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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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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维持北京城内治安的包括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和军队三个部门。步军统领衙门是清代旧制，民国成立时本拟裁撤，但有些官僚提出，它可以补警政不足，于是便原版保存下来。按法规所定，步军统领衙门主司城门启闭和四乡车捐。但实际上它的权力远不止此，民初张振武一案，便是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军法处处理的。
1919年成立的京畿卫戍司令部，权责与步署、警厅相似，而权力比它们大得多，直属大总统，卫戍军队平时由陆军部指拨；有特殊情况时，由陆军部指派京师附近军队归总司令调遣。必要时，政府得令地方军警长官受总司令指挥。
与军权有关的司法机关，还有陆军部的军法司，本来应属高等军法会审性质，但其受理的案子竟包括抢劫盗匪一类的刑事案。京畿军政执法处也是一个拥有比司法部更大权力的机关，它直接向总统负责，在政府的编制中，甚至无法找到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法规，可见其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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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大国的迷失（44）
军法处第一次显示其无限权力，是在1912年8月对张振武一案的公开处理。
张振武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军事领袖之一，战功卓著，曾在军政府里担任军务部副部长一职。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出任副总统，张振武到中央任职。但张振武到北京后，椅子还没坐热，就被步军统领逮捕，押至军法处，未经正式审讯，便枪决处死。
事发后，国会议员向袁世凯提出质问。袁世凯傲慢地回答：“他自然有罪名，自然要宣布，此事是我袁某的主意，大家不同意，到国会弹劾我好了。”
总统的权威，甚于法律，而军法处就是维持这种权威的恐怖组织。孙中山曾经说过：“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不知是立法机关逼他为恶呢，还是军法处逼他为恶？北方官僚决心不让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因革命而中断。这种决心在袁世凯当上总统不久，便显露出来了。政治上的谋杀和军事上的讨伐，不过是要遏止南方的“叛乱势力”到处蔓延的应急手段，要维持那个属于他们的旧世界万世不堕，根本办法，还是重新提倡尊孔和推广教化。
中国儒学认为一代丕兴，赖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在于礼乐的陶冶。一个国家的兴亡，并不会因有多少人参与政治而改变，完全是由礼乐的得失来决定的。因此，儒家并不鼓励人民参政，只要人人以礼乐自治其心身，各尽性以成德，政治便可托付给帝王和官吏，从而安人、安百姓、天下平。
这套理论，在汹涌的民主浪潮面前，是旧官僚的救命稻草。
革命对北京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冲击，虽然这里改挂了五色国旗，但人们依然过着和光绪、宣统年间没有多少区别的生活，甚至政府中的官员也没有多大变动。唯一给北京带来新空气的是一些从南方来的人。
1913年10月10日，寂静的秋天来了。袁大头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这里以前是皇帝登极的地方。当他坐着八人大彩轿，身穿钴蓝色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来到主席台，从南面入座的时候，俯视着参加典礼的文武百官，一种“君临天下”的欣喜，难免使他目眩神迷。袁庄严地宣读着他的就职宣言：
“历办革新诸政，凡足以开风气者，必一一图之。但余取渐进而不取急进，以国家人民为重，未可作孤注之一掷，而四千年先民之教泽，尤不可使斫丧无余也……清帝逊位，共和告成，以五大族之不弃，推为临时大总统。此种政体，吾国四千年前已有雏形，本无足异，乃事权牵掣，无可进行，夙夜彷徨，难安寝馈。”
他告诫国民，建立道德观念是当务之急。“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以上忠信笃敬四字，余矢与国民共勉之！日诵于心，勿去于口，盖是非善恶，为立国之大方针。” 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已经一败涂地，那些满嘴民主共和的南方人，纷纷逃往日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这些东南省份，都已落入北洋派的手里，南方人还有什么能够与这位“民国大总统”抗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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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大国的迷失（45）
袁氏解散国民党时，司法总长梁启超——大名鼎鼎的广东人，进步党的党魁——曾试图阻止，因为这项命令并未经国务会议的讨论。但当他冲破侍卫人员的重重阻拦，终于见到大总统时，袁世凯只是简单地说：“它已经拿去发表了。”
国民党一经解散，以国民党为多数派的国会，便面临无疾而终的命运了。兔死狐悲，进步党也将失去国会这一重要舞台。在国务会议上，梁启超以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总辞职以示抗议。但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敢附议。
与此同时，袁世凯命令全体人民必须尊奉孔道为至圣。他强调指出，确立传统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孔道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贯彻到平民百姓中去。
12月20日，袁世凯发布祀天命令。这是过去历代皇帝每年都要举行的仪式。不久，祀孔典礼也恢复了。举行典礼时的衣冠、祭服和仪式，几乎是从前清全套拷贝过来的。卿、大夫爵位也一并恢复了。
祭天对于中国官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表明统治者上承天心宽容以涵育万民的地位。废除祭天典礼的危险在于，万一遇上荒年，老百姓一定会怪罪政府。因此，内务总长朱启钤告诉外国人：“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当统治者面对上天的时候，他是百姓的代表；而当他面对百姓的时候，却成为上天的代表。这种特殊位置，使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必承担责任。
从另一个意义上看，祭天和祭孔所产生的气氛，使人们怀念起在天子脚下的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件事意味着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 当袁世凯发现北方官僚士绅对恢复祭天祭孔坦然接受时，他要彻底复辟帝制的信心更足了。
每个到过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这里的居民有一种保守倾向。他们对旧礼仪、旧文化、旧的生活方式特别偏爱。北京的深宅大院和紫禁城的基本结构大致相仿；几乎所有的商店门口，都悬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人们玩古董成风，以经营古董字画的琉璃厂终年生意兴隆。北京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心理，处处想显示与天子同住一城的荣幸。如果由于民国而使皇上登基、出巡、圣诞、祭祀这些盛大典礼不复再见，他们会觉得生活变得单调和寂寞难耐。
北京是前清遗老遗少麋集之地。由于溥仪逊帝仍然住在紫禁城里，维持着一个小朝廷的形式，这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一切从西方来的现代观念，都让他们寝席难安。1913年，在一群遗老的倡导下，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孔社，在北京成立，各界名流100多人加入；不久，另一个以著名保皇领袖康有为为会长的孔道会，也在北京成立，两百多名学者文人列名会籍。一时间，旧文化复兴的声浪甚嚣尘上。同年的大成节，一班故老遗民在山东曲阜召开全国孔教大会，把一场“光复故物”的闹剧，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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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大国的迷失（46）
尊孔读经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提出来，就有特定的含义。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显然是为了给这个政权寻找合法性的资源。
虽然袁世凯当上了民国政府的大总统，但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长久的。尤其是当前清隆裕太后去世后，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志哀，文武官员服丧27天，并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与此同时，早已停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
这年的冬天，这项在“共和国家”里为皇帝大建陵墓的工程，终于完成。光绪和隆裕入土为安，各地的孤臣孽子，又复倾巢而出，前往拜祭。虽然大雪弥天，仍跪起丹墀之下，不敢忘敬，一派犬马恋主之象。
前清的遗老遗少，不禁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就会“还政于清”了，甚至在紫禁城里的逊帝溥仪，也抱着同样的梦想。
1914年是北京的复辟年。2月3日，袁世凯下令停办各地方自治会。2月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接着又恢复了三卿士大夫的官秩，并拟规复王侯五等，其理由是民国既是五族共和，其他四族都有王侯，汉族不能独无。又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一位前清遗老写了篇《共和解》的文章，劝袁世凯把政权交还清室。袁世凯不仅没有责备他，还请他到北京做参议。人们额手相庆，大清帝国就要东山再起了！袁世凯帝制自为，在官僚集团中丧失了道德基础；南方骂他出卖共和，北方骂他出卖清室，他是被南方的护国军和北方的前清遗民合力打倒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1915年全国形势的真实写照。
帝制运动的兴衰，在国际上和日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旋即以武力攻占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打破国际惯例，向袁世凯直接面递二十一条要求文件（内容见本书第二章），并婉转暗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袁世凯一则以惊，一则以喜。外交部的官员主张屈从。梁士诒说：“这么重大的事件，总得交涉交涉吧？”在袁授意之下，他在上海的御用喉舌《亚细亚报》，含含糊糊，披露了日本向中国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立即触发全国反日浪潮。袁世凯即以此作为筹码，经过一番拖延与还价，终于同意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照单签收。而作为报酬，日本暗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和代平内乱。
政治不外乎交易。袁世凯私心以为，在这场交易中，只要能助他登上九五之尊，便物有所值了。
从暗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到祭天祀孔，大事复旧，直至解散国会，恢复帝制的叫嚣，简直风靡整个北方官场。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像潮水一般汹涌而来。著名政客杨度谈及共和制对军队的影响，他说：“当君主时代，当兵者之常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忽去其有形之皇室，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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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大国的迷失（47）
对于带兵出身的袁世凯来说，这番话真是说到他的肺腑里了。军队必须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抽象的概念，这是中国军队建军的伦理基础，决不能废弃。
纵观北方的整个政治环境，根本不会接受一位真正推行民主政治的领袖。所有复辟帝制的舆论，并不是袁氏一个人造出来的，他是被这股潮流推着往前走。作为一位资深的北方官僚，袁氏也不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概念，他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但他深知什么叫君主皇权。
5月1日，“新约法”公布。该约法恒被史家认为是袁氏恢复帝制的先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因此在民国宪政史上，往往弃而不论。但细细揣摸这个约法，却可以看出在“民主”名义之下，袁氏如何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他的手法，亦常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沿袭。
新约法号称集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宪法精华，熔于一炉。大总统只对国民负责（即行政元首不受议会监督）是学美国的；大总统总揽统治权，统帅全国军队，掌握宣战、媾和大权、颁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命令是学日本的；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有权解散立法院是学法国的；人民自由权利统受议院法律限制则是学英国的。总之，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务求把大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最大，把国民的权力缩小到最小。无论你批评他哪一条，他都可以振振有词地反驳，这是学民主宪政国家的。
然而，学美国的总统制，却不学美国的总统选举方法。经梁士诒提议，参政院在8月通过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连任无限制，即终身总统；总统继任之人，由现任总统预先书名，藏之金匮石室，且无亲属限制。这与世袭总统无异。“政治改革”改到这一步，总统与皇帝，也仅是一个名称的区别而已。
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非要复辟帝制不可呢？原因在于，在共和政体下，他总觉得政权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致纲纪废弛，人心涣散，这是因为在新的价值体系中，缺少一个全体人民共同认可的合法性象征符号。
袁自己玩不转国会、政党、司法独立、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也认定全国人民都和他一样玩不转，最后只能用皇权来填补被淘空的政治权威。
在外人看来，袁世凯人前人后，一再声明自己不当皇帝，并用“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来回答人们的质疑，但恢复帝制的浪潮，却又铺天盖地，滚滚而来，难免使人猜想，袁是准备帮助清室复辟。于是，聚居在青岛、大连租界的前清遗老们，个个咸鱼翻生，弹冠相庆，忙着把昔日的朝衣顶戴翻出来晒太阳。
然而，1915年12月以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令那些望穿秋水的保皇派们大跌眼镜。19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21日，袁世凯给19名官员封爵；31日，下令以明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预备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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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大国的迷失（48）
袁氏宣布帝制自为之后，北方的官僚集团始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不是还政于清，而是自己当皇帝！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已完全落空，国家交付给他的政治责任也完全落空。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审判台上，他都断然地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对革命的南方而言，他出卖了中华民国，出卖了共和；对不忘故主的前清旧臣而言，他是篡位的奸臣贼子。
袁世凯把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从青岛请回北京，担任国务卿。徐世昌是天津人。1855年出生于河南省汲县，是一个世宦家庭。他27岁考中举人，四年后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帝制时代，他官至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在北洋集团的文职官僚中，他的名望最高，资历在袁世凯之上。
民国之后，徐世昌耻食周粟，一直与前清恭亲王、前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兵部尚书吕海寰、邮传部尚书于式枚、两江总督周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一班孤臣孽子，在青岛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青岛是效忠前清的宗社党大本营。徐世昌一再表示决“不入贰臣之传”，当他准备动身入京时，弟弟苦苦相劝：“你现在要做民国的官了，太后和皇上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满朝文武，能有几人？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徐世昌默然不作一声，两兄弟相对哭泣。
入京后，袁世凯多次征询徐世昌对共和的意见，徐含糊其词，欲言又止。如果能够还政于清，他也许乐观厥成，但如果袁是想自己当皇帝，他就避之若浼了。
袁世凯摸不透徐的真实心思，还以为他是因为辈行较先，不愿称臣，所以申令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给他一个大大的荣誉虚衔。徐世昌私下对朋友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终不肯承受。当外间劝进之风愈刮愈烈时，徐索性托病请辞，归隐家中，自书“谈风月馆”一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北方官僚以前清遗老居多，他们对袁世凯逼隆裕太后和宣统孤儿寡妇下台的恶行，记忆犹新，因此，对袁绝无好感。除非他还政于清，以赎前罪，否则和此人无话可说。因此，支持与反对帝制，都是一批南方人闹得最欢。替袁氏操办一切是梁士诒，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把劝进闹剧推向高潮，梁士诒是领衔的发起人；内务总长朱启钤是贵州人，他对古建筑研究的贡献远比在政界大，这时也成了帝制的一个吹鼓手。国际舆论的变化，诡谲莫测。9月6日，日本政府召见中国驻日公使，出乎意料地表示：“中国民主、君主，非日本所问；唯万一因此致乱，殊有碍难。”和谈判二十一条时的态度，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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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大国的迷失（49）
一个月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约同英国、俄国驻华公使，在北京拜会中国外交总长，提出三国共同的劝告：“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日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平息反帝制的运动，日本军方和大陆浪人的倒袁声浪，也日益高涨。然而，袁世凯深信只要造成既成事实，各国的态度实不足虑。帝制的步伐并没有停止，也没有减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怀仁堂接受百官朝贺。所有政府局长以上官员、军队师长以上各员，依次分批晋宫朝贺。
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之后，黎元洪称病不奉朝请，闭门不出。袁世凯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取消他的副总统名号。但黎元洪辞爵不受，和袁世凯见面时，还是行副总统和总统的相见礼。
12月25日，一声霹雳，轰开满天顽云，云南宣告独立，三千滇军将士，在湖南人蔡锷的率领下，揭起“护国”旗号，向数十万北洋军宣战。
南方人的反叛性格，再一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北洋军和护国军的川南苦战时，广西又宣布独立，成了护国战争的转折点。袁世凯在南方人如火如荼的攻势面前，手忙脚乱、焦头烂额。
和袁世凯宣布更改国体之前相比，那时每天灌到他耳朵里的，尽是拥护帝制的声浪，使他对恢复帝制的成功深信不疑。现在，仅仅隔了几十天时间，竟然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举国上下掀天揭地，几乎全是讨伐帝制的浪潮。袁世凯终于明白，帝制失败了。但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在恢复帝制之前，人人都赞成帝制，可一旦付诸实行，却变成了四面楚歌。
袁氏家族的上两辈人都没有活过59岁。这是一个迷信的关口，今年他已经58岁了，恐怕也迈不过这道坎。
1916年3月20日，由坐镇江苏的北洋大将、宣武上将军冯国璋领衔，与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联署，劝袁世凯“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北洋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是沉重一击。冯国璋原本就是君主立宪派的，后来为了服从袁世凯，才放弃自己的立场；张勋更是赫赫有名的复辟派中坚，至今还留着一条象征忠于清室的大辫子。
南方讨袁打的是“护国”旗号；而前清保皇派则要“护清”，为替隆裕、宣统出一口恶气，南北两个对头，竟结成了奇特的讨袁联盟。代表南方的李根源，在上海与保皇派康有为等人见面，共商反袁大计。当时一位保皇派问李根源，倒袁之后，国政是否请宣统皇帝出来？李回答：“倒袁为一事，复辟又为一事。我们革命党人，复辟未敢苟同。”一向立场坚定的康有为，为了打倒袁世凯，也和稀泥说：“我们戮力倒袁，后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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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大国的迷失（50）
在南北夹击，双管齐下的压力下，袁世凯再也招架不住了，3月22日，被迫向全国发出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
但南方的攻势并没有停止，广东、浙江等省份相继独立。袁世凯仍然举棋不定，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虽然做不成皇帝，还想继续做总统。他问湖北籍的老官僚张国淦：“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一针见血地说：“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东南也就是冯国璋。4月1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他早作退计。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北洋派已经出现了裂痕，他的老部下已经出现反叛的迹象。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北洋派反对帝制，而是他们反对袁世凯从清室手中夺取了皇位。段祺瑞甚至公然照搬当年袁氏“优待清室”的那一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北洋派拟就的对袁氏“优待条件”送给袁世凯审阅。其中包括：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住居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适当之优礼；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10万元。
大局全盘瓦解。袁世凯已彻底绝望了，他的健康也随之“全盘瓦解”，沉疴暴发，政躬违和，乃至一病不起。6月6日，袁世凯在打过强心针后，气息奄奄，强支病体，对徐世昌、段祺瑞等几位顾命大臣说了一句：“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袁氏到死也没有醒悟到，历史把一个做华盛顿的机会给了他，可是他自己没有好好把握，只会做王莽、曹操，与人何尤？一世枭雄，最后在众叛亲离、舟中敌国的凄惨境况下，忧愤而死。昙花一现的北洋实业，是南方人所发动最大规模的经济北伐——洋务新政的遗产。即使在袁世凯时代，北洋实业仍然操纵在来自东南财阀手里。事大如天死亦休。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之后，一死了之。北洋历史，亦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提起北洋集团，人们会马上联想起一群耀武扬威的军阀。无疑，军事集团是北洋的轴心和灵魂，但非唯一成分。它的势力伸展到财政经济部门，如果没有财政的支持，为官僚集团补液输血，它们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人们常说，在腐败政府和列强的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成长起来。然而，事实上当时中国虽然政局风雨飘摇，国家内外交困，政府也像一部生了锈的老机器，但在城市绅商的不懈努力下，大部分官营企业，依然逐步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向完全商办转化。政治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过渡方向。反过来说，工业化的完成，最终将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北洋实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新政”（亦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洋务新政是由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湖南人），淮军首领、当过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安徽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湖南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人），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人），两广总督林则徐（福建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虽是河北人，但长期在南方任职，当过两广总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广东人），驻英公使郭嵩焘（湖南人）这样一批有东南部背景的官僚所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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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大国的迷失（51）
清康熙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后来乾隆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粤人与海外各大商行来往密切，搞洋务时间最长，经验丰富，轻车熟路。朝廷要了解西方国家，也往往依靠南方官员的奏报和南方人所撰写的书籍，林则徐更被后世史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贸重心，由广东移到上海，当时在上海从事外贸的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几乎清一色是老广班底。李鸿章创办上海招商局，在里面主持大局的，也全是珠江三角洲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军火生产起步。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即在长沙、南昌等地设立制造鸟枪、抬枪、劈山炮及弹药的局所，后来又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专门研制洋枪、洋炮和轮船。可惜人才奇缺，原料不足，搞了半天，成绩乏善可陈，不得不和李鸿章的金陵机器局合并了。然而，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波浪潮，就从这里开始，由南向北，席卷而来了。
尽管那次新政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这一时期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广东机器局等一系列机器制造局，为现代工业播下了种子。采矿、冶炼、铁路、轮船、电报、银行……一时比肩并起，盍兴乎来。
清末民初，与洋务新政一脉相承的北洋实业，实际上仍然掌握在一批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物手里。
北洋历届政府执掌农商（工商、实业）总长的王正廷（浙江）、刘揆一（湖南）、张謇（江苏）、金邦平（安徽）、张国淦（湖北）、李盛铎（江西）、田文烈（湖北）、李根源（云南）；执掌交通总长的施肇基（浙江）、朱启钤（贵州）、梁敦彦（广东）、曹汝霖（上海）、汪大燮（浙江）、许世英（安徽）、龙建章（广东）、曾毓隽（福建）、叶恭绰（广东）；执掌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江西）、周学熙（安徽）、陈锦涛（广东）、李经羲（安徽）、梁启超（广东）、王克敏（浙江）、曹汝霖（上海）、龚心湛（安徽）、张弧（浙江）、董康（江苏）、罗文干（广东）、汪大燮（浙江）等，都是来自东南部的人，十占八九，又岂偶然哉。
袁世凯时代，执财政、金融、交通、实业等牛耳者，东部以皖系为台柱，北四先生周学熙是旗手；南部以粤系为核心，大老板是财神梁士诒。但见台前幕后，来来去去都是一班东南人，西北人几无置喙余地。
周学熙，安徽省建德县人，豪门之后，1893年中举人。与大名鼎鼎的南通张謇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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