多州抵丹佛。他因火车之旅显得相当疲累。
　　十余日前，他接到香港的黄兴拍来的一封电报。
　　暗码簿就放在行李箱内，故而一抵丹佛便可解读电报内容。
　　——湖北新军近期必定起义，火速汇来军费。
　　在加拿大募得的款项已拨付充当三月二十九日起义牺牲者的遗族救济金，故而无法立即再汇出军费。孙文考虑拟一回电要湖北起义稍延再议，因已是深夜时分，故打算翌日再发。
　　翌日即十月十二日，晏起食用早餐，手持叉子，无意中瞥见刚买来的报纸，一行斗大标题映入眼帘：
　　——武昌为革命军占领。
　　他从容地将叉子放回原位，用两手拿起报纸。
　　十月十日——这天称为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因此次起义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当然孙文读的是英文报纸，武昌起义之事已广受举世报道。例如日本的报纸发自汉口的报道所加标题曰“堂堂叛军”，记载如下：
　　在武昌之日本人今（十一日）全体撤离，均平安，依其言，武昌之叛乱由各学堂学生掀起，警察亦加入，但该叛军堂堂正正未加秋毫危害于人民，从九日夜晚至十日，武昌城内未加入叛军之官兵已是死尸累累，最危险之时当是十一日傍晚，武昌百姓人人自危，乃因避难军舰内之瑞总督于十一日夜晚计划从军舰上炮击武昌城，又当地日本人居留地于十一日夜晚召开民会，组成义勇军，拟着手防卫居留地。（《东京朝日新闻》）
　　孙文在丹佛所看的美国报纸大概也是报道几乎相近的内容吧。
　　孙文原本预计为进行游说与募款还得继续巡回美国各地，但一读到武昌举兵的报道，便骤然改变了计划。
　　他考虑要将革命的现场交托给国内同志，好容易才来到外国，自己应该在外交方面活动俾利中国。
　　依孙文的看法，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同情中国革命的有美国与法国，反对革命的有德国与俄国，日本则是民间寄以同情，但政府反对。英国则是民间寄以同情，政府立场“未定”。
　　由此，孙文判断革命外交的主要工作应置于英国，所以决定中止游说美国而改赴英国。
　　他在丹佛会见了密斯脱杨，获得经由圣路易斯赴芝加哥的行程建议。
　　“一路上请小心！”
　　杨夫人笑道。
　　“芝加哥那伙人较沉不住气。你去了之后，刚好是个机会，说不定会提前庆祝呢！”
　　杨拍拍孙文的肩膀。
　　“我也受过他们相当多的关照。”
　　孙文连点了数次头。
　　“唐人莫不欣喜从我们当中出现了一位举世知名的人物。孙逸仙也好，李鸿章也好，都是一样。在纽约，欢迎你的人跟欢迎李鸿章的根本是同一批人。”
　　杨说完这话便笑了。
　　十月十五日，在芝加哥举行一场“预祝”新的“中华民国”成立的大会，孙文出席了。
　　翌日的报纸报道着革命军已经占领距武昌之东约七十公里的黄州。
　　“不就是苏东坡待过的地方吗？”
　　苏轼（一○三六至一一○一）曾遭左迁至黄州约五年之久，因此自号“东坡”。凡对书法有兴趣的人莫不曾临摹过他的墨宝“黄州寒食诗”。
　　孙文也曾听人建议而动心过，但终未有机会临摹。
　　——等革命成功后再说吧！
　　凡被问到兴趣方面之事，他总是如此回答。
　　孙文从芝加哥转赴纽约，再从该地赴英国。孙文的英国之行包含有几个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四国（英、美、法、德）借款团停止借款。因为他担心，在财政上已露出破绽的清朝会因以铁道担保向四国借款团借得巨款而打了一剂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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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中原（2）
“希望尽可能让现今的政权安眠。勿让人民承受过多的负担。”
　　孙文说道。
　　虽不认为清朝还有什么惊人力量，但总希望政权的新旧交替能尽可能平顺进行。
　　在伦敦，他拜访了借款团的银行家，得知只有外务大臣有权停止借款。于是他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请求。
　　一、停止对大清国政府的一切借款。
　　二、请制止日本政府对大清国政府的援助。
　　三、取消英国各属地对孙文的驱逐令。
　　其中第二项是请求“制止”日本对大清国的支持。日本并不在四国借款团之内，之所以对英国提出如此请求，只因希望能扩张国际援助拒绝网。
　　日英之间有同盟之约，孙文认为由英国向日本提出请求较易见效。
　　日本民间对中国革命抱持友好态度，但政府则未必如此。从政体问题来看，日本希望同是帝制的大清国当邻国，若邻国是个经由革命而诞生的共和国，则彼此之间可能较易产生紧张关系。
　　另从国家利益来看，邻国若是弱国，当然较令人觉得安心。现今的邻国正处于立宪君主（保皇）派与革命派之争。日本的真心话是欢迎一如往昔的保守帝制，但那已是落伍的想法。如今至少也希望邻国能以日本为借镜而成为立宪君主国。
　　孙文知道自己的“革命派”路线未必会让日本怀着好感。
　　孙文经常感谢宫崎滔天这类的民间支持者，但就国家而言，日本却可能成为革命中国的敌人。
　　在此次旅途中，孙文闻知宫崎滔天身体不适。消息来源是在加拿大的联络人冯自由，此人是冯镜如之子，孙文第一次起义失败亡命之际，在横滨曾受到冯镜如庇护。冯自由在加入兴中会的成员中年纪最轻（年仅十四岁），后来就读于早稻田。
　　——经济状况好像也不佳，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冯自由说道。
　　——这样可不行！
　　孙文担心这位盟友。
　　他自己在槟城的妻子染病，子女的学费亦告急，只得向住在吉隆坡的党的经理邓泽如交涉，希望能稍微调高原本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
　　即使自己如此拮据，却见不得盟友宫崎滔天陷入困境。孙文写了一封信给滔天，提及自己设法凑了一百日元相赠，请其至横滨的华侨永新祥商店向林清泉君领取。该函的日期为阳历四月一日，正值阴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之前不久。
　　在英国，能再见到恩师兼救命恩人的康德黎博士自是人生一乐。孙文去到康德黎家，相识的女仆出来迎接，边微笑边说道：
　　“刚好有一封你的电报送达。上头全是些数字。”
　　那是一封来自中国的电报，收信人仅写着：
　　——
　　伦敦的电报局大概也不晓得要送给谁才好。既然是中国人，那就送到了公使馆。
　　公使馆似乎也感到困扰，之前也曾发生过，于是将电报就近送到康德黎博士的住所。
　　康德黎不在家，康德黎夫人不知是否该收下。
　　——我不知是否该收下。我先生不在家，说不定稍后会退回电报呢！
　　她事先说明有可能会拒收而退回电报。
　　也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既然是电报，当然是急件。孙文打电报时，总是先用汉文写下电文，再翻阅那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将之改成数字。
　　康德黎家中的一隅放置着孙文寄放的行李。那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就和几本书摆在一起。
　　想必是急件，孙文肯定会取出红色封皮的笔记本，立即将那些数字译成汉字。康德黎夫人想自己先行译出电文，以便节省孙文的时间，但她不会读汉文，只约略能看懂，并用歪歪斜斜的字迹照抄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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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中原（3）
电文内容不长，康德黎夫人便用此法抄译下来。
　　虽不懂其意，但之前也曾发生过，她猜想可能是以救孙文为使命的某个人所拍发。
　　隔了两个钟头，孙文偕康德黎返家。康氏家人和孙文间存在一种默契，即不谈论革命话题或隐私之事。因此，对电报内容康氏夫妻未开口发问。
　　“哦，这电报送来时就已经译成汉字了吗？”
　　孙文边微笑着边问道。
　　康氏夫妻从刚才起就关心电报之事，一直观察着孙文的表情，见他展颜一笑，两人才如释重负。
　　“是我！虽不知其意，但一个字一个字照着抄下来。”
　　康德黎夫人答道。
　　“这字写得很漂亮！要说这是出自第一次写汉字之人的手，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孙文夸奖道。
　　“是秘密消息吗？”
　　康德黎夫人忍不住问道。
　　“不！”孙文摇摇头——“是推荐我担任共和国总统的通知。”
　　“你会接受吧？”
　　康德黎博士问道。
　　孙文偏着头想了一下后答道——“是的！若现今并无适当人选，那我就暂时答应担任。”
　　“真不敢相信！”康德黎张开双臂说道——“公使馆只需译出电文便知内容，却偏偏大费周章送来这里。”
　　“因为他们人在外国，较具有国际观，明白世界的大势。清这个王朝也总算走到尽头了。”
　　孙文说道。
　　大清国的驻英公使在去年八月之前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其后由刘玉麟接任。刘与孙文同是出身广东香山县，早期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李鸿章的家庭教师。后来在共和国成立后，他仍担任驻英公使一职，是个了解大势的人物。将电报送交孙文一事显然是经过他的批准。
　　此一电报拍来之际，清朝尚未覆亡，革命派拥黎元洪为都督，并为拉拢新军的大部分成员，甚至也有意要拥袁世凯复出。
　　孙文在康德黎家中接到电报后，从伦敦拍发回电给上海的“民国军政府”，表示自己赞成由黎元洪或袁世凯担任新政权的总统，总之希望国家的基础能够稳固下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孙文从伦敦抵巴黎。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从马赛搭船回国。
　　清朝政府除起用袁世凯外，别无他策。摄政王虽极力阻止起用曾背叛兄长光绪帝的袁世凯，但若是这样就无异于亡国。
　　武昌失陷后，满洲集团的唯一求生之道就是行立宪君主制。但满洲人岂甘心当一个放弃实权而徒拥虚名的君主？
　　革命派连立宪君主制也不肯同意，坚持创立共和国。简单地说，南北僵持而形成了对立场面，孙文身为对立中的南方代表，亦即革命派的领袖步步进逼。
　　十二月十五日，孙文所搭之船抵新加坡，三天后的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的英国租界召开了一场南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