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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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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转引自《水浒资料汇编》。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还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主流社会的人们对那些铤而走险的抗争者产生几分理解。他们认识到，这些造反者并非是不可理喻的人物。明末郑敷教的笔记中记载了他在黄河中遇盗的情况，群盗必欲杀之，但未得到首领的批准，终被释放，他在笔记中感慨地写道，“余深感宋公明仁人大度也”。同上。
其他通俗文艺作品中也有一些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话语，如“桃园三结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绿林好汉”、“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等等，这些话语多属于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范畴，但其看问题的角度也属于游民，人们接受了这些话语，等于认同了这些话语所代表的价值。通俗文艺作品也通过这样的话语把自己的思想倾向植入了受众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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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社会的话语体系（3）
话语实际上就是思想，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自然会形成物质力量，影响着此后的社会运动，在社会的游民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人们欣赏通俗文艺作品，从受到感染开始，到接受其中的话语及其所代表的思想与认同其中的价值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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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1）
“神道设教”是中国古代政治操作中的重要范畴。它出自《易经》“观卦”，“彖辞”云：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虽然，“观卦”所说的“神道”是指自然之势，但后来统治者假借鬼神以震慑平民百姓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墨子学说中的“天志”、“明鬼”已经有了这个意思。因此，《东观汉记？杜林传》说：
追观往法，政皆神道设教。
一句话，把过去政治的内幕完全戳破了。这方法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见多识广的老百姓也懂。秦末首先揭竿而起的陈涉、吴广也知道用“篝火狐鸣”和“大楚兴，陈涉王”等神秘主义的手段号召人们追随他们起来造反。这几乎成为中国政治格斗中的一个传统，有政治野心的人们都在使用它。当然，这一点也反映在通俗文艺作品之中，在游民意识特别浓重的通俗作品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受到通俗文艺作品影响的游民们自然也会使用这个手段，在天地会的创建过程中，“神道设教”是随处可见的，它与历史的真实混在一起，令后人真伪莫辨。在会中广泛流传而且成为团结全体会众的纽带的“西鲁神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①“西鲁神话”解秘
甲。什么是“西鲁神话”
“西鲁神话”是天地会会簿记载天地会起源的一个故事，其中包括了一些神话传说，它使得天地会的诞生、发展、演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幕。这个神话在天地会内部流传了很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天地会内部流传的文件绝大多数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诗歌、对联上也有不少涉及到它的。天地会的领导层用这个故事来教育会众，激发他们对清廷的仇恨，宣传自己的宗旨，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文件，然而，由于这个故事的内容充满神奇的色彩，使得稍有文化教养的人们都会感到荒诞不经。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作出了多种解释。孙中山先生曾说：
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足以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孙中山选集》上卷，P171。
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天地会的社会基础是游民。在游民中间活动与招募会众，不荒诞、不离奇则不足以耸人听闻，不足以激发民众的好奇心，也就不能吸引会众。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西鲁神话”是暗示了天地会的创建过程，其中许多人物在历史上或确有其人，或影射历史上某个人物，不过，这个故事也确实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乃至语言运用上，无不受到通俗小说和戏曲的深刻影响。
另外，“西鲁神话”在其基本情节和人物稳定的情况下不断地发展变化，增加了许多细节。如果包括辛亥革命以后天地会自己公开的内部文献，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天地会会簿大约不少于10个，当然，有的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民国间出版的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从一开始的“三把半香”起便讲“西鲁神话”，算到“天佑洪”那一节已有四万余字，相当一部中篇小说了。其中多为作者想象之词，可算得一部故事新编。从这个故事里很难考订历史的真相。然而，如果从文学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它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从“西鲁神话”的发展和演变来考察其所代表的时风民俗。如果我们把现存的“会簿”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对于其中所载的“西鲁神话”加以排比，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轨迹。正像顾颉刚在古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样，“西鲁神话”也是如此。它每过一段时间，由于口耳相传必然发生一些变异，其变异往往是增加了新的人物和情节，这个“增加”和丰富还往往是在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下加以编造的，我们可以看到通俗文艺对于民众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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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2）
乙。关于“西鲁神话”的文本
现存的天地会会簿中，最早的是嘉庆十六年（1811）广西东兰州知州董储在办理武缘县姚大羔等人结拜天地会案所发现的会簿（简称“姚大羔本”）；其次则是1986年广西田林县第一中学教师王熙远在本县杨再江家中发现的一批杨氏先人遗留下的许多文字抄件，其中有天地会会簿四十余件（简称“田林本”）。这批文件里有“戊子”字样，研究者推断是道光八年（1828）抄本，仅比“姚大羔本”晚十余年。第三是1933年广西贵县修志局在该县覃塘附近发掘地窖时起获的（简称“修志局本”）。据说此本是同治三年（1864）贵县天地会首领黄鼎凤起义牺牲之后埋藏起来的。因此，“修志局本”可定为1864年以前的抄本。第四是与“修志局本”一起发现的“守先阁本”。这两个本子都收在罗尔纲先生所编的《天地会文献》中。第五是清史专家萧一山所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所收的天地会文献（简称“萧本”）。另外还有朱琳所编的《洪门志》，戴巍光所编的《洪门史》，李子峰所编的《海底》，刘联珂所编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等，这些书中都有“西鲁神话”的故事。因为“姚大羔本”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并载有“西鲁神话”最早的天地会会簿，这里将其所载的照录如下：
崇祯十二年，李自成造反夺取江山后，出走西宫娘娘李神妃。起至伏华山，怀胎后走至云南高溪庙，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开封府天水冲出有刘伯温碑记。
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甘肃省有一位（座）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印是铸的，重二斤十三两。印写（外口内正）山二字为记。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少林寺人打得胜鼓回朝。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众人就取一百（白）锭香炉，当天盟誓。正（止）剩师徒六人，师尊万提起，法号士曰云龙，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歃）血拜盟，结为洪家。众兄弟拜万师传（傅）为大哥。至九月初九日，云龙择日与清兵交战。云龙阵上死去，少（小）军报知五位兄弟，保驾小主。兄弟得知，即日出军，与清对垒交战。清兵败走，后来兄弟将万大哥尸首收回向东烧化。万大哥云（魂）上九霄而去，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五位兄弟回来，不见小主，不知下落，身无依靠。诗曰：
门上洪英无人知，不知去向问兄弟。
万大哥死后，有一位胎侄，是圣僧；一名道芳勿此，现守广东；一名道芳流，现守湖广。小主后来流落福建，后来生伍子，即日分为五大房，立为五标头：
洪 汩 淇 （氵长）（氵泰）
洪 淇 滗 添 江
德 安 仁 礼 泰（都有氵旁）
乌 洪 赤 泊 渌
吴 洪 李 桃 林
芳勿此现手（守）广东。崇祯君有一位西宫娘娘，怀胎逃走，名为李神妃。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蒙万祖恩养，又蒙上天庇佑相继，后生一子，甚是精神。英雄豪杰之才，亦来会盟。众兄弟拱扶此子。
长房吴天成，在浙江，旗号（氵乌）江；二房洪大岁，在福建，旗号洪洪；三房李色地，在广东，旗号（氵赤）汩；四房桃必达，在云南、四川，旗号泊淇；五房林永招，在湖广，旗号渌（氵泰）。此十八人众兄弟在红花内，乃是赵文良为长。吴成贵在山东为大（太）守，名为五虎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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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3）
彪（虎守）（虎合）（虎和）（虎同），五房合同
丙。文本背后的历史真实
这个类似神话的传说虽然有许多矛盾和漏洞（有些可能是由于传抄者文化水平太低造成的），但是有两个主题是十分鲜明的。一是辅佐前朝遗孤恢复祖宗基业；一是少林寺僧人忠于清室，并为它建立了盖世奇功，却被奸臣陷害，大部分死去，只剩五人，为了复仇被迫走上反抗道路。两个主题的结合便是“反清复明”。但是，这个合二而一的主题经不起推敲，它有内在的矛盾。既然前有明朝“小主”在，为什么要支持清康熙皇帝平定“西鲁番”呢？实际上这有一段历史隐情，也就是在本章前面所说的万五达宗支持郭义、蔡禄等人因为个人恩怨背叛郑成功投靠清廷，后又由于对清统治者不满欲响应吴三桂起事而被清廷诛杀的事件。这个事件反映了万五达宗等人带有游民色彩的性格。他们缺少大局观念，依违不定。这种事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是属于大节有亏，不能原谅的（正像吴三桂最后虽也反清，仍不可原谅一样）。可是在“西鲁神话”的作者看来却不以为非，并把此事稍加改变，写入了“会簿”，成为“西鲁神话”的主干，天地会诞生的“根苗”。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自相矛盾的故事，在数百年却为天地会会众所接受，并且信之不疑，这可能与广大会众文化水平低和其中多是不太重视是非的游民有关吧。
“西鲁神话”中有些情节和人物不完全是凭空编造的，而是有所影射的。我们从罗炤先生发现的《香花僧秘典》《香花僧秘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罗炤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东山县获得的一个抄件。原件无名，《香花僧秘典》之名乃罗炤所起（罗炤《天地会探源》，《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第52期）。抄件的内容十分庞杂，其中既有关于做法事的仪规、物什，也有许多属于天地会《会簿》的相关材料。
香花僧是流行在福建一带特殊的佛教宗派。香花僧人以做法事为主，居住在寺庙中，但可以吃荤，在衣帽、鞋等装束上皆与其他宗派僧人不同。中可以看到“西鲁神话”的更原始的形态，这就是载于《秘典》的《三滴水赞》：
道袍血染泪痕飘，事因西闯起根苗。辞职不做修行善，鞑子胡人用火烧。少林千古山门灭，暗下奔逃至南寮。月兵蜂拥难堪敌，得脱东来广慧（惠）潮。苍松上立洪鹰叫，长沙湾口雪零飘。举头不觉帝星照，吉兆英雄护明朝。五僧同创灵王庙，插草为香把徒招。
这里没有什么神话，除了一些曲讳之词外，大多是历史事实。“事因”一句有把郭义、蔡禄降清带来的灾难推到闯王李自成身上之意。“辞职”一句也系为郭、蔡辩护之词。
《香花僧秘典》的《三滴水赞》写得比较早，大约出于万五达宗的徒子徒孙之手。他们对天地会立会的“根苗”还比较了解，因此，他们写得比较靠近真实。总之，《三滴水赞》是记事之意多，宣传之心少。所以，它所写能够得到遗址和遗物的印证。经过一百余年，陈年古事，后辈了解得越来越少，于是他们便根据会中的简单记载加以夸张。此时已经是记事之意少，宣传之心多了。为了招徕会众，他们把创立天地会的这段历史越编越神秘，越写越离奇（后人的创造的灵感是来自通俗文艺作品的）。这时研究者再想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如堕乱云阵中，不知何者为真，何者为伪。但这些故事如果我们细加抽绎，绝大部分情节和人物形象都可以在通俗小说中找到它们的原型，也就是说，“西鲁”故事来源于在清代已经广泛流行的各种通俗小说，而且出现越晚的天地会文献所记的“西鲁”故事情节就越丰富，其取之于小说的成分就越多。这说明天地会的创建者与组织者们的思想观念主要来源于通俗小说，特别是那些反映了游民意识的通俗小说。
天地会受三部通俗小说影响最深，一是《水浒传》，一是《三国志演义》，一是“说唐”系列故事。我们在分析天地会内神话传说时，也主要用这三个系统的故事，从中可见，通俗小说的影响在天地会中是无处不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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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4）
丁。“西鲁神话”所受到的通俗文艺的影响
尽管姚大羔“会簿”所记载的“西鲁神话”的情节是最简单的，但它受小说的影响也极明显。这里按照这个故事进展的次序作些分析。
第一，皇家遇难，娘娘出走，“生下小主，蒙上天庇佑，又蒙万家恩养”。这一情节与“说唐”系统的《反唐演义传》中太子遇难的故事非常相似。小说中叙述唐高宗时武则天欲谋朝篡位，命太监杜回将正宫娘娘及太子害死，杜回不忍，救出太子送江夏王李开芳抚养。14年后，李开芳把事实真相告知了太子李旦。李旦经历了许多磨难，在患难之中也受到很多忠于唐室的忠义之士的辅佐，最终歼灭了诸武，恢复了帝位。“西鲁神话”的作者用这个故事激发会众对明朝的怀念，增强会众的民族感情。
第二，西鲁番入侵。本来是“西闯”（《香花僧秘典》中就说“西闯”），但是百年之后，人们或已不明其意，或是传写致误，变成了“西鲁”。于是，作者索性把它写成一个国名。“西”字是承其旧，另外也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外患主要来自西方或北方。“西鲁”正像《征西说唐三传》中的西番“哈迷国”、《说唐小英雄传》中的“北番赤壁”国一样，都是“羌无故实”的。有些学者对西鲁番还详加考订，认为借指西藏；见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有的说“西鲁”乃“西罗”之讹（“西罗”即罗刹），即今之俄罗斯。见周贻白《洪门起源考》和帅学富《中国帮会史》。言之虽辩，但有些是无的放矢的。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游民会众文化很低，他们即使有些关于国家大事的知识，也多来源于通俗小说与戏曲。很少被编入通俗戏曲与小说的西藏或罗刹，他们未必听说过其名。
第三，少林寺僧人揭榜征西鲁。一个国家遇有外敌，手足无措，张贴榜文，向民间百姓求救，这在自称尊贤好士的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是不存在的。但通俗小说特别是反映游民理想与追求的通俗小说，为了给沉沦下层但具有“鸿鹄之志”的游民英雄安排出路，往往要杜撰出这种情节。“说唐”系列的通俗小说中多有这类的情节。如《征西说唐三传》写薛仁贵征西，被哈迷国苏保同毒镖所伤，程咬金奉旨回朝搬救兵，于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出榜文招能人领兵挂帅。薛丁山与母亲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莲到长安揭了榜文，封为二路元帅，征西，大获全胜。“西鲁神话”的作者运用这个情节意在把身为平民的少林僧人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这也表明天地会虽有改朝换代的大志，亦无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的气魄），并突出创建天地会先驱们的英雄气概。
第四，功成身退，反遭奸臣陷害。描写忠奸斗争是通俗小说常见的母题之一，特别在讲史小说中，它往往是贯穿全篇的主线。忠臣的特点是公正无私，忠诚勇敢，视功名私利如粪土，一心为了君王国家；奸臣是佞幸小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利益，处处陷害忠臣。杨家将、呼家将、薛刚反唐以及东汉姚期、马武的故事，莫不如此。忠奸斗争是最能唤起匍伏在皇权专制主义道德规范之下的臣民们的正义感的。因此，作者也把少林寺僧人写成忠于朝廷的义士和为朝廷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功臣。他们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迫走上反抗道路，这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为朝廷除害，是“替天行道”。这与他们标榜的“反清复明”的宗旨相矛盾，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到，实际上许多反抗者皆以体制内的受害者自居。这样他们的反抗才能得到更多的体制内群众的支持，即所谓哀兵必胜者也。“西鲁神话”的作者也是遵循着这个思路的。
第五，“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这是一个神话，表明少林寺僧人与明朝后裔结合起来共谋推翻清廷是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古代不仅统治者用上天示警的神话来欺骗人民，就是社会秩序的反抗者也接过这种策略来激励自己的斗志和号召群众。《水浒传》中“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就写到天帝降下的“石碣”上刻着“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用以表明梁山好汉“上应星魁”，“合当聚义”。“西鲁神话”是模仿《水浒传》来写这个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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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5）
第六，“白石香炉”浮现之后，马上就有一百零八人的聚义。这与《水浒传》中“石碣受天文”之后就是一百零八将“英雄排座次”完全一样。
第七，“五虎大将”这种称呼法也不见于正史，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只是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蜀国最著名的五位武将编排在一卷之中，并无这五人便是“五虎将”之说。后世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的作者，为了赞颂在其作品中出现的英雄，便发明了“五虎将”这个名目，可能与阴阳五行的影响有关罢。这在通俗小说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皆有所谓“五虎上将”。“五房”之说也是“五虎将”的演变。
以上仅是随手拈来的几例。如果细加勾稽还可以为“西鲁神话”的情节从通俗小说中找出一些原型来。“西鲁神话”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它在天地会的流传过程中，日趋复杂，日益丰富，日趋文学化。
如果比较前面几个先后出现的抄本，可知越晚出的“西鲁神话”，就越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撷取更多的情节，增添更多的人物，而且还安排人物之间的对话，使之更加小说化、戏剧化。我们可以拿皇帝出榜招贤一段为例，将“田林本”与“修志局本”作一比较。先将时间在前的“田林本”抄录如下：
彭元凤带领众师徒前（往）京都揭榜，守榜军士报与黄门官代〈带〉朝熙主三呼万岁。
主问：“臣乃何（处）人氏？姓甚名谁？”
元凤奏曰：“臣乃河水县太白山少林寺内修真之人，今闻西鲁猖狂，为臣前来领（榜），于〈为〉主人分忧改〈解〉尼〈疑〉。”
主闻大悦，即赐先锋印。（生）铁蠲〈铸〉，记〈计〉重二斤三两，上有“白山”二字为记。
主问曰：“爱卿要带多少人马？”
元凤奏曰：“臣不用许多将士，只要三千御林兵马，我师徒一百二十八人。”
熙主大喜，当殿赐（送）御酒三杯，早胜回朝；加封厚〈役〉爵，享受荣华。
“修志局本”：
以后皇上出下榜文，不论军民人等，僧家女将，山林豪杰，有能者到来扯榜，征服西鲁，即封万户侯，赏黄金万两。粘有日久，无人敢扯。后来少林寺众僧闻知前来扯榜。军士看见，带至玉田县知县，至京都朝见皇上，龙颜大悦，帝开金口，问众僧人要多少人马。
僧奏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两事足矣。”
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将此恩报恩。
帝即问：“众大师何日祭旗兴师？”
僧奏曰：“即日。”
帝即取酒赐僧人三杯，欢声而去。
“姚大羔本”中讲到这个情节时，只是说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极不合理。和尚庙内，怎么出了“总兵官”？而在“田林本”中为了把这个情节合理化，便增加了“彭元凤”这个人物。他是个“好汉”，在少林寺内教习武艺，“十八般韬略，件件精通”（“田林本”原话）。虽然文字不太通顺，但是情节较为合理。
“修志局本”又增加了“杜龙”和“苏洪”二人。而且，此本完全从游民的角度解释了任用这两个人的意义。“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将此恩报恩”。出兵打仗原是要冒锋镝舍生死之事，不是什么肥职美缺，何况照“西鲁神话”所说，“西鲁番”特别厉害，满朝文武都感到无可奈何呢，出征肯定是件危险的事！可是在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看来，只要是个官，总有油水可捞，因此派他们二人为“解粮”、“先锋”也是“将此恩报恩”。
这两个本子的“西鲁神话”无论是叙事还是对话，完全是小说的口吻，这样的文字在明清小说中俯拾皆是。对于朝廷、军队的组织结构，平民百姓知道得很少，一般通俗小说中经常提到的也就是皇帝、万户侯、太监、御林军、元帅、将军、先锋、粮官、军师等等。“修志局本”除了再度肯定万云龙为“大哥”（也就是主帅）和五虎将之外，又增加了军师陈近南、先锋苏洪、解粮杜龙（“萧本”作郑君达）。“军师”这个官职在晋朝之前有，至晋因避司马师之讳，改称“军司”。其职责为“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至于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负有辅佐君王或头领责任的“军师”，只有在通俗小说中才这样写。如《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说唐”中的徐茂公等。历史上的诸葛亮只做过“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胡三省称这些称号皆为“古将军号”，并非是一种官职。而“西鲁神话”中的陈近南做军师则成为一种官职，这种理解是从通俗小说中来的。至于“先锋”、“解粮”更非古代军中的官职，它只是用兵时的差遣，到了小说中它便成了官，“西鲁神话”也这样写，这显然是受到小说或戏曲的影响。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6）
叛徒、忘恩负义之辈也是通俗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并用他们来衬托正面人物的光明磊落。“说唐”系列中的《反唐演义传》刻画了一个名叫薛义的人。他在倒霉之时，妻子被奸臣霸占，自己被囚在府狱之中；薛刚见义勇为，冒死相救，并把自己应承袭的泗水关的总兵也让给他。后来，薛刚落难去投奔他时，薛义翻脸无情，把薛刚擒住，解往长安。“修志局本”的思路与通俗小说作者相同，也为“西鲁神话”增加了一个叛徒，名叫马二福。
寺中有一名马二福，乃少林寺第七条好汉，第几条好汉的说法是受到“说唐”的影响，该书就把书中出现过的“英雄好汉”依照作者想象的武功高下加以排队，分为第一到第N条好汉。使铁棍一条，重三十六斤，故此名叫亚七。
因为打烂了寺中的宝灯，被僧众驱赶出寺，他心怀不忿，投奔朝中的奸臣陈文耀、邓得胜，与他们共同陷害少林寺僧。因此，天地会中以“七”为忌。按：天地会以“七”为忌，是否与蔡禄有关，也值得研究。他在与万礼、万五达宗等人结拜时就排行第七。近世关于“西鲁神话”的传本（如朱琳之《洪门志》）在叛徒行列中又增加了符四、田七。言苏洪光（即天佑洪）率领天地会兄弟攻打四川时，四川总督王春美派心腹符四、田七（二人皆是文士）诈降，苏洪光不察，派二人充任三合军（即天地会部队）副军师，在会中掌管“四排”、“七排”两个步位。后与清军作战时，符、田内应，三合军遂以内变不支，卒至惨败。苏洪光也为流矢所伤，全军败退。此后，天地会忌用四、七两排，更以文士善变，禁收文人入会。这一变化反映了游民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隔膜。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天地会虽为反满的官僚士大夫所创建，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游民组织。因此，他们对文人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修志局本”以后的诸本大多增加了皇帝赐御酒的情节：
以赏赐御酒为名，顺带御林军数万，暗带硫磺引火之物，视其饮醉睡着，焚之，方无后患。
“萧本”的《西鲁序》中又改为“御赐毒酒”。这些显然是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宋江等人“征四寇”建立大功之后，徽宗赐鸩酒，毒死了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天地会文献的作者之所以引入这个情节，意在把反抗的矛头引向皇帝。因此，在清朝末年出现的文献中，这个情节非常突出。
“戏不够，神来凑”，是中国老百姓讽刺传统通俗小说与戏曲公式化地用神、佛的出现促进故事情节进展的谣谚。这的确是传统小说、戏曲的通病。“西鲁神话”既然是模仿小说而成，这种“通病”也必然影响到它。“姚大羔本”还很少出现神佛，到了“修志局本”就有数处写到神、佛帮助身处绝境的少林寺僧人。如少林寺被焚时：
惊动佛祖下凡，化作火坑一座，救出一十八人。
当少林僧人只剩下五位，又被清兵追赶到江边时：
前有大江拦住，后有追兵，惊动岳神朱光、朱开二圣，化成铜铁桥，五人随桥而过。
这非常像《说唐后传》中程咬金被派出木杨城，冲出北番重围，到长安讨救兵时，咬金被番将祖车轮一斧砍下马来，被仙人谢映登所救的故事。后来的诸本大多保留了这些神话情节，而且更加神化。藉此表明，组织天地会符合天意。“萧本”《西鲁叙事》中写得最为明白：
幸得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见寺内有五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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