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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2-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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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众目睽睽和利用仪式作为规约的工具，主人就难以维持大家庭里的秩序。麻烦随时随地发生，都与屋里的男人有关，危险源于武士和士兵中间爆发的公开的武装暴力。需要做出不断努力，以消弭嫉恨和怨愤的原由，重新恢复友爱之情；但庭院里的敌意无休无止，在这里，年轻人嫉妒老年人尊崇的地位，所有人都竞相博取主人及其妻的赏识，鉴于此，这是项非常艰难的任务。骑士们经常相互侮辱和挑衅，经常搞一些卑鄙勾当。由于相互嘲笑作弄，他们制造出很大的喧嚣声。领主用三种方法*他们的无序状态。第一，将最不守规矩的骑士逐出庭院（毫无疑问，这是对十字军东征比较有利的目标之一）。第二，出于维护家庭内部的秩序，主人资助其长子和其他刚刚被授予爵位的新骑士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年轻人过剩的激情在这些年的游荡期间里无害地得到发泄。将成年男孩送出家门去接收骑士能力训练也成为一种习俗。贵族家庭之间彼此交换年轻人，这种交换可能有助于减少彼此之间的冲突。第三，我认为，典雅的爱情仪式是消除年轻人暴力的又一个方法。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仪式及其自十二世纪中期以后的发展变化表明，主人用他的妻子作为诱饵，作为圈套，在游戏中把她作为奖品，游戏的规则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成熟，这些规则迫使参与者——未婚骑士和家庭牧师——不得坚忍地控制他们本能的冲动。最后，家长行使裁判权力。他可以仲裁争论，纠正错误。尽管在没有熟人建议的情况下他亦可仲裁，但熟人有义务向他提供建议，当着他的面讲出来，并给他陈述解决办法的不同意见。贵族家庭的大厅就像修道院的牧师大会，主人倾听所有的申诉和辩护并不时地施予奖励和惩罚。当然，他也会反过来请求上帝进行裁决。在这种情况下，庭院变成了由主人主持的决斗场。这些决斗就像有组织的骚乱；在骚乱中，敌对双方互相朝对方发泄他们的暴力。
这个规约体系有效果吗？在现存不多的家庭文学著作中，很容易找到失败的例子。在阿尔德领主的历史中——总体上颂声一片，很好地记录了超过四代人的历史——至少提到了一次家庭谋杀：据文献所言，家长在森林里被谋杀，据称凶手是来自他家厨房的仆人。在安布瓦斯阁下的历史中（也是颂声一片，而且也很好地保存了四代人以上的历史），我们听说一个姐夫被谋杀的案件，谋杀现场的布置有点像意外事故。文献中提到，末代领主的两个兄弟被他们的熟人杀害，其中一个在丛林中遇害，另外一个中毒而死。文献经常提到城堡骑士的骚乱，他们组成反对势力，有的支持儿子，有的支持父亲；弟弟反对哥哥，儿子反对叔叔。这些冲突不易平息。拉海伊城堡的主人（一个入侵者；他娶了继承城堡财产的女人） 和他的哥哥最后被无法继续忍受他们的士兵所杀害。
尽管如此，女人被看作是主要的、险恶的家庭危机的罪魁。她们投毒、施咒、挑拨离间，而且带来虚弱，疾病和死亡。如果主人被发现死在床上；尸体浮肿，人们会谴责家庭里的女人，首当其冲的是女主人。
危险：女人和死者（1）
对既存秩序的威胁显然来自典雅社会里最隐秘、最私人性的层面。“典雅的”一词用在这里非常恰当：对于那些在女主人强制权力之下劳碌服务的女性，我们毫无必要担心她们会对既存秩序产生威胁。私人之间的和平与是否出身高贵密切相关。因此，出身高贵的女人受到严密的监管和严格的规约。支配贵族家庭行为模式的价值体系的基石，源于《圣经》上的训导：女人；作为较为纤弱的性别，更容易趋于罪恶，必须严加管束。家长的首要职责是监管、惩治，如果有必要还会处死他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以及他兄弟、堂兄弟以及封臣的寡妇和孤儿们。由于女性是危险的因素； 因此必须对她们增强家长的控制权。
她们被关在家里最隐蔽的地方，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女人的房间并不是一个诱惑或娱乐的地方，而是像监狱一样，女人被幽禁在那里，其原因是男人对她们的恐惧和担心。有些男人允许进入女人的房间；尤其是主人，可以自由出入。在传奇文学作品中，男人来到女人的房间休息，吃水果；他的头枕在女人的膝盖上，头发蓬松，女人为他们梳理头发，抓虱子。对于统治这个家庭的幸福男人来说，这是一件专门供他们享受的快乐事情之一。其他男人也可以因为参与诸如读书或唱歌之类的消遣活动进入房间，但他们是由主人挑选并招进房间的，作为短暂的访客受到接待。小说实际上是反映这类事情的惟一资料来源，除了主人和他的幼子，并没有别的男人出现在女人的房间里——除非受伤者或者患病者，有时被托付给女人照料直到痊愈。男人只是能偶尔瞅一眼闺房，通常不能进入。在他们的眼中，闺房看起来就像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一个由家庭夫人统治的独立宫殿，不过，其权威代表是家庭主人。它的居住者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或诱惑的群体，她们之中最易受攻击的人被更安全的保护在一个宗教社区内，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女修道院，是由女修道院院长统治和管理——不是主人的妻子而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寡妇或者没有找到丈夫的女儿。这个家庭的女人们形成了国中之国，除了主人本人，它不受任何其他男人的支配。即使是主人的权力也只是类似于宗主的监管权，而且这种权力受到神职人员的约束，神职人员对家庭女人拥有道德良心上的检验权。
许多特定的任务分配给这个令人担心的群体，其原因是闲散懒惰对这些脆弱的女人来说，更加危险。在理想状态下，女人的时间或用于祈祷，或做其他的各种手工活。他们缝缝补补，刺绣镶边。十一世纪《亚麻布之歌》就是旨在歌颂女人的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亚麻布歌曲）。女人负责缝纫人们穿的衣服以及装饰大厅、房间和礼拜堂的精美装饰品。她们在我们称之为艺术创作的活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艺术创作有宗教性的，也有世俗性的，但是她们的工作只是体现在这些现存只是一些碎片的易碎物质中。她们的祈祷和工作（集体活动，就像男人集体打猎或者作战）并没能满足男人，男人们依然认为女人在本质上是不正经的，为奇思怪想所迷惑。当男人被问及女人被关在房间里，到底干了什么时，答案是：没什么好事。
那时，教堂实际上还垄断着创作；除了神职人员的思想之外，很少有别的思想影响到历史学家。说教者沉迷于罪恶的快乐，他们毫不怀疑女人独自或者和她的长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在闺房享受快乐。成书于十二世纪早期的圣徒戈德利夫的《生活》一书；我们看到女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经常受到情欲的困扰，对此她们没有抑制，而是经常通过同性恋来满足欲望（人们猜测同性恋是由于几个同性睡在一张床上而引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危险：女人和死者（2）
在女人之间，她们相互信任，交流那些男人不甚了了的秘密知识。“小老女人”把这些知识传承给年轻女性，这些年龄偏长的妇女是诸多故事中的主角。譬如，在诺根？吉贝尔父亲的家中，她们的肩带或系着或松开着。十三世纪，波旁？史蒂芬抨击老妇人给村里的少女传授巫术。在女人的妩媚和*面前，男人显得无力，这些东西能够吸干男人的精力或医治他的创伤，能够点燃他的*或熄灭他的*。在跨入房间门槛时，男人的力量就终结了。在房间里，孩子孕育并来到这个世界，疾病得到治疗，死人得到洗刷。在这个极端私密之地，女人控制了性快乐、生育和死亡的王国。
家庭社会显然分为男性和女性两个部分，这种制度化的划分影响了许多行为方式和态度。在每个家庭只有一个正式的、人所共知的、公开的婚姻，那就是主人和夫人之间的婚姻。整个家庭组织都是确保主人的婚姻美满，也就是多子多孙。但是还有很多其它非法的、不正式的婚姻。还有大量的迹象表明，这个庭院中还存在着许多无法控制的个人*，这些性行为在秘密的、阴暗的角落得以滋生，发生在果园里、地窖中和其他隐密之所，以及黑夜里和烛光无法照到的地方。有一个门是安全的，男人很容易溜到女人的床上。然而在说教者和传奇文学的作者那里，相反的一面也很普遍。由于没有东西阻止这些短暂的*，据文学作品所言，家庭里充满了自愿的甚至主动*的女人。当然还有仆人，但是他们都是小人物，因此在家庭文学和传奇小说中鲜有提及。当然还还有贵妇们：丈母娘、嫂子和姨母。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关系。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最活跃的女人就是主人或其兄弟的私生女；他们的孩子就是未来的情妇。主人亲生女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她们是像小说里描述的接待仪中那样，随便提供给云游骑士的吗？男人就如圣徒传中所描述的那样，经常被贪恋*的女人从睡梦中唤醒吗？
无论如何，这么多未婚男女生活在主人及其夫人周围，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乃至于乱交不可避免。而且，向朋友和来客展示家里的女人是很正常的，就好像她们是家中的宝物。荣誉是主人的一个主要责任，他有责任维持家庭秩序并保护家族的声望。荣誉虽然是男人的事，是一件与耻辱相关的公开事务，但它却必须依赖女人的所作所为，即依赖于隐私性的行为。一个男人可能会受到其权力所控制的女人的玷污，尤其是他的妻子。就像贵族爱情文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大游戏就是要激励年轻人通过诱惑或者诱拐家庭的女主人来展示他们的勇气。这是一场游戏，但其背景却是真正的生活。毫无疑问，主人的妻子是令人垂涎的，但是她所激发的欲望升华成一种形式复杂的爱情，成为约束年轻骑士的方式。严厉的禁忌起到了阻止年轻的骑士与妇女私奔。但是，她有时会被暴力掠走。在浪漫小说中，*的严重性明显反映了现实情形，有时女人还是自愿的。
通奸在中世纪社会是令人困扰的事情；嫉妒的眼光时刻偷窥着情人的约会。为了避免受辱，男人在他们自己和公众之间设置了屏障。处于对受辱的恐惧，女人被关在家里，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有可能，会让她们住在修道院里，只有当需要参加公众仪式或履行宗教义务并有随从陪同的时候，才允许她们外出。 当女人外出旅行时； 家庭的一些人要一直护送她到目的地，以确保她不会受到诱惑。十一世纪，在一次前往罗马朝圣的长途旅行中，佛兰德斯的阿黛尔一直被关在一个活动房屋即轿子中，它的帘子也一直拉着。作为城堡的囚犯，女人有时也会逃跑，就像安博伊斯的科尔巴； 高兴地跟着她的堂兄私奔了，给图尔斯留下了混乱。只要女人被限制在城堡的围墙里面，她们的私人过错就不会给家庭带来损害。当然除非暴露通奸行为能够带来利益，比如能够提供*以除去不生育的或犯人的妻子，或有权要求继承财产的姐妹。在这种情况下，家长揭露通奸的女人，公开她们的名字，以便能合法惩罚她或驱逐她，假如他决定不活活的烧死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危险：女人和死者（3）
家庭所面临的威胁来自于死人，但对生活有很多期望。在夜晚时分，幽灵降临，四处游荡，快要死去的人已经准备好葬礼，希望再一次得到神灵的佑助。如同在修道院中，死亡也是贵族家庭私人生活的一部份；每件事情都做得不让灵魂遭受痛苦，这样她们便不再给活着的人带来麻烦。一旦财力允许——这往往需要很多钱——人们就会为离开家庭的死者修建一个合适的安息之地。家族修建修道院或学院的教堂，在那里埋葬他们死去的家庭成员。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大墓地；每个家庭成员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秩序埋葬在那里，墓地似乎是为家庭中需要限制的危险居住者如女人而保留的一个特殊附属物。不仅死者的周年而且死者的出生纪念日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在家庭成员的死者出生纪念日上，整个家庭就像在修道院一样与死者共享餐宴；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为他们爱戴的人进餐；反过来，死者则保佑了他们的福祉。佛兰德斯伯爵1127年被杀后，凶手们立即到小礼拜堂弥补他们的过错。在那里，他们“坐在棺材附近；在桌子上放上面包和杯子，对着尸体进餐、饮酒，并进行祈祷；结果没有人愿意要求复仇”，被杀害的伯爵也宽恕了他们。
死亡本身既是公共事务也是私人事务。死者的尸体从一个私人的地方——卧室或者床，移到另一个公开的地方——坟墓，进行集体哀悼仪式。与结婚的过程相同，整个家庭按照等级秩序前往墓地，这个过程是以整体形式进行而且对外部是公开的。对于死者来讲，这是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是表现慷慨的最后一次机会；礼物散发给穷人，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顿丰盛的宴会。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表示痛苦、哀悼之情；处于这种场景中的女人是主角，她们嚎啕大哭，扯裂自己的衣服；抓破了自己的脸。
在公开展示的仪式之后，接着是私人仪式——虽然具有隐私性，但事实上还是许多人参加，具有社交群体性。辞别仪式在大厅举行：在他所有的熟人和朋友出席的情况下；快要死去的人表达了他的最后遗愿，并为分配他的财产作了最后的安排，而且用大家都看得见的手势大声指定他的继承人。
例如，在奥德纳尔德，当海诺尔的博尔德文五世濒临死亡之际；这个区域中所有的宗教性神圣遗物被聚集到一起；为了公众和平联盟，他的所有封臣都被召唤到面前，向他发誓维持和平。更私密的是诀别的痛苦；这发生在卧室。有一首纪念1219年去世的英格兰执行官威廉的诗；给我们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亲王死时的情形。为了死在家里；当威廉的病情急剧恶化时，他把自己转移到自己的一个庄园里。他召集他的亲戚和朋友；尤其是他长子，以便他们能够见证他对遗产的安排和对墓地的挑选。然后，他更换了衣服，穿上了圣殿骑士装，完全成了另一个兄弟会的成员。接着，他在泪水中最后吻别了妻子。一旦辞别仪式结束（这与主人离开家外出旅行时的情形颇为相似），人们便陆续散去。但是，快要死去的人从来不会被单独留下。人们日夜守候着他，随之，他渐渐离开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一旦他已经开始放弃祖传的财产（这并不是他的，而仅仅只是由他在活着的时候进行管理而已）；他处理了他所有的个人财产：钱、珠宝和衣服。他偿还债务，并要请求那些他曾经在生活中伤害的人原谅和宽恕他。他将他的思想转向了灵魂世界而且忏悔自己的罪过。最后，在死亡的前夕，天堂的大门打开了。威廉看见两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走过来陪伴着他，一人在左边，另一人在右边。第二天中午，他——这是秘密地进行的——向他的妻子和骑士告别：“愿上帝保佑你们；我已经时间不多了。 我已经不能继续保护我自己免于死亡。”这样，他就离开了他曾经领导和管理过的群体；他把权力交给了上帝。自从出生以后，他第一次感到孤独。
血亲关系
多米尼克？巴泰勒米
在前面部分，乔治？迪比故意省略了对血亲关系的讨论；在讨论中世纪家庭时没有涉及“家庭”这个词的现代意义。血亲关系经常牵涉到从生活在一个屋顶下，从而逐渐发展形成的纽带关系；反之亦然。由于没有对共同居住和血亲关系这两个概念进行清楚的区分，以及不加选择地使用模糊性的“家庭”概念，从而使许多历史学家陷入陈旧的困境之中。
血亲关系在研究私人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和同居一屋的作用是相同的。就像住宅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家庭的意义表现宗教性的观念和政治上的团结观念中具有重要作用。与大家庭一样，经过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历史学家对大家族谱系的研究，我们了解到许多关于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中权力私有化的知识。然而，随着血亲关系的发展，又存在着矛盾，因为一定数量的亲属关系倾向于削弱私人关系的重要性。不论是个人还是已婚夫妇的自主决定权，都不仅受到不可抵抗的“血统”支配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家庭内部成员纠缠不休的干预。这一时期，私人生活似乎无处不在，然而，又似乎处处都不存在。
马克？布洛赫的贡献
作为一个比生活在一个共同家庭这个事实更抽象的关系，血亲关系自身存在着许多肆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我们必须尝试着精确地定义什么是“血缘”（lineage）。在中世纪反映其意义的资料很多，但研究者没有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姑且不去回顾那些历史文献；我将评论一下马克？布洛赫在他的著作《封建社会》（写于1939年）中探讨这个问题的两章内容，该书是法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探讨附庸关系之前，布洛赫首先研究了血缘关系这个问题；他降低了附庸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它只是血亲关系形成的附属性关系纽带，与所谓的封臣和宗族社会相干，而非与“封建社会”相干。附庸关系和血亲关系两者都是由同辈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最持久的群体是那些结合这两种关系类型的联盟。譬如，根据茹瓦维尔的记载，正是臣属关系（ligesse）和血亲关系（lignage）的结合，使得桂？德？莫乌瓦萨的军队在曼苏拉战役（1250年）中战斗力强大。布洛赫依据法律关系分析了血亲关系（为私人战争进行动员和共同保有祖传的权利）。但很不幸，他在共同居住这个概念上依然含混不清；因为他还没有从居住在同一屋檐下或者至少是居住十分紧密的亲戚概念走出来。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突破性的认识。他指出了中世纪社会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在其基本的和自然的社会单元方面看上去有多么大的不同：“不论在情感氛围上，还是在大小规模方面；那个时代的家庭都相当不同于此后时代小规模的婚姻家庭”。血缘纽带关乎的更多是约束，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对深受列维…布鲁尔影响的布洛赫及其同时代史学家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初始的发展状态，“初始的”具有很强的轻蔑意味。与这种看法相伴相随的是，他们怀疑，家族力量的源泉是以牺牲婚姻夫妇为代价的：“将婚姻置于家庭群体的中心位置必将扭曲封建时代的事实真相。”妻子只是她丈夫家族里的“半个”成员，而且一旦成为寡妇就自动地被排除 （或解放） 出去。然而，由于教会和国家的变化，十三世纪曙光乍现之际，无可争辩的现代性开始展头露角了；其展现形式是对个*力和公众和平的全新态度。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教会和国家不断努力消解血亲关系的强制性权力。
布洛赫的三个主要论题意欲界定“血亲关系”之边境，并描述其诸种功能；研究“婚姻家庭”的血亲关系；并研究自1180年左右开始发生的各种变化。正如这部数十年前的科学著作所预期的那样，布洛赫《封建社会》一书启迪激发出来的研究，业已推翻了该书作者的一些结论。但该书的伟大之处显然在于，它有许多布洛赫的继承者仍未能充分探索的洞见，以及被布洛赫的继承者著作奉为圭臬的那些洞见。譬如，布洛赫预见到了人类学概念“无差别血缘出身”（undifferentiated filliation，意指血亲关系既可以通过母系来确认，也可以通过父系来确认，他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和相似的特性）的重要性；但布洛赫没有谈及母系和父系在传宗接代方面是否价值是同等的，他认为，无差别血缘出身使它无从谈起，因为“血统出身”犹如一个实体存在的现实物事，充当着基本的社会单元。“这种双重的关系纽带具有重要影响，因为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亲戚圈子，且与上一代的亲戚圈子不相雷同，因此亲戚责任范围的边界不断地改变着。”家族性质由于一方面与其身份来源的性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所以很难稳定下来。这些扩大型的家族，用它们的胸怀保护和吸纳封建臣属，如果是贵族，大家族就是他权力的来源和象征，那么，这种扩大型的家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血统世系的变形（1）
语言学和封建社会。法语词汇“lignage”和“parenté”，翻译过来分别是“血缘关系”和“亲戚关系”，这两个词源自古法语和拉丁文，指的是各种关系而非严格的组织团体。如果据传某个人与某些有权势的人物有“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他就会在社会等级机构中享受到一定的特权地位。库斯长者昂盖朗四世1259年遭到皇家法庭滥施刑罚；由于其等级显赫，法国北部所有大勋爵都是他的血亲，因此皇家法庭不得不为他提供“辩护律师”。父系和母系的堂表兄弟关系以及通过联姻获得的关系，也有助于构建一个广泛的亲戚关系网；这个网络在特殊情形中作用尤其显得突出；确实，为了应付被滥施刑罚之不利情形，这种关系网或许专门地被重构过。
其次，同样的词汇也被用于表示团体，如在亚瑟王传奇《班王之亲族们》（li parentez le roi Ban）里，或如加万伤痛于“我们宗族”（nostre lignage）之衰微时。在表达一种明确的关系中，这种用法相对较少，而该团体明确表达并详细说明了血亲关系。Genus，一个纯粹的拉丁文词汇（它不是“种族”（race）的直接词源）；以同样的方式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中得到使用；其主要意指某个男人或女人出身“高贵”或“显赫”。它只是偶尔被用于指某个特定的社会团体；因为有更明确的词汇“prosapia”形容这个特定社会团体。“Cognatio”（血缘亲戚）也被用于指群体；但它指的是奴隶群体而非贵族群体。这个列表中应当加入这样一些集体名词，如“proches”（近亲），“amis”＇charnels＇（朋友＇通过血缘纽带＇）和比较常见的“双亲”、“cognats”（血缘亲戚）和consanguinei（血缘关系）。显然，这些都是表示亲属关系的同根词和派生词。惟一缺乏的词汇是“家庭”！无论是夫妇的还是“婚姻的”或“核心的”家庭（夫妇加上孩子），都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
然而；据此推断核心家庭并不存在也是错误的。社会性的描述和解释，不能单单依赖那个社会对它自身的理解，以及能够（或希望）勾勒出来的自我想象。事实上；这个社会无法概念化或无法清晰阐释的东西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在最近与G。拉德罗的谈话中，乔治？迪比提出了“沉默的历史”的观念；即那些未被历史提及的私人生活面貌，那些言词无法表达的私人生活历史。血亲关系的问题尤其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密切关注语汇变迁得到解答，因为正如马克？布洛赫所强调的；变迁的词汇也可以充分地证明，血亲关系纽带并没有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么强劲有力。
封建时代的法国在语言上种类繁多。奥依语（法国北部所讲的语言）有地域的变种。因此，拉丁文派生词有可能展现地区间的变种，但无法捕捉到地方土语的丰富性。形容各种各样可能的血亲关系团体的特定术语之缺乏非常显著。血亲关系实现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功能，将不同的社会领域联系起来。
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般并不使用家族姓名。现代历史学家为了描述的清晰，给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加上姓名，如布洛瓦…尚帕涅（Blois…Champagne）和埃朗伯（Erembaud）。吉鲁瓦——十二世纪一个以该姓氏著称的诺曼家族——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它是使用姓名的先驱，这种方式后来开始慢慢流行。他们采用姓名在某种程度上是情非得以，因为这个姓名是从外部由政府当局强加给它的。
血统世系的变形（2）
至于血亲关系的称呼术语，教会拉丁语做出的区分那时候已经被废止不用。譬如，两种类型的家翁在教会拉丁语中被区分开来；同父母的兄弟与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被区分开来。在一个死亡掠走如此之多初为人父的武士和初为人母者的生命的社会里，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夫妇们无法指望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这影响到看待“夫妇”和“家庭”观念的方式。还有不同的词汇形容父亲的兄弟——patruus和母亲的兄弟——*unculus（当然，这是英文中叔父一词的词根），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对待这两种叔父的态度有什么差别，而且，称呼术语本身也相当含混不清。中世纪的语汇做出了我们无须再做的区分，但与此同时，中世纪的语汇把我们认为区分明确的称呼混在了一起，譬如，Nepos既意指外甥，又意指孙子。在翻译成土语时，第一个意思是主要的和常用的，或许是因为很少有孩子知道他们的祖父。即便卡佩王朝之人，已经相当强健，但直到1214年，仍没有人能活到足以看到他孙子的出生。
资料：贵族鼓励并且利用宗族系谱；首先发轫于弗兰德斯和安茹，十二世纪盛行于整个法国北部地区。乔治？迪比指出，它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一种“出身血缘的意识形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当时人们对自己“世系血统”（lignée）的关注远甚对“血亲关系”（lignage）的关注的一种表现；换句话说；人们对血亲关系的纵向垂直之轴的关注远甚对横向水平之轴的关注。但宗族系谱确实非常是有用：从狭义的（和有限的）语义上来说，血亲关系作为想象之物与“现实”几乎具有同等的意义。为了利用宗族系谱资料，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重构亲属关系和婚姻网络。然后，我们可以断定系谱学者如何选择性地扭曲了这个网络，从而推导出他们著作所阐释的社会和政治功用。
教会保存下来的规章和帐目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史学家们通常在这样的先入之见下进行研究。这些文献经常提及个人的亲戚们，他们彼此联系紧密相互关心，这种事实被史学家们视为亲属关系十分强大的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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