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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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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重大改革都会牵引起一系列的权力斗争，而改革的成功与否在大多时候，不取决于改革的初衷是否善良，而取决于改革支持者和反对者力量的对比。幕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其激烈和莫测程度丝毫不亚于风起云涌的战国战场，在新将军走马上任之初，更是如此。
德川家纲没有子嗣，谁都不能确定下一位继任将军是谁，可通晓关系世情的幕府之人，为了长远打算，必要在继任者上下大赌注，越多可能越多动荡，因此往往没有子嗣的将军去世后，幕府总难免经历一场大震荡。
最终接替家纲担任第五代征夷大将军的，是家纲的弟弟纲吉，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出任大老官职世家的酒井忠清，还不顾他人反对，让自己宠信的掘田正俊担任老中，并逐步提拔其为大老。德川纲吉受儒家学说影响颇深，他早就对幕府中的门阀势力有所不满，他立誓做“赏罚分明”之人，这让惯于享受特权的德川家亲信大名措手不及。在德川纲吉担任大将军的29年中，改易和减封事件多达46件，其中大部分惨遭“整顿”的都是德川家的亲信。当时的代官不过四五十人，被查处的就多达34人，很多承袭家族官职，又没有建树的官员纷纷落马。
德川纲吉在惩办昏官的同时，也没有放松举贤任能的工作，然而他所举之贤也仅限自己亲信之中，这就让幕府陷入了另一个危机——谄媚之风盛行。为了更好地提拔亲信，德川纲吉专门设置了侧用人一职，侧用人可以参与各大国事的策划，也能意气风发地向各个老中转达将军的话，一些格外得到将军信赖的侧用人还升为大名。
这些从将军身上得到好处的官员也对“知恩图报”四字心领神会，奉迎拍马的技巧日益纯熟，而善于迎合掌权者的人通常又对造福百姓、富国强兵漠不关心。因此，德川纲吉的人事改革不仅没有为幕府带来活力，反而使其更加乌烟瘴气，官员们逐渐发现，只要讨好了将军，便可为所欲为，暴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5）
而德川纲吉本人也失掉了他初为将军时的那种魄力，他被宠臣们的甜言蜜语混沌了思想，沉迷在对儒学的研究中，并且愈发迷信。为了表现对自然的仁爱，他颁布法律，凡是那些伤害飞鸟杀死狗的人，不是被处以死刑就是被流放荒岛。因不忍见野狗流落街头，他还大肆修建野狗救助所，可能因为认为每个百姓都有救助野狗的义务，所以修建救助所的钱全部来自于百姓的赋税。
德川纲吉对这样的“慈善”事业乐此不疲，国家的财富大笔大笔地花在了诸如建设野狗救助所的事务之上，从来都阔绰有余的幕府也感觉到财政紧张，只能通过增加赋税应付日常的庞大开销，他们甚至和不法商人勾结一起，制造伪币牟一时之利。
天灾总是在朝政混乱之时爆发，洪水、地震、饥荒纷至沓来，就连一向沉静的富士山都喷发出滚滚岩浆。自然的、人为的灾难夹杂一起，一下子倾注到下层百姓身上，忍无可忍的百姓纷纷起义。德川纲吉仍执迷不悟，直到临终前，还反复叮嘱亲信，一定要将不杀生令执行下去。而此时的日本也像德川纲吉的身体一样，满目疮痍，一天不如一天。
德川纲吉的遗愿没有实现，和他的哥哥一样，他也没有亲生儿子。德川家宣作为嗣子成为第六代征夷大将军。纲吉宠臣们的好时代结束了，家宣开始着手整顿弊病丛生的幕府。他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纲吉宠臣革职，老中和若年寄也可以像从前那样直谏。但他终是没有取消侧用人一职，好不容易大权在握的他，像纲吉一样，希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幕府中，以巩固自己的权威，间部诠房虽是能乐演员出身，却行事干练，很快得到家宣的重用，成为侧用人，并一路升至大名。家宣的亲信新井白石也很快出任侍讲，为家宣出谋划策。
虽然家宣像纲吉一样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但却并不像纲吉那样昏聩，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头脑始终清醒，幕府在他的管理下也很快振作起来。他废除了不杀生令，免除了让百姓苦不堪言的种种税收，还释放了为纲吉恶法治罪的大批犯人，和商人勾结一起制造伪币的幕府官员也遭到了严厉查处，国家的经济逐渐复苏，市场秩序也慢慢恢复。在家宣的努力下，日本的状况有了一定好转。
家宣的儿子家继继任第七代征夷大将军时只有4岁，幕府大权自然旁落到家宣时代备受重用的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手中，然而仅仅过了3年，家继就夭折了。
在民间口碑颇好的德川吉宗成为了第八代将军，当他还是福井县的藩主时，就进行过不少成效显著的改革。吉宗有着卓越的财政头脑，为了恢复幕府的财政实力，他一方面开源节流，鼓励节俭，另一方面则大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取消了遭遇天灾、作物欠收时的农民的赋税。在他的敦促下，商人们纷纷成立了同业会，一些经济政策的颁布也让政府一直头疼的米价问题有所缓解，德川吉宗也得到了“米将军”的称号。
在古代日本，武士和农民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实际上在武士产生之初，武士和农民并没有明显的分别，武士们战时打仗，闲时务农。但到了战国时代，出于战争的需要，武士便逐渐脱离了农民的身份，毕竟农兵军队在战斗中远远逊色于兵军队，织田信长也正是由于采用了农兵分离政策，才让自己的部队锐不可挡。再加上战国时期各领主对兵的需求加大，百姓们只得放弃辛苦耕种的土地，全身心投入兵营，兵农分离已是大势所趋。
到了丰臣秀吉时代，兵农分离已成为全国通行的体制。对秀吉来说，既可打仗又有田地的武士，若壮大起来无疑会成为自己统治的威胁。于是他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禁止他们自由流动，并通过“刀授令”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同时，又剥夺了领主们世代承袭的领地，转而授之以恩地，这样一来，领主们就失去了直接支配领地的权力，恩地是丰臣秀吉授给他们的，他们是丰臣秀吉的臣仆，秀吉的从属。1583年，声势浩大的大阪城轰轰烈烈地动工了，武士们散落各地的小城馆也随着大阪城的修建灰飞烟灭。领主以下的武士都集中到城下町居住，没有土地的武士对秀吉的依附性更强了。
德川幕府建立后，进一步推行、完善兵农分离制度。1590年德川家康被丰臣秀吉改封到关东，为其日后称雄奠定了基础，而秀吉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家康改封，正是借助了兵农分离的力量。而德川家康自己被改封的这一经历，也让他切实体会到兵农分离对巩固权力的重要性。
在德川幕府的作用下，将军大名的家臣都移居到城下町。日本人称官员们的管辖地为“知行地”，德川幕府掌政不久，家臣们就没有了自由奔赴知行所的权力，定期领取禄米而没有知行地的家臣越来越多，这大大减少了家臣坐大的几率。各个大名都很快察觉到这种办法的好处，因此到了17世纪末，整个日本依旧实行知行地制度的藩便只有总数的17％了。
武士不再料理农事，他们远离农村，少了战事滋扰的农村也很快发展起来。18世纪初，日本的很多农村都开始按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大小征缴年贡，分派徭役。当这类按地面积收税的村庄达到一定数量后，农民们管理村务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在当时，村会议的召开是每个村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村民们要在村会议上制定村法，选举村子官员，对村子的财政进行规划。每个村子都有名主和若干组头负责管理那些靠从村财政中支取年禄的官员，而名主和组头的言行举止也要受“百姓代”的监督。
在管理地方事务的知行地名存实亡之时，村子的自我管理就显得格外重要，很多时候知行地甚至还要依靠村子经营管理，因此村里德高望重之人有时也会出任知行地官员。而后日本的朝廷、幕府、武士和百姓，依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一步步慢慢地循自己的脚步走着。一路下来，地域的特性使他们有了各自固定的套路，也就是民族的根性。只有更好地了解这些，潜藏在日本最深处的东西才能一点点被挖掘出来。
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1）
在要求革新的势力中，还有一些出身于豪农豪商的“志士”们，他们和下级的武士革新势力一起，联合了和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以及皇室公卿，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开展了要求改革幕政、抵御外侮的斗争，这次的斗争最后在广大人民的推动下，最终发展成为了武装倒幕。
日本1000多年来占领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维持到18世纪中叶之后，就因为受到商业性农业持续的发展以及商业资本渗入到农村的影响而遭到了破坏。在这样的影响下，农村的手工业也逐渐发展并开始脱离农业，日本的国内市场开始扩大，而资本主义在此时也进入了萌芽状态。到了19世纪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地区里，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工场甚至占据了统治位置。
日本的封建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影响下，出现了衰落的危机，特别是在1854年实行开国和1858年签订了《安政五国通商条约》之后，外贸的快速发展更是刺激、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以及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同时也因此受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幕府、各藩大名的共同抵制。
幕府使用了很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不但打击了商人和工场主，就连众多的农民也受到了牵连。他们不允许出口商品生产，市场因此出现了局面混乱、物价飞升的情况。由于物价飞升，很多下级武士因此而破产，这就引起了他们对幕府的强烈不满。物价在开港之后连年飙升，就连贡赋和租税也不断增加，加上农业欠收和饥荒的同时来临，使广大人民陷入了贫困破产的噩梦，这就使得人们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而人民的反封建，反幕府的起义也在日本各地迅猛发展。
在1860年以后的起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频繁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些农民起义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将军，人们说他是所有灾难的根源。很多的起义队伍在幕府征伐长州藩时，都打出了反对德川将军、反对“征长战争”的口号。还有一些农民在起义的时候，甚至提出了村政民主化的口号，并使用武力摧毁了地方政府和代表政权的监狱，他们释放了囚犯，焚毁了很多文书档案。这些人反对政府以及一切地方上的政权，他们要求社会给予他们平等权利和地位，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得到政治民主，在经济上他们希望可以得到种植和经营的自由，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提出建立世界“第一等国家”的思想。
在农民起义的队伍中，有一些出身豪农豪商阶层的人，他们同样也希望得到身份的平等和生产、经营的自由，而且这些人往往成为起义的领导者。豪农豪商阶层的人在倒幕维新的过程里，扮演着倒幕派和下层人###动之间沟通协调的角色，这些人里有一些自己就是倒幕派志士，有些和倒幕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在农民和市民起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日本的社会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强烈批判封建主义的进步思潮，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对封建的幕府体制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地披露和无情地批判。另外，还有一批有见识的改革家也在此时出现，这些人反对幕藩体制，他们直接投身到了改革的斗争中。
总的来说，幕藩体制到了19世纪中叶幕府末期时，经济和政治都已经是摇摇欲坠，脆弱至极，当时的日本社会就像一个已经冒着滚滚黑烟、即将爆发的活火山，一旦时机到了，那蓄积已久的能毁灭一切的能量将会全面释放出来。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日本经历了两个世纪的“锁国”时期，就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英国、法国、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40—50年代时，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国家为了开拓更广阔的世界市场，寻找原料产地，纷纷向东方殖民扩张的同时，日本成为了他们选定的其中一个目标。而首先与之交锋的就是美国。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这个向来讲究战略的国家，在经过了一番充分的准备之后，终于出手了。日本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日子，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进入了江户湾浦贺海面。美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日本“开国”。日本方面对美国的武力的威胁，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幕府就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服从，并约定翌年春天时答复他们的要求。
这一连串事件将日本的政治局面搅乱，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一向独断专行的幕府在内忧外患之际显然是阵脚大乱，不但给从来没有权力询问国事的天皇朝廷做了报告，甚至还把美国的国书传示给各大名诸侯，并允许各个级别的武士自由上书，贡献力量和计谋。
一直等待答复的美国海军，在1854年3月8日，和日本在神奈川开始了谈判。虽然，日本政府十分清楚如果开国就会危及其统治的幕府，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还是在3月3日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在美国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俄国、荷兰等国纷纷效仿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内容相同的条约，日本被迫开国，锁国的体制从此崩溃。
日本开始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的民族危机急速加剧。
日本在内外危机的情况下，日本封建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在中下级的武士阶层中，出现了一股要求改革的势力。这批人大都尊崇儒学和“国学”，并且其中一些还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些人集合在一起渐渐形成了革新派，势力日益壮大。他们主要针对时弊提出了“尊王攘夷”的革新观点。
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2）
1867年1月，孝明天皇去世，太子睦仁亲王继位，这位太子就是史上有名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继位，倒幕势力在此时更是积极地结盟并开始举兵。11月8日和9日，明治天皇分别向萨、长藩主下达了《讨幕密敕》。11月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可是他却同时在大阪集结精兵，以图反扑。
萨长倒幕派十分清楚，幕府所谓的“奉还大政”其实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于是他们提出坚决倒幕的主张。1868年1月1日的夜里，天皇朝廷向萨摩、土佐、艺州、尾张和越前藩主下达了命令，由五藩兵力守护禁阙。1月3日，三条实美、中山忠能、岩仓具视等公卿，还有炽仁亲王、晃亲王、纯仁亲王和德川庆胜、山内丰信等藩主以及五藩藩士代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聚集在皇宫中，拟定并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在这天夜里，他们还在皇宫之中的小御所召开了会议，商讨新政。
在会议上，岩仓具视对以往幕府的败笔做了一一陈述，他表示德川庆喜必须要“辞官纳地”，岩仓具视的意见得到了萨摩和艺州藩主的支持。而此时的西乡则正率领兵士在会场四周严阵以待，以施加压力。于是，会议最终做出了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并宣布“王政复古”、实行新政的“大号令”。这次的宫廷政变之后，取代德川幕府的明治天皇政权宣告成立，日本帝国在1868年开始正式建立。
一直企图用韬晦之计的德川庆喜在宫廷政变后，于1月8日和13日，在大阪推翻了《王政复古大号令》。紧接着在1月27日，以萨、长两藩兵力为主力的明治政府军的5000人，和前来反扑的幕府军的万人，在京都南部的鸟羽、伏见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幕府军大败，德川庆喜逃到了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政府军此时大举东征，逼迫德川庆喜在5月3日交出江户城。政府军在11月上旬时，平定了东北地区诸藩的叛乱；1869年春天，开始出征北海道；6月27日攻下了幕府军队的残余势力所盘踞的最后据点函馆五郭，至此戊辰战争结束，幕府军最终以失败告终。
1868年4月6日，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6月11日，公布了《政体书》，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并把“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按照这个原则，天皇政权实行了首次的“太政官制”。在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名为东京。10月23日，把年号改为“明治”，取自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中的“向明而治”，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翌年4月，天皇迁都东京。
从此之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府，开始实行“维新”。“维新”就是变革的意思，其实就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
明治天皇在1869年7月25日，下诏接受各藩奉还领地和户籍，以前的藩主也不再沿用旧称，而新称为藩知事，或统称为“华族”，而一般的武士则称为“士族、卒”。1871年8月29日，“废藩置县”开始实行，旧藩主藩知事的职务被解除，近代府县制度开始建立，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力也被取消，全国的行政区被重新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
进入明治时代的日本，在确立并巩固了以天皇为首的帝国新政府后，就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进日本资本主义化。锐意改革是明治政府发展的大方向。
在经济上，地税改革是最值一提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帝国政府在宣布地税改革之前，就国内的具体情况，就采用了一系列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那些措施对扩大种植作物品种的数量，使土地买卖领域流畅、鼓励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873年7月28日，《地税改革条例》得以颁布，该条例中明确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交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且拥有土地所有权者。
从某种程度来说，当时的地税改革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使日本近代的土地税制度得以确立，从法定意义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中所涉及的废除各种封建限制，也使日本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促进和发展，为日本农业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扫清了障碍，日本政府也得到了稳定的财政来源。
日本帝国政府为了在日本建立并全面发展资本主义，还制订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制度“殖产兴业”。这是一项希望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的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方针。
当然，要推行这项制度，首先就要解决资金的问题。日本帝国政府从之前已经进行的地税改革中所获取的巨额土地税收入则正好派上用场。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货币金融政策，大量发行纸币，之后又提高了税率、增收了新税；日本政府采取的金融紧缩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对人民进行了双重的剥削，他们还用发行公债的方法，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而对外，日本则是将之前在自己身上所受的痛苦照搬在邻国身上，他们也通过向亚洲一些近邻的国家，实行侵略掠夺，来获取本国扩展经济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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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3）
资金不成问题，“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进也就稳步前进。在实行“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由国家的资本带头，日本创办了官营企业、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很快，日本进入到“殖产兴业”的第二阶段。在1880年之后，日本颁布了《处理官营企业条例》，这一次主要是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
“殖产兴业”中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是，废除各地的关卡，培养和发展全国统一的市场，发展航空、铁路、邮政、通信等等近代的交通事业。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并对其进行改造和扩充，以便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此外还要加大力度创办各种被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
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对原有的工具和技术进行必要的改造，注意创办民品工业。使用保护、奖励等一些方式，鼓励优秀新产品的发明和创造，举办一些交流经验的会议，推广新的科学技术。
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的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的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让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
同时还要扶植和保护私人的资本，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把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等一些特殊的部门之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一些特权大资本家。
奖励国产，鼓励国货的出口。帝国政府自从80年代开始立足本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引进要根据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广聘了外国各行各业的专家，注意人才的引进。随着本国人才的逐渐成长，慢慢减少并停止了这种人才的引进，而是派遣留学生出国，这样做十分实用实惠，避免了盲目性。
日本的经济在“殖产兴业”政策的影响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日本于1886年到1890年之间，出现了早期的产业革命热潮。这个热潮几乎蔓延到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尤其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这个部门的发展异常迅速。到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时期，日本已经初步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产业革命开始之后，外贸也开始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的时间里几乎翻了两番，而且都以出超为主。
帝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政策则是“文明开化”，这个政策涉及的主要是教育改革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帝国政府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整顿了旧的教育机构。在1871年设文部省，掌握了全国教育改革的事务。日本政府很清楚地知道，教育是改变日本人、改造日本社会的资本。
最初，日本划分了学区，设立了大、中、小学以及各类的专业学校，教学的内容也焕然一新，还制订了关于留学生的规则和学位制度，并允许私人办学等等。之后，教育改革的步伐在1879年时又迈出了第二步，就是制定了47条《教育令》，废除学区制，把小学的设置和管理权，下放到了地方，学制进行了缩短，教学的内容变得简单化。
翌年《教育令》再次被修改，这次加强了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大大地提高，1883年达到了51％。内阁制在1885年实行，森有礼首任文部大臣。在他任职期间，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个阶段。他先后主持、制定和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等，一系列的教育法令推行之后，基本上就确立了近代教育的制度，教育普及率和中学、大学都有了非常迅速地发展，取得的成果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在教育改革的同时，日本的帝国政府也没有忘记要加强和巩固近代的天皇制统治思想教育，尤其是1879年8月，明治天皇在侍讲元田永孚的帮助下，以元田的名义拟就并发表了《教育大旨》，这显然就是要左右日本的教育改革，使之在有利加强皇权威望的原则下改革。
比如在1890年10月发布的《教育敕语》中，就进一步确立了忠于天皇、“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同时，为了加强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开始对普通人进行军事教育，并规定“神道”为国教，强制人民去信仰，并宣传天皇就是“人间活神”。这些行为给近代教育的发展带来了种种恶果，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也产生了深远的恶劣影响。
“文明开化”的推行，也是日本帝国政府在这一时期所注重的一方面。这是日本帝国政府希望日本与世界接轨，尤其是多接触西方潮流的一项举措。这一举措，是希望改变日本社会一直延续的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鼓励国人接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多方面进行“欧化”运动，去适应世界的潮流，建立适合日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像在《断发脱刀令》发布时，就采用了阳历布告，把阴历改成了阳历，例如1872年12月3日就改为了阳历1873年的元旦，还把一昼夜12个时辰改为了24小时。
另外像一些推广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在一些城市中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绩。不过，当时也出现了一些肤浅庸俗的“文明开化观”。当时，政府中有人觉得，和西方相比日本是劣等国，要改就干脆“全盘西化”。在社会上甚至还有人主张，日本应该抛弃日语而把英语作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和西洋人进行通婚，以此改良人种等等。
二、与国内斗，使帝国兴起（4）
开展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是“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幕末时期成长的知识分子们，大都接受了西学的熏陶，他们都是传播西方的启蒙思想的主力军，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是“明六社”。该社在1873年时成立，这个团体可以说既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又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在整个“文明开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明六社”通过其机关刊物《明六杂志》来传播先进思想，在其出版的43期中，发表了百余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另外，不少“明六社”的社员，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的书籍，可以说在传播新思想上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可是，随着民主思想的一步步深入，“明六社”的###的前进步伐却越来越缓慢，原来的先驱者和传播者的思想却日益僵化，终于在帝国政府公布了《新闻条例》、《谗谤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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