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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的武士道--日本的全球视角-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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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神和世俗是相对的概念，要保持神性就不得不牺牲“人性”。在日本，皇室之人被称作“居于云上者”，而既然生活在云端，世俗之事当然不好过问，于是天皇便自动放弃了行政大权，一心一意扮演人间之神，尽可能不问人间世事，和“人”保持距离。
人的世界终究要由人来掌管，日本人讲究各安其分，人有人道，神有神道，放权力于人，是身为“神”的天皇的生存之道，虽然天皇从不用像中国皇帝那般日日夜夜担心自家基业为外姓取代，但也有被罢黜废弃的危险，天皇若想平安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听命于国家的实权派。
粗粗一看，日本的历史远不如中国那般跌宕起伏，它没有三番五次的朝代更替，但皇室的“万世一系”不代表国家的长治久安，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幕府、将军从没停止过对权力的争夺，他们都悉心培养着自己的亲信。在残酷惨烈的斗争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日本的历史有数不清的战乱，而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对他人仁爱就是对自己残忍，为敌人叹息心软往往会招致自我的死亡。充满着悲天悯人情怀的佛教，到了日本之后竟也沾染了几分暴虐的气息。“见佛杀佛，见鬼杀鬼”，日本人受禅宗影响至深，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要扫平前行路上的一切障碍，心无旁骛。
一个弱小的民族若要强大起来，这种舍生忘死的执着精神必不可少。日本人常说“像死人一样地活着”，实际上也是在强调一心一意地为目标奋进，而这个目标是否正义，则不在考虑范围内，至于这个目标在实行过程中遭遇的道德良知的羁绊，更应被果断地抛却一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军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会表现得如此残忍。
一个弱小的民族若要强大起来，单靠全身心奔赴目标的精神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被严格地组织起来，对天皇的崇敬让日本人在信仰上团结一致。
明治维新后，日本虽日益强大起来，却无法改变整个亚洲此时已沦为西方列强竞相追逐的猎物的事实。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市场，正苦恼于自家狭小面积的日本，将视线转向日渐衰落的邻国，侵略的野心，“我不杀人，人便杀我”的忧虑交织在一起，很快，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思想确立起来，日本举国皆兵，空前团结。军人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趋于一体，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力量之源，从前适用于武士们的武士道思想一下子成为全民适用的思想。武士不畏死，在二战战场上，除了暴虐外，日本人给人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就是不怕死，日本的军队对医疗设施漠不关心，对伤员大多不管不问。
每个日本人心中都有一个武士，而在盛行于江户武士间，集中论述日本武士道思想，也是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的著作《叶隐》中曾这样说道：“所谓武士道，即决意一死，当汝处歧路之时，应速择死路。……好生恶死，虽生犹为懦夫，未达目的而死，虽为徒死，绝不为耻。”
切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打了败仗的人是要切腹的。进谏不成要切腹，未完成君主交托的使命也要切腹……即便在现代，切腹而死对日本人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通常的求死之人不同，武士们期望用死亡展现自己的勇气，在他们眼里，切腹因极度的痛苦而崇高，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
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起一系列完备的民主制度，防止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军国主义思想在失去了生长土壤后依旧穿梭在人们心间，像武士那样生，像武士那样死，依旧为日本人称颂。和普鲁斯特、乔伊斯、托马斯·曼等人并称为20世纪四大代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就在正值壮年之际，用切腹的方式自杀身亡。在这个一生都为日本古典美所倾倒的文学家眼里，切腹是最能表现男子之美的死亡方式。
三岛由纪夫切腹，曾经被当时的日本舆论视为笑谈。事过境迁这么多年，忽然地，三岛由纪夫的形象被日本人重塑了起来，并被抬至到了一个偶像的地位，他的切腹故事又重新成为日本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显然，让日本人轻易忘却那已经植根的武士道，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曾经，军国主义把日本人变成了战争的机器，日本国民也被打上了军事强人的烙印。这种暧昧的关系，很难彻底划清界限。日本武士道在根性与时代性间到底何去何从，岂是一言半语所能阐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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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1）
强者和强者总是难以相容，苏我氏和物部氏终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冲突，双方各有自己拥护的，流着自己血脉的皇位继承人，为了长久的利益，握有国家财政大权的苏我氏和掌管国家兵权的物部氏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纷争。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被四方国家恭称为“天朝尚国”，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有目共睹，它的光芒曾一度掩盖住周边国家的光彩。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文化就好比日本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养分，日本只有大口地吮吸中国文化才能强壮自己。
明治维新之后，制度的优越让日本的实力迅速膨胀。至于日本后来为什么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选择和西方列强一起欺凌同属一个文化圈的亚洲各国，原因复杂，头绪纷繁，绝不止“西方文化刺激”、“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等几句简单的话所能涵盖。
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大，不代表日本文化产生自中国文化。公元600年，第一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制度典章。而在此时，在日本民众间有相当号召力的除了天皇以外，还有“连”和“臣”这两大氏族。连氏家族本是国家宗教事务的掌管者，一直兢兢业业地为皇室服务；臣氏家族则自有大片土地，只是鉴于形势变化，接受了皇室统治。
大化革新前的日本，带有颇为浓厚的原始色彩，这从《古事记》的故事中便可见一斑。神话总会或多或少地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譬如中国神话中的天庭和玉皇大帝就和现实中的朝廷和皇帝两相呼应；希腊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神话中的神后赫拉也开始嫉妒丈夫宙斯的情人。在《古事记》中，天照大神的父母尚是兄妹，这说明在当时，近亲结婚还不像今天这样让人难以接受，人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伦理观念。那时的日本男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拥有众多妻子，妻子们虽不能像丈夫那样公开拥有数位伴侣，却可以秘密地接待情人而不会有半点道德上的不安。
在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孩子自然只能由各自的母亲抚养，血浓于水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兄弟姐妹的关系和普通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既可以自由自在地结合，也可以没有半点顾忌地相互残杀。
日本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着，随意挥洒着自己的性情，从没有想过用道德秩序约束自己的家庭婚事，这在今天的人看来多少有些混沌，也和后来重等级、重规范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早期人类往往都因为血缘的关系走到一起，结为氏族。为了扩大氏族的规模和影响力，联姻向来是不错的办法，尤其在那个缺少道德伦理制约的时代，这种联姻更是被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譬如某个族长将女儿成功嫁给了皇子，以便和皇族沾亲带故扩充势力，为了巩固这种“血亲联盟”，这个族长还可以安排女儿与皇子生下的小孩和皇子其他夫人所生的小孩结为夫妻。而若推敲起这“其他夫人”的出身，有时又会发现她们竟也是族长的女儿。几番复杂的联姻后，皇族的权利便会不声不响地落入族长手里。
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皇室长期以来都没有建立起像中国那样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皇室兄弟，从道理上说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就让手足相残的事件屡屡上演，皇室内部的暗潮汹涌、血案不断让天皇制就好比一座建立在沙堆上的城堡。因此当日本遣唐使在了解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后，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让天皇制度更加巩固。
公元6世纪时，臣氏中的苏我氏势力日趋强大，将其他氏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苏我氏之人好创新，喜开拓，对外来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连氏中崛起的，足以和苏我氏相抗的物部氏则截然相反，执掌国家宗教礼仪事务的物部氏格外尊崇传统，在日本越来越受欢迎的佛教在他们眼里，无疑有碍传统的纯粹性。
财富是战争的后盾，而善于吸纳吞吐新知识的总是比保守封闭的壮大得更快，物部氏最终溃败下来，眼睁睁地看着苏我氏推选的皇室继承人登临天下。
而更让苏我氏得意的是，在连年纷争中衰败下来的不只有物部氏，还有天皇家族，一时之间统领整个日本的大权一下子都倾注到苏我氏手中。崇俊天皇试图从权臣苏我马子手中夺回权利，没想却招致杀身之祸，公元592年，苏我马子除掉了崇俊天皇，另立推古女皇。值得一提的是，崇俊天皇和推古女皇都为苏我马子的两个妹妹所生，而他的这两个妹妹又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后。
苏我氏在争夺权利上以狠辣著称，但崇尚新知的苏我氏的统治却为日本文化带来了不少的新鲜空气，没有了保守的物部氏从中作梗，日本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容光焕发。而今天的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精通学习他国先进之处，也和苏我氏的统治观念不无关系。在天下为少数人掌握的时代，居于上层的统治者的行事风格往往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
公元593年，厩户皇子被定立为皇太子，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汲取他国新知的魄力一点不亚于苏我马子，他关注着日本周边国家的发展形势，中国的统一和朝鲜的强大让他意识到，王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不顾被氏族权臣废弃谋害的危险，在执政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积极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
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2）
圣德太子后的几任天皇为了一改国家的混乱状况，都做出了不小努力：孝德天皇进行了大化革新，在学成归国的遣唐使的辅佐下，大规模地将中国封建制度引入国家；天武天皇实行皇亲政治，将长久以来为权臣掌握的大权重新收回皇室手中，并大力支持佛教。公元700年登基的文武天皇模仿唐律制法……日本的封建制度也在一次次的改革中确立；完善，到了8世纪末，日本的庄园经济初具雏形，而这种经济正是后来孕育出武士阶层的土壤。
险恶的宫廷斗争在百多年里从来没有因改革的推进有所缓和，朝廷内倾轧不断，皇子间手足相残的悲剧不断上演，天皇和权臣的对峙也动辄掀起血雨腥风，之后藤原氏通过联姻的方式逐步取得了实权，以关白的身份管理国家大事，开启了摄关政治的时代。
藤原氏和苏我氏不同，他们对强盛国家没半点兴趣，却对盘剥贪污等聚财之事颇有天赋，他们好享受，大兴土木，最擅长以权谋私。公元988年，忍无可忍的下层百姓联合起来，浩浩荡荡地到朝廷控诉藤原氏的罪状，与此同时，各地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
武士阶层就在这举国哀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悄悄形成，他们本是庄园主为了对付“不安分”的农民培养起来的私人武装。武士以战为生，战争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朝廷因战而疲弊，百姓因战而困苦，庄园也在战火中毁灭，只有武士在战争中强大。10世纪，武士中的佼佼者已开始在朝廷中大显身手；12世纪，整个日本已没有哪支力量能和武士抗衡，军人专政的幕府应运而生；13世纪，镰仓幕府甚至控制住了中央朝廷。
虽然在以后的百年间，幕府的统治几经沉浮，但其力量却一直不可小觑，而在战争此起彼伏的日本，武士阶层更不容轻视。
15世纪后半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乱世出英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些武士身份的传奇人物在执掌政权时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天道”，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可以在充斥着血腥和谋略的疆场上生存下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中豪杰，就是因“天道”在庇佑，天道深不可测，那些溃败失权之人只是为天道放弃之人。
天道说在这些乱世英雄的宣扬下很快深入武士们的内心，而既然这些人杰是天道的承担者，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和高深的“天”作对，拥护他们的统治，为他们效忠才是顺应天道的明智之举。而对那些战争中的失败者来说，他们也大可以用天道安慰自己，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在乌江发出响彻天地的痛苦呐喊：“此天亡我，非战之罪。”
在那个今朝不知明朝生死的年代，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征战杀伐之中，活着是侥幸，死亡是命运，在遍地死亡的残酷现实面前，无论高尚低劣，无论勇敢胆怯，无论聪慧愚蠢，人人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人力是渺小的，在生死间的全力挣扎敌不过无形无际的命运之神任何一次小小的戏弄。胜者不知自己因何而胜，败者也不知自己因何而败，所谓“天道”，原是迷茫之情的汇聚，是对人之哀伤的叹息。
武士们用“天道”麻醉自己，以便忘却对死亡的恐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死的时候不死便是耻辱，死期未到即便身处险境也必能逃生。朝廷和将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光，或苟延残喘，或疲于奔命，但政治的传统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仿佛矗立在湍急流水中的磐石，冷冷地看着人间变幻。
拥有大量登记过的土地的领主被称作大名，每一个得势的大名都迫不及待地要为争战而来的领土正名，为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中央。守护职是大名们最希望得到的官位，一朝为守护，便可名正言顺地掌管领地上的军事、交通等重要事务。在古代中国，一些强大的封国会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迈出雄霸天下的第一步，日本战国时代那些野心勃勃的大名，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在中央担任要职——巩固自己的权威。
织田信长遭遇部下明智光秀的叛变，在本能寺的熊熊烈火中自杀时，已经是右大臣了。右大臣即太政官的长官，有着和左大臣相同的权利，在左大臣不能料理政务时，右大臣便可取而代之。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担任过这一职位，而曾为织田信长部下的丰臣秀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织田信长死后，不仅迅速地平定了明智光秀的叛乱，还完成了信长未竟的事业：一统天下。
1586年，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太政大臣。在日本，太政大臣是国家的最高官员，位高权重，以致若暂时没有适当的人能担任此职，宁可空缺。战国时代的另一位豪杰德川家康也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1598年，德川家康借秀吉病故之机，开始了对丰臣家的进攻，并于1615年彻底结束了丰臣家的生命。此后不久，《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出台，依靠着这部法度，幕府再次成为国家的实权派，就连朝廷都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帷帐，天皇除了在任免官员，制定历法，更改年号上能施展权利外，完全没了用武之地。而大权在握的幕府却耀武扬威，可以堂而皇之地绕过朝廷实施政事。
朝廷对幕府来说早已没有了威胁，但聪明的幕府却深谙“物尽其用”之道，朝廷成了他们手中相当重要的一枚棋子。比如从表面上看，将军由天皇册封，幕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来自天皇的委托，这样一来，凡不满将军、幕府的，不听命于将军、幕府的统统都是“朝敌”，将军便可兴正义之师对其进行征讨。
德川家族也有着“大名”的历史，深知大名强盛后对中央统治的威胁，于是1634年，将军德川家光带着数十万大军耀武扬威地进入京城，用《领知宛行状》将全国所有年禄在5万石以上的大名都牢牢控制起来。到了1663年，在德川家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作用下，《领知宛行状》又向全国所有大名颁发。这样一来，国家中的大名便悉数掌握在幕府手中，控制了天下领主就等于控制住整个国家，幕府的权威性远远盖过了朝廷。
幕府是国家中不容置疑的绝对强者，朝廷的神圣权威又成了幕府的外衣，国家中的重要官职都由德川家的人出任，比如皇族的教育机构——淳和院、奖和院就由将军家的人担当，大纳言这类相当于国家副首相的要职，则由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义直及德川宣赖的家族中选拔。还有一些要职则由和德川家关系密切的家族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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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3）
当时已没有哪个家族、集团在力量上能和德川家抗衡，但这种状况仍不能让于乱世中崛起的、好不容易才统领天下的德川家安心，统治固若金汤，不代表没有强者会横空出世。以武制人，不如以思想教化人。早在德川时代之前便已经在日本陆续传播的朱子学说，即朱熹儒学，便在这时进入了德川幕府的眼帘。
朱子学认为，“理”统摄着自然人世，世间万物都因“理”而生，因“理”而存在。人类社会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构成，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妇尊礼、仗义为友、臣忠于君这“五常”则是“理”的要求。
朱子学的思想很快和在日本有着一定历史的“天道”结合一体，天皇是君，为天道庇佑的将军既是臣，也是天皇的代表，因此“将军夺了天皇的权”就变成了“将军受天皇之托弄权”。同时，顺应天道就是要遵循“五常”，以下犯上，挑战幕府和将军权威便是对天皇、天道的凌辱。
朱子学的种种主张暗合了德川幕府的心意，他们以为只要发挥好朱子学的力量，必能大大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幕府没有想到，朱子学和天道说的合一是一把双刃剑，在牢固其权力的同时，也为其统治埋下隐患。
幕府低估了朝廷在人们心中的作用，如果有哪个幕府控制不了的强势家族或英雄人物出现，且这个家族、人物又站在朝廷一边，高举“还朝廷大权”之旗，那么“将军受天皇之托掌权”的理由便站不住脚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当时虽然大名们都臣服于将军，要按将军命令行事，但他们的任命状却是由朝廷颁发，一些大名自然会认为自己的效忠对象是朝廷而非将军、幕府。迫于形势，他们虽然也会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幕府，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能一下子从幕府的忠实臣子变成坚定的倒幕分子，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幕府。
没有人能长生不老，也没有哪个家族、集团能永远坐拥天下，幕府的统治也是一样。而实际上幕府和地方大名的主从关系也远不像看起来那样牢固。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会战中大胜，通过收归战败大名封号，没收他们的财产，削减部分大名年禄，收归了659万石年禄，并将其中大部分赏赐给了亲信。那些曾和德川家康地位相同，或曾经投靠过丰臣秀吉的大名自然被家康小心防范，他们被称作“外样大名”，虽然最后也得到了领地，却始终被德川的亲近大名牢牢监控，不得妄动。
虽然德川幕府掌握了整个日本，但政权更替的危机却一直存在，德川家康没有能力以武力消灭掉所有令自己心有不安的大名，后来的德川家人也同样没有这种力量，如果他们可以，就不用借助朝廷的威望巩固自己了。
一些外样大名在关原之战中受到重创，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战后只要他们肯潜下心来休养生息，便可以再度强大。
为了遏制住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的发展，德川幕府频频用改易、转封等手段削减他们的俸禄，比如曾和丰臣家一起对抗德川家的毛利家，在关原大战前享有的113万石年禄被德川家康锐减为36万石。同是大名，外样大名想尽办法也未能进入幕府，他们对幕府的不满和仇恨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退。
同样被幕府钳制住、对幕府心存不满的又何止是外样大名，一些大名曾试图借助地理位置的便利，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壮大起来，可这希望之火燃起没多久，就被德川幕府的锁国令浇灭了。《武家诸法度》的颁布，幕府对大名义务的强调，则加剧了这种危险的不满情绪。时代总要向前发展，不管幕府是否愿意，太平之世，封国们的经济出人意料地飞速发展着，大名们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逐渐超出了幕府的控制范围。原本就对幕府没有好感的他们绝不会放弃颠覆德川幕府的野心。
德川家康也隐约感觉到这种不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个在沙场和政界呼风唤雨的老人对德川幕府的未来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病重之时，他试探性地对探望自己的大名说道，天下本就应当由大家轮流掌管，如果他的儿子治理无方，大家推翻他，取代他也是顺应天道之举，理所当然。然而，大名们都参透了家康的心思，果然，此后不久家康就要求亲近之人，在自己的墓上塑一座向西而立的神像，用神的力量震慑住西方各国。至于东面封国，由于是自己亲信们的封国，则不用过多担心。
为了稳固国内政治，日本也曾将国门紧闭，如同中国一样，一度是西方人最难敲开的市场，但在丰臣秀吉时代甚至德川家康统治前期，日本的国门都非常友好地向外国商船敞开。
丰臣秀吉曾支持日本和中国、葡萄牙的外贸，并从中赚取了巨大财富，德川家康也注意到对外贸易的好处，还曾主动写信给中国、暹罗、柬埔寨等国，希望可以友好地开展贸易。但这却并没有维系太长时间。外国商船带来的不只有财富，还有基督教。起初，家康考虑到外贸带来的丰厚利益，允许了基督教在日本传播。但于征战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任何可能凝聚成强大力量的事物都格外警惕，偏偏基督教在登陆日本领土后不久就受到了人们的强烈欢迎，截至1605年，日本的基督教教徒就有70多万，其中包括不少没有正当职业的武士，一旦这些人被丰臣家拉拢，家康的霸业便难以成就。
因此1613年在日本活动的传教士便被一一驱逐了，单纯进行贸易的西方商人还可以继续活动，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担任了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日本领土上也逐渐出现了外国人开设的商馆。
政权到手了，统治却不稳定，德川家康死后，渴望加固统治的幕府更视基督教为眼中钉，他们不止禁了基督教，还将信教之人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商业的繁荣也威胁到日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领主们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一直以来都不为幕府信任的西方诸国又都靠着对外贸易强大起来。曾经为秀吉和家康视作财富之源的外贸，已毫无疑问地成为颠覆幕府权力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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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4）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也毫不犹豫地颁布了锁国政策，先是将驻留在日本重要城市的外国商船迁至偏远地带，迫使他们自动撤离。然后对那些必须通过对外采购才可获得的必备之物进行严格的限制。后来，竟颁布严酷的法律，那些胆敢到海外航行、居住的日本人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一度和日本关系甚厚的葡萄牙商人也丧失了不少自由，只可与日本人有商业上的往来。
在1637年爆发的岛原之乱中，幕府们发现在揭竿而起的农民中竟也有不少基督教教徒。虽然岛原之乱被镇压下去，但幕府对基督教的厌恶再次爆发，干脆将大门完全关上，连葡萄牙人也驱逐出境，只留下长崎一地，处理些不得不为的对外事务。
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德川幕府更是在史书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实际上幕府原指军幕，《史记》中有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府署，故曰幕府。”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只要是英雄豪杰，不论出身高低，职业贵贱，都可成为幕府的一员。在德川幕府初期，家康的亲信臣子，手下大将是幕府成员，财力雄厚的大商人，见多识广的外商，知识渊博的僧侣学者，甚至敢于冒险，头脑精明的暴发户也被幕府心无芥蒂地吸纳。善用人者必能成就大业，这些身份各异的人士聚集一起，帮助德川家康完成霸业。
丰臣家灭亡后，德川家康拆除了大名们支城的城墙，并逐步完善了军役制度，利用该制度大敛财富，削弱各封国的财力。在德川秀忠被任命为第二代征夷大将军后，幕府逐渐由德川家及德川家的亲信大臣掌控。
1623年，德川家光成为第三代征夷大将军，幕府不仅完全由德川家、德川家臣及德川亲信掌握，还完善了内部制度，对幕府内的各官职的职权范围都作了系统的规范。
除此之外，幕府中还设有管理寺庙、僧侣等神职人员，料理武藏、相模等国之外诉讼的寺社奉行；管理江户警察、司法的江户盯奉行；管理监察幕府直辖地的勘定奉行。而每个幕府直辖地还有4名郡代、40多名代官作为勘定奉行的部下。这些职位无论大小，都将外样大名排除在外。到了德川家纲受命担任第四任大将军时，大名的等级制度确立下来，和德川家越是亲近的大名等级越高。
官僚制度越成熟，对官僚的要求就越高，德川家康时代的幕府官员只要能征善战便可得到重用，随着天下日益太平，武将们也没了用武之地，可以骑在马背上平定天下，却不可在马背上治理天下，精于治世之学的文臣开始得到国家重用。若想在幕府平步青云，除了要有良好的出身背景，超凡的政治头脑外，还必须熟知行政规章，善于理财，能否娴熟地使用算盘也成了衡量一个官员能力高低的标准。
不拘一格用人才是提升官员整体质量的前提，幕府的人才选拔范围本已十分狭小，若是不能在这狭小的范围内选贤举能，无论有多么完备的制度做保证，缺乏强有力的人才，幕府都会很快衰落下去。因此幕府内部已经出现的“世系”苗头必须被及时制止住，要做到这点，只有改进晋升制度，上下级官员间应是职务关系而非过去的主从关系。
这种用人理念说来容易做来难，有的幕府将军拥有着其他官员无可比拟的权力，他可以无视老中、若年寄等政绩考核官员，随心所欲地任免官员。讨好将军一人比讨好天下百姓、文武众官容易得多，挖空心思奉迎将军也比踏实苦干更加轻松，于是，对一些人来说进入幕府，升官发财的最简单途径便是赢得将军欢心。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地阻挠晋升制的完善。而对那些习惯了承袭某种职务的家族来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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