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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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没有登上帝位之时，其性格残酷的一面如何表现，文献不足，不能一概而论。赵翼《廿二史札记》“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条中云：　
　　明祖以布衣成帝业，其得力处，总在不嗜杀人一语。　
　　又云：　
　　盖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其后，胡、蓝二党诛戮至四五万人，则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　
　　这些虽可以说按之有据，但是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总的说来，朱元璋在未做皇帝之前较其他反元武装集团要讲些政策，在乱杀滥烧方面有些控制，但远不像赵翼想象的那么好。　
　　我们说一统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巩固政权方面表现出非常残酷的一面，这主要还不是说他制造了多少冤案，杀了多少人，而是指他对生命，对人的生存权利，对人的自尊的贱视和蔑视。活生生的人在他的眼中无异于猪狗，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蔑视人这一点，虽然是皇权专制主义的共性，但是在朱元璋这个游民出身的皇帝的行事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他在整顿吏治和稳定政权的过程中，推行打击面极大的政策和极为残忍的肉刑，在上一节中我们已有介绍。近几十年来一些史家，把明太祖无节制的杀戮说成是他在维护法制时对地主阶级和贪官污吏进行的“无情的打击”，其语意颇有赞颂之意，似乎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残酷。这种意见显然带着时代的烙印，在社会文明有长足进步的今天，很难得到人们的公认。　
　　后人评价朱元璋时常说他喜怒无常，个性“雄猜多疑”。所谓“喜怒”主要指他对人的处理上。他忽喜忽怒，随着年龄的增长，“喜”时少，“怒”时多，怒气一来不知多少人丧生。“雄猜”便是怀疑一切，在他眼中，“忠臣良民”太少，因此就要肉体消灭。杀人对他来说是个很随意的事，兴之所至，就要杀人。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引《明兴杂记》中记粤中诗人孙（艹贲）事迹时说：　
　　

从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转化（7）

　　高皇诛蓝玉，籍其家，有只字往来，皆得罪。（艹贲）与玉题一画，故杀之。临刑口占云：“鼍鼓三声急，西山月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高皇问监杀指挥，孙（艹贲）死时何语，以此诗对。高皇怒曰：“何不早奏？”竟杀指挥。　
　　像这样的仿佛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却暴露了残酷现实的记载，在明初是很常见的。人们在专制主义严酷的统治下，对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的认知显得十分迟钝和麻木，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敏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孔子对于随葬用“俑”都十分反感，因为俑像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其中许多是很有才华的）就这样随意地被消灭了，事后却被如此心平气和地谈论，似乎死的不是人，只是一群蝼蚁。文人这种思想意识是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而社会风气的形成正是明初统治者（主要是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残酷行为长期示范和培育的结果。　　鲁迅曾说明朝是以“剥人皮始”，也以“剥人皮终”的。所谓“剥人皮终”，是指明末张献忠的部队与其余部是常用剥皮来威吓反对者和普通老百姓。明朝终于被不堪忍受饥饿呼啸而起的造反者们画上了句号。这些奴隶平时所接受的都是“酷刑”的教育，因此，在他们的造反活动中也只知道对人应该用酷刑。明初剥皮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草木子》中有记载说：　
　　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赃，许人民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仍剥皮囊草。府州县卫之左，特设一庙，以祀土地，兼为剥皮之所。官府座傍之左，各悬实皮草囊，使之触目惊心。　
　　转引自《国史旧闻》　
　　有皇帝倡导于上，臣民紧跟于下，使人性中残忍的一面得到鼓励和发展。关于这些，明初有许多记载令人目不忍睹。《孤树裒谈》中说：　
　　国初重典，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贪吏之皮，置公座侧，令代者见而警惩云。　
　　转引自《国史旧闻》　
　　这里面有“技术”，也有“艺术”，更有足够的想象力。然而这一切都是如何使他人更痛苦，使他们更不堪忍受，目的是让承受者因忍受不了而变得更为鄙劣，从而摧残他们善良的人性，把他们变成野兽。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种种酷刑早已使执行者变成了野兽。一些学者无视这种酷刑的野蛮，实际上反映了整体文明的倒退。这种野蛮的泛滥使得原初的目的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酷刑与儒家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儒家的出现本来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引以自豪的事情，因为远在2500年前，当许多民族还把目光投向上天，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时，儒家就提出了爱人、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和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价值等杰出的命题，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在1800年后，这些思想意识受到朱元璋的公开挑战。儒家中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最为强烈，他把孔子关于君臣之间的相对关系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像“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等激烈的文字充斥孟子的书中。这些文字极大地刺激了君权绝对论者朱元璋，他十分愤怒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也就是说，孟子要是活在今天也免不了要遭酷刑。后来，朱元璋又命刘三吾编成《孟子节文》，把《孟子》中尖锐地批评专制主义和宣扬民本主义的文字尽行芟汰。对于儒家经典作这种带有批评性的删节，在经学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宋代的王柏删诗，认为《诗经》中有“淫诗”，删去32首，编为《诗疑》；另一次就是朱元璋删《孟子》85条。朱的目的就是要把君权抬到绝对不得有丝毫怀疑的地步，套用“四库馆臣”批评王柏的话说：“璋何人斯，敢奋笔而进退孟子哉！”然而这的确反映了处在皇帝高位上的朱元璋的“皇极意识”，认为自己“无所不可为”，“无所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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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转化（8）
朱元璋蔑视人、贱视生命的意识也成为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一个传统。不仅那些权阉、权臣随意使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是这个传统的再现；而且，文人士大夫的自虐情节也与此传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自尊，许多人以自污求生存。明初著名诗人袁凯曾以《白燕诗》闻名于时，入明，以荐授御史。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审完一些案子，常把这些案子的档案及量刑结论给太子看，太子往往予以减刑。朱元璋问袁凯：“朕与太子孰是？”袁凯谁也不好得罪，只好说：“陛下之法正，东宫之心慈。”朱认为袁凯老奸巨猾，首鼠两端，一度下狱。释放后，袁凯感到做朝臣的艰难，又没有理由回归乡里，于是装疯，仆地不起。太祖派人用木钻钻他，他也忍住不动，被视为真疯，这样才被放归家乡。后来朱元璋又曾派使者到他家侦查，他当着使者的面唱《月儿高》的小曲，吃狗屎，这样才幸逃一死，见《列朝诗集小传》及《明史》本传。得以寿终，在明初的文人圈中还真有点意外。又如《南吴旧话录》记载上海文人郁惟正被征诏，当时朱元璋威福莫测，常有征召文士入朝，“立受显职，旋即诛戮者”。郁惟正深自韬晦，进京后，皇帝让他自我介绍，他作诗云：　
　　上海入京郁惟正，现患四肢风湿病。皇帝若还可怜见，饶了一条穷性命。　
　　看到这种自我污辱式的自白，朱元璋才准许其归隐。文人士大夫要生存，非得彻底去掉面子，泯灭自尊不可，连求生都如此艰难，更不要想追求历代儒者所倡导的文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风骨了。文人士大夫只有彻底变成软体动物，才能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这不仅使文人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中断，也导致了全民道德水准的下降。因为知识阶层的道德水准不单纯是他们自己的事，它关系着整个的社会。　
　　当然，以酷刑摧残文人士大夫自尊的不只有历代暴君，正如杜甫诗中所说“丧乱死多门”，你去我来的暴民更使文人士大夫无所适从，两者手段的残酷也是相去无几的。我们把成事的朱元璋与未成事的张献忠两人的残忍性格加以比较，既可以看到暴君与暴民的相互影响，更能看出高踞于宗法社会之上的暴君，与被排斥出宗法网络之外的游民是具有共同点的。　
　　这一节我们谈朱元璋从游民到帝王的角色的转换，游民与帝王地位相差悬殊，但其思想意识却很接近，因为两者都是最关注现实的眼前利益，缺少超越性的关怀。游民是生活窘迫，万不得已，不关心眼前则不能生存；帝王之位则是众目所瞩、更是明争暗斗的焦点，帝王要时时刻刻看住自己的皇位，丢失大宝也是转瞬之间的事。他们也不能超脱，只能喜怒无常，因此皇上近臣都会有“伴君如伴虎”的感觉。正是基于利益的短浅性，游民、帝王所采取的手段容易趋向极端，并且迷信极端性的手段可以解决问题。与帝王、游民不同，儒家却由于它有超越的一面，能够关注到社会各个阶层长远利益。因此，儒家常常被上下夹击，处在十分尴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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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中的朱元璋集团（1）

　　作为游民出身的朱元璋应该是江湖艺人创作的极好题材，朱元璋统一天下既是“朴刀杆棒”奋其威力的结果，也是部分游民“发迹变泰”的过程。它符合游民的生活实际，又能表达游民的生活理想。然而，在明朝，朱元璋是太祖高皇帝，是任何达官显贵都不能亵慢的，更不用说江湖艺人了。因此，明代关于朱元璋的传说虽然很多，有些甚至还带点皮里阳秋，但只见于各种笔记，江湖艺人很少敢染指这个题材。明代中叶才出现了以皇朝建立和朱元璋发迹为题材的《皇明英烈传》（简称《英烈传》），不过这不是江湖艺人的作品，而是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其形式上仿照江湖艺人演说的长篇通俗小说）。这部作品里的朱元璋，已经从游民“精英”变成为“真命天子”，他一生的艰难坎坷都是靠“天”的帮助解决的，他的“发迹变泰”不是个人奋斗的成功，而是天命眷顾的结果。作者对朱元璋的神化、美化和无边无际的颂扬都远远超过了朱元璋的自我褒扬。我们从作品中所附录的诗词来看，其水平是超过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中作者自己写的诗词。因此，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英烈传》是哪位文士的作品，但从它的思想内容和文笔来看，我们说其作者是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士大夫，大体上是不会错的。　
　　有个有争议的传说，认为《英烈传》是明代嘉靖间热爱通俗文学的贵官郭勋所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说，郭勋为了“谋进爵上公”，于是伪造历史，为其祖先郭英表功。书中说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决战中，郭英一箭射死了陈友谅，除去了朱的最强大的对手，为朱元璋一统天下立了大功。郭勋又“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惜英功大而赏薄，有意崇进之”。《万历野获编？武定侯进功》。虽然说这部小说是郭勋所作，仍嫌证据不足，但是说它曾娱乐皇帝，大体上还是不错的。这部通俗小说既然是说给皇帝听的，又说的是本朝之事，怎敢对朱元璋有所亵渎呢！　
　　人们在评论《英烈传》时，指出它的主要情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的确如此，书中重要的情节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根据。赵景深先生等1950年代校注的《英烈传》，也为书中重要人物与情节所依据的正史和野史作了注释，表明书中所写大多还是有出处的。1981年宝文堂出版的新校点本《英烈传》，“校点说明”中说它是“七真三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这只是在评价小说的情节，如果评价《英烈传》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形象朱元璋，就与事实相去太远了。《英烈传》中的朱元璋与历史上的朱元璋相比，说“七假三真”也许比较合适。朱出身一个普通农家，而且几经迁移，朱家与宗族关系已断，沦落成为贫农。朱家有的劳动力在外为人做雇工，有的成为游民，在外谋食。而《英烈传》写到朱家则是“修了三十六世，仁德无比”，“也略略蓄些资财”，使得朱家稍稍体面一些，不能让自己的皇帝沿街乞讨。书中还写到，朱元璋和马皇后是为玉皇大帝掌日月宝扇的金童玉女，那些开国功臣都是天上的星宿。朱元璋的出生就有许多神迹，在成长过程中处处有神的怙持。朱元璋的一些不被社会主流舆论认同，也不太体面的经历被删除了，例如，三年的游僧生活，冒险参加红巾军，在参加与不参加反元武装集团之前的犹豫，在郭子兴手下做亲兵及被郭疑忌的尴尬处境等等。仿佛朱元璋一参加起事就是领袖人物，而且是文武双全的。小说之中，朱元璋武艺高强，英勇非凡，多谋善断，礼贤下士……总之，在当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优良的品质都附加在朱元璋身上。这个朱元璋的形象，还不如朱元璋自己写作的诗文作品中展现出的朱元璋的形象更真实。因此，无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朱元璋形象的塑造都是不成功的。另外，书中还把朱元璋反元集团的重要人物中的绝大多数都描绘成主流社会的人物，把一场底层社会人们以求生为主要诉求的武装斗争政治化了，虽然他们最后走上武装夺权的道路，但在抗争之初不是这样的。　
　　

通俗小说中的朱元璋集团（2）
江湖艺人还是在《英烈传》的创作中显过身手的。花部戏曲、评书、鼓词，都有以元末明初朱元璋等人起事、夺取天下为题材的作品。我们这里仅以评书为例，看一下江湖艺人是如何理解和塑造朱元璋这个文学形象的。我手头有一部《大明英烈传》（下面简称《大明》），这是苏州著名评话演员张鸿声演播的记录整理本。这个记录本代表了南方一派对《英烈传》的加工和改造，其中比较多地反映了江湖艺人对这个故事和朱元璋的理解与评价。另外一个本子是《朱元璋演义》（下面简称《朱元璋》），这是北方艺人段少舫的演出记录本，又经过今人徐雯珍的整理，原来江湖艺人的色彩淡化了，加入了一些新观念（如阶级斗争观念等）。这两本书都受到《英烈传》的影响，写到朱元璋时都是把他作为反对元朝统治者的天然领袖来描写的，而且，对他的游民生涯的叙述也都较为简略。尤其是《朱元璋》，把朱元璋写成一个具有号召力的领袖气质的人物，他能够团结人，成为江湖社会的核心。《大明》的作者是注意到朱元璋的游民出身的，把他作为“癞皮朱阿四”来写，抹去了《英烈传》作者给他头上笼罩的一圈圈光环。书中突出了朱元璋的游民性格，例如《贩乌梅》一节，先是写朱元璋的颟顸，仿佛是少不更事的阔少，待到写他与沈万三赌钱，以及哄抬乌梅价格（二两银子一个），则显示出了朱元璋性格的泼皮的一面（而《朱元璋》在处理这个情节时，着重突出了朱元璋不贪小利，并考虑到贫民的承受力。贫民们一文钱一个乌梅都买不起，朱便熬了些乌梅汤散发给人们）。连现代史家都称颂的朱元璋做放牛娃时，私自宰牛，以飨同伴，说这是“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见吴晗《朱元璋传》。而《大明》的作者却让朱元璋“内心独白”：　
　　我从小就是喜欢赌，“放牛时，与别的放牛娃赌，输了，就偷条牛杀了，牛肉卖了还债，将牛尾巴塞进山洞里，骗东家说，牛钻进山里去了，拔也拔不出，东家还信以为真啦”。　
　　《贩乌梅》　
　　不仅朱元璋如此，就是与他共同策划反元斗争的刘伯温，本来是个儒生，可是《大明》中却把他写成一个游方道士。朱元璋的主要将领胡大海、蒋忠、华云龙、汤和，或是游民，或是在山上落草的强人，就是被写成隐士的徐达（实际上徐达是出身下层社会，并非隐士），其行为语言和为人处事的方式也近于江湖游民。这些人物构成反元集团的主体，建立了大明王朝。虽然这是文化很低的江湖艺人对于这次改朝换代的理解，然而，从宏观上来说，它还是远比以天命为本位的《英烈传》更真实。《朱元璋》虽然渗入了许多现代整理者的思想意识，但它与《大明》的相同点是在描写到朱元璋集团时突出其成员的游民性质，把他们写成江湖人。书中的主要人物如胡大海、蒋忠、华云龙、花云，都是带有鲜明的游民特点的。甚至把朱元璋集团中一些较为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如李善长、刘伯温、孙炎，也都写成类似阴阳先生、游方道士、策士等近于游民知识分子的人物。这两部书与《英烈传》有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把故事的侧重点放在朱元璋正式举起义旗之前，这正是他们集聚力量的时期，各路英雄好汉通过种种途径集聚到朱元璋的周围。这种类似《水浒传》中好汉聚义的故事是属于“短打”类型的，它带有浓厚的江湖色彩。这与《英烈传》中主要描绘正式的武装集团的攻城略地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更近于“士鼓金马”。《朱元璋》中追随朱元璋的梅思祖开口就是“我们江湖人”如何如何，这既代表了江湖艺人对于这次改朝换代的理解，又反映了朱明领导集团确实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朱元璋自不必说，他部下的重要将领如常遇春、胡大海、傅有德、廖永忠兄弟、华云龙、汤和、俞通海父子等等，从历史记载来看都是游民出身。这些人或是沉沦游荡在社会底层，或是占山为王，或是职业的秘密宗教的组织者和传播者，他们游离出宗法网络之外，没有任何牵挂，有着强烈反社会的倾向。在社会大动荡中，他们是最积极的勇敢分子，自然也就成为朱元璋武装反元集团的骨干。从这一点上来说，江湖艺人们的创作要比《英烈传》更为真实。　
　　

通俗小说中的朱元璋集团（3）
《大明》和《朱元璋》也与其他反映改朝换代的江湖艺人的创作一样，他们把接近历史事实的《英烈传》演绎为英雄传奇。由于这个时代是游民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极其活跃的时代，游民们确实也改变了历史的面貌，使自己成为新朝的贵官。因此，江湖艺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要比在书坊之中照抄史书的“小儒”更深刻一些，尽管他们所演说的细节可能不那么真实。江湖艺人把游民大显身手的故事传播到民间去，并且把这些书中所宣扬的游民意识散播到各个阶层，使那些不安于现实的人们有个参照，成为自己努力的坐标。
　　

游民社会的话语体系（1）
从古以来，我们见于书面的只有一种话语体系，那就是主流社会的话语。这些不仅充斥于经史子和文人士大夫的各种著作之中，也流行于老百姓的口头。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集体认知（许多情况下还是集体无意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马克思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就是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实现的。从《水浒传》开始，出现了一整套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造反者的话语体系。当然，这种话语不是作者编造的，最初这些话语也一定活跃在广大游民口头，经过江湖艺人的总结提炼，并写成了文字，编织在通俗著作里，通过各种渠道流播到广大民众之中。这种话语与主流话语一样，也是蕴含着特定的思想意识的。《水浒传》所提供的与传统悖谬的思想意识，许多也是通过话语的流播实现的。　
　　经过五六百年的流传，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觉得《水浒传》在话语方面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学史、文化史的排比才看得出来。这里我们选一些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词语作些分析。　
　　甲。好汉　
　　“好汉”这个词虽然不始见于《水浒传》，但是它在此书中的独特含义被后世的下层民众所接受。“好汉”在唐代指读书有成之人，如狄仁杰。《水浒传》出来后，“好汉”的意义改变了。《水浒传》中这个词不仅只与“武”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带有不遵守国家法纪，专干一些作奸犯科之事的意思。梁山兄弟对“好汉”的理解，实际上是游民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这种自我肯定和评价，由于《水浒传》的艺术感染力量，得到广大受众的理解与认同。因此，自“水浒”故事普及以后，社会公认了这个用法。于是，“好汉”之名，流播天下，不仅通俗文艺作品使用，而且也用于现实生活。为那些处于社会下层、又不甘于穷困以没世、并有几分强力的游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的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　
　　乙。聚义　
　　“聚义”是“好汉”们结合起来的专用词。游民们凡是在“干大事”（大多是干与当时法律相抵触的事情）时的结合，这种结合有暂时的，也有较为久远的，都称之为“聚义”。“聚义”这个词产生以后是用于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游民在社会上争取自己的利益，面对的是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和带有组织色彩的宗法网络，而他们则是无权无勇的个体。要使自己强大就要组织起来。最简单的组织是结拜义兄义弟，“聚义”是结义的发展。不过“聚义”始终没有像“好汉”那样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同。游民把自己的结合加一个“义”字以自慰，可是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聚义”这个词仍然带有绿林色彩。　
　　丙。义气　
　　“义气”是“义”的通俗表达，本来是一回事。但自“义气”这个概念产生、并在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以后，它逐渐独立了出来，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观念。当“义气”这个词随着通俗文艺作品流传到民间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把它看作是下层社会人们互相帮助的道德，但其希望回报的思想还是隐隐蕴藏其中的。　
　　丁。江湖　
　　《水浒传》第一次描写了游民生活的江湖，这个“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权谋欺诈，与文人隐居的江湖迥然不同。它脱离了宗法网络的羁绊，构成了与主流社会不同的具有某种独立性的隐性社会。这个“江湖”是确实存在的。它的构成主要是游民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中的甘于自外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这些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而且要尽量在这个领域中有所作为、建立自己的名号与地位（用现在的江湖隐语说就是“扬名立万”），不要干违反只属于这个领域原则的事情。“江湖”这个词对后世影响最大。《水浒传》中的江湖本来是游民生活的空间，这里本是违反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而后世把许多非官方的场合都称作江湖，特别是新派武侠小说把“江湖”浪漫化、文人士大夫化，使得人们几乎不知江湖的本来面目。《水浒传》中“江湖”的出现本来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但这个语词也带动了“江湖”的发展，推动隐性社会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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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社会的话语体系（2）

　　戊。上梁山与逼上梁山　
　　后世能和“绿林”齐名、并作为民间武装反社会力量称呼的是《水浒传》的“梁山”。自从“水浒”故事的“梁山”这个词产生后，它就不是那个坐落在今山东省的小土山包了。它成为造反者的圣地，给许多武装反叛者以想象力，成为他们敢于把造反事业坚持下去的精神归属。为了说明“上梁山”的合理性。书中从第七回起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通过这个故事，读者把同情心都交给了林冲，并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又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勇气。“上梁山”与“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　
　　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这是智取生辰纲之前晁盖对吴用说的话，指他们即将劫取的“生辰纲”。劫取财货者代代有之，可是在《水浒传》之前，没有如此理直气壮地为这种掠取作辩护的。这个道理在“水浒”的语境里很容易被读者接受，蔡京、梁中书都是臭名昭著的坏蛋，他们的钱财也多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但是自《水浒传》以后，这个道理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并且成为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实际上，尽管在它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上有几分合理性，但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庚。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　
　　这段话是吴用邀请阮氏三兄弟参加劫取生辰纲时，阮小五对吴用说的赞美梁山好汉的话。这也表明了下层社会的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如果再稍全面一点的话，加上前面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这可能就是他们全部的精神与物质追求了。下层社会中的老实者，但求一饱也就可以了，而那些“豪杰”之士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食肉饮酒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最大向往。“酒”、“肉”本身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成瓮”、“大块”的吃法就不是那些文质彬彬的文人士大夫和循规蹈矩的人们所敢问津的，它带有尚武之风，带有一股豪气或者说蛮气，这正是那些敢于与主流社会抗争人们的色彩。这样它的刺激不仅在于饥饿者的肠胃，还包括畏葸退缩者的肝胆，鼓励缺少衣食的游民挑战现实秩序，武装抗争，实现自己的追求。　
　　辛。其他　
　　其他语汇还有“忠义”、“替天行道”、“招安”等等。这些与上面说的“好汉”、“义气”、“聚义”、“上梁山”、“逼上梁山”、“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等构成了游民与武装抗争者的话语系统。这里包括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他们之间联合与合作的道德原则，他们结合在一起对抗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对待统治者的镇压等等。这些话语既是他们对抗主流社会时的心理支撑，也是他们应付社会现实的手段。　
　　《水浒传》为“有强力而思不逞”者解除了精神束缚，使他们意识到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反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梁山好汉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最后他们还都成为了官员），从而大胆地走上造反的道路。《水浒传》的独特话语表达的，是敢于通过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利益的游民的思想。　
　　晚清的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说，“一部《水浒》，教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