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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迷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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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孙文认错，但陈炯明认为无错可认。蒋介石命令大军由肇庆进逼三水。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一夜之间，悉数褫夺。陈炯明一怒而去，独自返回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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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大国的迷失（35）
至此孙、陈之间的矛盾，由里及表，由暗而明，乃全面扩散。4月23日，孙文在广州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文赞成第二种意见，决定亲自督师北伐。
孙文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变化，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文与奉、皖军阀结有秘密三角同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实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岂料直奉开战，仅及一周，不争气的奉军便被直军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顿成泡影。然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文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鞠躬下台。由于孙文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相约与徐世昌同时下野。故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辞职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曙光，终于出现。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文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但孙文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予理会。
孙文既不肯让步，陈炯明又不肯低头，一干政客复从中兴波作浪，添油加醋，军人肆意干政，骄横不可理喻，以致双方的关系，变成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最后酿成国之大故。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沸反盈天。5月8日，孙文委任陈氏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叶举并不领情，亲率60多营粤军，以“清君侧，除宵小”为名，突然开入省城。
广州的情势，险象环生，一触即发，而陈炯明则继续滞留惠州。各界吁请其回省的函电，好像雪片飞来，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孙文对北伐无故受阻，极其愤慨。他电召程潜到韶关，令他回省和陈炯明协商，无论如何要先稳住他再说。程潜回广州后，与汪精卫、居正一道赶往惠州，和陈炯明反复讨论，达成妥协：一、由陈炯明担任陆军总长，驻肇庆；二、陈炯明于本月28日回省，欢迎孙文回省见面；三、关于后方秩序，由陈炯明完全负责。
当即拟好电报，请陈炯明拍发。陈炯明先是勉强同意，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28日他不能回省。谈判落空了。
孙文决定回广州镇压。胡汉民竭力劝阻，他列举了孙文回穗的三大害处：一、总理去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就要隔绝；三、如果陈炯明毫不听命，前途不堪设想。孙文不以为意，轻蔑地说：“陈炯明不敢造反，他的部下都是一班利禄之徒，若是造反，无异自掘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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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大国的迷失（36）
6月1日，孙文以惊人的勇气，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占据的广州，并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声称，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将不踏足广州，免招外界猜疑。陈炯明深知，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避之惟恐不及的。然此时大局的恶化，已成下坂走丸，无可逆转之势矣。陈炯明想独善其身，也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文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透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文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文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陈炯明虽设法阻止，但政变仍然发生，徒呼奈何。粤军本来就是一支良莠不齐的军队，未脱草莽习气，陈炯明既身为统帅，无论粤军从善从恶，成王败寇，他都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咽下这颗苦果子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短兵相接，炮火乱轰。孙文脱险登上军舰，宣布和粤军开战。
南方，在叛乱中战抖。
第二部 北方，帝国龙脉所系第四章 沉寂的帝都当袁世凯定都北京时，已决心维护帝制了。因为北京具有最雄厚的专制文化基础和成熟的官僚政治体系，新旧政府只要办理一下移交手续就行了。说到北方，不能不从义和团说起。
有关义和团的来龙去脉，已有无数学术著作论及，史料也基本上搜罗俱尽，罔有遗漏，在此亦无庸赘述。然则在历史上，没有哪一次类似的社会运动，会引起那么多、那么复杂而激烈的争论。有人说它是伟大的反帝农民运动，有人说它是盲目排外仇教的暴民运动。这种争论不仅发生在后世，即便在当时，也已经引起统治集团的分裂，不少朝廷重臣，因为支持拳民而血溅法场，丢了吃饭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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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大国的迷失（37）
义和团的开坛老祖朱红灯，是山东泗水县柘沟镇宋家庄一个贫苦农民，据说曾参加过白莲教，为此遭到政府通缉，遂遁入江湖，专门结交天下豪侠、捻军余党、大刀会首领等，深受流行于山东的八卦教影响。不少论者指出，后来他创立的义和团，与八卦教是有其思想渊源的。甚至有人指义和团为白莲教的一大分支，亦有人说义和团是洪门的支派，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的洪太岁后裔创立的。
不管这些说法是否成立，但这伙北方的草莽英雄，最初是从山东西北平原崛起，则确实无疑。义和团老家93％的人口都是农民，“是山东省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但却毫无繁荣的景象”。 从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便孕育出最纯粹的农民暴动。
1900年义和团把北方闹得天翻地覆，是中国与东西方列强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义和团极端仇外，认为中国的一切灾难，都是洋人带来的，洋人都是妖魔鬼怪。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蓝眼睛是因为他们都是乱仑的产物。（乩语有云：“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语虽荒诞不经，但反映了当时民间对洋人和洋文化的认识水平，亦无可厚非，史家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苛求古人。
然朝廷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洋务新政、戊戌变法，与西方接触频密，毕竟比民间清楚得多，却妄想利用这些草莽英雄，替天行道，扶清灭洋，挽救日渐衰败的大清江山，则是病急乱投医，吃不成羊肉，反惹一身膻了。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大队人马，在朝廷的默许下，把孔夫子的“尊王攘夷”口号变化一下，变成“扶清灭洋”，从孔夫子的家乡出发，像蝗虫大军一样，掠过故城、景县、东光、阜城，杀入直隶。“仙出府，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沿途攻打教堂，拆毁琉璃河至涿州之间的铁路，烧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车站；继而又拆毁琉璃河到长辛店100多里铁路和桥梁；火烧了京津线上的黄村车站。
义和团自称会画符念咒，刀枪不入，最擅放火，据说可以用刀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再向地上指画，一声吆喝“着”，立即火鸦火鼠乱窜。拳术练三个月就有神附体；红灯照练五个月即能飞天，随意取物；沙锅罩练成后，空锅能够生出食物。京城哄传大师兄已派遣红灯照飞往各国，阻击来敌，然后再将中国境内的租界一扫而平。
江湖公开提出要扶助庙堂的口号，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而庙堂居然也公开扶助江湖，则更为罕见了。慈禧太后对义和团采取招抚之策，并命令义和团开进北京抗洋，与官军实行联合军事行动。义和团在京城奉旨团练，设坛作法，烧毁洋宅、教堂、施药房、医院，杀死传教士和教民，最后发展至配合官军进攻外国使馆，闯下弥天大祸。1900年8月，由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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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大国的迷失（38）
事后有些江湖人物为义和团表功，称义和团实际上是在“间接反清”，他们烧教堂、杀洋人，并非灭洋，恰恰相反，是想激怒洋人来灭清，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们的目的已达到了，便不辞而行，回山西太行山息影去了。这种天方夜谭，见诸坊间《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一类书籍。殊不知，如果义和团真的有预谋地借洋人来打北京、灭清廷，那就比“扶清灭洋”更可恶了。秘密会党要充大头鬼，把义和团拉来壮声威，实不足采信。
事实证明，所谓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其实距离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甚至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君不见朝廷的六部、五寺、四院官制，在江湖的山堂里，亦有袖珍的微缩版。哥老会的内八堂、外八堂，其组织架构之严密，分工之明确，等级之森严，与北京皇城内的各大衙门，不相上下。那些帝王将相、国家栋梁，也不全是满腹经纶、阳春白雪的鸿儒硕学，当国家遭遇大故时，照样露出一身下里巴人的江湖味、痞子味来。直隶总督裕禄不也把黄莲圣母接到官署里，下跪叩头，请求拯救天下苍生吗？大阿哥溥儁在颐和园里，不也是一副义和团装束，头裹红布，趾高气扬，自称二师兄吗？老佛爷慈禧一怒之下，下诏同时向西方11国宣战，不也充满了草莽英雄的豪气吗？当满朝文武高唱着“外国有你的格林炮，中国有我的红灯照”壮胆时，这些庙堂上的当权者，与江湖中人，竟是没有多大的区别啊。
义和团既没有能够杀尽洋人，也没有能够救活大清，但在朝野两面，却各有深远的影响。在野方面，刺激到大江南北的秘密会党大盛，反洋教运动蔓延至中部和南方各省；在朝方面，为一个人日后登上权力的顶峰，做好了铺垫，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根本不相信义和团那套东西管用，他当山东巡抚时，就曾严厉镇压过义和团。义和团是被他赶得鸡飞狗跳，走投无路，才离开山东，移师直隶的。庚子巨变之后，朝廷红黑变脸，支持过义和团的朝臣，人头纷纷落地；镇压过义和团的人，则平步青云。袁世凯合当发迹，叙功升赏，由直隶总督升入军机，一时权倾天下，成为推动清末十年新政的重臣。清末十年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事件之一。可惜匆匆光阴，都成逝水，百载基业，已及残年，无论如何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一声巨雷，把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震坍了。继之而来的是一套从西方传过来的代议政制，诸如国会、内阁、总统，以及公民投票选举权，所有这些让西方感到自豪的概念，在中国已一应俱全。
但是，权力制度的表层结构，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民族的深层人格精神，和许多非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的所谓民主政制，其实是西方国家的压力和盲目的模仿心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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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大国的迷失（39）
尽管没有出现实质的转变，但革命至少给人们一线希望。孙文回国之前，已在伦敦向国内宣布：“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 1912年由官方主持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使这种假象的可信程度，达到极点。100多名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计划。谁亲耳聆听着人们的慷慨陈词，都会以为新时代已经降临。
但这仅仅是天边闪现的一道曙光，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建立，而且不知道怎么建立。政治家们对此毫无兴趣。
北方既是一块培养义和团的土地，也是一块培养袁世凯的土地。
由前清士大夫阶级里脱胎而出的官僚集团，迄今仍是北方政治的主导力量。
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的社会。1894年清廷开始建立新军（新建陆军），以取代暮气日深的八旗、绿营旧军。最初主其事者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1895年袁世凯写了一篇《上督办军务处禀》，陈述练兵之法与营制饷章，大获赞赏，于是接替胡燏棻，负责督练新军。在距天津70里的新农镇（俗称小站）建营驻扎，并在淮、徐、鲁、豫等地招募壮丁，开始练兵。这就是北洋军阀的基本班底。
从那个时候起，袁世凯就梦想着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但究竟什么才叫“现代化”？它和传统的兵由将招，军以将名，官兵之间以私人感情为维系的部曲制度，究竟有何分别？袁世凯自己也说不清楚。在他心目中，采用西方国家的军制与操练方法，再装配现代武器，就是现代化陆军了。但这支军队的效忠对象，仍然只是个人，而非国家——所谓“个人”，不是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氏，而是袁氏。
经过10年奋斗，他如愿以偿了。北洋集团的势力足以控制大半个中国。这是一个由军人、官僚和政客组成的松散联盟，臃肿、迟钝、保守、顽固。袁世凯虽为一代枭雄，亦不曾料及，这个集团居然可以助他登上总统宝座，最后又把他推下了皇帝的宝座。
在北方的政治社会中，人际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势力划分派别的依据，恒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亲近程度。这种关系建立在籍贯、历史、私谊、利益的分配、各个派别的相互作用等等上面。政治伦理弥漫着强烈的人性色彩，在西方奉为圭臬的抽象观念，在中国没有谁会当真。
真正懂得现代民主的军人几乎没有。他们之所以和共和制度妥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可以大大利用，谋取更多的利益。那些带兵打仗的军人们，看上去像是在为新世界浴血奋战，其实他们对新世界一无所知。每个军阀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以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最后狠捞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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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大国的迷失（40）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方的官绅并不把这个南方人的政府放在眼里，他们已经在积极谋划，准备一旦朝廷退位，便组织北方的临时政府，拥立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认，便索性拥袁为皇帝。
然而，孙文很快便同意，只要清室退位，他愿意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但有三项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出生于南方的孙文，坚持把首都建在远离官僚政治核心的东南方地区——南京，或者武汉。他说：“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
不过，金陵就没有帝王气了吗？岂不闻：金陵自古帝王都。南京人常常骄傲地自称“六朝古都”，只不过定都金陵的王朝，大都是短命王朝而已。满脑子帝王思想的袁大头，非把北京作为首都不可。他的判断力并不亚于孙文，他清楚知道，要维持天威，必须借助于紫禁城的凤阁丹墀。从南向北走，过了淮河、秦岭一线，就进入温带季风气候的北方了。这里四季分明，春季干旱风沙大，夏季炎热雨水多，冬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华北是农业地区，以种植小麦、杂粮、棉花为主，工商业十分落后，除了大运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内河航运，农村的交通工具，有钱人用马车，穷人用独轮推车。长途贩运的距离，能跑上300公里就差不多是极限了，因为超过这个距离，运费就比货物本身的价值还要昂贵了。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坐落在永定河的冲积扇脊之上。西部连接太行山脉，东面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南面是一片平畴，北部为燕山山地。再往北去，就是汉代以来中原的大患——匈奴的地盘了。匈奴性情强悍，工骑善战，主要活跃于外蒙、热河、察哈尔、宁夏四省，及陕西、甘肃北部，直至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大部地区。
秦始皇筑长城，是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汉朝与匈奴连年征战，也是为了争夺西北地区——甘肃的楼兰、月氏、乌孙诸国地盘，打通陆上丝绸之路。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表面上看，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是世仇，但实际上，不是冤家不聚头，无论地理与文化，两者都是互相纠缠，犬牙交错，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在中原同化四夷的过程中，胡服骑射的文化，也在不断改造着中原文化的基因。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北京就是燕国国都，辽置陪都于此，金正式建都，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奠定了北京在政治版图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在以后的六百年间，北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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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大国的迷失（41）
作为一个帝都，北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建立庞大的官僚体制，是势不能免的。在两千年的历史里，这一体制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到了明、清两代，已经渐臻尽善尽美了。
在政治上，官僚体制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辅弼和谐其政”，即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复杂的、重叠的、互相牵制的政府机构和繁琐的公文程式，起到生克制化的作用，使双方都不至于逾越纲常。
不管今天看来，官僚体制如何颟顸、腐败，如何可恶，但它是社会文化体系的必然产物，却无可否认。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是它何以产生，而是它何以偏偏产生于北方？有人说，凡是建都南方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而建都北方的王朝却大多长命百岁。是不是北方有一种特别适合皇权政治生存的人文环境？
在南北双方的谈判过程中，孙文一再强调，在南京建都，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南北主张共和、疾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们，都会同意。
然而，在北方人看来，国都乃数百年根本所在，也是他们的权力所及，决不能轻议变迁。他们并不欢迎带有新思想的南方人，而南方人对北方腐败的官僚气氛，也觉得格格不入。广东籍的外交家伍廷芳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抵抗那种力量！”
对于南下就职，袁世凯是决不会答应的。
他声称南方人以虚荣厚礼诱他就范，乃调虎离山计。北方有军队几万，皇族旗丁的处置还未妥帖，他决不能离开，宁愿辞职回乡下，把这破天荒的总统让给贤者。袁大头身边的谋臣也纷纷献策，那怕和南方开战，也不能到南京就职。自古以来，只有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地利使然，不可改变。
“他们一定要我到南京，就让他们来接收北方军队。如果他们有本事接收北方军队，我就心甘情愿地到南京就职。”在2月15日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袁世凯就以这个作为不能南下的理由。为了证明不是虚声恫吓，北洋军队在北京、天津、保定搞了一次“兵变”，大肆焚掠，最后南方人向他屈服了。
尽管人们知道，那个死守帝都的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条根治恶疾的良方妙药。这种政治制度，成了近二百年无数流血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每一次革命，除了制造一批新官僚填补被推下台去的旧官僚遗下的空缺，几乎完全没有触动权力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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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大国的迷失（42）
这是为什么？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孙文反对把首都定在北京，本身就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对抗。这时，南北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袁世凯的胜利，标志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如故。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中国奠都北京，从此，正如孙文所说，“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刚当上总统的袁世凯，已经沉浸在他的皇帝梦里了。当他还住在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就想着搬进紫禁城，一尝帝王滋味。他一旦有了这个念头，自然会有一班承颜候色的谀臣，替他操心。
于是有人进言，京师最近流行谣谚，即有前清“颐和园”三字和“与乎袁”谐音，兼童谣和名物之兆而有之，可见率土式望，在袁一人，天意人心都是一样。袁果然大悦，并说“过去天子是四海一家，现在我是总统，便三海为家”云云。三海乃指紫禁城旁边的南、中、北三海。袁大头要搬进中南海，坐江山了。
中国人都喜欢说“打江山”。江山是打下来的。谁打的江山谁来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袁世凯坐上了由同盟会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后，几乎毫不迟疑地向南方人开刀了。第一刀，先砍在由南方人担任总理的责任内阁身上。
第一届的内阁，由孙文的同乡唐绍仪担任总理。唐绍仪既是南方人，同盟会员，也是袁世凯的朋友，他的上台，本来带有很浓的“南北调和”色彩。但北洋官僚们对有这样一位南方人，在他们的地盘进进出出，觉得非常刺眼。
这位唐总理其实并无实权，事无大小，都要请袁圣裁。唐绍仪每天都在公府和内阁之间往返奔走，请示报告。他和袁世凯虽相识有年，但并不在其个人、地域与党派圈子之内，属于“非我族类”之列。某次在谈论外交问题时，袁世凯忽然对唐说：“少川（唐绍仪字），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把唐惊得爆出一头冷汗。他很清楚这句话的斤两，但不清楚的是，大总统究竟根据什么不信任他？难道就因为他是一个南方人吗？
时隔不久，这位南方人，在北京便再也呆不下去了，导因有二。其一，袁世凯主张总统制，以便大权独揽；而唐绍仪则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总统的任何命令，均须国务院通过，始能生效。袁世凯对此深为不满。其二，黄兴曾经向唐推荐同盟会员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辛亥革命时，王芝祥在广西揭竿响应，当了一个军政府副都督，后被推为桂军援鄂司令，率军北上，其实因为他是直隶人，被广西人排挤出来，时任南京政府的第三军军长。唐绍仪请示袁世凯，袁痛快地答应了，叫王芝祥马上来北京等候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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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大国的迷失（43）
表面上，袁总统胸襟宽平，度量广大；其实内心深处，阴云重重，气愤填胸。两件事都犯了他的大忌。王芝祥虽为直隶人，但有南方同盟会的背景，袁的卧榻之侧，岂有他鼾睡的位置？6月间，王芝祥正拟束装就道，忽闻一份以“直隶五路军人”名义发表的通电，严辞拒绝王芝祥担任直隶都督。军人干政的恶例，由此开其端，但袁世凯以此为由，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
唐绍仪自觉失信于南方，难免心生怨气，总统既已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他表示决不副署这个命令。没有国务总理的副署，命令就不能发表。
然而，这道命令竟然发表了。
唐意识到，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6月16日，他留下一道辞呈，也不和袁世凯道别，便乘车直奔天津。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到天津挽留。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公布《临时大总统宣告暂行援用前清法律及暂行新刑律令》，除个别修改之外，几乎照搬前清的法律。随后公布的《暂行新刑律》和《暂行法院编制法》，也都是沿用清末的旧法、旧制。
司法权完全受制于少数大军阀、大官僚，各级司法机关形同虚设。整套司法体制尚未发育，即告进入更年期。以后两年（1913年、1914年），各省的审判厅高等分厅和地方分厅相继裁撤；地方厅裁去三分之二，初级厅则全部裁去，恢复了县太爷升堂审案的旧例，由县知事以兼理司法，省长有监督司法之权。
民国初肇，虽说是百废待兴的过渡时期，但从北京治安管理系统的建构来看，军权至上、军人干政的趋势，已彰彰甚明。
在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有一个军法处，主要负责缉捕、监押、处理革命党人的案件，一向由总办直接向总统请示决定发落。袁世凯是最高法官，金口御断，完全没有斟酌余地。这个机构直到洪宪帝制失败后，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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