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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话晋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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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这种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长期经商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重文轻商，重本（农业）抑末（商业），重义轻利的。但一代又一代经商成功者的榜样逐渐改变了山西人的观念，他们把“学而优则仕”改变为“学而优则商”，甘心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突破，也是晋商在十大商帮中最成功的思想基础。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一个情节是，在太原贡院前山西总督哈芬讥笑山西人贪财重商，把民风带坏了。乔致庸当着这位总督和主持考试的学政胡沅浦大义凛然地述说了士农工商皆为天下所需，商人货通天下，又为国纳税。这个情节也许是艺术创造，但的确是当时山西商人对商业的新认识。
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3）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雍正三年（1724 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山西民谣“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同样反映了山西人历史上逐渐形成的重商传统。
这种重商的传统把一代又一代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商业中来。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用于经商，这才创造出了晋商的辉煌。
长期的经商传统也使山西人挖到了作为原始资本的“第一桶金”，同时出现了一批经商高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晋商就呼之欲出了。如果把晋商比作一架飞机，那么明代之前，它是在跑道上滑行；当明初实行“开中制”之后，这架飞机就加油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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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的铁牛（1）
尽管铁一直没成为晋商的主业，但冶铁业是晋商起飞的助推器，黄河铁牛提醒我们冶铁业在晋商中的地位。
离开运城盐地，我们可以到离这里不远的永济市观看黄河边上唐朝开元年间的黄河大铁牛。这四座雄伟的大铁牛就在永济市西 15公里处，古蒲州城遗址西门外的黄河边上。
这里是古代的蒲津渡。蒲津渡位于蒲坂（今永济市）与朝邑（今陕西省大荔县）的黄河两岸间，它是集渡、关、桥为一处的秦晋要隘，是当时晋地通向长安的必经之路。
唐开元十三年（724 年），唐玄宗下令，由兵部尚书张说主持重建蒲津浮桥。铁牛就是这座浮桥的桥锚。整个桥锚包括两岸的铁牛、铁人各四尊，铁山各一座。它们连成一体，作为浮桥的固地铁锚。两边用三十六根铁柱连接牛腹，用铁索联连，上铺木板成为连接黄河两岸秦晋大地的浮桥。今天我们看到的黄河北岸坐东向西的铁牛、铁人是在 1989 年 8 月发掘出土的。正西方 360 米处黄河对岸也有相对应的铁牛、铁人，还没有发掘出来。
在一千多年以后，当我们观看这些铁牛、铁人时，仍然为之震惊。这四座铁牛横向面河而卧，每座高 米，长 米，体阔腰圆，两眼圆睁，角昂然向上，最大者 75 吨，最小者 30 吨。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 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各有一铁人作牵引状。这四个人分别代表汉、维、蒙、藏四个民族。这些铁牛、铁人出土时仍然乌黑发亮，没有一丝锈痕。
面对铁牛，冶金专家会为我们在唐代所达到的冶金水平而骄傲，艺术家会为它的造型而惊叹，文学家会联想到当年张生正是由河南经过这座浮桥而来到离这里不远的西厢，与崔小姐产生了那一段浪漫的故事。作为晋商之旅，我们关心的当然是铁牛所代表的山西冶铁业及其与晋商兴起之间的关系。
据估算，已出土的铁牛、铁人、铁柱、铁山等的用铁量占到当时全国一年生铁产量的四分之一。铁当然是在当地冶炼的，由此可以推算出这一带当时在国内冶铁业中的地位。而且，当年并没有现在的大型炼铁炉，但铁牛等的铸造必须不间断地连续浇铸。据介绍，当年铸铁牛等的方法是在周围建起几百个甚至更多小炼铁炉（经历过 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的人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连续地冶炼、浇铸。由此可以推断出，这一带冶铁业的悠久历史和发达状况。铁也是自然经济时代的生活必需品和主要贸易物品之一。冶铁业在晋商的兴起中不可能不起到重要作用。
山西铁矿丰富，“产铁之地十有###，其不产地十之一二”。虽然书上的这些记载难免有文人的夸张，但山西铁矿储量的确不少，而且都是含铁量达 40％…50％ 的富矿。山西的大量煤矿资源是在19 世纪后期以后才被发现的，但山西南部早就有煤矿的开采与利用。有铁矿、有煤矿就会发展起冶铁业。
中国是在春秋末期开始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山西是中国最早生产并使用铁器的地方之一，这一带有考古发现的铁器。西汉才女卓文君的先人卓氏就是在赵冶铁而富，后被秦始皇流放到蜀地的。
在汉武帝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铁和盐一样实行专卖制度，限于官采官办。铁与铁器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东汉元和年间（84—87 年），在山西岁采铁 207 万斤。向民间开放冶铁业比盐要早。后唐长兴二年（931 年），在官办采铁的基础上，“并许百姓随便铸造”农器烧器。后晋天福六年（941 年），又重申这一政令，“今后许百姓自行铸造”。从此，山西冶铁进入官办与民办并举的时代。这就促进了晋商的发展，山西商人在盐之外又进入了铁的生产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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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上的铁牛（2）
山西的官办冶铁在历朝历代都占有重要地位，北宋至道二年（996 年），铁在河东，立炉于西京（今洛阳）州县，拨冶户 760 煽。至道三年（997 年），又立炉于交城县，拨冶户 1000 煽。到元代，在至大元年（1308 年），在河东建提举司掌管冶铁之事，管 8 个冶铁的地方。到明代洪武六年（1373 年），全国置冶铁所 13 处，山西有吉州两处，太原、泽、潞各一处，共五所，占全国冶铁量的 38％。明代山西产铁的州县达 19 个，遍及山西的南北。
山西的民营冶铁业也相当发达，分布在 32 个州县。其中，以泽州的阳城、潞州的长治为最。这一代被称为泽潞铁，算得上是当时的名牌产品。泽州以生产生铁为主，主要用于铸造，包括官用的炮、钟，也包括民用的锅、壶、盆、铧等。潞州以生产熟铁为主，主要用于打造刀、剪、锄、钉等。尤其是潞铁打造的钉，为南方造船所必需。
泽潞的冶铁技术在明代有了很大进步，在众多个体冶炼的基本上，出现了以分工为基础的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铁的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据清代人唐甄在《潜书》中记载，“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冶铁，业之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所籍而食之者，常百人。”这样经用百人之上且分工明确的冶铁场当时并不少。
山西生产的铁主要还是军用。例如，明代景泰之年（1450 年），潞州一次就生产阻敌入侵的铁蒺藜（铁制三角物）100 万只。天顺五年（1461 年），陕西总兵一次就要阳城运铁 10 万斤。这一时期，泽潞供应军需用铁每年不下五六十万斤。
由于冶铁业发展，山西生产的铁在供给军用之后，仍可以大量用于民品。正是发达的冶铁业使山西商人可以从事铁的贸易。泽潞生产的农用和生活用铁器通过晋商运销天下。同治年间的《阳城县志》称这一带“外贩不绝”。铁货贩往京城、直隶、山东及辽东地区。潞安经营铁等器具的商人早就进入京城，并于明代在京城创建了潞安会馆。
明代中期之后，政府开放了与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建立了“茶马市”。内地购买马、皮毛等物品。在卖给少数民族的物品中，铁器是最重要的物品之一。隆庆六年（1572 年），潞州的铁锅已通过张家口的马市销往漠北蒙古族居住的地区。万历元年（1573 年），销往辽东的有“孙和尚潞锅三”、“郭世明潞锅一”、“于守仁潞锅一大车”。明代之后，广东佛山等地的冶铁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被一些学者作为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但北方用铁仍以泽潞为主，各地炼钢也主要以山西铁为原料。明末女真人占领抚顺时，俘虏了许多汉族商人，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山西商人。
进入清代之后，泽潞铁仍然通过晋商之手行销天下。清统一之后，内地人纷纷前往垦荒种地，所需农具等铁器主要由泽潞供给。康熙末年，科布多、乌兰古木特等处可耕之地甚多，但农具不够用。征西将军祁里德上疏：“请部行文山西巡抚，速令制造，雇觅驼只，交其属员带给。”泽潞地区冶铁业发达，还表现在铁课税额的剩余银两骤增上。当时税课有定额，超过定额征收的银两称为“剩余银两”。道员德明在潞安府管理冶铁税课，任职一年多，剩余银两达五万多两，反被诬为“若非削商民，何以得此多赀”，结果被削职。冶铁业的发达反而害了这个道员。潞州长治的荫城，早已成为山西铁货的生产和集散地，课税多本来是正常的。据不完全统计，清乾隆、嘉庆年间，铁货交易已达 1000 万两白银以上。
黄河边上的铁牛（3）
晋商的商业早期以盐为主，中期的多元化贸易中茶叶占有重要地位，后期则是票号业，铁一直没有成为主业。但不可否认，冶铁业是晋商起飞的助推器，黄河铁牛提醒我们冶铁业在晋商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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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1）
在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送给妻妾的礼物每次必有潞绸。这种潞绸并非出自苏杭，而是山西的潞、泽两州。
读过《金瓶梅》的人一定记得，西门庆送给妻妾的礼物中每次必有潞绸。“三言”、“二拍”和其他明代小说中也经常提到男人送给妻妾、情人潞绸，以及这些女人如何赞赏潞绸。这些小说无论讲的是哪一个朝代，所反映的都是明代的事情。这说明在明代，潞绸是送礼时拿得出手的高档面料，而且已行销全国了。
潞绸是哪里生产的？说到丝绸，我们通常会想到苏杭。其实这些小说中所说的潞绸并不出自苏杭，而是山西的潞、泽两州，故有此名。在历史上，山西不仅养蚕织丝，生产这样的高档丝绸，而且养蚕和丝绸最早始于山西。作为山西的资源优势，丝绸和棉布、颜料这些相关行业也对晋商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最早开始养蚕织丝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曾发现过半个蚕茧化石。这半个蚕茧化石是在山西南部夏县西萌村发现的。在西萌村东二里的一片桑林中，有一块高台，当地人称为“丘台”。据传说，“丘台”是教民育蚕织丝的先祖——黄帝之妃螺祖的葬身之地。这半个蚕茧化石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据《搜神记》记载，是一位叫“蚕神”的姑娘把蚕带给人间。但养蚕织丝并把技艺传给百姓的是这位螺祖。因此，人们就把螺祖当作“蚕神”、“蚕祖”了。无论传说可信与否，那半个蚕茧化石都是山西人最早养蚕织丝的证明。
在唐代之前，百姓主要是穿麻布，只有少数大富大贵之人才能穿丝绸。可以推知，山西当时的丝绸生产并不多，且以进贡和自用为主，难以成为主要贸易物品。丝绸对晋商萌芽时期的作用远不如盐和铁。
据历史记载，山西大量种桑养蚕始于唐代。唐武德七年（624年），令民在“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利益之本”。明代立国初，号召天下广种桑、麻、棉花等经济作物，并规定“凡民田五亩致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而且有惩罚条款，如果“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又令百姓“务要多栽桑、枣”，并规定把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
有种桑养蚕，就有丝织业。到明代时，山西许多州县都种桑养蚕，并缫丝织绸，出产多种丝织品。据明代学者顾炎武在《肇城志》中记载，太原、平阳、潞安、泽州生产帕。尽管山西出产丝绸的州县很多，但产量最多、织工精细、花色品种繁多者，要数潞泽两州的潞绸。潞绸已闻名天下，这就是明代小说中屡屡提到潞绸的原因。
洪武末年，潞州六县种桑 8 万余株，弘治时达 9 万余株。与此相应，这里就有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潞、泽两州，织机最多时达 万余张，成为与苏、杭并列的三大丝绸专业区。潞泽所产的丝绸有大小潞绸之分。大潞绸每匹长五丈，宽 2 尺 5 寸；小潞绸每匹长三丈，宽 1 尺 7 寸。潞绸分天青、石青、沙兰、月白、酱色、油绿、真紫、黑色、红青、黄色、绿色、红色、秋色、艾子色等14种染色。织工精细，染色鲜艳，受世人欢迎，也为西门庆和其他富户的妻妾们喜爱。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有“潞最工”的记载。
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2）
潞绸及山西各地丝织品的产量有多少，没有详细记载。但从明代官府年征农桑绢数量可见一斑。明洪武年间，年征农桑绢 4574匹，内本色 3674 匹，折色 920 匹。嘉靖初年（1522 年），年征丝 50 斤，绢 4777 匹。潞绸在洪武年间兴起到万历以前的一百五六十年间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从万历三年（1575 年）起，官派潞绸逐年增加。万历三年 2840 匹，十年 4730 匹，十五年 2400 匹，十八年 5000 匹。由于官派增加和潞绸价格下降，万历以后潞绸衰落。直到清政府减少了官派并提高了价格，潞绸的生产才有所提高。北方边疆贸易以及新疆伊犁与俄罗斯贸易的丝绸主要由山西供给。
丝绸业的发展促进了贸易，并出现了从事丝织业的专业富商巨贾。这种贸易包括产品销售和原料采购。山西商人在各省开店设号，出售丝绸和购进蚕丝。在明代，张家口就有“潞州绸铺”或“泽州帕铺”。《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生活在山东，“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生活在苏州，“二拍”的作者凌初生活在浙江湖州，但他们都了解潞绸。可见，潞绸在当时国内已有广泛的知名度。山西的丝绸产品甚至还出口到南洋、日本、俄罗斯及其他地方。同时，山西本地蚕丝不够用，还远到川湖之地购买原料。“川丝”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生产的蚕丝，“湖丝”指浙江湖州府出产的蚕丝（胡雪岩就在这里从事蚕丝贸易）。以后也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采购。在这种丝绸的生产和销售中出现了富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票号东家侯氏原来就从事丝绸贸易。
与丝绸相关的还有棉花与棉布。北宋年间，山西南部的河东就是一个“勤农织”的地区。当时“织”主要是麻布，以后主要是棉布和丝绸。山西的棉花和棉布不如潞绸那样知名，但对晋商兴起也起了积极作用。
棉花古称“木棉”或“吉贝”，原产自南番，北宋末年引入中国。最早在江南开始种植，元代移种于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到明代遍及江北与中州。山西种棉始于平阳府（今临汾），棉花的种植又推动了棉布生产。据记载，榆次生产的布耐用，颇受欢迎。榆次常家原来就在张家口开布铺。据史料记载，太谷“无问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徐沟“在城在乡有人纺织”，孝义“男妇皆能纺织”。可见，棉织业之普遍和发达。当时的棉布产量有多少？据不完全的资料，明代山西每年田折征棉布在 50 万匹以上，棉花 15 万斤。
棉花与棉布业也带动了商业，出现了长途贩运棉花和棉布的商人。平阳府的棉花大量北运，平遥最早成为棉花等商品的集散地。乾隆二十四年（1777 年），平遥就有货栈旅店 13 家。还有商人走向外省，其中翼城县和太平县最有名。太平县棉布商去了陕西三原县，翼城县棉布商去了京城和通州，分别建立了晋翼布商会馆。绛州棉布商赵忱在明代就贩运木棉数万斤到西宁销售。
丝绸、棉布离不开染色。与此相配套，山西的蓝靛种植和颜料业发展起来了。平阳府的临汾、襄陵、曲沃等县都种植蓝靛，用它制作的青色染料称为靛青。曲沃县城关有 17 个商品交易市场，其中有一个就是“靛市”。当地所产蓝靛不够用，商人远下江西赣州去采购贩运。
西门庆送给妻妾的潞绸（3）
山西临汾、襄陵和平遥以制造颜料著称，其中平遥最有名。平遥的颜料业开始于明朝，最盛时颜料商有数十家，生产的各色颜料畅销全国，占领了大半个市场。他们在京师、汉口、天津、通州、保定等地都有铺庄，销售自产的颜料，在京师还有颜料会馆。日升昌票号的前身西裕成是当时资金最雄厚、规模相当大的颜料业龙头老大。西裕成以制作铜绿颜料闻名，雇用的工人在千人以上。铜绿是把铜片装在木匣子里，用醋糟盖上，加热，使铜片酸化，两天后剥下铜片的铜绿加工而成。西裕成的铜绿工艺合理、色彩纯正，产品供不应求，在平遥、京师、天津、沈阳、四川等地都有铺面商号。资金雄厚和分号众多是它以后能最早进入票号业的重要原因。
丝绸、棉布、颜料在晋商经营的行业中都算不上大，但这些产品贸易程度高，实现了商品化生产。所以，它们对晋商兴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读《金瓶梅》这类小说时如果能联想到晋商，你会觉得读这些书更有趣。
并不遥远的驼铃声（1）
驼帮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当你在山西享受旅游的欢乐时，别忘了奔波在沙漠上的晋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俄关系解冻之后，一批俄罗斯商人来到中国。他们的购物清单上有一种商品是“川”字牌砖茶。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仅市场上没有这种茶叶，而且许多人都不知道，并不产茶的山西还销售过至今令俄罗斯和蒙古人难以忘怀的“川”字牌砖茶。
“川”字牌砖茶是祁县渠家的长裕川茶庄销售的。当年经营对俄罗斯、蒙古茶叶贸易的有许多晋商商号，渠家是其中一家。比渠家茶叶贸易规模更大的是被称为“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这段历史离现在也就一百多年，但竟然已没人知道晋商还做过这样的贸易。人们真的是太健忘了。
当年中国出口国外的茶叶主要是两条通道。一条是从广东的广州和泉州出发把茶叶运到欧州，经这条路出口的主要是绿茶；另一条是晋商通过陆路把茶叶运到俄罗斯和蒙古。这条陆上之路在山西境内大体上是我们今天在山西旅游时所走的大运高速公路，再往北运主要是靠沙漠之舟——骆驼。当时，晋商把十五只骆驼编为一队，十队为一房。数房相随，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茫茫沙漠中日夜不断，飘荡四野，数里可闻。所以，晋商中经营对外茶叶贸易的被称为“驼帮”。由“驼帮”所从事的对外贸易是晋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那驼铃声今天似乎仍可以听得到。
“驼帮”的形成及晋商茶叶贸易之始是在清康熙、雍正年间。而且，山西人从事茶叶贸易并不是由于它生产茶叶，而是它与广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俄罗斯和蒙古）相邻。换句话说，促使“驼帮”形成的是需求，而不是供给。
山西人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历来存在物物交易，只是由于民族纠纷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明代中期开放边疆贸易，设立马市之后，这种贸易越做越大，主角是山西商人。从明代到清初，山西人就把汉中和四川的茶叶运到这一带销售。以后的“驼帮”茶叶贸易正是这种贸易的延伸与扩大。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根据这个条款，双方持有护照的商人可以过界交易，且不交纳进口税，只在各国境内出关时交出口税。
这项促进贸易的政策符合双方的利益。从俄国来说，一方面需要来自中国的茶叶等物品，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大宗商品毛皮在欧州市场上遭遇北美毛皮的激烈竞争而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市场。从中国来说，在明代中期实行“折色制”以后，盐业贸易向以扬州为中心的内地转移，晋商需要开拓北部市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双方的这种内在贸易需求变为实际的贸易行动。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贸易迅速扩大。在俄国一方，1697年沙皇发布命令，禁止西伯利亚各地督军阻挠商队赴华贸易，否则处以巨额罚金。第二年，又允许赴华俄商不必远道去莫斯科领取贸易证书。这些政策使俄国对华出口总值达 24 万卢布，超过俄国对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据不完全统计，从 1698 年到 1716 年，俄罗斯对华出口的毛皮总值增加了七倍多。晋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丝绸也有相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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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驼铃声（2）
1725 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布连基条约》。1728 年，又在此基础上签订了涉及两国全面关系的《恰克图条约》。该条约划定了中俄边境，并把恰克图这个中俄边境（现为俄蒙边境）上的小城作为两国贸易的商埠。这为两国贸易的继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俄国一方，政府允许私商参与贸易活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官方商队。俄国境内出现了大批加工出口中国商品的工厂。在中国一方，原来晋商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就有贸易基地。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参与恰克图市场的创建，确立并保持了在这个市场上的垄断权，继而深入俄罗斯内地设庄经商。“驼帮”就是由内地向恰克图运送货物的商队。中俄贸易之大，就连远在英国的马克思都注意到了。他写了《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称俄国人“独享内地陆路贸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论述道：“恰克图一带的边境贸易，事实上是而且根据条约都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清政府实行信票制（又称“部票”、“龙票”或“票证”），凡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西蒙一带及恰克图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信票”，政府提供保护。嘉庆时期，政府还放宽了限制，允许一些小本商人附搭在大铺票内，称为“朋票”、“朋友”，可以合法地到恰克图贸易。甚至，还允许货物先行，留人候领信票。这就大大增加了去恰克图贸易的大小晋商。晋商把大量砖茶、丝绸、棉布、药材、瓷器、工艺品等运往恰克图。
山西并不产茶，他们从南方收购茶叶，或者自己买下茶叶加工。晋商收购、生产、加工茶叶的主要地方是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临汀，湖北崇阳、蒲圻、通城等地。这些地方也是这条茶叶之路的起点。通常的做法是，这些地方的茶叶经湘江、长江水路集中到武汉，从武汉经陆路用骡马车送到山西，经张家口运出。张家口是当时重要的茶叶贸易基地。张家口再向前，主要有三条路线：第一条是经多伦诺尔通往蒙古及俄罗斯各地；第二条是经库伦进入恰克图和俄罗斯内地；第三条是从杀虎口（西口）到乌里雅苏台，再进入俄罗斯。
这条漫漫商路全长 5150 公里，其中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为 4500公里。在张家口之后进入茫茫沙漠，全靠驼队运输。每只骆驼驮茶4 箱，由张家口到库伦，每箱运费高达 3 两银子。其间的艰辛是我们今天的人想象不到的。
由驼帮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迅速增长。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就高达 67000 箱，约合 500 万磅。按当时恰克图的市场价格，上品茶每磅 2 卢布，中品茶每磅1卢布，下品茶每磅 卢布。如果都按中品茶计算，销售额高达 500—600 万卢布。利润是对半。俄罗斯商人的利润也与此相当。恰克图每磅 2卢布的茶叶在圣彼得堡可以卖到 3 卢布。据记载，1839 年俄罗斯商人在恰克图以 700 万卢布买的茶叶在下哥德罗市场上卖了 1800 万卢布。
中俄两国的贸易仅在恰克图的进出口总额就从 1757 年的 113万卢布增加到 1800 年的 623 万卢布。出口全是销往中国，进口全来自中国。当年恰克图的贸易占俄国进出口总额的 40％—60％，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 16％—19％。当年的中俄贸易，中国是顺差。俄罗斯政府当时禁止白银出口，俄罗斯商人就把成色相当高的白银做成粗糙的工艺品来补偿。晋商为了安全，就地把这些银器熔化后铸成重达千斤的银坨，用特制的车拉回山西的深宅大院。这种千斤重的银坨谁也动不了，故称“没奈何”。这种“没奈何”运回山西之后再熔化，窖藏或铸成银锭、元宝在市面上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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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驼铃声（3）
中俄贸易也使恰克图这个本不出名的边境小城成为繁荣的商业都市，晋商纷纷在这里建店铺、设商号。晋商在恰克图的商号最多时达 140 家之多，首推榆次常家。他们家从乾隆时就从事茶叶贸易，子孙相承，前后一百五十余年。他们在恰克图有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四家商号，贸易额占到市场的 40％。其次是祁县渠家，他们从乾嘉年间开始从事茶叶贸易，“川”字牌砖茶就出自渠家。太谷曹家曾在库伦、伊尔库茨克、恰克图和莫斯科设了经营茶叶和丝绸的锦泰亨商号。在康熙时，曾为恰克图商号之冠。晋商在俄罗斯经商的人数之多，无法统计，仅十月革命后就逃回 3 万余人。
驼帮的衰落其实还不到一百年，我们的另一篇文章会介绍茶叶贸易中一段伤心的历史。那茫茫大漠上的驼铃声并不遥远，当你在山西享受旅游的欢乐时，别忘了奔波在沙漠上的晋商。
来自北方的商机（1）
明初实行的“开中制”为晋商带来了发展机遇。此后，山西商人开始活跃于大同、宣府和北部边镇。
无论对一个人、一个商帮，还是一个国家，机遇都是重要的。晋商的机遇就是明初实行的“开中制”，地点是在大同。
今天的大同是繁荣而又有点污染的煤都，但退回两千多年，这里是多事之地。大同原为北狄所居之地。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拓疆土，设云中、雁门、代三郡，大同属云中郡。秦统一六国后，在此设平城县，辽代改为大同。大同是各个民族交往、融合之地，也是中原汉族政权与北部少数民族纷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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