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话晋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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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1）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追寻着先辈的辉煌，几乎要被历史湮没的晋商进入我们的视野。《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们知道了恢弘的晋商大院，《乔家大院》又使晋商空前火暴。这一切让人们把眼光投向了一向被认为保守和落后的山西。
　　在历史上，晋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是一个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商业联盟。商帮形成于明代，衰亡于民国以后。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商帮。这包括开始于晋南，最后在晋中达到高峰的晋商，以徽州六县（歙县、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为中心的徽商，以浙江宁波为中心的宁波商，以浙江龙游县为中心的龙游商，以厦门、泉州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粤商，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鲁商，以陕西三原县为中心的陕商，以江苏吴县东西两镇为中心的洞庭商，以及江西的江右商。
　　在这十大商帮中，晋商为首。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为什么在十大商帮中，唯有晋商能让梁启超先生“自夸于世界人之前”？为什么晋商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帮？
　　排名次还是要讲资格、讲历史的，十大商帮中晋商起源最早。中国最早的贸易物品是盐，从事这种贸易的正是在山西南部解州盐池从事自然结晶盐贸易的山西人。中国最早的商人是山西人。早在春秋时期，山西就有发达的商业。在明初，晋商作为一个商帮已经形成，其他商帮则要晚一些。明清两代晋商辉煌五百年，在各商帮中，衰亡也是最晚的。
　　再看经营的范围与地域。在晋商的历史中，经营范围涉及所有物品，从大宗的盐、粮、丝绸、铁器，到小的日用杂货，无所不包。尤其是清代中期之后进入票号业，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的新篇章。晋商走遍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晋商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真正实现了大流通。
　　当然，这些还是次要的，看一个商帮，最重要的还是它所创造的财富。国家的排名，要看　GDP；商帮的排名，当然要看财富。财富是衡量经商成功的客观标准。晋商有多少钱？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有一个排行榜，列出光绪时资产在白银七八百万两到三十万两的山西富户十四家（还有亢氏以数千万两排在首位，因缺乏具体数字我们先不列入）。仅这些富户加起来的财产就有三千余万两银子。
　　三千余万两是什么概念？据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在《苦命天子》一书中估算，大清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换句话说，山西这十四家（还不包括最富的亢家）的财富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但现代学者对徐珂的这种估算普遍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像我们今天熟知的曹家、乔家、侯家、常家的财富应该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那些所谓三四十万两者，至少在百万以上。在当时的山西，尤其是票号中心祁县、太谷、平遥（简称“祁太平”）一带，百万只能算起步。有几十万两银子恐怕只能在中产这个阶层中。说他们富可敌国，一点儿都不算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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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2）
清代光绪时一两银子现在值多少钱？有人估算是　300　元，有人估算是　200　元。就按低的算，是多少人民币，每个人自己都可以估算出来。再折合成美元是多少，也并不难。如果　19　世纪就有福布斯排行榜，恐怕晋商在世界上也是首位。那时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福特等，恐怕还不是几个山西“土佬”的对手，他们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才大富起来的。
　　统计数字毕竟是数字，但你今天到山西可以确确实实感受到当时山西人的富。没有钱能盖出那么恢弘又精美的大院吗？建筑是钱的艺术，是用钱堆起来的。晋商轻轻松松就盖起了这样的大院，你就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富有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宋霭龄来到孔祥熙家，曾为太谷的富裕而惊叹。其实这时晋商已经衰落了，何况当时孔氏还算不上富商大贾。解放后的　50　年代初，我在太谷上小学，无知的孩子不知道晋商，但到我那些同学家里，感到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家。尽管那时晋商早已结束了，但那种富有还是给我幼小的心灵以强烈的冲击，至今不能忘怀。山西人的富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那院落的大气、园林的精致、屋中的明清家具、墙上发黄的名人字画，无一不显示出主人过去的富有。这样的人家在当时的太谷城里不是顶尖级的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十的中产者。
　　这些财富不是来自强取豪夺，不是来自土匪式的抢掠，不是以千百万人的灾难为代价。这些财富来自几代、十几代人辛勤的经商活动，每一两银子都含有山西人辛勤的汗水。晋商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更多人的富裕。当年北京的富庶，张家口、包头、辽东这些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甚至，江南繁荣的工商业也靠晋商的支撑。
　　晋商不仅仅是富。与其他商帮相比，晋商的独特之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晋商的股份制与当时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制不相上下，晋商内部那一套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和运营，绝不比当时那些最先进的企业落后。晋商的身股制至今仍被许多企业所采用，晋商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至今仍有许多企业做不到。晋商不仅是商业的顶峰，是财富的顶峰，也是制度创新的顶峰。他们没有什么理论作为指导，但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制度仍为当代学者们津津乐道。理论来自实践，晋商正是在漫长的经商过程中寻找到了今天上升为理论的东西。
　　今天更让我们后人敬仰的是晋商的商业伦理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正是这样的君子。早在明代，他们就有了“以义制利”的传统。淳朴的山西人是靠他们的勤奋和才智来经商的，他们不玩那种坑蒙拐骗的小伎俩。他们把诚信作为经商的最高准则，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自觉地去实践。他们的这种商业道德体现在每一个方面，融入到商业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他们的成就证明了“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晋商就是这样的大商。
　　致富的山西人并不是巴尔扎克笔下一毛不拔的葛朗台。他们有社会责任感，为国分忧，为民解困。为富不仁绝不是他们的所为。他们捐钱、运粮支持清王朝统一中国的事业，真正体现了“经商不忘爱国”的传统；他们关心民间疾苦，修路、修桥、办学、济贫，哪里有危难，晋商就在哪里伸出援助之手。他们的眼界和胸怀，让今天富起来的人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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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辉煌五百年的晋商（3）
晋商中出现了一大批商人和职业经理人，他们是在山西上空闪耀的群星。他们的道德、经商才华达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新高峰。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平台上回顾这个群体时，仍然让我们觉得高大、辉煌。
　　当然，成长于封建社会的商人毕竟不同于当代企业家，他们无法克服时代的局限。在新时代到来时，他们衰亡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他们与时俱进，再伟大的人也摆脱不了时代的限制。江山代有人才出，我们也不必为他们的衰亡而悲伤。新时代的企业家将超过晋商的高度，再创山西和中国的辉煌。
　　我们都听说过晋商，在电视剧或小说中看到过晋商。但晋商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这本书就是要带你边游山西，边了解晋商。读了这本书，你会真正体会到晋商的伟大，也会知道，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晋商之旅开始了，我们先从晋商的起点——运城附近的那个盐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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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1）
我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者，但在晋商研究领域中，却是一个新兵。
　　我是地道的山西人，小学是在太谷县上的。山西有“银祁县，金太谷”之说，我小时就生活在这“金太谷”。太谷的富庶深深印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直到很久之后才知道有晋商之说。出于山西人的本能和对历史的兴趣，我一直喜欢读有关晋商和山西文化的书。但只是泛读而已，连认真学都说不上，更别说研究了。
　　20　世纪　60　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苦读马克思的书时，黄鉴晖、孔祥毅这些晋商研究的前辈已经在着手收集、整理晋商票号的资料了。改革开放之后，当黄鉴晖、孔祥毅、张正明、刘建生这一代学者已进入晋商研究领域并有开拓性成果发表时，我正沉醉于西方经济学之中。在　21　世纪初，我读到成一先生写的《白银谷》。这部小说以晋商为主题，故事发生在我儿时生活的“金太谷”。这本书唤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也激起我了解晋商的兴趣。于是找到了当时能找到的有关晋商的书，读过后写了一篇《探求晋商衰败之谜》（发表于《读书》杂志）。这应该是我正式进入晋商研究领域之始。不过，我始终不是一个专业研究者，我的主业仍然是西方经济学。在晋商领域，我充其量是一个“票友”。
　　也许由于我是山西人，也许由于《探求晋商衰败之谜》那篇文章，也许由于我在讲课和文章中经常以晋商为例子，不少单位经常请我去讲晋商。清华大学　EMBA　的学员还多次组织“晋商之旅”，请我去讲解。人们对晋商的兴趣如此之大，激发了我研究晋商的兴趣。于是，我不断寻找资料，不断阅读研究晋商及相关商帮的书，也不断思考问题。其间，也陆续为一些报刊写过有关晋商的文章。此外，还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过晋商，也在其他电视台参与过有关晋商的节目。
　　“晋商热”在神州大地不断升温，各种著作、小说、电视剧层出不穷。我一直想写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书，让更多的人认识晋商的真面目。这本书不能是高深的学术著作，尽管这种著作对研究晋商极有意义，但阳春白雪的受众面毕竟太小；这本书也不能是艺术虚构的，因为那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许许多多假多于真的清宫剧给了人们混乱的历史概念，为害不浅。我们无法真实再现历史，但起码要努力接近历史真相。这本书定位于雅俗之间，对象是所有想了解山西和晋商的人。
　　从　2004　年起，我开始筹划和准备这本书的写作，其中有几篇文章今年发表于《经济观察报》。但在写作中感到不易。其一，有关晋商的资料和研究相当有限，尤其是留下的文字材料不多。其二，我没有受过史学的专业训练，又是研究晋商的新手。书中的不当之处，肯定不少，恳请得到前辈学者和读者的指正。
　　这本书由一篇篇独立的文章组成，但还是有个体系，希望给你一个晋商的整体介绍。内容有史实，有传说，有评论，有分析，也有我自己的一些感想。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希望朋友们能爱读，而且读了有收获。
　　这本书借鉴了许多前辈学者研究的成果。这里特别要感谢黄鉴晖先生、张正明先生、孔祥毅先生、刘建生先生等山西学者，他们精深的开拓性研究著作是我写这本书所依赖的主要参考资料。作为一本非学术著作，我没有一一标出所用资料或引用观点的来源，但我列出一个主要参考书目附在后面，表示对这些作者的深深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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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2）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领导与员工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主抓这本书的副社长孙晔先生、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任林君秀女士和编辑张静波先生。他们为找插图及其他编辑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尤其是我不会用电脑，完全手写，又为编辑工作增加了难度。《经济观察报》编辑殷练女士把其中的几篇文章发表在该报上，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一并致谢。我还要感谢清华大学和其他学校　EMBA　的学员们，他们对我写这个题目的鼓励和催促，是我写作的动力来源之一。同时，也感谢那些读过我报刊上有关晋商的文章，并给以鼓励和指正的读者朋友们。
　　当这本书写完时，正值八月十五中秋节。望着那一轮看不清楚的明月，我想起了苏东坡老先生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这句名言送给各位朋友，祝你们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愿我这本书能给你们带来快乐！
　　梁小民
　　2006年10月6日
　　怀柔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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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浩瀚的盐地（1）
晋商的出现是由于山西拥有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而盐池则成为晋商和中国商业的原始起点。
　　了解晋商要从运城那一片浩瀚的盐池开始，那里是晋商的起点。
　　为什么晋商从这里起步？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不同地域之间贸易不是产生于分工或比较优势，而是基于生存需求的互通有无。在那时的自然经济中，交易是为求生存服务的，所交易的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一个地方要产生商人，唯一的条件是这里生产人们生存必不可缺，其他地方又不出产的东西。对晋商兴起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这种东西就是被古罗马诗人荷马称为“神赐之物”的盐。
　　山西南部的运城古名潞村，濒临河东盐池。河东盐池又名解（音读hSi）池，出产无须加工即可食用的自然结晶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浑而不流。水石食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这种盐称为河东盐或潞盐，哺育了中华文明，至今仍然支撑着一个大型盐化工业国企——南风集团。
　　人类是如何发现并开始食用盐的，已无法考证。最早应该是生理需要使人类始祖发现并食用自然存在、无须加工的盐。据历史学家考证，至少在　6000　年前，盐池附近的人就知道收集并食用盐池中的自然结晶盐。从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似乎可以把人类食用盐的历史追溯到更早。
　　传说中黄帝与炎帝之间的战争，以及发生在这一地区连绵不断的大小战争，实际都是为了争夺对这个盐池的控制权。在政治家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经济学家看来，一切战争的根源都在于经济利益。在远古时期，控制盐的利益丝毫不亚于今天控制石油的利益。
　　黄帝、炎帝之说是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传说，但古代汉民族的发展一直和盐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盐池附近。这个盐池哺育了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明也是不容置疑的。夏朝已有关于盐生产和贸易的记载。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周朝时，咸已被作为“五味”之一，《周礼》中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中国制盐的历史也有　4000　年以上，古籍中有“宿沙作煮盐”的记载，宿沙是炎帝（一说神农氏）时的诸候之一。
　　最早把盐拿到其他地方去卖的应该是山西人。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今天的简化字是“卤”）。《说文解字》中指出，“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就是指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这个结论已得到学术界公认。
　　有学者把晋商的产生归因于人多地少的矛盾、表里山河的地理位置，或者勤劳诚信的文化传统。应该说，这些因素对晋商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决不是晋商产生的关键因素。与山西有类似条件的地方并不少，为什么中国最早的商人不出现在其他地方，而独出现于山西？晋商的出现仅仅是由于山西拥有这种自己独有而别人离不开的盐。在远古，自然资源是产生贸易的唯一条件。盐池边有“池神庙”，我想这应该也是中国的“商神庙”。这里是晋商和中国商业的原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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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浩瀚的盐地（2）
春秋时期，运城这一带属于晋国。晋文公重耳利用这个自然优势，以商强国。晋国推行鼓励商业的“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自然条件和政策鼓励使晋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富裕的晋商。据《国语》中记载，绛邑（现为运城市绛县）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候之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些商人已经富到可以开着“大奔”之类名车，穿着“阿玛尼”这样的精美服装在王候之间行贿、游说了。可见，他们已经有了相当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了。商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晋国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称霸时间长达一百六十年，是五霸中最长的。晋国也是最早进入封建制的地区之一。
　　第一代晋商的财富也许不如以后的晋商，但他们的影响不可忽视。据《史记》记载，晋流亡公子计然经商成功，并把经商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了一套称为“积著之理”的成功经商之道。助越王勾践伐吴成功后远走江湖的范蠡正是受计然的启发弃官从商致富，人称“陶朱公”。山东人猗顿向范氏请教致富之道，范氏告他养牲畜和贩盐。猗顿来到今天的临猗市，从事畜牧业和盐业，成为巨富。《史记》中有“猗顿用卤盐起”的记载。据说，猗顿还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发明了用铁锅（称为“牢盆”）煮盐水制盐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历史上曾使用了很长时间。今天，临猗市建立了猗顿的雕象，以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由政府控制盐的生产、运输、批发与零售。盐商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但官营盐商效率低下，官员腐败无能，满足不了社会需要，私盐走私严重，也使财政收入流失。北宋雍熙三年（986　年）开始实行“折中制”。在这种制度下，商人把粮食运到边疆（称为“入中”），由政府给予“盐引”（称为“折中”），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就放开了盐的运输和销售（并未放开生产）。庆历八年（　1048　年），太常博士范祥制定“钞盐法”，规定商人可以用钱买盐引。四贯八百钱买一份盐引，可到盐池领盐　200　斤。
　　这种制度变化为山西商人参与并扩大盐业贸易创造了条件。宋元两代都实行了这种盐引制，这就形成了最早的晋商——河东盐商。“折中制”是政府在盐业运输和销售中的“国退民进”，也是晋商形成的历史机遇。当然，晋商真正成为一个商帮还是在明代之后。这一点我们以后在《来自北方的商机》中详细介绍。
　　今天的运城也是随着盐业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古代因盐池之利而修筑城堡的历史很早。春秋时晋国的食采于苦城。“苦”读“卤”，即河东盐。苦城就是盐池附近地区。战国时，这里称为盐氏，以封地于此的盐氏为城名。汉代设管理盐业的司盐都尉于潞村，所以，这里又名司盐城。唐大历年间（　776…779　年），曾设治于潞村。不过，以上的城堡规模都不大，以后都荒废了。
　　元末在潞村筑城，是先建运司而后筑城。元太宗八年（　1236年），盐运使姚行简绘图献议后立运司潞村。以后，这个在元初时被称为“弹丸一乡镇”的小村就由于盐业管理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了池神庙、学宫、谯楼和隶役处所。到明至正十六年（1356　年），那海德俊任盐运使时开始筑城。起初叫凤凰城，后来由于是盐运司所在地，改名为运城。
　　

那一片浩瀚的盐地（3）
山西的南部，包括今天的运城、临汾、长治地区，地处黄河三角州，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又有丰富的煤铁资源，盛产小麦、棉花、蚕丝等农产品。这些与盐一起使这里成为古代山西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地区。清朝诗人郭书俊有诗云：“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解州安邑县运城志》中记载：“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几乎无物不有。”“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这里的人过去“穷人无所归，皆食力于农，今大半为商所夺，而农事不向”。
　　晋商产生于山西南部，然后向北发展，最后在中部达到鼎盛。晋商之旅的起点应该是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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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1）
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是指明清两代的晋商。明清两代的确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但这种辉煌是历史的积淀。当我们沉醉于晋商的辉煌时，不应该忘记这个漫长的积淀过程。正如我们赞叹罗马城的雄伟时，千万别忘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山西人有文字记载的经商活动从春秋时期起，到明代形成晋商时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个漫长的经商过程，远远没有以后那么显赫，经商者也没有以后那么富有，他们许多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业绩，其历史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们是先行者，没有他们艰辛的创业、失败、再创业，就没有以后的晋商。只有知道这一段历史，才能知道辉煌的晋商是如何炼成的。现在，我们就来轻轻翻开那一段已经封尘的晋商前奏史。
　　在春秋那一段历史中，我们的重点是盐及运域这一带的晋国。但那时的贸易并不仅限于这个地区。战国时魏文候的老师段干木，原来是“晋之大驵”，即交易经纪人。当时就有经纪人出现，可见商业活动之发达。山西北部的人还重视与戎狄族进行贸易，其基地是晋阳（今太原）。1963　年，在山西阳高县发现的战国时期货币“晋阳布”证明了这种贸易的存在，阳高当时为戎狄人居住之地。
　　西汉初年，文景两帝奉行“黄老之道”，实行无为而治，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文景之治”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强大的国力使汉武帝决定攻打对北部边疆威胁最大的匈奴。那时，山西人经常与长城脚下的匈奴人进行贸易，聂壹就是从事这种贸易的大商人。聂壹是山西马邑（今朔州）人，接受汉武帝的指派，在经商的同时收集情报。聂壹还帮助汉军设计诱敌深入。当时汉大将军王恢统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左右山谷之中。聂壹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匈奴人乘虚进攻。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今左云县）入境，直指马邑。在距马邑还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到有异。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右玉县）的官员。这个官员为了保命，泄露了全部机密，匈奴急令撤退。尽管聂壹的计划没有成功，但经商未敢忘国成为以后晋商的传统之一。我们可以从范氏为清政府军队运粮，以及其他晋商赈灾、捐助等活动中看到这种传统的延续。
　　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山西商人也加入了与西域商人贸易的行列。清末在山西灵石县发掘出了十六枚古罗马铜币，从币面看为罗马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铸，与我们汉代属同一时期。专家还推测，今天灵石县的贾胡堡村就是当年西域商人的聚集居住之地。《后汉书》中有“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记载。汉代的山西商人还把触角伸到东北地区，《后汉书》中就有太原人王烈在辽东经商的记载。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
　　以后史书中也有片言只语关于当时山西人经商的记载。《魏书》记载，山西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资累百万”。《晋书》记载，后赵建立者石勒曾在　14　岁时“随邑人行贩洛阳”。《北史》记载，北朝时期，“河东俗多贾要，罕事家桑”。
　　

湮没在历史中的晋商（2）
隋唐时，山西文水人武士是一个大木材商。《太平广记》中记载，他早年“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林森茂，因至大富”。富到什么程度呢？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得到武士财政上的有力支持，以后武官至礼部尚书，封应国公。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父亲。此外，还有山西闻喜人裴先在边境贸易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唐代时，山西从南向北的许多地方，潞州、泽州、汾州、并州、绛州、忻州、代州、朔州、云州等已出现许多一定规模的商业集镇，并向全国，甚至高丽、新罗等国幅射。五代后周时，太原高人李彦躩曾任太祖的榷易使，掌管了后周的财税大权。在当时的商业活动中，“并、治、幽、蓟之人尤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科学、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尽现当年首都汴京（今开封）的繁华与商业发达状况。山西商人在这个时代也大显身手。折中制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获得发挥盐业资源的优势，《金史》就有“解、绛民多贩盐”的记载。成功者也不少，例如，山西鲜州人娄应正是因贩盐而富，“计家财过一县之”，就是一家的钱比一个县的钱还多。
　　《宋史》中记载了并州阳曲人张永德经商致富，“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这位张永德还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宋太祖娶孝明皇后时，他“出■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投资”当然有回报，“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封建社会中　，皇帝和官员控制着资源，因此，只有与权力结合才能把商业做大。以后晋商中的官商结合传统正是由张永德这时而延续下来的。
　　元代山西商人也相当活跃。《马可波罗游记》中指出：“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马可波罗还注意到，在晋陕豫黄河三角地区，“有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虽然至今，学者们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尚有争论。但无论这本书是自己亲身游历写成，还是听别人的所见所闻写成，对山西商业活跃的记载还是可信的。
　　山西有独一无二的盐池，有铁与丝绸等物产，邻近河南、山东等产粮大省，又地接塞外，自古就与少数民族杂居。这些优势使得山西在明清之前就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这些无疑是明清后晋商形成的物质基础。
　　但比这种物质条件